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简所见“事”义臆说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吴简所见“事”义臆说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吴简所见“事”义臆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吴简出现了“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的简文，我们先例举其中不同类型的简如下：
简4994：凡口九事七 筭四事三 中訾 一 百
简4950：凡口八事七 筭五事四 訾 一 百
简4947：凡口五事三 筭一事 訾 五 十
简7813：凡口二事　筭二事一　訾　五　十
简10510：凡口三事 筭一事 訾 一 百
简10092：凡口二事一　訾　五　十
简4946：凡口二事 訾 五 十
简10243：⊙凡口四事三 筭二事复 訾 五 十
“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是最为完整类型，其他则是或者在口若干的“事”字之后没有数字，或者在算若干的“事”字后没有数字，或者在口、算的“事”字后均无数字，有的甚至是只有“口若干事”而未及算。目前所见的所有这类简，均有赀数。
吴简整者推测“事”指简，若干事即指使用了若干支简。对此，王子今、张荣强、于振波等先生都作了辩证，否定了事与简数之间的关係。这一否定是正确的。他们认为这两个“事”都与役有关，但具体含义却并不相同。子今先生认为前一“事”指按规定服役的人数，后一个“事”指实际服役的人数。[1]荣强先生则对此意见进行了论证，指出“前一个‘事●’指课役口数”，“后个‘事’指徭役”；即“前一个‘事●’与家口总数结合，后一‘事●’则与缴纳算赋的人数结合”。[2]振波先生的意见也大致如此，认为“前一‘事’当指有劳动能力的人，包括成年男女及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未成年男女（或次丁），而后一‘事’则表示服役的人口”。[3]
我对这样的理解还有些疑惑。前后两个“事”均与役有关，前一“事”指应服役人数，后一“事”指实际服役人数。但是算却未作这样的区分。既然有总的口数，又有实际服役的口数，那么，登记应该服役的口数就意义甚微。如果所有的户在役的方面作了这样的区分，为什么在算的方面却又未作这样的区分呢？
近见胡平生先生文，他引江陵凤凰山汉墓A类简牍“能田若干人、口若干人”的记载，认为“口若干、事若干”之口是指口食，即吃饭的人口；事指作事，指干活的人口。又引B类简牍的文例，认为“筭若干、事若干”之筭指口算钱份额，事指可服劳役的人数。[4]但我认为江陵汉墓出土的A、B两类简牍与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的简文，性质不同，作用各异，不能简单类比。
首先，据裘锡圭先生的研究，郑里廪籍是贷民种食的记录，贷穀资料田亩数而定，亩贷一斗，而“能田”者与负担算赋的人是一致的。[5]换言之，登记“能田”是为了确定算钱，而长沙走马楼简的这类简中，已经明确登录了“算若干”。那么，在户籍简中登录能干活的人，意义何在？其次，走马楼简中，“口”与“口食”并不相同。户籍简至少有三类，一类结句简作“口若干、事若干，算若干、事若干”，另一类作“右某家口食若干人”。[6]政府官文书中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辞彙，表达的是不同的意思。胡先生将“口”理解为“口食”（即吃饭的人），并以此为前提，将“事”理解成了与“口食”相对举的干活的人；一旦这一前提不妥，其结论就难以成立。第三，江陵汉墓A类竹简是“郑里廪籍”，即贷民种食的记录，B类竹简大概与徭役有关，但其意义并不很清楚，而长沙走马楼的这类简是户籍简，二者有实质性的区分。同时，A类竹简的廪籍与B类竹简的徭役徵发、算钱徵收的记录，又是性质不同的两类记录。用性质不同的两类记录同时与一种户籍简进行比对，极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换言之，A类简郑里廪籍中的“能田”未必即上举长沙走马楼户籍简中的“口若干、事若干”之“事”，对徭役徵发记录的B类简也未必就是上举长沙走马楼户籍简中“算若干、事若干”之“事”。第四，长沙走马楼简中的这类简，只是长沙走马楼所见的户籍简中之一种，并非所有的户籍简均属这一格式。[7]那些不属此类的户籍简，又如何与江陵汉墓的A、B类竹简进行比对呢？换言之，为什么有的户籍简登录了口若干、事若干，算若干、事若干，而有的却未予登录呢？
以上诸家所徵引的相关文献和简文资料都已相当丰富，我也只能就这些资料作些解说，以求教于诸家。
一
