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刘斐：汉寿亭侯考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嘉靖帝-刘斐：汉寿亭侯考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刘斐：汉寿亭侯考辨
汉寿亭侯考辨
(首发)
刘斐
复旦大学中文系
【摘要】关于“汉寿亭侯”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汉寿”爲地名说；另一种是“汉”爲朝代名说。我们对“汉”爲朝代名说的依据一一辩驳后，认可“汉寿”爲地名说。关于“汉寿”位处何地，大致有三种观点：其一爲“武陵说”。二爲“蜀地说”。其三爲 “两地说”。而我们经过考证后提出第四种观点“两地皆非说”，因爲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而武陵之汉寿与蜀地之汉寿皆爲县名，故两地皆非，汉寿当爲“亭名”，即“亭名说”。
【关键字】汉寿亭侯 武陵说 葭萌说 两地说 亭名说
据《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 [1]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表封关羽爲“汉寿亭侯”。关于“汉寿亭侯”是汉之寿亭侯还是汉寿之亭侯，历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爲“汉寿亭侯”的“汉”是表朝代名，“寿亭侯”爲其爵位封号，即“汉” 爲朝代名说。另一种观点，认爲 “汉寿亭侯”的“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爵名，即“汉寿”爲地名说。
一、“汉”字爲朝代名说
弘治本《大明会典》[2]和清人宋牧仲《筠廊偶笔》[3]均持此观点，《筠廊偶笔》还说“大内有寿亭侯印一方”。张舜徽主编的《三国志辞典》也设有“寿亭侯”这一词条[4]。李梦生先生据元人王寔《东吴小稿》中《寿亭侯印铭并序》记载役工得“寿亭侯”印而认爲“关羽所封爲‘寿亭侯’无疑”[5]。持此观点者之依据，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历史上曾发现“寿亭侯”印
“寿亭侯”印的发现可以说是支撑“汉” 字爲朝代名说的最有力的证据。
（1）洪迈在《容斋四笔》卷八[6]载曾先后四次发现“寿亭侯印”：
其一，宋高宗绍兴年间（公元1131— 1162年间），洞庭渔者得“寿亭侯印”且藏于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其二，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复州宝相院伐木于土中得 “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其三，宋甯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邵州守黄沃叔启于郡人张氏处购得“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其四，时人王仲言藏有“寿亭侯印”。
洪迈在文中认爲这四枚印“皆非真汉物” ，并提出几点理由：其一，“汉寿乃亭名，不应去‘汉’字”；其二，(此印)“其大比它汉印几倍之”；其三， “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其四，“云长以四年受封（按，当爲建安五年受封），当即刻印，不应在二十年”。
此外，清人张镇在《古印考辨》[7]中也从六个方面指出洞庭湖所出印为伪：其一，关羽败于临沮，即使丢了印佩，也“无缘远没洞庭”；其二，汉印其文当爲篆书，今印字体“不甚与缪篆合”；其三，据《后汉书·舆服志》诸侯印为龟纽，今印非龟纽；其四，汉制“纽间初不着环”，而“今环在鼻上且连施吾环”；其五，关于以汉寿封，而今印“止寿亭字”；其六，汉印印文皆为章，今印“ 非章而为印。”
关于宋高宗绍兴年间得“寿亭侯印”的史实，宋人陈杰[8]也在诗中记叙曾见此印，但他认爲“远不可考”。此外，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五[9]也有记载，绍兴初，潭州人得“寿亭侯印”于水中。但他指出“篆不古，非汉魏间字体”。即赵指出这枚印不可能是关羽的。不过，赵在这裏提出一种折中的看法“或云：晋宋以下，别有封寿亭侯者，亦未可知”。
（2）元丙戊年间（公元1346年）曾发现“寿亭侯印”
元人王寔在《东吴小稿·寿亭侯印铭并序》中记载丙戊年间（即元顺帝至正6年，公元1346年）役工得“寿亭侯印”，李梦生先生据此在《关于“汉寿亭侯”》一文中认爲“关羽所封爲‘寿亭侯’无疑”。我们仔细考查《东吴小稿》中对该枚寿亭侯印的描写“（该寿亭侯印）铜色水泽莹洁，朱斑杂点，螭虎旋绾其中, 铁环实贯于上, 若行军备带之物[10]”，则可知该印绝非关羽之印，因爲据《后汉书·舆服志》[11]天子印（玺）方爲螭虎纽，诸侯王印爲龟纽，而现在该印却“螭虎旋 绾其中”显然与汉制不符。
由以上论证可知，先后出土的“寿亭侯印 ”皆非关羽之印。
（3）所谓“汉寿亭侯印”
与宣称发现所谓“寿亭侯印”不同的是，有人宣称发现了“汉寿亭侯印”。明代黄希声记载（明）宏治三年（公元1490年）十月十八日扬州淘河获“汉寿亭侯之印”，但他指出“然印亦朱文叠篆实明製非汉物[12]”。清人柯汝霖也认爲有所谓“汉寿亭侯印”存在，其所编之《关帝年谱》 [13]于“曹操即表封公爲寿亭侯”一句下注“胡氏绮曰今关帝庙中有汉寿亭侯印一钮……相传宋绍兴中洞庭渔人得之，入于潭府，洪氏随笔记甚详。”然查诸元人胡琦所编之《关王年谱图》中其原文曰：“今庙中有亭侯印一钮[14]”。只曰有“亭侯印”未言有“汉寿亭侯印”，且书中有《亭侯印图》[15]，辨其文，亦爲“寿亭侯印”。可见，柯氏于此处曲解了胡书的原意。况且《容斋随笔》中洞庭渔人绍兴年间所得之印亦爲“寿亭侯印”，而非“汉寿亭侯印”[16]。可见柯氏想以“汉寿亭侯印”的存在以证明关羽爲“汉寿亭侯”而非“寿亭侯 ”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误将胡氏及洪氏笔下之“寿亭侯印”曲解爲“汉寿亭侯印”则非也。
（二）文献中有关羽爲“寿亭侯”的记载
前文已述，明孝宗弘治年间（公元 1488年至1506年）所修之《明会典》与宋牧仲《筠廊偶笔》均认爲关羽爲“寿亭侯”，因爲“大内有寿亭侯印”。而所谓“寿亭侯印”上文已证其伪。且明世宗嘉靖十年（公元 1531年）南京太常少卿黄芳上奏朝廷指出《明会典》载关羽爲“寿亭侯”有误[17]，朝廷纳之，万曆重修本《明会典》已经改爲“汉寿亭侯”[18]。
熊方在《后汉书年表》卷八[19]中也将关羽爵号记爲“寿亭侯”，后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五[20]及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21]裏均指出熊方称关羽爲“寿亭侯”是“传写脱误也” 。
（三）通俗文学中多次出现“寿亭侯”
在元代《至元新刊三分事略》[22]中卷之《操勘吉平》一节有“尔能降我，封尔寿亭侯”，在《关公袭车胄》一节有“帝见关公虬髯过腹，心中大喜，官封寿亭侯”，在《关公刺颜良》一节有“先主自思‘想兄弟关云长官封寿亭侯…… ’”，在《关云长千里独行》一节中有“张飞问二哥哥在何处，先主具说关公扶佐曹操，官封寿亭侯”。均将关羽称为寿亭侯。以上情节皆见于《三国志平话》，且每节标题及行文与《三分事略》皆一致[23]。元人关汉卿之《关大王单刀赴会》第二折鲁肃和司马徽均称关羽爲“寿亭侯” [24]。高文秀之《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第三折有“（曹操引卒子上，云）……某领云长到于许都，加爲寿亭侯之职[25]”。而在元代无名氏《关云长千里独行》[26]裏曹操、张辽、关羽的嫂子和张飞更是异口同声的称关羽爲“寿亭侯”，乃至关羽也自称“(关末云)我如今官封爲‘寿亭侯’哩”。此外，元杂剧《寿亭侯怒斩关平》[27]和《寿亭侯五关斩将》[28]更是在标题中就称关羽爲寿亭侯。可见在元代通俗文学中多次出现将关羽称爲寿亭侯的现象。
