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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红楼梦》早期续书所反映的清后期社会思潮

“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红楼梦》自1792年(乾隆57年)刊行以后，在清代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仅有评点派、题咏派的出现，且有大量续书纷纭杂陈，1797年(嘉庆2年)第一部续书《续红楼梦》(秦子忱着)出现，其后续书次比而出。清代学者平步青谈《红楼梦》续书时说：“嘉庆初年，《后梦》、《续梦》、《补梦》、《重梦》、《复梦》五种接踵而出。……道光中又有《梦补》、《圆梦》、《幻梦》三种，……近时复有《增补》、《梦影》二种，每下愈况，益不足观。”(《霞外附图{图}屑》第九卷)平氏概括虽不完全，但相当典型。时至今日，续书竟至三十余种。数量之多乃中外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关于续书的评价历来不一，清政府将其与《红楼梦》一样视为淫书，加以禁止，1868年(同治七年)江苏省的《查禁淫词小说》所列应禁书目，除《红楼梦》外，续书即达八种之多。(见《红楼梦卷》二册)裕瑞的《枣窗闲笔》是第一部专论《红楼梦》续书的着作。裕瑞“论诸书多贬少褒”，视为皆“续貂”之作。更有甚者如谢鸿申则直斥“各种续红楼梦皆粪窖也”。(见《答周同甫书》)今天的学者，有很多已看到了续书的学术价值，由于续书作者身份各异，有文人骚客，隐士逸人，甚至民国国务院秘书长也捉刀一试，因此，作者身份各异，眼光不一，角度不同，对《红楼梦》一书中的人物评价也各不相同，对人物道路的设计、归宿的安排也大相径庭。因此，续书可以看作是《红楼梦》的评论集。不过当今学者论及续书时却大都只着眼对它的文学价值、批评价值。但是，我们认为对续书的研究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看到续书中隐含着的各种社会思潮。续书作者由于受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所持的人生观、道德观以及价值观念互不相同，提笔续书时才会产生对人物的褒贬，以及对人物生活道路的不同设计。从续作者的精心安排之中，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可略窥一斑。续书作者的各种思想不仅在续书中通过人物之口明显地表露出来，而且深蕴于整部续书之中，有待我们去挖掘探究。拙稿意在着重论述本文拟就早期《红楼梦》续书所反映的清后期社会思潮试加论述。
《红楼梦》早期续书《续红楼梦》、《后红楼梦》、《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红楼复梦》所折射出来的清后期社会思想是混乱的。各种进步思潮崛起，传统的儒家观念充斥社会，而佛、道思想又混杂其中，以至于续书中矛盾百出，前后抵牾，但主要反映出当时的三种社会思潮：宋明理学发展到清后期，由于内外交困而分崩离析时的混乱思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驳杂主张；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这三种思潮在上述续书中都有所体现。但主要体现于《续红》、《后红》与《复梦》三部书中，《续红》、《后红》分别刊行于1797年、1798年，是最早出现的两部续书，后来的几部大都未脱其窠臼，甚至是二书的翻版，故而本文的论述即以二书为主。
清后期社会思潮纷杂，百说并陈。从《后红楼梦》中可以看到当时理学日渐动摇时的各种矛盾、杂乱的思想。作者逍遥子持理学的正统观念，以欣赏的笔调写贾政教育宝玉建功立业，立身扬名。贾政说：“宝玉这个孽障，……他放着孔孟之书不肯用心研究，从小只在姐妹中间调脂弄粉，学些歌赋诗词，不知着了什么魔头，……小小年纪便看到内典诸书，妄想成佛作祖，说也可笑。……具此天资不走正道。”(卷一)贾政口中的“正道”，就是步入仕途。作者直接评说道：“总是宝玉小儿心性，经此一翻风波，尚不肯一心归正。”这里的“正”即举业，也就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逍遥子认为《红楼梦》中宝玉所走的是邪道。作者在《后红楼梦》中让宝玉魁名高中，官运亨通，由庶吉士而翰林，由翰林至侍读学士。他的这种理学政治思想不仅体现在宝玉身上，同时还体现在黛玉身上，把她着力塑造成一个具有政治风度的人。黛玉还魂后与贾宝玉结婚，不久就管帐房，“显出才情，励精图治”，决心“要踹倒凤姐儿”，使荣国府“重新兴旺他起来”。(第十五回)第十九回写“林黛玉重兴宁国府”，一味按照曹雪芹塑造王熙凤、探春的模式来塑造林黛玉。林黛玉治理荣国府宣布了十四条规矩，连带而对于大观园略仿探春的办法重新治理。其中写林黛玉理家与王熙凤不同处，在林黛玉更多地着眼于封建礼教，带有更浓烈的政治色彩。十四条中的第一条：“两府里的奴才，子孙便做官，自己不许换名字受诰封，违了朝廷的制度；家常也不许违僭服色，进府来主子赏坐，只许拿个垫子坐在地上，也要叩过头谢了坐才坐。”这那里象理家，简直象《大清会典》中主奴关系“名分”和“纪纲”规定。林黛玉理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她玩弄权术还效仿封建帝王：“黛玉恩威并用的光景，明明的学着汉高祖接待九江王黥布的意思。”(第十七回)
