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敦煌汉简《风雨诗》考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汉朝-敦煌汉简《风雨诗》考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敦煌汉简《风雨诗》考论

（广州中山大学古文献所）
〔摘要〕：本文重新释读并注解了斯坦因1913—1915年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敦煌汉简《风雨诗》，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其形式、作者、题名、抄写者、创作年代、抄写时间及其风俗地理诸问题。认为《风雨诗》是八言八句的骚体诗，其中所缺“兮”字为抄者所省。作者应是汉陇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按后来制题的惯例，诗当题作《陇西太守××歌》、《天水太守××歌》或《安定太守××歌》，其抄写者为T.ⅩⅫ.d中的烽率。《风雨诗》应作于东汉时期，抄写则当在汉光武帝建武廿三年至汉明帝永平十年这廿年的时间内。《风雨诗》写的是一场大风雨给陇西、天水、安定三郡地区人民带来的洪水灾难，考其风俗地理，更可了解当地自然状况和水患背景，而知此次水患人民受灾之深。
〔关键词〕：《风雨诗》 形式 作者、题名及抄写者 创作年代和抄写时间 风俗地理
敦煌汉简《风雨诗》，为斯坦因1913—1915年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其编号是T.ⅩⅫ.D.021，沙畹、马伯乐的编号是M.29，张凤的编号是《风雨诗》51页：19。1931年，张凤释读了该诗，后来吴礽骧等所编《敦煌汉简释文》也有释读，其中大部分同于张凤，只个别地方小异。2004年，李零在张凤释文的基础上重新作了释读，取得了一些新的收获。[1]近来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首诗释读上的某些问题其实还可以进一步弄清楚，是以不揣浅陋，又作了释读，且为之注解。另外，汉诗难见出土，而汉简《风雨诗》为目前所仅见，弥足珍贵。通过它所携带的一些歴史信息来了解汉代诗歌发展史上的某些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这方面过去我们显然重视得不够，为此，本文就想做一个初步的尝试。
一、《风雨诗》考释
为释读之便，先将简之释文抄录并标点如右，然后逐文进行释读和注解。
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见视兮风非沙。从恣蒙水诚江河，州流灌注兮转扬波。辟柱槙到忘相加，天门俫小路彭池。无因以上如之何，兴章教海兮诚难过。[2]
1、显目，意为“看见”。《诗·抑》：“无曰不显，莫予云觏。”笺：“显，明也。”见视，也“看见”之意。《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贰师奏状，诏征充国诣行在所，武帝亲见视其创，嗟歎之，拜为中郎，迁车骑将军长史。”
2、非沙，张凤读作“飞沙”，[3]甚是。按，汉《梁相孔耽神祠碑》：“天授之性，飞其学也。”非作飞，是非与飞可通借。
3、从恣，张凤有两种读法，一读“纵恣”，一读“从兹”。李零读“纵恣”。愚以为应照原字读作“从恣”，形容风雨的肆虐。“从恣”同“纵恣”，《史记·楚世家》：“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欲为蔔尹，王许之。”《汉书·赵尹韩张两王列传》：“此言尊贵所以自敛制，不从恣之义也。”师古曰：“从，读曰纵。”
4、蒙水，张凤读作“濛水”，不可从，应照原字读为“蒙水”，《说文》有“濛”字，然不用为水名，意为“微雨”。汉“蒙水”不作“濛水”，以“濛”作“蒙”为后来所改。《易·蒙》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其名蒙水，当取此义。蒙水出崦嵫山，王逸《楚辞章句》：“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渊。崦嵫山在天水郡，《水经注》卷十七：“北有蒙水注焉，水出县西北邽山，翼带众流，积以成溪，东流南屈径上邽县故城西侧，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旧。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改为天水郡。其乡居悉以板盖屋，诗所谓西戎板屋也。蒙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经》曰:邽山，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洋，谓是水也。”按，崦嵫山汉称邽山，即今天水市区西北的凤凰山，自古被尊为秦州镇山，蒙水即发源于凤凰山的罗玉河，洋水则是穿市区而过的藉河。