到了明代，通俗文学中继续出现将关羽称爲寿亭侯的现象。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六[29]《云长延津诛文丑》中有曹操送关羽“寿亭侯印”而关羽不受，加“汉”字而后受的情节，“却说曹操爲云长斩了颜良，倍加钦敬，表奏朝廷，封云长爲寿亭侯，铸印送与关公。印文曰：‘寿亭侯印’ ，使张辽赍去。关公看了，推辞不受……操曰：‘吾失计较’，遂交销印别铸印文六字‘汉寿亭侯之印’，再使辽送去，公视之笑曰：‘丞相知吾意也’。遂拜受之”。此外在该卷《关云长封金挂印》一节中还有“遂将累受金银一一封记，悬寿亭侯印于库中”的情节。以上情节皆旁见于汤学士校本《三国志传》卷五[30]和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三[31]。
此外，清代小说《隋唐演义》[32]、《聊斋志异》[33]及《忠孝勇烈木兰传》[34]中也有将关羽称爲“寿亭侯”的现象
毛宗岗指出俗本中有“曹瞒铸寿亭侯印贻公而不受，加以‘汉’字而后受”的拙劣情节，并认爲“是齐东野人之语[35]”。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36]也说“俗人据小说《三国志》称公‘寿亭侯’，尤可喷饭”。足见通俗文学中将关羽称爲“寿亭侯”之误。
事实上，通俗小说家将关羽称爲“寿亭侯 ”而认爲“汉”是朝代名，除了其自身对史实的忽略外，还有更深的原因。在《三国志》研究中历来就有“帝魏论”和“ 帝蜀论”之间的争论[37]，即认爲魏国和蜀国到底孰爲正统的问题。自古以据中土者爲正朔，然而南宋中原已失，偏安一隅，处境与蜀国极爲相似。而蜀汉以汉室一脉自居与南宋认爲自己是宋室一脉相似，故“帝蜀论”的实质是“帝南宋论”。《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三国志提要》[38]中指出“（宋）高宗之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土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纷纷起而帝蜀。”可见，“帝蜀论”的实质是“帝南宋论”，而“帝蜀论”导致人们将蜀汉视爲正统，因此忠于蜀汉成了忠义的表现，而关羽恰巧爲其典型，因此其封号“汉寿亭侯” 中的“汉”字易与关羽所效忠的 “汉”朝相联繫，并视爲朝代名，以此进一步突出其特殊含义，加之通俗文学家在作品中迎合并加以发挥民众心中这一情结，因此通俗文学中大量出现将关羽称爲“寿亭侯”的现象。
以上已对“汉”爲朝代名的依据一一予以了辩驳，除此以外，从史料记载中也可证明汉寿亭侯之“汉”字非朝代名。
（1）《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 [39]记载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群下上先主爲汉中王，表于汉帝曰：‘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蕩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从该表可以看出，与关羽同爲亭侯的马超、张飞都未在其爵号前加朝代名“汉”字，可以“汉”非朝代名。
（2）据《新唐书》卷一十五《礼乐志》 [40]记载唐德宗建中三年治武成庙“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越相国範蠡……汉相国平阳侯曹参……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
据上文可知，各位名将的官爵名前爲朝代名，如範蠡前爲“越”，曹参前爲“汉”。可见“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中“蜀”是其朝代名，“前将军”爲官名，“ 汉寿亭侯”爲爵位名。同样的称谓方式旁见于《新唐书》卷八十八《宰相世系表》[41]。
（3）《明史》卷五十《礼志》[42]记载“后复增四：关公庙，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于鸡笼山之阳，称汉前将军寿亭侯。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订其误，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 可见明高祖洪武二十七年立关公庙，误称关羽称爲“汉前将军寿亭侯”，即认爲“汉”是朝代名。到了明世宗嘉靖十年已改正错误，称爲“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在毛批《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袁本初损兵折将，关云长挂印封金》中毛宗岗指出[43]“鸡笼山关庙内题主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但毛宗岗觉得还不够“余则谓当于外额亦加一‘汉’字，曰‘汉汉寿亭侯之祠’，则人人洞晓矣。”
由以上论证可知，“汉”爲朝代名说是错误的。
二、“汉寿”爲地名说
主张“汉寿”爲地名说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据历代文献，特别是地理文献之记载，确有“汉寿”此地。（详见后节）
（二）史料中有某人爲“汉寿人”，甚至具体指明爲“武陵汉寿人”的记录。
（1）被记载爲汉寿人的有袭玄和绍荣兴。《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沅水又东径临沅县南”其下注曰“县南有晋征士汉寿人袭玄之墓”[44]。又据《南史·刘勉传》[45]记载 “汉寿人邵荣兴六世同爨，（刘勉之子）悛表其门闾”。该史实旁见于《南齐书·刘悛传》[46]
（2）被具体记载爲“武陵汉寿人”的有龚祈、潘浚、潘京和伍朝。据《南史·隐逸传》[47]载“龚祈字孟道，武陵汉寿人也。”该史实旁见于《宋书·隐逸传》[48]。又如，据《三国志·潘浚传》[49]记载“潘浚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又如，据《晋书·潘京传》记载“潘京，字世长，武陵汉寿人也 [50]”。再如，据《晋书·隐逸传》[51]记载“伍朝，字世明，武陵汉寿人也。”可见历史上确有“汉寿”此地。
（三）史料中出现跟汉寿有关的官职名或爵号。
史料中曾出现过“汉寿令”、“汉寿伯相 ”、“汉寿县子”、“汉寿县伯”和“汉寿左尉”等与汉寿有关的官职名和爵号。
（1）汉寿令。据《陈书·钱道戢传》 [52]记载“钱道戢字子韬，吴兴长城人也。父景深，梁汉寿令。”该史实旁见于《南史·钱道戢传》[53]。可见钱道戢的父亲钱景深曾任汉寿令一职。
（2）汉寿伯相。据《宋书·州郡志》 [54]记载“汉寿伯相。前汉立，后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 134年）更名。吴曰吴寿，晋武帝复旧。”指出汉代曾设立“汉寿伯相”这一官职。
（3）汉寿县子。史书记载王镇恶曾被封爲“ 汉寿县子”。据《宋书·王镇恶传》[55]记载王镇恶“以讨刘毅功，封汉寿县子。”该史实旁见于《南史·王镇恶传》[56]。