《后红楼梦》着力塑造具有政治风度的名门闺秀林黛玉，还在企图以高旷开朗的气象写她独具胸襟。林黛玉有自己的抱负：“我既不能超凡出世，索性做一个男子汉，或者效力疆场，做出些卫青、霍去病的事业，再不然也赶上了李白、王圭。”作者以封建社会清官的形象写林黛玉，不仅让她帮贾政处理政事，并通过他人之口称赞她说：“就便同他议论些朝政民情也亮得紧。”(第二十二回)从以上逍遥子塑造宝玉、黛玉的笔墨可以看出，续作者受到了当时正统理学的影响，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来设计宝玉、黛玉。
逍遥子《后红楼梦》不仅有反《红楼梦》的一面，且有继承《红楼梦》的一面，这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混乱，此亦时代使然。
理学本身在其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就隐藏着矛盾，“理”作为万物的本体，一方面是理性，但又具有感性因素，在具有超验本性的同时，又是经验事物。到王守仁的“心”学，“心即理”的“理”日益由外在的规范、秩序变成内在的自然，甚至欲求了。这就诱发了新思想的产生，明中期市民文艺思潮的兴起，此其原因之一。
作为正统哲学的程朱理学的地位日渐动摇，另一表现是朴学(即汉学、考据学)的兴起。朴学出现的本身就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戴逸教授指出，十九世纪末阎若璩与胡渭的考据学就“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清史研究集》第二辑第10页)汉学势力至修《四库全书》时，战胜了宋学(程朱理学)，用梁启超的话说：“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15页)可见清后期宋明理学，由于内部矛盾的明显和扩大化，以及外部朴学兴起的打击，已分崩离析，进步思想也相续涌现，各种矛盾思想在一个体系中冲击碰撞。在这种思想环境下，《后红楼梦》中出现了与前面相反的笔调，人物描写与评述也大异其趣。《后红楼梦》保留了《红楼梦》中黛玉的个性，并且有所加强。在《后红楼梦》中黛玉被认为“机警而辩”，尖酸刻薄。逍遥子还写黛玉还魂后对王夫人与薛姨妈丝毫不加以辞色：“焙茗道：‘林姑娘好不傲呢，府里人说起来，太太时刻过去，比以前伺侯老太太还勤些，林姑娘全然不睬。’”(第二回)逍遥子并未将黛玉写成一个贤淑的女子，而是肯定了她反权威反传统的个性，并加以突出。黛玉甚至将攻击矛头直指儒家的至圣孔子：“你(宝钗)说孔圣人，从前孔圣人到了柱下见了老子，叹他犹龙，这时候老子还是个凡人，……孔圣人怎么不先知，他是个神仙!”(第三回)逍遥子写出了黛玉性格中桀骜不驯的一面，对宝钗道学家的面孔大加讥讽。他借黛玉之口说：“宝姐姐，你是个道学先生，动不动要说孔圣人。”(第二十三回)这不仅剌了薛宝钗，连带着也贬了孔夫子。逍遥子不但对“原是个尊重的道学人(黛玉语)的宝钗大加讽剌，又写宝玉淡泊功名，鄙视科举。当宝玉中进士后，对宝钗说：“你们呢，原改不过禄蠹的脾气，若说混几句歪诗文儿，骗个进士，也不算难。”(第十九回)续书中描写的黛玉和宝玉的叛逆性格，与曹雪芹笔下的宝玉、黛玉是一脉相承的，受理学观念影响的逍遥子塑造出这样两个形象是有着深刻思想内涵的。
宋明理学发展到王守仁的“心”学，强调“致良知”这条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路线。“良知”即“天理”，从认识论来说，是人人皆有的，无需从身外求良知，只要反身内求“致知格物”便可成为圣人，且是非标准都在“良知”中。王守仁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己的准则。”(《传习录》下)这种唯心主义的真理观，是对主观意识的肯定，也是对自我、对个性的肯定。王守仁的“心”学对个人意识的重视与肯定，恰恰诱发了个性解放这一思潮。赞美个人主观意识与欣赏个性解放，不仅不矛盾，而且正好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他强调自我，强调自我的“致知格物”，这对传统思想有破坏作用，发展下去成了肯定自我、发展个性的根据，延续至清，接近于近代自然人性论。因此续书中，黛玉的个性中反封建的一面，不但没有被磨灭，反而凸现出来。而王守仁强调自我，发展下去，容易导致反权威、反经典的思想。他提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到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李贽甚至提出“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对随便重复孔孟之言的道学家十分厌恶，斥之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同狗彘然也。”只有这种思潮的影响，才会出现《后红楼梦》中对宝钗道学家一面的无情批驳。