荣强先生的大作中已经指出，“‘事’本义为‘役使’，汉代赋役史料中的‘事’指徭役外，也泛指役使人身的各种名目的赋役”。“‘事’泛指赋役外，也单指口赋或算赋”。[8]关于“事”的这个意义，《汉书》中有条十分典型的史料。贾山在孝文帝时，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名曰《至言》，其中谈到：“陛下即位……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颜师古注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9]同一“事”字，既指徭役，又指算钱。换句话说，“事”是指政府向百姓徵收赋税、徵发力役，包括百姓应当完成官府所要求他们负担的种种义务。
与“事”的这个意思密切相关的，就是复除。《史记》、《汉书》中用“复”来表示复除，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泛言“复”，二是具体地规定了所复的内容。[10]比如汉高帝二年二月癸未下令，有“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有脩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11]蜀汉民和县三老，都明确了所复除的内容，而关中卒从军者，却只笼统地说“复家一岁”。《史记》在记载汉初复除时，也常常有这种泛称“复”的情况。比如，汉高帝在打败项羽之后的五年五月，下领兵罢归家，《史记》载：“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12]《汉书》记载了这一诏书，则作：“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诸侯子在关中者所享受的“复”，与非七大夫以下所享受的“复”，因为后面有“勿事”二字，似乎不易理解，于是应劭称此复为“不输户赋”，如淳称“事谓谓役使也”，颜师古则说“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13]其实，如果不明确标明“复”的内容，则它应包括租税和徭役；联繫上引贾山《至言》中所及之“事”，可知所谓“勿事”实是对复的强调，并不专指徭役。
既然“事”的内容如此宽泛，其具体所指又当如何确定呢？我想，首先，这些赋税、力役等是制度所正式规定的，临时性或额外的摊派或徵发，则不能称之为“事”。其次，“事”的具体内容，是由与它配合使用的赋税或力役来决定。谈的是算赋，则“事”的具体内容即指算赋；谈的是力役，则“事”的具体内容就是指力役。比如上引贾山所言“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前一句与丁联繫，则指出力役；后一句与算联繫，则指纳口算。明乎此，则吴简中所出现的“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或可得一通解。
汉代百姓应向国家承担的义务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土地税，即所谓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实际则是按亩徵收，并非按比率徵收）；（二）是人头税，即谓算赋、口钱；（三）力役（包括兵役）。[14]孙吴的具体情况，我们知之不多，但就目前走马楼所出吴简的簿籍来看，除这些之外，还增加了财产税。至于其他种种苛捐杂税，则不在称作“事”的範围。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认为所谓“口若干事若干”，即指该户有多少口，其中有多少口服力役；至于这个口数是指全家的总人数，还是其中符合某些条件的人数，我们不得而知，但我认为属后者，这也正是吴简中“口食”与“口”的区别，即“口食”是指户内所有人口，而“口”则指其中的某一部分人数。所谓“算若干事若干”，是指应缴纳多少算而实际要缴纳多少算。
二
如果我的认识不误，则需要解释（一）为什么在一户之内会要如此之多的服役人数？（二）从汉代的赋役制度来看，一户当中，符合徵收口算的人数，要比符合徵发力役的人数为多，因为即使不成丁，亦可徵收口赋；而只有成丁，才可能被徵发力役。但吴简中的这些简所反映的，为什么却恰恰相反，在一户中，服役人数要多于纳算人数？
我认为这不是普通的民户，而是吏户。
《晋阳秋》在记载孙吴灭国时称：“州四，郡四十二，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穀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人。”[15]特别标明了吏、兵，虽然学界对此处所标明者系户抑或口，还有不同的理解。永安元年（258）十一月壬子颁布的一道诏书中，也提到了吏：
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为重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悯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16]