（4）汉寿县伯。历史上曾有两人被封爲汉寿县伯：沈林子和蔡道恭。据《宋书·自序传》记载 “高祖践阼，以佐命功，封（沈林子）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57]。该史实旁见于《宋书·列传第三》[58]及《南史·沈约传》[59]，即沈林子曾被封爲汉寿县伯。
此外，蔡道恭也曾被封爲汉寿县伯。据《梁书·蔡道恭传》[60]记载“（蔡道恭）天监(公元502年至520年)初，论功封汉寿县伯”，又皇帝曾下诏褒扬蔡道恭“诏曰：‘……汉寿县开国伯道恭，器干详审，才志通烈’”。史实旁见于《南史·蔡道恭传》[61]。可见蔡道恭也被封爲汉寿县伯。
（5）汉寿左尉。在湖南省常德市城区北部穿紫河地带的南坪岗古墓群中，发掘出东汉中晚期的“汉寿左尉”墓。该墓中出土了一枚阴刻“汉寿左尉”的滑石印章 [62]。“汉寿左尉”印的出土，不仅证实了存在“汉寿” 此地，还证明了历史上曾设有“汉寿左尉”这一官职。
由上文可知，史上曾有以汉寿爲治地或封地的记载，即有跟汉寿有关的官职和爵号的记载，可见确有“汉寿”此地。
据以上论证可知，“汉寿亭侯”是“汉寿 ”之亭侯，不是“汉”之“寿亭侯”，即“汉寿”爲地名说才是对的，那么关羽的封地“汉寿”在何处呢？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有两个“汉寿”：“武陵之汉寿”和“蜀地之汉寿”。那么到底关羽的封地“汉寿”究竟位于何处？历史上有三种观点：
其一爲“蜀地说”，即认爲其封地是由蜀地之葭萌县改名而来的汉寿。
其二爲“武陵说”，即认爲其封地是武陵下属的汉寿。
其三爲“两地说”，即认爲上述两地都是关羽的封地，认爲关羽曾两次受封。
三、“蜀地说”（葭萌说、犍爲说）
《尔雅注疏》卷七 “梓潼汉寿，此本广汉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蜀先主改名汉寿县[63]”。可见蜀地之汉寿本爲广汉郡之葭萌县，刘备改名后，属梓潼郡。（该史实旁见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64]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65]），又据《晋书》卷一十四《地理志》[66]记载“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分益州，立梁州于汉中，改汉寿爲晋寿”。可见建安二十五年刘备将葭萌改名爲汉寿后，晋武帝泰始三年又改名爲“晋寿”。（ 关于“晋寿”的记载，可见于《晋书·桓温传》[67]及《北史·淳于诞传》[68]），蜀地之汉寿在西晋改名爲“晋寿”后，在“江左时期”（泛指东晋及南朝时期）又改名爲“晋安”，到了隋代又改回“汉寿”旧名，见《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 [69]“葭萌，蜀爲汉寿，晋改晋寿县，江左改晋安，隋改葭萌，取汉旧名。” 可见蜀地确实存在汉寿县。
此外，据史料记载蜀国大将军费祎曾北屯汉寿并在此遇害。据《三国志·费祎传》[70]记载 “（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夏，还成都，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故冬复北屯汉寿。延熙十五年（公元252年），命祎开府。十六年（公元 253年）岁首大会，魏降人郭脩在坐。祎欢饮沈醉，爲脩手刃所害”。该史实旁见于《三国志·三少帝纪》[71]及《三国志·后主传》[72]。可见费祎曾北屯汉寿并在此遇害。
由此可知，蜀地确有汉寿县，其本爲广汉郡下属的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刘备改名爲汉寿县，并改属梓潼郡，蜀后主延熙十四年大将军费祎曾北屯于此，延熙十六年费祎在此遇害。后来，晋武帝泰始三年汉寿县又改名爲晋寿县。江左时期又改名爲晋安，隋代又改回旧名“汉寿”。即蜀地之汉寿其地名演变过程可见下图：
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刘备改名爲）汉寿→（晋武帝泰始三年改名爲）晋寿→（江左时期改名爲）晋安→（隋代改回）汉寿
明代的程敏政、管律和清代的毛宗岗、杭世骏、吴青坛均持“蜀地说”。程敏政《爵嗣考》[73]和吴青坛《读书质疑》[74]中都认爲“（汉寿亭侯之）汉寿本县名，在犍爲，史称费祎遇害处。”明代管律在《汉寿亭侯壮缪关公祠碑》[75]也认爲“汉寿在犍爲”。清人毛宗岗也认爲“汉寿” “大将军费祎，会诸侯于此[76]。”杭世骏在《订讹类编》卷四中也认爲是“费祎北屯汉寿[77]”的汉寿。
可见，以上学者皆认爲关羽的封地“汉寿 ”爲由葭萌县改名而来的汉寿，且程敏政、胡应麟、管律、吴青坛还具体认爲“汉寿”“在犍爲”，即所谓“犍爲说”。
事实上，“犍爲说”是不正确的。从地图上看，按从南至北的顺序而言，依次爲犍爲——成都——广汉——梓潼——汉中，也就是说犍爲在成都之南，倘若果爲此地的话，那么费祎就不是“北屯汉寿”而是“南屯汉寿”了。可见“犍爲说”是不对的。
抛开“犍爲说”不论，那么“葭萌说”是否站得住脚呢？《三国志·关羽传》指出曹操表封关羽爲汉寿亭侯是在建安五年[78]，而蜀地之葭萌县是刘备在建安二十五年才改名爲“ 汉寿”的。也就是说关羽被封爲汉寿亭侯时，由葭萌县改名而来的“汉寿”（费祎被害之地）当时还叫做“葭萌县。”
由此可知，认爲关羽的封地是蜀地之汉寿，即葭萌说，是不对的。
四、“武陵说”（魏寿说）
（一）武陵之汉寿存在的依据
关于存在武陵之汉寿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史料中有某人爲“武陵汉寿人”的记载，如前所述，龚祈、潘浚和伍朝皆爲“武陵汉寿人”。
（2）地理文献中对“武陵之汉寿”的记载
《后汉书·郡国志》[79]在“武陵郡”下之“汉寿”写道：“故索，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更名，刺史治。”由此可见，即武陵之汉寿县，以前叫做索，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更名爲汉寿，且东汉时已是荆州刺史治所所在了。（关于汉寿属于武陵郡的史实旁见于《南齐书·州郡志》[80]。汉代荆州刺史治所在武陵汉寿的史实，旁见于《宋书·州郡志》[81]和《魏书·地形志》[82]。而关于其地名变迁的史实，旁见于《水经注·沅水注》[83]）
汉代将索改名爲汉寿后，三国时吴国据有武陵时又将其改名爲吴寿。关于“吴寿”，可见《宋书·符瑞志》“吴孙权赤乌五年三月，海盐县言黄龙见县井中二。赤乌十一年，云阳言黄龙见。黄龙二又见武陵吴寿，光色炫耀[84]”。
晋灭吴后，又将吴寿改回汉寿。见《宋书 ·州郡志》[85]“（汉寿）后汉顺帝阳嘉三年更名。吴曰吴寿，晋武帝复旧。”
据以上史料我们可知，汉寿县归武陵郡，以前叫做索，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4年）改名爲汉寿，汉代是荆州刺史的治所，三国吴国时期被改名爲“吴寿”，晋朝又改名爲“汉寿”，此外，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我们可知其旧址在湖南常德府东北四十裏的地方[86]。
其地名演变图可表示爲:
索→（汉顺帝阳嘉三年改名爲）汉寿→（三国吴国时期改名爲）吴寿→（晋朝时期改名爲）汉寿
（二）前贤多持武陵说