逍遥子有着理学正统的价值观，又有着肯定自我，反权威，反传统的价值观。用两种笔调塑造出两种不同的宝玉与黛玉，这两种人物形象在《后红楼梦》中并行而相悖。作者是受到了清后期理学混乱的思想影响，才会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这种矛盾不仅体现于此，还从逍遥子对佛道的看法中反映了出来。宋明理学表面上拒斥释道，程颢就说过：“道之不明，异端之害也。”程氏所言异端乃释、道。《后红楼梦》将僧道斥为“匪人”。作者向读者“点悟”道：“天下聪明之弟，再不要引他论道谈禅，以致为匪人所诱，沉迷不悟，至于失身。只就贾府中前面一个贾政，后面一个宝玉，便是榜样。”“要知神仙，只凭功德，不靠打坐。作为人生在世，果能够亲亲仁民爱物，不怕不做神仙。”(第一回)逍遥子还通过宝玉之口斥释教之诬罔：“我以前因别了你(黛玉)，妄想成佛成祖，真个要做和尚，几乎送了性命，才晓得这些异端邪说，到头来没有一个着实的下落。”(第二十三回)“异端邪说”便是作者对佛道的看法。宋明理学本身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以佛学的思辨结构为骨架，并吸收老庄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建立起的一种哲学体系，即佛化、道化的儒学。到清后期更成为一个融摄佛、道、矛盾重重的思想体系。因此，受清后期理学思想影响的逍遥子在续书中相当多的地方，又一反前面斥释、道为“异端邪说”的态度，或宣传佛道思想，或肯定修心养性可以成仙。从佛教“空”的思想出发，逍遥子鄙视货利，认为“银子这东西就是这样的，没有他便走不开，有了他就行得去。……又且奇得很，越有越要，越多越贪。这苟完苟美之心，谁也没有?”(第十一回)逍遥子还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各设计了一条修仙的道路。妙玉被贼人劫去是假，实则借此“跳出红尘”，“妙玉师傅现在极乐处逍遥(第十九回)。史湘云成了灵妙真人，能为人“传授修仙要诀”(第二十二回)。林黛玉死后的魂魄是“老太太求了观世音”，安顿“在宗祠内”，黛玉复生后，首先想到的是四大皆空，并“一心一意只想修仙”(第三回)。她修仙的道路是“只要父母夫妻长长守着的过，积些忠厚阴德，培些根基，渐渐地超脱尘凡，证他仙果，那些浮名荣耀真个看作浮云一般”(第十九回)。
《后红楼梦》中，逍遥子塑造宝玉、黛玉这两个形象时思想自相矛盾，并流露出对佛道的两种矛盾态度，从中可以看到其折射出的思想背景，即清后期宋明理学思潮的混乱局面。传统的理学体系开始崩溃，进步的思潮开始涌现，并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影响，改变着人们的人生观及价值观念。
《续红楼梦》(秦子忱着)一书则反映出清后期另一种在当时社会上大为流行的思想，即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合一这种思想形成甚早，宋之后大为流行。明代佛学四大家袾宏、真可、德清、智旭)思想中都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内容，或以儒证佛，或以佛释仙。除佛学家外，明代至王阳明以后，王派后学一反王阳明对佛学阳斥阴受的态度，率而直言兼容三教，王畿、焦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同时的管志道、林兆恩、何心隐、李贽都有类似的主张。清代三教合一的思想因袭于明，《续红楼梦》作者就明显地受到了影响。卷四有僧道二人指点宝玉参禅悟道途径时的一段话：“你原来是个痴人，儒、释、道三教名虽殊而理则一。释、道两家之明心见性，即儒教之克己复礼也；释、道两家之坐静参禅，即儒教之正心诚意也；释、道两家之定慧，即儒教之慎独也。……，譬如：‘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这就是至捷的路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绝妙的口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就是极尽的工夫。”秦子忱以儒解释佛、道。他还借宝玉之口说：“我今日始信‘吾儒之道即仙佛之道’”。