这道诏书是研究孙吴吏役最为重要的一条史料。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吏以“户”（家）为单位，所以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换言之，走马楼吴简中的“户人”下标明为“吏”者，并不是说户人一人是吏，而是该户为吏。我们将这种简所登记者，称作“吏户”。在八月案比时，对他们的情况要单独上报：
东乡劝农掾殷连被书，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为簿。辄科核乡界，州吏三人，父兄二人，刑踵叛走，以下户民自代。谨列年纪以（已）审实，无有遗脱。若有他官所觉，连自坐。嘉[禾]四年八月破莂保据。（J22—25430）
广成乡劝农掾区光言：被书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伙处人名年纪为簿。辄隐核乡界，州吏七人，父兄子弟合廿三人。其四人刑踵聋颐病，一人夜病物故，四人真身已逸及随本主在官，十二人细小，一人限田，一人先出给县吏。隐核人名年纪相应，无有遗脱。若后为他官所觉，光自坐。嘉禾四年八月廿六日，破莂保据。[17]
“条列州吏父兄人名年纪”、“条列州吏父兄子弟伙处人名年纪”，都说明吏是以户为单位的。即户籍上所标明的“户人”即户主为吏，则该户均为吏的身份，要服吏役。广成乡劝农掾区光所列出的“州吏七人”，即“户人”下标明为吏者共七人，即七户；这七户共有父兄子弟廿三人，并一一说明了他们的情况。其中“一人限田，一人先出给县吏”正是上引诏书中所谓“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的情况。正因为吏户是以户而非以人为单位来服吏役，才有“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为重役”的情况，即一户内服役人数较多。这也正是上引“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简中，服役者人数较多的原因。当然吏役之重，一方面表现在一户内服役人数较多，同时还表现在服役远近、所服之役的性质等。比如，父兄至都，则子弟在郡县服役即可，不能让父兄子弟皆至远处服役；而在所役之役中，可能以参加军事行动（即“军出又从”）为最重，因他们本身不是兵，所以在一户五人中三人从役的情况下，可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行”——言外之意，如不属于这种情况，则不能享受这样的优待。
最近黎虎先生撰文，根据走马楼所出吴简的材料，否定了当时吏户的存在。他的根据主要两点，一是当时吏、民户籍是混合编制的，同为编户齐民，并不存在独立于民户之外的吏户；二是当时吏户的地位，不仅不比普通百姓低，甚至还高过普通百姓。[18]我认为这两点与吏户存在与否都没有必然的关係。
判断是否存在吏户，最重要的根据是当时人的看法；如果史料不足以说明当时人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当然首先要确定判断的标準。我认为，判断其是否为吏户，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标準应当是它是否具有身份性，乃至世袭性。从走马楼吴简来看，这一时期的吏具有身份性（户主为吏，则该户所属人丁即为吏），这样的户，我认为就可以视作“吏户”。户籍的编排形式只是一个形式问题，身份性才具有本质意义。在中国历史上，身份性的户籍制度最为典型的是元代，称为诸色户计。[19]以其中的军户为例，一经征点为兵，不仅要终身服役，而且具有世袭性。但汉军的户籍却可由当地地方官兼管。[20]换句话说，这些军户的户籍是在当地官府存放的。我们现在从走马楼吴简中的户籍资料来看，其中既有普通民户，也有标明为吏的户。因为编绳已断，这些户籍是混合编排的，还是分别编排后存放在一处的，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如果是混合编排，这可以纠正以前学术界通常所持的“吏户”是与民户分开、单独编制的认识，但不能据此而否定吏户的存在。
吏户地位的高低与吏户是否存在，也是两个问题，其间并无必然的关係。同时，吴简所反映的吏户的地位，也并不等于魏晋南北朝的吏户的地位；不能用吴简的材料来概括整个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来看，吏的地位在逐渐卑微化，恐是不争的事实；[21]吴简所反映的情况，可能正处在两汉时期吏的地位较高，向两晋南北朝时期吏的地位卑微化的转折时期，这表现在（一）吏具有了身份性，（二）它的官僚色彩正在淡化，而它的力役色彩却正在加强，所以地方官才要不断地查核其人数，以保证吏役的徵发。
三
“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属总结简。属于同类性质的简，还有其他几种形式。一种是“右某家口食若干人，其若干人男若干人女”，如：
简6：右礼家口食合四人 其三人男一人女
简9：右马家口食合五人 其二人男三人女
简934：右乡家口食七人 其四人男三人女
或是不标明男女，如：
简1619：右银家口食二人 【注】『右』上原有墨笔点记。
或者还标明了赀。如：
简2931：右厚家口食七人 訾 五 十
简9324：右隆家口食九人　訾　一　百
简9094：右熙家口食八人　訾　三 百