前贤多持“武陵说”。熊方《后汉书年表》卷八在“关羽”一格，下注“武陵”[87]，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指出熊方将关羽的爵号写成“寿亭侯”是“此传写误，脱去汉字，而注武陵则确也[88]”，即也赞成“武陵说”。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89]中指出“《续汉郡国志》：武陵属县有汉寿，乃汉顺帝时改名，关羽所封，盖即其地。”《辞源》也说“汉寿，县名……汉末关羽封汉寿亭侯，即此地[90]”。此外张维慎[91]和文廷海先生[92]也持“武陵说”。
（三）“武陵之汉寿”也非关羽之封地
在讨论武陵之汉寿是否是关羽的封底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看 “武陵之汉寿”，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行政区域。据前文所述，《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水经·阮水注》都指出“汉寿县”归属于武陵郡，是个县。而据《后汉书·百官志》[93]，列侯分爲通侯（县侯）、乡侯和亭侯，级别不同，其对应的封地级别也不同， “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即通侯的封地对应与县，乡侯、亭侯的封地对应于乡、亭。卢弼在《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六中指出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94]”。而“武陵之汉寿”是个县，因此不可能是亭侯的封地。
（四）关于刘禹锡的《汉寿亭春望诗》
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五《汉寿亭侯》中指出“刘禹锡有《汉寿亭春望》诗，自注在荆州刺史治。……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筑城建亭以志遗迹耳 [95]。”以此作爲“武陵说”的依据。然仔细考查上文会发现以下问题：
其一、刘禹锡原诗诗名爲《汉寿城春望》而非《汉寿亭春望》[96]，赵氏偶误。
其二、刘氏自注曰“古荆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庙兼楚王故坟”，可见刘禹锡也将“汉寿”视爲亭，是“古荆州刺史治亭”。
其三、“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筑城建亭以志遗迹耳”。关公“曾镇荆州”和关羽曾封汉寿亭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且由上文可知，刘禹锡笔下的汉寿亭是后人爲了纪念关羽“曾镇荆州”而造的，而非当年关羽的封地。
（五）关于“汉寿”即“魏寿”（“魏寿说”）
三国之贾诩曾被封“魏寿乡侯 ”、刘放曾被封“魏寿亭侯”。见《三国志 ·贾诩传》“文帝即位（黄初元年），以诩爲太尉，进爵魏寿乡侯”[97]及《三国志·刘放传》[98]“（黄初）三年，（刘）放进爵魏寿亭侯”。清人赵一清在《三国志补注·魏志》卷十四中认爲“魏寿”就是武陵之汉寿，且刘放的封地就是当年关羽的封地，即“魏寿即汉武陵郡之汉寿县也，关羽始封于此，魏改曰魏寿，又以封放[99]”。即所谓“魏寿说”。
然而仔细考查发现此说有以下问题：
其一，在《后汉书·郡国志》、《宋书· 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水经·阮水注》等地理文献都无魏将“武陵之汉寿”改名爲“魏寿 ”的记载。《贾诩传》和《刘放传》虽然出现了“魏寿”，但并未记载“魏寿”是由“汉寿”改名而来。
其二，从“武陵之汉寿”的归属问题来看
武陵之汉寿属于荆州，东汉末由荆州牧刘表控制。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表之子刘琮降曹[100]，荆州归曹操所有。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曹操战败，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南征四郡，武陵等四郡太守投降，此时武陵归刘备刘备[101]。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与孙权相约，“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吴，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此时虽然荆州一半已属于吴，但武陵还是归刘备[102]。后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吕蒙袭关羽，据有整个荆州，此时武陵爲吴所有。吴于天纪二年（公元280年）爲晋所灭，武陵归晋所有。可见除了曹操于建安十三年到十四年间，短暂地佔有武陵之外，终魏之世未再据有武陵。
由上文可列出武陵汉寿的归属示意图：
东汉末武陵归刘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归曹操→建安十四年（公元 209年）归刘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年）归孙吴→吴天纪二年（公元 280年），吴灭，武陵归晋朝。
而贾诩和刘放被封爲魏寿乡侯和魏寿亭侯的时间是在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和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此时武陵之汉寿被吴佔有，魏国如何改名？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认为“此虽吴地，因其时孙权臣服魏人遥改名[103]”即认为当时虽然武陵之汉寿被孙吴占据，但因孙权臣服于魏，故“遥改名”。其情理虽通，然前文已述，信史中未见将武陵之汉寿更名为魏寿之记载，故王说当属臆断。
其三，我们注意到刘备据蜀乃改葭萌爲“ 汉寿”，吴据武陵之“汉寿”乃改名爲“吴寿”，而晋据葭萌之“汉寿”乃改名爲“晋寿”。可见，“汉寿”、“魏寿”、“吴寿”、“晋寿”均有特殊意味，寓王朝长寿。而据《贾诩传》和《刘放传》贾诩爲奠定曹丕的太子地位立了大功[104]，刘放也是受到从魏太祖、魏文帝到魏明帝三代魏主的垂青，曹操将其功比班彪，魏文帝让他“掌机密”，到了魏明帝即位时，更是“尤见宠任。”[105]可见，即使真有将武陵之汉寿改名爲“魏寿”之事，此魏寿也是象徵意味大于实际意味，且贾诩和刘放都备受魏主宠信，被封此号，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很好的解释了，爲什么贾诩和刘放的爵位等级不同（贾诩爲乡侯，刘放爲亭侯）但是却拥有共同的名号“魏寿”。
其四，三国时期爵前的名号已多不表地名。
据《晋书》卷一十四《志第四·地理上》 [106]记载“刘备章武元年，亦以郡国封建诸王，或遥采嘉名，不由检土地所出 ”。“孙权赤乌五年，亦取中州嘉号封建诸王”。刘备孙权都是“遥采佳名”分封各自的功臣，因此“魏寿”也可能是“ 遥采佳名”的产物，更多表一种象徵意义。
由上述论证可知以贾诩和刘放爵号前有“ 魏寿”爲理由而主张“武陵说”，是不正确的。
五、“两地说”
有人主张武陵之汉寿和由葭萌县改名而来之汉寿都是关羽的封地，关羽被封了两次。
在北京图书馆珍藏的赵一清手抄本《三国志补注》中，他在《魏志》卷十《贾诩传》中“（贾诩）进爵魏寿乡侯”一句下注曰：“武陵郡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魏改爲魏寿，故蜀又以葭萌爲汉寿也[107]”。在《魏志》卷十四《刘放传》“放进爵魏寿亭侯”一句下注曰：“魏寿即汉武陵郡之汉寿县也。关公始封于此。魏改曰魏寿，又以封放，而蜀因改葭萌爲汉寿[108]”。此外，他在《蜀志》卷六《关羽传》还写道：“曹公即表封羽爲汉寿亭侯”一句下面写道“一清按：蜀以葭萌爲汉寿县而关公佐命元勋，更不易封，岂以赐命汉朝，故特改斯名以宠异之[109] ”。
