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出土《苍颉篇》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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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出土《苍颉篇》概述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摘要:秦汉字书《苍颉篇》,相传最早是秦丞相李斯所着。它在我国童蒙识字教材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是考察古代字书源流,研究秦汉时代语言文字以及有关字书编纂,不可或缺的一部着作。遗憾的是,这部字书在唐宋时代就已经亡佚了,历来人们的研究只能靠传世文献中的零星记载。自二十世纪初,随着出土材料的大量涌现,在敦煌、居延、阜阳、水泉子等地的汉代遗址及墓葬中发现了若干《苍颉篇》的残简。由此,对《苍颉篇》的研究更加具有学术价值。基于此,我们尝试以新材料爲中心,儘量全面的搜集相关材料和研究成果对这部重要字书的出土材料做一个全面的梳理,爲《苍颉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本资料。以期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苍颉篇》。
关键词:汉简《苍颉篇》概述
Bamboo of C.J. article Summary
Sun Shuxia
(Institute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languag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As a wordbook in qin to han dynasty,changjie article was written by lisi.who was an famous prime minister in ancient china .The Changjie article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status andvalue in China's ancient history of the evidences .As an ancient literacy teaching material's representative works.Unfortunatly,Since the tang or song dynasty, it died away.So,scholars had to find some of materials from the handed-down documents.Some scholars have been found the changjie article Jane books materials in all kinds of the han dynasty sites and tombs from the 20th centure.The academic circles provided valuable materials to further research of the changjie article .In this paper, we want to do a research review for this importent teaching material's basic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ed the changjie article excavated materials.we hope to a more in-depth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for changjie article.
Key words:bambooC.J. article summary
《苍颉篇》爲秦丞相李斯所着,是秦统一后实行“书同文”的基本教材,对我国蒙学教育,影响极其深远。对其研究也具有相当大的价值。特别是近百年来,数批汉简《苍颉篇》材料的出土,极大地丰富了《苍颉篇》的研究资料。迄今爲止,出土《苍颉篇》简书材料有: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阜阳汉简、尼雅汉文木简、水泉子汉简以及北大汉简七种。现分别概述如下。
一、敦煌汉简《苍颉篇》
敦煌汉简,是指20世纪初至80年代在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关塞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汉代简牍,因以汉代敦煌郡範围发现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故称爲“敦煌汉简”[1]。至今爲止,敦煌汉简主要包括八批出土汉代简牍,经整理研究,其中三批包含有《苍颉篇》残简。它们分别是:
1.1913至1915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一带发掘汉塞遗址时,获得的一批汉简。原简现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详见斯坦因着《西域考古记》。其中有数枚《苍颉篇》残简,包括一枚整简,四枚残简,学者通过考释一枚简上的字数最多达二十个,全部竹简共四十余字。这是《苍颉篇》亡佚千年后,第一次发现的出土材料。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版)一书,收录了这些材料,幷对其做了更加精确地分类和详尽的考释,被视爲首次全面解读汉简的开山之作。王国维又着《苍颉篇残简跋》(《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指出敦煌汉简出土的残简当是《苍颉篇》五十五章本的内容,而非《训纂》诸篇。陈直作《苍颉急救篇的残简》一文,就敦煌汉简和居延汉简中发现的《苍颉篇》的遗存进行讨论。
2.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今玉门市汉代烽燧遗址中获得一批汉简,原简现藏于嘉峪关市长城博物馆。其中有三枚《苍颉篇》的残简文,存35字。[2]据胡平生《汉简<苍颉篇>新资料研究》(《简帛研究》第2辑)一文介绍,还有另外三枚汉简上文字的行文风格与《苍颉篇》极爲相似。这批材料由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收录于甘肃省文物文物工作队和甘肃省博物馆合编的《汉简研究文集》中)一文中首次公布。整理后的释文和图版现均收录在《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一书中。《敦煌汉简释文》(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编,吴礽骧等校释,1991年出版)也记录了这批汉简的出土情况。