简9109：右颜家口食十六人 訾　二　百
在原来的简册中，与这些总结简相对应的是什么简呢？汪小烜先生认它它们系户籍简册的结句简。[22]我非常同意这一认识；可以补充的是，不同的结句简，它们所对应的户的性质也不相同。所谓“家口食”是指该户共有多少人，对应的是一般的民户；所谓“口若干事若干”是指该户有多少可服役的人、实际应被徵发服役的又有多少人，所对应的是吏户。从上引嘉禾四年东乡和广成乡的劝农掾所条列的“父兄人名年纪”、“父兄子弟伙处人名年纪”来看，政府重视的是吏户中的父兄子弟，而非全户的人口，因此，“口若干”之“口”恐怕不是全户之口。这也正是“口食”与“口”的区别。
在目前已知的长沙走马楼简中，只有以“户人”开头的简才应当是户籍简。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收辑的共约一万余枚简中，这样的简共计近390枚。其中标明为“真吏”者约23枚；标明“算一给州吏”者，约6枚；标明“算一给县吏”者约6枚；标明“算一给郡吏”者约8枚，标明“算一给军吏”者，约4枚；标明“算一给县卒”者，约1枚。只有明确标明“真吏”或“吏”的户籍简，才是吏户，共计48枚。另外，只标明“户人某，年多少”而未标算及身体特徵者，约29枚；只标明“户人某、年多少，妻某、年多少”而未标算及身体特徵者，约9枚。标明“户人某”或“户人某、年多少”之后已残者，约65枚。几类相加，共计103枚。以“户人”开头的简应当是该户籍简册的第一枚，所以，有多少枚这样的简，就说明有多少户。换言之，在这390余户中，明确标明为吏户者约48户，不明户属有103户（这其中既可能有民户，也可能有吏户）；即使将这不明户属的103户全部视作吏户，则吏户共计为151户。
如果以明确标明吏户的48枚简视作48户，以“户人”起首的近390枚简中，减去这48枚，则属民户者约为350户；吏户与民户之比约为1：15。如果将上引孙吴灭国时的“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中的“吏三万二千”视作户数，“户五十二万三千”视作民户（它与“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对应，与户均4—5人亦相合），则吏户与民户之比约为1：17。两个数字之比颇为接近。
作为吏户简的结句简，“凡口若干事若干 算若干事若干”的简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共有约180余枚。也就是吏户应是180余户，与这批简中，明确标明为吏户的近五十枚起首简相差甚大。若将不明户属者全部视作吏户（共150余户。当然这不可能），二者颇为接近。
由于现在公布的材料有限，而且对这些现已公布的材料，我们又无法排除它们属于不同时期的可能性（起首简与结句简可能分属不同时期，即使同一时期也可能分属不同的户），因此，上面的统计意义不大。
四
从汉到三国，百姓向政府承担正式义务，泛称作“事”，而至迟到了北朝，下及隋唐，此“事”就为“课”所取代，有所谓课口不课口、课户不课户之称，所指内容则一。[23]其转捩点，或许是西晋的占田课田制中“课”的使用。如果这个变化确乎存在，这是否表明了民众与国家之间关係的变化（至少在意识上）呢？——“事”更多地赋有民众主动或本应向政府承担的义务，而“课”则强调了政府似乎理所当然地要向民众徵收和徵发赋税力役，国家的强制力似乎在增加，而民众的主动性似乎在被弱化。从另一方面来看，汉代的国家或政府对民众具体的生产事务介入较深，月令诏条或可为佐证；汉代以后，这种介入在逐渐淡化，乃至完全流于形式或成为仪式。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家对民众的控制或干预逐渐从具体的生产生活，淡化为主要只关注向民众徵收、徵发赋税·力役呢？汉代对土地兼併十分敏感（其时人与土地的关係远没有到十分紧张的程度），后代又有所谓的占田、均田；这都是国家力图对农民生活干预的表现。虽然在占田、均田制下，其着重点并非田制本身，而在于对赋税、力役的徵收和徵发——田制不过是国家实现其向民众徵收、徵发赋役的工具或条件——但毕竟对土地的转让、典贴有一系列的制度约束。到了宋代，国家则连这样的“工具”也不再表示关心，而只是关心其赋税的收入——国家对土地转让并不进行严格限制，它关心的是在土地转移之后仍能保证赋役徵收。元代元贞二年（1296）五月，在有关站户消乏、将元签当站田地典卖的处理中，有关部门强调如站户确系消乏，田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让，但“务要随地当役，苗米不失元额”[24]明代对土地转移后的推收过割极为重视，在洪武二十四年攒造黄册格式中明确规定：“其田地等项，买者从其增添，卖者准令过割，务不失原额。”[25]保证“不失原（元）额”，才是重中之重。
（原刊《吴简研究》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
（编者按：[1]王子今：《走马楼“凡口若干事若干”简例试解读——以对“事”的理解为中心》，未刊。
[2]张荣强：《说孙吴户籍简中的“事”》，刊《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出版，分见其第二节、四节及第216页。