而据我们前文论证地理类史料记载中都无魏将“汉寿”改爲“魏寿”的记载。倒是有吴将其改爲“吴寿”的记载。且赵一清认爲是魏国先改，蜀国才改，即“魏改爲魏寿，故蜀又改葭萌爲汉寿也”史无可考。再者，所谓“羽佐命元勋，（刘备）特改葭萌爲汉寿以宠异之。”即刘备是否是爲了特意表示对关羽的恩宠而将葭萌改爲汉寿，未见诸史着，不可考。由此可见，赵一清只是一家之言，且所言未知有何史据。
到了清代，清人张镇则在其《汉寿亭侯考辨》[110]一文中全面阐释了“两地说”的观点。其文曰“汉寿亭侯之封宜凡有二：‘一爲曹操，一则当属刘备”，又曰：“是时封拜元勋，张益德等诸将各已得侯，甯于（关）帝而不别加锡秩乎？夫帝既以操爲汉贼，亦岂乐以其所有之爵自荣？即昭烈开国酬庸，以褒将帅，唯当宠之新命，趣爲刻印，安有使仍故侯，无所旌异而遂可以服英雄之心，宏霸王之略哉？既改葭萌爲汉寿，因即以封帝。”即认爲关于两次被封，第一次是曹操表封的，第二次是刘备封的。因此两个汉寿都是关羽的封地。
上文有以下问题：
其一，据《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张飞曾两次受封。一次是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领荆州牧佔据荆州时，被封爲新亭侯[111]。 此时，葭萌县尚未改名爲“汉寿县”。第二次是刘备称帝后，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封张飞爲西乡侯[112]。此时，关羽已死。可见“而是时封拜元勋，张益德等诸将各已得侯，甯于（关）帝而不别加锡秩乎？”推理有误。
其二，即使是刘备追封关羽，那么也不应该再叫做“汉寿亭侯”了。用张镇的话来说“安有使仍故侯，无所旌异而遂可以服英雄之心，宏霸王之略哉？”如果刘备照旧封关羽爲汉寿亭侯，则与曹操无异（具封关羽爲亭侯，而张飞已封爲乡侯）“无所旌异”，无法“服英雄之心”。
其三，“夫（关）帝既以操爲汉贼，亦岂乐以其所有之爵自荣”，即如张镇所言关羽以曹操爲汉贼，那么，既然既然以曹操表奏之爵位（亭侯）爲耻，又如何可能愿意保留其号（汉寿）呢？
其四，“既改葭萌爲汉寿，因即以封帝。 ”认爲将葭萌改爲汉寿后就以之分封给了关羽。然而史无可考，当属臆断。
由此可见，认爲关羽两次受封，多爲臆断，而未见诸史着。即“两地说”是不对的。
六、“两地皆非”说（“亭名说”）
据前文考证，我们已经指出了“武陵说” “葭萌说”“两地说”的错误，而且指出据汉制“亭侯不得袭用县名”，“亭侯”所对应的封地应爲“亭”而不能爲“县 ”，即汉寿当爲亭名。事实上该观点，前贤也多有述及。
唐刘禹锡在《汉寿城春望诗》[113]中自注汉寿是“古荆州刺史治亭”，前文已述武陵之汉寿是汉代荆州刺史的治所，可见刘禹锡认爲“汉寿”是“古荆州刺史治”下面的一个“亭”。宋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八[114]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汉寿乃亭名”。又，王先谦曰：“汉寿县三国吴改曰吴寿（见沈志），晋志仍曰汉寿，献帝封关羽汉寿亭侯当即县亭[115]”，即虽然王先谦持“武陵说”，但他也认识到“献帝封关羽汉寿亭侯当即县亭”。即“汉寿”是汉寿县裏的一个“亭”。
此外，沈家本也认爲“汉寿，乃亭名也” [116]。盛巽昌在《三国演义补证本》[117]第二十六回也旁批曰“按，汉寿只是亭名”。卢弼更是指出：“武陵之汉寿爲县名，非亭名，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恐别有汉寿亭不可考耳”[118]。
综上，我们认爲：其一，据汉制，亭侯之封地当爲亭，故“汉寿亭侯”裏的“汉寿”是亭名，而非县名，因此该汉寿是汉寿亭，而非武陵之汉寿县，也非蜀地之汉寿县。二，可能由于该汉寿只是“亭”这一行政级别较小的单位，而史料又缺乏详细的记载因此该汉寿亭的具体方位，现已无从查考。
刘禹锡、胡应麟和王先谦虽持“亭名说” ，但都坚持认爲“汉寿亭”是武陵之汉寿县或蜀地之汉寿县下一亭。然而，既然主张“汉寿”是亭名，则当从史料中查找何处有亭其名爲汉寿，今据史料未见武陵之汉寿县及蜀地之汉寿县其下有亭名爲汉寿，则不可臆断汉寿亭必在武陵抑或必在蜀地。
七、结论
“汉寿亭侯”应爲汉寿之亭侯，即“汉寿 ”爲地名说是正确的。
历史上曾有两个汉寿：一爲蜀地之汉寿。以前叫做葭萌县，后刘备据蜀后改名爲汉寿县，晋朝灭蜀后又改名爲晋寿县，江左时期改名晋安，隋朝又改回汉寿旧名。一爲武陵之汉寿。以前叫做“索”，汉顺帝阳嘉三年改名“汉寿”，三国时期吴国将其改名爲“吴寿”，晋灭吴后，又将其改回“汉寿”。这两个汉寿的行政级别都是县。据汉制，县侯、乡侯、亭侯的封地对应的行政级别是不同的，亭侯对应的封地应爲“亭”，且据汉制“亭侯之号不得袭用县名”。而无论是武陵之汉寿还是由葭萌改名而来之汉寿，均爲县名，与汉制不符。所以“葭萌说”和“武陵说”都是不正确的。
有人提出“两地说”认爲关羽曾先后两次受封，但所述多属臆断，无可信史料支撑，故“两地说”亦非。
在辩驳“武陵说”“葭萌说”和“两地说 ”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两地皆非说”，即关羽所封的“汉寿”既不是武陵的汉寿县也不是蜀地的汉寿县。据汉制，该 “汉寿”应爲“亭”，是亭名，即主张“亭名说”，且该观点前贤也多有述及。至于该“汉寿”的具体方位，我们认爲应其是“亭”这一行政级别较小的单位，而史料又缺乏记载，故已无从稽考。但是“汉寿”是“汉寿亭”，而非“武陵之汉寿县”也非“蜀地之汉寿县”这一点是应该明确的。且因未见有史料记载武陵之汉寿县及蜀地之汉寿下有亭名爲汉寿，故不可臆断汉寿亭必在武陵之汉寿县或必在蜀地之汉寿县。
[1]《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关羽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6年9月，页560
[2]《明会典》初成于弘治年间，是爲弘治本。后万曆年间重修，是爲万曆本。万曆重修本《大明会典》卷九十三《礼部五十一》在“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庙”一句下注曰：“旧称汉寿，嘉靖十年始正今名。”可见弘治本曾误称关羽爲寿亭侯。扬州，广陵书社影印，2007年1月，页1463。又，该史实旁见于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汉寿亭侯》：“《大明会典》亦止称寿亭侯……嘉靖十年太常卿黄芳奏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4月，页759
[3]宋牧仲《筠廊偶笔》：“大内有寿亭侯印一方，有钮连环四，刻寿亭侯印，朱文四字。”四库存目丛书本，114册，页708
[4]张舜徽主编《三国志辞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年4月，页558
[5]李梦生《关于“汉寿亭侯”》，刊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化论丛》第五十七辑，页34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
[6]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八，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2005年11月，页724-725