3.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以西十一公里的马圈湾发现一座斯坦因当年考察时被遗漏的汉代烽燧遗址,新编号爲D21,出土简牍1217枚。原简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其中有《苍颉篇》残文17个字。《敦煌汉简》收录了这部分简牍的全部照片和释文。
以上出土汉简《苍颉篇》材料,包括释文和图版。主要集中收集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和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编的《敦煌汉简释文》(甘肃省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中。还有,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主编出版的《中国简牍集成·甘肃卷》(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对敦煌出土简牍的收录也较爲完备。
另外,200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其中最少有一千余件《苍颉篇》习字削衣。[3]这批英藏《苍颉篇》削衣已经有裘锡圭和胡平生分别做文章发表意见。[4]还有籾山明教授针对这批削衣,讨论了习字选用《苍颉篇》幷且在觚上书写的原因等问题。[5]张德芳、郝树声又对这批习字削衣上的字形是篆意很浓的篆隶体作了解释。[6]裘锡圭、胡平生和籾山明三位先生一致肯定这批英藏的字书削衣是依据《苍颉》或《三苍》,还包括可能和《苍颉》同时代形式相近的字书,练习书写而削下的残片。裘先生从字体判断这批削衣大概属西汉时代。胡平生先生利用这批削衣进一步复原和推定出许多过去所不知的《苍颉篇》内容,包括书人名姓、和《世本》相似的内容、干支表等。
二、居延汉简《苍颉篇》
1930-1931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内蒙古额齐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齐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中,发现1万枚左右的汉简,因发现地点属汉代居延地区,所以称其爲“居延汉简”。[7]原简现存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有《仓颉篇》部分残简,去其重複,共110个单字。在这批简中,考释出《苍颉篇》首章的部份文字,如:“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恰好印证了王国维对《苍颉篇》篇首及篇题的推测。更重要的发现是,在一条三棱觚上抄写了《苍颉篇》的第五章,每面二十字,共六十字。恰与《汉书·艺文志》“断六十字爲一章”的记载相吻合,也与罗振玉、王国维在《流沙坠简》中的推想相符合[8]。
居延汉简出土时多爲散乱状态,不少简文笔划残缺不全,整理和校勘工作量大、难度大,自发掘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全面的整理和校勘,至今,比较重要的着作有以下几部:首先是劳乾等人对这批汉简进行整理,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和《居延汉简·考证之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0年版),爲我们提供了居延汉简节本的文字数据。之后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收录了最早发现的1万余枚简牍的全部照片和释文,幷附有中文的考古发掘报告。还有谢桂华等学者编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它以《甲乙编》爲底本,利用相关数据,对前人的释文予以校补订正,只是没有图版。刘增贵等编的《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1998年),借助远红外先进技术设备,核对原文,订正错误。陈直的《居延汉简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对释文进行了校订。中国简牍集成委员会《中国简牍集成(第一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可以说是目前相对最好的释文版本,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错误。
三、居延新简《苍颉篇》
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额齐纳河流域,调查和发掘了破城子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肩水金关三处遗址,新获汉代木简2万多枚,学界称其爲“居延新简”。经整理研究,发现有一些《苍颉篇》的残简,存150多字。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中华书局,1994年版)[8]收录了全部简影和释文。另外,还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10],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简牍集成——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卷(居延新简)》(敦煌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11]。也存有居延新简的相关释文。
四、阜阳汉简《苍颉篇》
1977年,在发掘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时,获得一批竹简,称“阜阳汉简”,也有研究者称其爲“双古堆汉简”。其中出土《苍颉篇》残简近200枚,据统计完整的字达541个[12]。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苍颉》、《爰曆》、《博学》三篇。出土汉简儘管比较残破,但是“四字爲句,有韵可循”。对《苍颉篇》的研究价值更大。这也是《苍颉篇》失传之后一次重大发现,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有阜阳汉简整理组及时地做了整理和释读工作,1978年《文物》第8期刊登了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馆写的《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候墓发掘简报》,其中报到了《苍颉篇》的部份照片。之后,又发表了《阜阳汉简<苍颉篇>》和44枚残简的摹本(《文物》,1983年第2期),对出土汉简做了全面的介绍。胡平生、韩自强在同期刊物上刊载了《<苍颉篇>的初步研究》。林素清《<苍颉篇>研究》(《汉学研究》,1987年,5辑1期),宁赫《<苍颉篇>研究》(东北师範大学,2005年硕士毕业论文),张标《阜阳出土<苍颉篇>的若干问题》,日本学者福田哲之《阜阳汉简<苍颉篇>研究》等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五、尼雅汉文木简《苍颉篇》