5、诚，张凤读作“成”，甚是，此系同音相借。按，《毛诗·我行其野》：“成不以富，亦祗以异。”而《论语·颜渊》则引作“诚不以富，亦祗以异。”是知成与诚古通。
6、州流，李零读作“周流”，[4]甚是，此亦同音相借。《左传》：“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按，华周《汉书·古今人表》作华州，《说苑》则作华舟，是周、州、舟古通。刘向《九歎》：“波淫淫而周流兮，鸿溶溢而滔蕩。”《汉书·扬雄传》：“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郊祀歌》：“周流常羊思所并。”师古曰：“周流犹周行也。”
7、扬波，扬蕩其波。《九歌·河伯》：“与女游兮九河，沖风至兮水扬波。”刘向《九歎》曰：“挑揄扬波，蕩迅疾兮。”王逸注：“言水尚得顺其经脉，扬蕩其波，使之迅疾，自伤不得顺其天性，扬其志意，常屈伏也。”
8、辟柱，张凤读作“壁柱”，可从。《说文》：“欂，壁柱。”张俭《劾侯览奏》：“中常侍侯览起第十六区，皆高楼。四周连阁，洞门绮井，莲花壁柱，彩画鱼肉，台苑拟诸宫阙。”
9、槙到，张凤读作“颠倒”，可从。忘，张凤读作“亡”，李零以为非是，应读“妄”。愚以为二说皆非，当读如“更”字，“更”字古代常写作“㪅”，“㪅”与“妄”形相近。《水经注》卷五：“《琴操》以为孔子临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风扬波，船楫颠倒更相加。”此即是其证。
10、天门，其地有两天门，一在天水郡冀县，一在武都郡故道县。关于天水郡冀县天门山，《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九云：“伏羌县本冀戎地，秦伐冀戎而置县焉，汉冀县属天水郡，后汉隗嚣自称西伯都于此，后魏以冀为当亭，周为黄瓜，隋大业二年改黄瓜为黄城县，武德三年初立伏州，仍置伏羌县，八年，罢伏州以县属秦州。”《禹贡锥指》卷十一：“渭按今巩昌府伏羌县南有冀县故城，即汉县也。西倾、鸟鼠、太华并见前。西倾在鸟鼠之西南。鸟鼠，渭水所出。朱圉、太华皆在渭水之南。”《甘肃通志》卷五：“伏羌县半博水在县西南，源出半博山谷中，北流入渭。又天门水出天门山，东流入渭。”又云：“伏羌县鼍山在县东二十里，山形如鼍，渭水经其下。天门山在县南里许，县之主山，三峰耸峙，有两穴如门，中有湫池。”关于武都郡故道县天门山，《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五云：“两当县本汉故道县地，属武都郡。汉髙帝引兵从故道出，袭雍，谓此也。永嘉之后，地没氐羌县，名绝矣。后魏变文为固，于此置固道郡，领两当、广乡二县，因县界两当水为名，或云县西界有两山相当，因取为名。隋开皇罢郡县，属凤州，皇朝因之。”《甘肃通志》卷五：“两当县天门山在县南六十里，悬崖有大石门一合一辟。”就渭水水道观之，此天门当指天水郡冀县天门山。
11、俫，张凤直接释“俫”为“狭”，不可从。“俫”当释作“侠”，“侠”同“狭”。《别雅》卷五：“宽侠，宽狭也。长夹，长狭也。《任伯嗣碑》：徙侠就宽。《隶续》云：以侠为狭。《后汉书·东夷传》：东沃沮其地，东西夹南北长。注：音狭。是又以夹为狭也。按《说文》狭隘字本作陕，犬部，无狭。《玉篇》狭同狎，又云：今为阔狭。盖后人因陕字形与陕混，故别取狎字，重文以代陕，而因声借用，则又并及侠夹也。”按，此说是。
12、路，李零疑其读为“露”，不可从，应照原字直读为“路”，《释名·释道》：“路，露也。人所践蹈而露见也。”《荀子·议兵篇》：“路，亶者也。”注：“路，暴露也，亶读为袒，露袒谓上下不相覆盖。”这句是说大风雨使彭池水位暴涨，向堤外四溢。
13、彭池，在彭池原，《甘肃通志》云：“彭原废县在县西南八十里，本汉彭阳县地，后魏破赫连定，于此置彭阳县。隋改曰彭原，因彭池原为名。唐于此置彭州元省。”《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四：“彭原县西北一百里旧二乡今五卿本汉彭阳县地，后汉又为富平县地，后魏破赫连定后于此复为富平县，废帝改为彭阳县，属西北地。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县属宁州。十八年改为彭原县，因彭池原为名，在郡西。”《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云：“横岭州东百里，即子午山之别阜。岭北即真宁县。《汉志》注所云桥山在阳周南也。又安定岩，在州西五十里。岩壑如黛，石可镌砚。彭池原，在州北。《唐书》：宁州有彭池。《金志》彭原县有彭池原。原盖因地而名。”《甘肃通志》卷二十二：“彭阳故城在县东八十里，汉县，以在彭水之阳也，属安定郡。后魏属原州，后置云州。唐置丰义县。”按此，则彭池原是以彭池而得名，盖彭池消失后化而为原，人以其名名其所在区域。