[7]《解梁关帝志》卷二《古印考辨》，载《关帝文献彙编》册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影印， 1995年，页748-749
[8] 宋人陈杰曾作诗《曩从玉泉道人见寿亭侯印大可方二寸倂解池龙骨一枚云侯所下讨者今从玄潭道人见旌旗令剑长不过五六寸云令留以镇小妖者皆微物远不可考道人请予赋剑因倂及印以起兴焉》，其诗名甚长，然据诗名亦知陈杰认爲所谓该印“远不可考”，即也怀疑该印的真实性。又，据其诗“玉泉寺中三钮铜，十年解池讨业龙”一句，可知此印正是洪氏随笔所记绍兴年间所得之印（洪氏随笔曰绍兴间所得印藏于玉泉关将军庙中）。见《全宋诗》卷三四五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页41101
[9]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6年8月，页89
[10]李梦生《关于“汉寿亭侯”》，刊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化论丛》第五十七辑，页34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
[11]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志三十舆服下》“乘舆黄赤绶，四采，黄赤缥绀，淳黄圭，长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一句下注“《汉书仪》曰玺皆白玉，螭虎纽”。“诸侯王赤绶”一句下注“徐广曰太子及诸侯王印龟纽”。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4年2月，页1357
[12]《关圣帝圣迹图誌全集》卷二《侯印考》，载《关帝文献彙编》册一，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影印， 1995年，页399
[13]柯汝霖《关帝年谱》，载国家图书馆编《汉晋名人年谱》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4年6月，页246
[14]胡琦《关王年谱图》，载国家图书馆编《汉晋名人年谱》二，页193
[15]胡琦《关王年谱图》，载国家图书馆编《汉晋名人年谱》二，页191
[16]《容斋随笔·四笔》卷八：“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有寿亭侯印一钮……相传云：绍兴中，洞庭渔者得之”。页724
[17]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大明会典》亦止称寿亭侯。明初，鸡鸣山建庙，只称寿亭侯。嘉靖十年太常卿黄芳奏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4月，页759
[18]万曆重修本《大明会典》卷九十三《礼部五十一》：“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关公庙”。扬州，广陵书社影印，2007年1月，页1463。
[19]《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后汉书年表》卷八，熊方纂，刘祜仁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10月，页73
[20]《陔余丛考》卷三十五：“熊方《后汉书年表》‘异姓侯’ 内有寿亭关羽……惟寿亭上少一‘汉’字盖传写脱也”，页759
[2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汉寿亭侯条”：“熊方《后汉书年表》第八卷异姓侯有寿亭侯关羽……此传写误脱去‘汉’字”。北京市中国书店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 1987年8月
[22]《三分事略》中卷，《古本小说集成》册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46-54
[23]《三国志平话》，《古本小说集成》册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52-60
[24] 关汉卿《关大王独赴单刀会》第二折：“（鲁云）别无他客，止有先生故友‘寿亭侯’关云长一人”，“（末唱）你道是旧相识‘寿亭侯’，和咱是故友”。《全元戏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月，页59
[25] 高文秀《刘玄德独赴襄阳会》，《全元戏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月，页598
[26]《关云长千里独行》：“（曹操同张辽上，云）……我奏知圣人，封云长寿亭侯之职”，“（张辽云）寿亭侯，俺丞相久等多时了”“（甘、糜二夫人上，正旦云）……圣人封了俺二叔叔爲寿亭侯”“（张飞云）……既然不降了曹操，怎生封你爲寿亭侯直到今日也？”“（关末云）我如今官封寿亭侯哩”，《全元戏曲》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月，页722-735
[27]《寿亭侯怒斩关平》，《全元戏曲》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月，页743-768
[28]《中国戏曲史资料丛刊·元代杂剧全目》卷三：“《寿亭侯五关斩将》，元明无名氏撰，也是园书目古今无名氏‘三国故事’目，着录此剧正名……今未见此剧传本”。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12月，页364
[29]《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古本小说集成》册 1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22-846
[30]《三国志传》（汤学士校本）中有关情节与嘉靖本内容一致，不过嘉靖本《云长延津诛文丑》一节，在汤学士校本之中名为《关云长策马刺颜良》，《关云长封金挂印》一节则二本之名皆同，见《古今小说集成》册34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259-268
[31]《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卷楼本）中有关情节与嘉靖本内容及每节之名皆同，见《古今小说集成》册34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484-497
[32]褚人获《隋唐演义》册三，第九十九回《赦反侧君念臣恩，了前缘人同花谢》： “疑是大汉‘寿亭侯’，宛如三界伏魔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7月，页657
[33]蒲松龄《聊斋志异·董公子》：“忽闻靴声訇然，一伟丈夫赤而修髯，似‘寿亭侯’像，捉一人头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页316
[34]《忠孝勇烈木兰传》第二十四回《真孝女遭厄刎颈，铁道人遗书诛妖》：“‘寿亭侯’从曹，徐元直救母，皆从权之道，其势不得不然”。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页171
[35]罗贯中着、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月，页325