(第六卷)这都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他的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儒、释、道相互融摄过程中，封建士大夫总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认为践履儒家的行为准则，就可以成仙成佛。《续红楼梦》中宝玉曾说：“我今日始信‘吾儒之道即仙佛之道’，总因世上的人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习焉而不察，终日迷于声色货利。乃至迷的要死，又妄想仙佛的长生，岂不可笑呢!”(第六卷)贾宝玉这段话脱胎于宋代大儒朱熹的一段语录：“人本有此理，但为气禀、物欲所蔽，……自家原有是物，但为他物所蔽耳。”(《朱子语类》)秦子忱的意思很明白：践履儒家学说是成佛成仙的途径。可见他的思想杂糅道、释，而以儒家为主。正因如此，秦子忱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准则，认为《红楼梦》中黛玉所体现的反封建的性格是不足之处，并借警幻之口教训黛玉道：“聪明太过须要放浑厚些。”续作者认为黛玉是“嘴尖舌快”之人，原书中黛玉性格最闪光的部分被抹杀净尽。而宝钗稳重大方，雍容大度则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她成了儒家思想所要求的标准妇人。但是清后期三教合一思想由于受到王派后学的影响，吸收了新鲜血液，融汇了许多新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
自明代新的文学思想勃兴，文学方面，李贽力倡“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卷三)“童心”即真心，也就是人内心的真情实感。只有真正表达出人物内心流动着的真情实感，才可能创作出感人至深的文学作品来。受李贽影响的汤显祖以情作为他的文艺理论核心，大声疾呼：“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生。”(《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四、三十三)认为情感可以超越生死、时空的界限，可以永恒。这种应文学表现真实感情的理论，对秦子忱有一定的影响，因此续书中秦子忱对虽然才貌绝世，但却抱恨早逝的林黛玉寄以深切的同情，让她还魂与宝玉再结良缘。秦子忱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曹雪芹对林黛玉叛逆性格的塑造，将黛玉刻画成一位至情之人，忠贞于爱情，面对苍天，敢于大胆反抗，书中有一段黛玉对警幻仙子讲的话：“易首乾坤，诗首关雎，人伦王化之原，情之所钟，上天弗禁。弟子与宝玉一段情缘，出自至情，并非伤风败化，钻穴窬墙之比。天地之大，于人何所不容，奈何苛毒至此?(第一卷)秦子忱让黛玉道出了曹雪芹笔下之黛玉深藏未露的炽烈情感，并大声控诉了上天即封建社会对纯真爱情的压制与摧残。秦子忱一反儒家正统观念，认为乾坤、《关雎》乃是理之至文，将乾坤与《关雎》视为情之源头。这些笔墨及其背后隐藏的思想，与李贽、汤显祖倡导并实践的理论，和《红楼梦》中对宝黛纯洁真挚的爱情描写，是一脉相承的。
诸多续书中对曹雪芹的进步世界观有所继承，反映了清后期的进步思潮，但续书作者较诸旷世巨人曹雪芹，不仅笔力不济，且思想落后，更囿于当时思想背景，因而对清后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反映较多，次则三教合一的思潮，对明中期以来的反封建思潮，可以说仅反映了它的潜滋暗长，其深度、广度都是不够的。
我们说《红楼梦》续书是思想集，还在于续书所反映的思想几乎囊括了嘉庆至清末评《红楼梦》各派的思想，除索隐派外，各派思想在早期续书中都有反映，这需要专文论列，于此不赘。
用汗牛充栋形容《红楼梦》论着之多，亦不为过，但于续书评价、研究实乃凤毛麟角，这种极大的反差的出现，除资料限制外，我个人认为这与我们的文化视野不无关系。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勒高夫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也存在着这个问题，以往为学人不屑一顾的材料，深入研究后，往往会发现新问题，《红楼梦》续书就是这样。不深入研究续书，就不能多角度、多侧面的阐明《红楼梦》的影响，不深入研究续书也就不能深入理解早期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评论，也谈不到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清后期的思想。笔者初步论及《红楼梦》续书这种文化现象，草成短文，意在向前辈及朋友请教。
（文章来源：《蒲峪学刊》1993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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