14、无因以上，《论衡·异虚篇》：“故佑圣之瑞，无因而至。”无因，犹无端也。以，而。上，加也。《孟子·滕文公》：“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是在世子。”注：“上之所欲，下以为俗。上，加也，偃，伏也。以风加草，莫不偃伏也。”这句是说风雨突如其来，无因而至，使人措手不及。
15、教海，张凤谓“疑叫唤声借”，非是。李零以为应读作“教诲”，李说是。按，诗云“兴章教诲”，义同于《墨子·非命》之“发宪布令以教诲。”“兴章”即“发宪布令”，意谓向受灾百姓发布朝廷的赈灾措施，以教谕、安抚百姓。
二、《风雨诗》的形式问题
《风雨诗》共八句，句八言，每句用韵，内容极完整，看来首尾并无残缺。然就句式来讲，却明显存在着缺字的情形。这本是一首骚体诗，照理来说每句都应该有一个“兮”字，但诗首二句、第四句、第八句有“兮”字，其余句子则无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作者的原件就是如此呢还是后来被抄者省去了呢？我以为是后者。
考察《汉书》载录作品的情形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些作品是删去了句中的“兮”字的，比如《郊祀歌》十九章中的《天马》二曲，《史记》所载是这样的型态。
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与友。（《天马》其一）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渉流沙兮四夷服。（《天马》其二）[5]
而《汉书》所载，则为：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沬流赭。志俶傥，精权竒。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天马》其一）
天马徕，从西极，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歴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揺举，谁与期。天马徕，开逺门，竦予身，逝昆侖。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天马》其二）[6]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汉书》所载《天马》二曲与《史记》所载《天马》二曲相对应的句子确是删去了 “兮”字。另外，据王先谦的考察，《郊祀歌》十九章中还有不少篇章也是删去兮字的，这些篇章的句子如果加进一个“兮”字，即可还原成《楚辞》那种带有“兮”字的句型。[7]《郊祀歌》而外，贾谊的《鵩鸟赋》也曾有这样的经歴，《鵩鸟赋》在《史记》载录时句中是均有“兮”字的，而《汉书》载录时则尽去之。这些情况说明，在汉代抄录作家作品时省去原作句子中的“兮”字已经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了。
此篇《风雨诗》以及《汉书》所载《天马》二首和《鵩鸟赋》这样随便省去句子中的“兮”字，给人的感觉是抄录者对骚体诗中是否有“兮”字似乎是已不太看重，仿佛去掉这个字是为了减少麻烦一样。但是，令我们困惑的问题是，楚歌中的“兮”字虽然是虚字，没有字义上的含义，然“兮”字乃楚歌音乐性的标志，在音乐上有其独特的意义，如此，抄录者又怎么可以随便省去呢？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当作为配乐歌词存在时，楚歌中的“兮”字作为重要的音乐要素肯定是不能省去的，但是，当它离开音乐作为阅读文本时，“兮”字显然已失去了它的音乐意义，而人们在阅读欣赏时又更多的是关注诗歌字面的意义而不是其音乐的意义，象“兮”字这样只能表示音乐意义而不能表示事物意义的词实际上已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抄写时去之又未尝不可呢？“兮”字在阅读文本中的这种可有可无的地位，我们从汉代一些镜铭中对它的使用也可以体会得出来。比如《尚方博局四神纹镜》（新莽）铭文：
上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饑食枣，浮由（游）天下敖四海佳兮。[8]
《尚方鑒铭一》：