1901年1月,斯坦因一行到达尼雅遗址,发掘得到40余枚汉文木简。但是由于当时图版文字不清楚,出土情况也未说明,所以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1998年,王樾在《略说尼雅发现的<苍颉篇>汉简》(《西域研究》,第四期)一文中说:在《梦幻尼雅》一书中,曾经发表过两件值得重视的汉文木简。编者只称“斯坦因之后首次发现的汉文木简”[13]。后经王樾先生精心考证,释读出其中一枚简,文爲:黔谷阪险丘陵故旧长缓肆延涣……。过去出土的汉简《苍颉篇》中也有这些文字,所以,这枚残简属《苍颉篇》[14]。我们在此称其爲“尼雅汉文木简《苍颉篇》”。这是第一次在新疆地区发现的汉代小学字书木简,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六、水泉子汉简《苍颉篇》
2008年8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甘肃省永昌县红山窑乡水泉子村汉墓群发掘出一批木简,称爲“水泉子汉简”。据介绍共出土140多枚字书残简,保存字数1000余个。[15]这批木简的题目残损不全,基本内容与敦煌、居延以及阜阳出土的《苍颉篇》相似,如:“幼子承诏”、“以教后嗣”、“汉兼天下”等,不同之处是,它是七言句的。这批汉简出土之初,吴荭《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16]及吴荭、张存良等《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群》(《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第四版)就对此作了简单介绍,幷公布了一枚字书简。接着《文物》2009年第10期发表了《水泉子汉简发掘简报》,幷刊载了张存良、吴荭的《水泉子汉简初识》,公布了22枚七言汉简《苍颉篇》的释文。此后陆续有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包括张存良的《水泉子汉简<苍颉篇>蠡测》(《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2010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读书会《读水泉子简<苍颉篇>札记》和《水泉子汉简<苍颉篇>讨论记录》(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09年)两篇文章,主要对已经公布的释文进行讨论,订正了一些释读中的错误;胡平生《读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2010年)一文,对已公布简文逐一进行比勘和解读;日本学者福田哲之《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考——在<说文解字>以前小学书中的地位》(岛根大学教育部,2010年)一文,从四个方面讨论了水泉子汉简《苍颉篇》的相关问题。 这是迄今爲止《苍颉篇》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爲研究《苍颉篇》的内容、版本和流传提供了新的数据。
七、北大汉简《苍颉篇》
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捐赠,获得一批西汉竹简,称爲“北大汉简”。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概说》(《文物》,2011年,第6期)首次对这批竹简作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得到约1600枚完整简,1700余枚残简。其中有《苍颉篇》86枚,约1300字。同时还保存了少数完整的章节。[17]朱凤瀚在《北大汉简<苍颉篇>概述》(《文物》,2011年,第6期)仲介绍:北大汉简《苍颉篇》现存82枚,整简69枚,残简13枚,保存完整字约1325个,残字11个。绝大多数简字迹清晰。此后,梁静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上发表《由北大汉简查考<苍颉篇>流传中的一处异文》和《出土本<苍颉篇>对读一则》,针对朱凤瀚先生的释文进行讨论。蔡伟也以朱凤瀚先生公布的部份内容爲依据,发表了《读北大汉简<苍颉篇>札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一文。2013年张世超又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上发表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文字学啓示》,从文字学的角度,论述了《苍颉篇》的相关问题。这是至今所见存字最多、保存状况最好的西汉《苍颉篇》传本,对于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是极爲宝贵的资料[18]。
参考文献:
1.专着:
[1]陈直.《居延汉简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编,吴乃骧等校释.《敦煌汉简释文》[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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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居延新简》(排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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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平生.《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简牍中的<仓颉篇>残片研究》[M].《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研究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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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振玉.《流沙坠简小学术数方技书小学类考释》[M].《流沙坠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0]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小学术数方技书考释》[M].京都:京都东山学社, 1914.
[11]王国维.《王国维遗书》[M]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1983.