[36] 王应圭《柳南随笔》卷四，《续修四库丛书·子部·第1147册》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嘉庆刻借月山房汇钞本影印，页 363
[37]李纯蛟《三国志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页165-180
[38]《三国志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月，页622
[39]《三国志》卷三二《蜀书二·先主传》，页528
[40]《新唐书》卷一十五《志第五·礼乐五》，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9年6月，页246
[41]《新唐书》卷八十八《表第十五下·宰相世系五下》：“关氏出自商大夫关龙逢之后。蜀前将军汉寿亭侯羽，生侍中兴，其后世居信都”，页2759
[42]《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999年，页870
[43]罗贯中着 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月，页325
[44]《四部备要·史部·水经注》卷三十七，上海，上海中华书局点校本，页489
[45]《南史》卷三十九《刘勉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年8月，页1003
[46]《南齐书》卷三十七《列传第十八·刘悛传》：“汉寿人邵荣兴六世同爨，表其门闾”。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999年版，页439
[47]《南史》卷七十五《隐逸传》，页1869
[48]《宋书·列传第五十三·隐逸》：“龚祈，字孟道，武陵汉寿人也”。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页2275
[49]《三国志》卷六十一《潘浚传》，页825
[50]《晋书》卷九十《列传第六十·潘京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9年4月，页1558
[51]《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北京，页1626
[52]《陈书》卷二十二《钱道戢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999年6月，页204
[53]《南史》卷六十七《钱道戢传》：“钱道戢字子韬，吴兴长城人也。父景深，梁汉寿令”，页1093
[54]《宋书·志第二十七·州郡三》，页1117
[55]《宋书·列传第五·王镇恶传》，页1308
[56]《南史》卷十六《王镇恶传》：“镇恶身被五箭，手所执矟于手中破折。江陵平后二十日，大军方至，以功封汉寿县子”，页298
[57]《宋书·列传第六十·自序》，页2458
[58]《宋书·列传第三》：“上初即位，思佐命之功，诏曰：“ ……林子可封汉寿县伯”，页1331
[59]《南史》卷五十七《沈约传》：“时武帝以方隅未静，複欲亲戎，林子固谏。帝答曰：‘吾辄当不复自行。’帝践阼，以佐命功，封汉寿县伯，固让不许”，页939
[60]《梁书》卷第一十《蔡道恭传》，北京，中华书局， 1994年4月，页131-132
[61]《南史》卷五十五《列传第四十五蔡道恭传》：“道恭少宽厚有大量……梁天监初，论功封汉寿县伯，进号平北将军”，页909
[62]据常德市博物馆所纂之《湖南常德南坪“汉寿左尉”墓整理简报》记载1998年底常德博物馆在南坪穿紫河清理了80余座古墓葬，“汉寿左尉”墓是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东汉中晚期砖室墓。内有滑石印章一枚，“方形，桥兴钮，阴刻有‘汉寿左尉’”，刊《江汉考古》2004年第四期，页23-27
[63]《尔雅注疏》卷七《释水第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页118
[6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两汉 三国》：“梓潼（郡），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分广汉置，治汉寿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3月，页92
[65]《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汉寿，即汉广汉郡葭萌县，蜀先主改名汉寿”。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1987年8月
[66]《晋书》卷一十四《志第四·地理上》，页281
[67]《晋书》卷九十八《列传第六十八·桓温传》，页 2569
[68]《北史》卷四十五《列传第三十三·淳于诞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9年8月，页1099
[69]《旧唐书》卷三十九《志第十九·地理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9年，页1055
[70]《三国志》卷四十四《费祎传》，页629
[71]《三国志》卷四《魏书四·三少帝纪》：“（魏嘉平五年）八月，诏曰：‘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图窥窬，道经汉寿，请会众宾，（郭）脩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 ，页77-78
[72]《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三·后主传》：“十四年夏，大将军费祎还成都。冬，複北驻汉寿。”“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爲魏降人所杀于汉寿”，页536
[73]《解梁关帝志》卷二程敏政《爵谥考辨》：“汉寿本县名 , 在犍爲, 史称费祎遇害于汉寿”。刊《关帝文献彙编》册二，页655
[74]梁章鉅《三国志旁证》卷二十三《关羽传》：“吴青坛《读书质疑》称汉寿县在犍爲，史称费祎被害于汉寿县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页582
[75]管律《汉寿亭侯壮谬关公祠碑》：“汉寿食邑也 , 县在键爲”。《嘉靖宁夏新志》卷八，续修四库本，649册，页230
[76]罗贯中着、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页325
[77]杭世骏《讹订类编》卷四《汉寿亭侯》：“汉寿本地名，史延熙十四年费祎北屯汉寿”。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6月，页229
[78]《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页560
[79]《后汉书·志第二十二·郡国四》，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7年8月，页1007
[80]《南齐书》卷十五《志第七·州郡下》在“武陵郡”下，列其属县“沅陵临沅 零陵 辰阳 酉阳 沅南 汉寿”也可见“汉寿县”归属于武陵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9年版，页187