尚方作镜母（毋）大伤，左龙右虎掌四旁，朱凤玄武和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兮，宜侯王兮。
《尚方鑒铭四》：
尚方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吉后世乐母（毋）极兮。[9]
这些镜铭并非乐歌，只是韵语，但是，尾句中却不伦不类地加进了一个“兮”字，是出于文意或者句式的需要吗？显然不是，读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没有了这个“兮”字，文句要流畅得多，加了这个“兮”字，反倒是破坏了原来韵语的味道。既然是这样，这些镜铭又为什么偏要加进这么一个看起来十分多余的“兮”字呢？金石学家认为，这主要是有的镜面太大，当初设计的镜铭不能占满其空间，加这样的“兮”字是为了“补足布字不足的空缺”，[10]使得镜的面目显其完整。可见在汉人的眼里，“兮”字在一般阅读文本中是远没有它在楚歌中有地位的，这些镜铭之所以用它，主要就是看中了它这种不表示任何事物意义的词性特点，加在句子中虽说有画蛇添足之嫌，但它并不会破坏句子的意思，为了保持铜镜的美观，用它来充当文字装饰的补救角色是再合适不过了。了解了“兮”字在阅读文本中的地位，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汉简《风雨诗》什么会随意省去句中的“兮”字了，十分清楚，抄写者对读者所要展示的《风雨诗》决不是一个包含诸多音乐元素的乐歌演出脚本，而是一个供人们案头阅读的文本，从这一目的出发，其中的一些音乐元素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其中的一些“兮”字被删，就正是这个原因。实际上，在演出脚本转换为阅读文本的过程中，像骚体诗这样被省去“兮”的并不是唯一的现象，顾颉刚先生就曾发现，乐诗曾经是可以简化为徒诗的，比如曹操的《苦寒行》，《宋书·乐志》所载有六解，三十六句，句五字或三字，凡百六十八字。而《文选》所载此篇则不分解，只有二十句，句五字，凡百二十字，把作为和声的迭字迭句尽去之。[11]二书所载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呢？道理很简单，《宋书·乐志》要体现的是《苦寒行》乐诗的性质，所以必须保留其音乐要素。《文选》所要体现的则是它的徒诗性质，注重的只是其字面含义，那些音乐上的要素诸如重唱和和声之类这时反倒成了阅读过程中的障碍，与其留之倒不如去之。顾先生的这一发现，无疑是对汉简《风雨诗》何以会省去“兮”的一个最为有力的说明。
三、《风雨诗》的题名、作者、抄写者及创作年代和抄写时间
《风雨诗》原简中作者之名无有题署，不过，诗末一句“兴章教海兮诚难过”倒是透露了作者的身份和作诗的意图。按上考，“兴章教海”意即“发宪布令以教诲”，谓向受灾百姓发布朝廷的赈灾措施，以教谕、安抚百姓。这就意味着诗的作者应是陇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因为受灾範围这么广，能够做“兴章教海”之事的恐拍只能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了。而“诚难过”一语则说明，在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过后，这位长官奉旨巡视灾情，安抚百姓，看到治下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情景，心里无比沉重，于是写下了这首《风雨诗》，来表达自己哀愍百姓的痛苦心情。
《风雨诗》的题名，也并非简上原有，乃是当时的发现及整理者斯坦因、沙畹、马伯乐及张凤等人所拟，我们现在也基本上接受了这个题名。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个题名带有后来制题作诗的味道，根本不符合汉代歌诗创作的情况。
从《史记》和《汉书》载录的歌诗情况来看，汉代歌诗有无题和有题两种。无题的歌诗一般是即兴创作的，有时是作者自歌，有时是作者写了歌词后命他人歌之。比如汉高祖的《大风歌》、戚夫人的《戚夫人歌》、刘友的《赵幽王歌》、民间的《淮南王歌》、李延年的《李延年歌》、汉武帝的《李夫人歌》以及乌孙公主的《乌孙公主歌》，这些歌诗当初是没有诗题的，其诗题是后来才加上的。有题的如《气出唱》、《精列》、《江南》、《度关山》、《东光》、《薤露》、《蒿里》、《对酒》、《鸡鸣》、《乌生》、《东门》、《陌上桑》、《平陵东》、《白头吟》等，这些题名，基本上是取诗中字词以名之，和《诗经》命题的方式差不多。不过，这些题名实质上只是曲名而不是诗题，因为后来作者可以用这个曲名另填新词，而其内容基本上与题名无关，比如汉曲《秋胡行》，原作是写鲁大夫秋胡事，但曹操写的《秋胡行》则是说神仙事。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汉代的歌诗是没有诗题的。[12]