[3]于振波：《“算”与“事”——走马楼户籍简所反映的算赋和徭役》，刊《汉学研究》（台湾），第22卷2期，2004年11月出版，第205页。
[4]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第二卷释文校证》“口若干，事若干；筭若干，事若干”条，刊《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第123—1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5]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见其《古文字论集》，第545页、554页，中华书局，1992年。
[6]参汪小烜文《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已指出有三类户籍简的总结简，刊《吴简研究》第一辑。
[7]汪小烜《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已发现有三类户籍简的总结简。这说明至少有三类户籍简。
[8]张荣强：《说孙吴户籍简中的“事”》，刊《吴简研究》第一辑，第212—213页。
[9]《汉书·贾山传》，8册2335—2336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
[10]相关史料，可参马怡、唐宗瑜编《秦汉赋役资料辑录》第二章“复除”，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汉书·高帝纪上》，1册33—34页。
[12]《史记·高祖本纪》，2册380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
[13]《汉书·高帝纪下》，1册54—55页。
[14]参韩连琪《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载其《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
[15]《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裴注所引，第1177页。
[16]《三国志·吴书·孙休传》，第1157页。
[17]《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载《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18]黎虎：《“吏户”献疑》，刊《历史研究》2005年3期。
[19]关于元代的诸色户计，可参黄清连《元代户计制度研究》台湾大学文学院；陈高华、史为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十三章第二节“诸色户计”，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
[20]参陈高华《论元代的军户》，见其《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
[21]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学界已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唐长孺先生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视，参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载《江汉论坛》1988年8期。
[22]参汪小烜文《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
[23]参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第五章第三节“计账上的课、不课与见输、见不输”，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24]《元典章》卷一九“典卖·站户典卖田地”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景印元刻本，上册754页。
[25]《（万曆）明会典》卷二〇“黄册”，中华书局1989年景印万有文库本，132页。另参《后湖志》卷四“诸司职掌·洪武二十四年奏准攒造黄册格式”。关于明代田地转移之后推收过割等事的分析，可参王毓铨《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刊《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199.html

以上是关于吴简所见“事”义臆说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