[1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五)(影印本)[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照.《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乙编》(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论文:
[1]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J].《文物》.2011.
[2]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收藏海外回归珍贵西汉竹书总数达3300余枚》[J/OL].2009.11.
[3]蔡伟.《北大汉简《仓颉篇》札记》[D].上海.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10.07.
[4]福田哲之.《水泉子汉简七言本<仓颉篇>考—在<说文解字>以前的小学书中的地位》[J].出版地:岛根大学教育部.2010
[5]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仓颉篇>》[J].《文物》.1983.
[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9.
[7]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J].《文物》.1978.
[8]胡平生、韩自强.《<仓颉篇>的初步研究》[J].《文物》.1983 .
[9]胡平生.《汉简<仓颉篇>新资料的研究》.[J]《简帛研究》(2辑)[J].法律出版社,1996.
[10]胡平生.《读水泉子汉简七言本<仓颉篇>》[J/OL].《读水泉子汉简七言本<仓颉篇>之二》[J/OL].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2010.1.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水泉子汉简<仓颉篇>札记》[J/OL].2009.11.
[11]梁静.《由北大汉简查考<仓颉篇>流传中的一处异文》[J/OL].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2011.7.
[12]梁静.《由北大汉简查考<仓颉篇>汉简中的一处异文》[J/OL].简帛网,2011.7.
[13]梁静.《敦煌马湾圈汉简<仓颉篇>补释》.[J/OL].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2012.
[14]林素清.《仓颉篇研究》[J].《汉学研究》.1987,5辑 .
[15]王樾.《略说尼雅发现的<仓颉篇>汉简》[J].《西域研究》.1998 .
[16]张存良,吴红.《水泉子汉简初识》[J].《文物》.2009.
[17]张存良.《水泉子汉简七言本<仓颉篇>蠡测》[J].《出土文献研究》,2010 .
[18]张海荣.《水泉子汉简<仓颉篇>四支校释——与张存良、胡平生诸先生商榷》.[J/OL].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2012.
[19]张世超.<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文字学啓示》.[J/OL].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2013.
[20]朱凤瀚.《北大汉简<仓颉篇>概述》[J].《文物》.2011 .
(编者按:[1]原“敦煌汉简”是指斯坦因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亚探险在敦煌发现的简牍的合称,随着敦煌地区不断发现新的汉代简牍,“敦煌汉简”一名已不再仅指斯坦因所发现的简牍了。
[2]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3]邢义田:《汉代<苍颉>、<急救>、八体和“史书”问题》,《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
[4]裘锡圭:《谈谈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汉简》、胡平生:《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斯坦因所获简牍中的<苍颉篇>残片研究》,均收入汪涛、胡平生、吴芳思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57-61页、62-75页。
[5]籾山明:《削衣、觚、史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93-98页。
[6]张德芳、郝树声:《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汉简未刊部份及其相关问题》,《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
[7]本文所说的“居延汉简”即指1930年—1931年出土的1万余枚简牍。而在居延地区出土的汉简远不止这些,还有在1972—1974年出土的近2万枚简牍(包括在甲渠候官及甲渠塞第四燧两地出土的“居延新简”8千余枚和在肩水金关出土的“肩水金关简”1万余枚)以及1999—2001年出土的5百余枚简牍(又称爲“额齐纳汉简”)。一些学者爲了与“居延新简”区别,也称1930—1931年出土的居延汉简爲“居延旧简”。
[8]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小学术数方技书考释》,京都:京都东山学社, 1914年。
[9]本文简称该版本爲“中华本”。
[10]本位简称该版本爲“文物本”。
[11]本文简称该版本爲“集成本”。
[12]胡平生、韩自强:《<苍颉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
[13]林永健等编:《梦幻尼雅》,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
[14]王樾:《略说尼雅发现的<苍颉篇>汉简》,《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15]张存良:《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蠡测》,《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 2010年1月。
[16]国家文物局主编:《200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9年3月,第121-124页。
[17]韩巍:《北大珍藏西汉竹书》,《光明日报》,第013版,2013年。
[18]北京大学新闻网:《北大收藏海外回归珍贵西汉竹书总数达3300余枚》,2009年11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4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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