虽然说汉代的歌诗没有诗题，但到了后来，当作品的章曲消失不再是乐诗而是作为徒诗存在时，为了记诵的需要，人们还是不得不给他加上一个诗题。不过，给这类作品加上诗题与后来的制题作诗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有这样几种方式，一是它特别注重体现作者或被写人物的身份，多用人的名字来命名。比如戚夫人的《戚夫人歌》、刘友的《赵幽王歌》、李延年的《李延年歌》及乌孙公主的《乌孙公主歌》等，就是用作者的名字来做诗题的，这似乎是通过诗题要告诉人们这首歌就是某某人作的。而民间的《淮南王歌》、汉武帝的《李夫人歌》、民间的《卫皇后歌》、《皇甫嵩歌》及《岑君歌》等，则是用被写人物的名字来做诗题的，这又似乎是通过诗题在告诉人们这首诗写的是什么人。二是根据作者创作时的情景和遭遇来题名，比如戚夫人的《戚夫人歌》，又题作《舂歌》或《永巷歌》，《汉书·外戚列传》载：“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髠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13]很明显，其题作《舂歌》或《永巷歌》，强调的是作者创作歌诗时的背景和遭遇，与歌诗内容无直接关系。三是用歌诗中的词语来题名，此如汉高祖的《大风歌》、《黄鹄歌》，汉武帝的《瓠子歌》，就是取是首句中的词语来命名。这种命名方式乃是袭用《诗经》和汉乐府，本质上来讲是以曲名为诗题，与诗的内容也无多大关系。
了解了这一情况之后，我们也就可以肯定，汉简《风雨诗》当初创作时是没有诗题的，今天如果要给它加上一个诗题，我们还是应该按照上面所说的三种命名方式来进行。首先是，这首歌诗是一地方长官自作的歌诗，我们可以用他的官名或名字做诗题。其次是，因为是歌诗形式，诗题中就不该题作“诗”，而应题作“歌”。考虑到作者是陇西、天水或安定郡的最高长官，故这首诗可题做《陇西太守××歌》、《天水太守××歌》或者《安定太守××歌》。
《风雨诗》的发掘地址，据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是坐落在哈喇湖（笔者按，即哈喇淖尔）南岸的一处小烽燧，斯坦因将其命名为T.ⅩⅫ.d。小烽燧西南不远处的一堆垃圾中，发现了十几枚汉文木简，《风雨诗》即抄写在其中的一枚木简上。据李正宇先生的研究，T.ⅩⅫ.d为汉代中部都尉防区，属平望候官辖地。[14]在《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斯坦因曾详细地描述过这个烽燧，他说：“T.ⅩⅫ.d坐落在一个风蚀土岭上，土岭很陡峭，比西边水湾中的沼泽高出约80英尺，从东—北—东到西—南—西方向延伸了300码，这个烽燧有16英尺见方，残烽燧高约9英尺。”[15]以这样的面积和高度，这个烽燧在敦煌长城沿线诸多烽燧中应该算得上是一个较大的烽燧，不知斯坦因为何称其为小烽燧。汉代烽燧机构一般称“暑”，少者三至六人，多者十人。这个烽燧为大烽燧，驻人就应在十人左右。考《通典》，“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如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转牒。”[16]可知当时每一个烽燧中有一个专管文书的烽率，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包括《风雨诗》在内的这十几枚汉文木简，应就是这个烽燧的烽率所掌管的文书。这十几枚汉文木简的内容，有公文、账簿、信函、字典、故事文、歌诗之类。其中，T.ⅩⅫ.d.013.之“□程忠信吴仲皇许终□”[17]可考是史游的《急就篇》；T.ⅩⅫ.d.3.之“□□毋下□□□ 出前见少年□ □山东临江海西 □有一小宅□ □□□单奇□”，[18]应是一篇记故事的文字；T.ⅩⅫ.d.021.之文字，就是此篇《风雨诗》。公文、账簿、信函是公有的东西，但字典、文章、歌诗之类就应该是属于烽率自己的东西了，这就可以说明，此篇《风雨诗》正是这个烽燧的烽率抄录的作品。至于《风雨诗》的来源，应该是当时的某种人物传记，而最有可能是那些记录郡国名宦事迹的郡国之书，如耆旧、节士、名德及先贤传之类。汉代写人物传记似乎有个传统，这就是在描写人物形象时常辅以诗歌的手段，比如《史记》、《汉书》纪人物，就多用人物自作的诗歌来表现其心迹和行状，而后来的郡国之书如《长沙耆旧传》、《殷氏世传》、《襄阳耆旧传》等也基本上保持了这个传统，兹如《长沙耆旧传》有《洛阳令歌》歌祝良，《殷氏世传》有《荥阳令歌》歌殷襃。郡国之书的兴起，乃在东汉时期，《隋书·经籍志》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19]《风雨诗》的事迹既不见诸《史》、《汉》及《后汉书》，则自当出于东汉的郡国之书。如此，则其创作于东汉可知。至于其抄写时间，也应在此时，这可以由这批木简的发掘情况得到证明，据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批木简在发现时是归于一处，且都是东汉的文书，并无其它朝代的东西在内，从其着见的年代来看，最早的是汉光武帝建武廿三年（公元47年）十一月丁卯，最晚为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九月十二日，其间相隔差不多廿年的时间，《风雨诗》就应在这廿年间抄成。