[81]《宋书·志第二十七·州郡三》：“荆州刺史，汉治武陵汉寿”，页1117
[82]《魏书》卷一百六下《志第七·地形志下》：“荆州后汉治汉寿”。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9年6月，页1764
[83]《四部备要·史部·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注》：“有澹水出汉寿县西杨山”其下注曰“县治索城，即索县故地也。汉顺帝阳嘉中，改从今名”。上海，上海中华书局点校本，页 489
[84]《宋书·志第十八·符瑞中》，页535
[85]《宋书·志第二十七·州郡三》，页1117
[86]《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两汉 三国》，页92
[87]熊方《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后汉书年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10月，页73
[88]《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三国志三》，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1987年8月
[89]《陔余丛考》卷三十五，页759
[90]《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8月，页1871
[91] 张维慎《也谈“汉寿亭侯”》：“作爲关羽的食邑地，“汉寿”是东汉顺帝阳嘉三年由西汉之索县更名而来，在今湖南常德东北”。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6卷第12辑，2001年6月，页89
[92]文廷海《关羽封爵考》：“（汉寿亭侯）汉寿爲地名，爲东汉武陵群属县地”。《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4期，页78
[93]《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志五》，页1035
[94]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六《蜀书·关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777
[95]《陔余丛考》卷三十五《汉寿亭侯》，页759
[96]《汉寿城春望》，《刘禹锡全集》卷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页167
[97]《三国志》卷十《贾诩传》，页201
[98]《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页276
[99]赵一清《稿本三国志补注·魏志》卷十四《刘放传》，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年2月，页329
[100]《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页18
[101]《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赤壁之战后“先主表琦爲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爲荆州牧，治公安”，页 525
[102]《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页664
[103]《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1987年8月
[104]《三国志》卷十《贾诩传》：曹丕与曹植争储时，“文帝（曹丕）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贾诩献计后，“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后曹操问其立储之事，贾诩故意“嘿然不对”。曹操爲何故，“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贾诩以袁绍、刘表废长立幼而终失基业暗示曹操当立曹丕。可见贾诩爲奠定曹丕的太子地位立了大功。页201
[105]《三国志》卷十四《刘放传》：刘放说渔阳王松“举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曹操）”“ 太祖大悦，谓放曰：‘昔班彪依窦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将其功比助班彪取河西之功的窦融。后文帝即位 “放赐爵关内侯，遂掌机密，”备受信任，而后“魏明帝即位，尤见宠任。”可见三代魏主都对其宠信有加。 页276
[106]《晋书》卷一十四《志第四·地理上》，页267
[107]《稿本三国志补注·魏志》卷十《贾诩传》，页248
[108]《稿本三国志补注·魏志》卷十四《刘放传》，页 329
[109]《稿本三国志补注·蜀志》卷六《关羽传》，页 637-638
[110]张镇《汉寿亭侯考辨》，《解梁关帝志》卷二， 刊《关帝文献彙编》册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年，页682
[111]《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张飞传》：“先主既定江南，以飞爲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 ，页562
[112]《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张飞传》：“章武元年，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 ，页563
[113]《汉寿城春望》，《刘禹锡全集》卷二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页167
[114]《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八，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11月，页307
[115]《三国志集解》卷十《魏书·贾诩传》，页322
[116]《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六《蜀书·关羽传》，页 777
[117]盛巽昌《三国演义补证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6月，页149
[118]《三国志集解》卷三十六《蜀书·关羽传》，页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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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帝-刘斐：汉寿亭侯考辨0223汉寿亭侯考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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