四、《风雨诗》风俗地理考
通过以上的考释，可知《风雨诗》写的是一场由大风雨引起的大水灾，它起于蒙水、由天门峡谷直下、沖毁彭原池，殃及陇西、天水、安定三郡。这次水灾来势凶猛，使房屋“辟柱槙到”，给三郡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此次水灾，史无明文记载，但我们通过此地山川地理的考察还是可以了解到其风雨水患的一些情况。
蒙水所在的区域，为秦上邽故县，汉属陇西郡，关于其域中水道，《水经注》是这样描绘的：
渭水又东南出桥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涧声流，总成一川，东歴当亭川，即当亭县治也，左则当亭水，又则曾席水注之，又东与大弁川水合，……。藉水又东南流与竹岑水合。水出南山竹岑，二源同泻，东北入藉水。藉水又东北径上邽县，左佩四水：东会占溪水，次东有大鲁谷水，次东得小鲁谷水，次东有杨反谷水，咸自北山流注藉水。藉水右带四水，竹岭东得乱石溪水，次东得木门谷水，次东得罗城溪水，次东得山谷水，皆导源南山，北流入藉水。藉水又东黄瓜水注之。其水发源黄瓜西谷，东流径黄瓜县北……。黄瓜水又东北歴赤谷，咸归于藉。藉水又东得毛泉谷水，又东径上邽城南，得核泉水，并出南山，北流注于藉，藉水即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县西北邽山，翼带众流，积以成溪，东流南屈径上邽县故城西侧，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国也，秦武公十年伐邽县之，归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故汉武帝元鼎三年又改为天水郡。其乡居悉以板盖屋，诗所谓西戎板屋也。濛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经曰：邽山，濛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洋，谓是水也。藉水又东得阳谷水，又得宕谷水，并自南山北流于藉。藉山又东合段谷溪水，水出西南马门溪，东北流合藉水，藉水又东入于渭。[20]
从这个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上邽境内有两条最大的河流，一为藉水，一为渭水。藉水又为当亭水、竹岑水、占溪水、大鲁谷水、小鲁谷水、杨反谷水、竹岭、木门谷水、罗城溪水、山谷水、黄瓜水、毛泉谷水、阳谷水、宕谷水、段谷溪水以及濛水等众流所注，最后又东注入渭水。在藉水众多的支流中，濛水是最富传说色彩的河流，《山海经·西山经》曰：“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猬毛，名曰穷奇，音如獋狗，是食人。蒙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黄贝，蠃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21]蠃鱼见则其邑大水的说法虽不可信，但它却道出了一个实情，这就是濛水是上邽众河流中举足轻重的河流，它的上涨将会使其它河流水位随之上涨，造成上邽境内的水灾。而引起蒙水水位上涨的原因，则是此地的大风雨，上引《水经注》云：“旧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是湖，风雨随之。”此固不可信，然却透露了此湖是其邑大风雨的策源地，蒙水水位上涨，与其风雨之兴不无关系。关于此地百姓的生活习俗，上引《水经注》云：“其乡居悉以板盖屋，《诗》所谓西戎板屋也。”盖秦人发迹天水，受西戎习俗影响及适应地理环境的需要，广泛使用板屋。《毛诗正义》说：“秦之西陲，民亦板屋。”[22]《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屋室。”[23]可见在汉代仍是如此。板屋的结构样式，《南齐书·氐羌传》是这样说的：“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24]说明板屋全是土木结构。处于这样的地理环境，又是这样的居住习惯，无怪乎当风雨来临、河水泛滥时房屋会“辟柱槙到忘相加”了。
天门山所处的冀县，为渭水流经处，至此又有多水注入。《水经注·渭水》云：
渭水至黑水峡南北十一水注之。北则温谷水，导平襄县南山温溪，东北流径平襄县故城南，其水东南流歴三堆南，又东流南屈歴黄槐川，梗津渠冬则辍流。春夏水盛则通川注渭。次则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长堑谷水，次东有安蒲溪水，次东有衣谷水，并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击自鸣……，其水北径冀县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县之……，渭水又东合冀水，水出冀谷。次东有浊谷水，次东有当理溪水，次东有托里溪水，次东有渠谷水，次东有黄土川水，俱出南山，北径冀城东，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东出岑峡，入新阳川。[25]
按《水经》此载，从黑水峡至岑峡南北十一水注入渭河，其中北有二水，南有九水。天门不见载，然上引《甘肃通志》卷五云：“伏羌县（即冀县）半博水在县西南，源出半博山谷中，北流入渭。又天门水出天门山，东流入渭。”又云：“伏羌县鼍山在县东二十里，山形如鼍，渭水经其下。天门山在县南里许，县之主山，三峰耸峙，有两穴如门，中有湫池。”《甘肃通志》卷十又云：“天门隘，在县南天门山下。”[26]《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亦云：“又天门山，在县南三里。山有两穴如门，亦谓之天门山口。”[27]是知除南北入渭河的十一水之外，尚有源于天门山东入渭河的天门水。从《甘肃通志》所描述的情形来看，天门山发大水的原因应该是大风雨引起内中湫池水位暴涨所致。由于山势险峻，门口狭小，大水必成咆哮怒吼之势，其形成的破坏力可想而知。另外，天门山在县南三里，其发大水，直接面临威胁的就是冀县县城，所以冀县县城在此次水灾中遭受的损失应该是相当大的。
彭池即彭池原，汉属安定郡彭阳县，汉彭阳故城，旧址在在今甘肃镇原县西北茹河北岸井陈家村，境内亦水道纵横，按《水经注》、《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及《甘肃通志》的描述，其水道主要有阳晋水、原州川水、髙平川水、石门峡水、自延水、次水等，另有夹城而过的蒲河与茹河共九水。《元丰九域志》卷三云：
中临泾四乡有阳晋水、朝那水。[28]
《甘肃通志》卷五：
阳晋水在县南平凉县界流入，《寰宇记》阳晋水在临泾县南十五里入泾，即泾州横河之上源也。[29]
《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三云：
原州川水自番界入州界五十五里入宁州彭阳县界。[30]
《水经注》卷二云：
河水又东，北径于黑城北，又东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陇山苦水谷。[31]
《甘肃通志》卷五：
石门峡水在县西大陇山，北有水径流，谓之峡水。[32]
《水经注》卷二：
石门之水又东，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水西出自延溪，东流歴峡，谓之自延口，在县西北百里。[33]
《甘肃通志》卷五：
次水在县东北六十里，与苦水、东水乱流参差，合而为一，下流入高平川。[34]
《元丰九域志》卷三云：
中彭阳州东六十里三乡萧一镇有大胡河、蒲川河。[35]
除水道外，彭阳境内又多湫池，颇具神秘色彩。湫池大多因山坡滑塌、堵塞沟道而形成，一般分布于黄土高原支毛沟底，歴史上彭阳出现湫池较多，后由于地形变动，池水破谷而出，许多湫池已不复存在，比如莲花池、太阳湫、任湫，清雍正年间尚存，至今则全部消失。诗中所说的“彭池”，应该就是大雨后因山坡滑塌、堵塞沟道而形成的一个大湫池。按《元和郡县志》，隋开皇十八年改富平县为彭原县，因彭池原为名。又《元丰九域志》卷三云：“彭原州西南八十里六乡董志萧赤城宁羌〔中缺〕四镇有彭池原、睦阳川。”[36]董志原即彭原，彭池位于原上。既称彭池原，就说明彭池在隋时就早已化而为原，而诗云“路彭池”，很可能是说彭池在这场大风雨之后的突然消失，“路”就是说彭池在大风雨中水量陡增，漫过水堤，时间一长，在水的沖击下水堤自然不支而垮塌，从此匿迹。彭池曾是彭阳的象征，它在一场大风雨之后的突然消失，不仅见证了大自然对河山的无情改易，也见证了彭阳百姓在这次水患中的痛苦和灾难。
（编者按：[1]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页348。
[2]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244。
[3]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上海：有正书局，1931年，页51。
[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页348，下引俱出该页，不复举。
[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1178。
[6]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1060。
[7]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
[8]朱剑心：《金石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页215。
[9]梅鼎祚编：《东汉文纪》卷三十二，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景印。
[10]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页69。
[11]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页279-280。
[12]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11—112。
[13]班固：《汉书·外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3937。
[14]李正宇：《敦煌郡的边塞长城及烽警系统》，《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　
[15]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桂林：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495。
[16]杜佑：《通典》卷一百五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17]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244。
[18]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244。
[19]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页982。
[20]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1]郭璞注、毕沅校：《山海经·西山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2]孔颖达：《毛诗正义》，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3]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
[24]萧子显：《南齐书·氐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页1027。
[25]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6]许容等：《甘肃通志》巻十
[2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版。
[28]王存等撰、王文楚等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29]许容等：《甘肃通志》巻五
[30]乐史等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31]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32]许容等：《甘肃通志》巻五
[33]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34]许容等：《甘肃通志》巻五
[35]王存等：《元丰九域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36]王存等：《元丰九域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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