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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

漢代的文書，重要者多以書囊包裹。不同性質的文書使用不同色的書囊，可能關乎一定的制度。例如，皇帝的璽書用青布囊[1]，邊郡發犇命書用赤白囊[2]，宮中機密用緑囊等[3]。漢代用皂囊來封裝專呈皇帝的密奏。《後漢書》卷六○《蔡邕傳》記載：“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李賢注引《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皂囊。”皂囊，就是以黑色織物製作的書囊。用皂囊封裝的密奏稱作“封事”。《文心雕龍》第二十三《奏啓》：“自漢置八能，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
李賢認爲“奏封事”始于西漢宣帝。《後漢書》卷二《明帝紀》：“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李賢注：“宣帝始令衆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擁蔽。”李賢的根據是《漢書》中的相關記載。《漢書》卷七四《魏相傳》：“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宣帝始親政時，“領尚書者”是霍光兄子霍山。《漢書》卷六八《霍光傳》載霍山曰：“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中書令，即中書謁者令，西漢武帝置，由宦者充任。在宣帝以前，奏“封事”時須上正、副二封，由“領尚書者”拆看副封。霍光去世後，宣帝採納魏相的建議，取消了副封。至此，密奏可不經過尚書，而直接由宦官出取，送達皇帝。
在漢宣帝以前，文献中幾乎没有關於“封事”的具體記載，而在此後的史料中頗不少見，故李賢的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記載：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後漢書》卷四八《翟酺傳》也記載：“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皂囊。”這兩條史料表明：早在漢文帝時，已有皂囊。因此，用皂囊做上書囊的情况至少在漢文帝時就已存在，而漢宣帝是對密奏制度進行了改革，取消副封，由此加強了“封事”的保密性，使“封事”的機能凸顯出來。此外，“封事”不經過尚書大概也没有成爲通例。《漢書》卷九九《王莽傳》曰：“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可知“封事”在王莽時也不經過尚書，然而從《王莽傳》的批評語氣來看，史家認爲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狀况。
“封事”的形式是“皂囊封板”，但皂囊却並非只用做“封事”的包裝。《三國志》卷八《魏書·公孫瓚傳》注引《典略》載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邟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後漢書》卷七三《公孫瓚傳》亦曰：“（袁紹）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文稱詔書。”這说明詔書也用皂囊。而袁紹“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文稱詔書”，當是一種僭越之舉。不過，用皂囊包裝的詔書與前文所提及的用青布囊包裝的璽書是不同的。《獨斷》曰：“詔書者，詔誥也。”[4]一般說來，詔書是面向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員的文告，內容多为普遍實施的政策法令等，由朝廷發出，依次傳遞，規格較璽書低，也不具有太多的機密性。而璽書則封以皇帝專用之璽，是以皇帝本人名義直接發出並專達於某特定對象的文書，規格隆重，也更具有機密性。
在已發表的敦煌懸泉漢簡中，有幾處關於用皂色織物包裹的文書的記載。例如：
[1] 入東軍書一封。皂繒緯完，平望候上王路四門。始建國二年九月
戊子，日蚤食時，萬年亭驛騎張同受臨泉亭長楊。（懸泉漢簡Ⅱ0115①：59）[5]
這是一件東行的軍事文書的經過記録。其內容，除文書的去往方向，還包括文書的包裝情况、寄者與收者、文書到達的時間及交接人等。
“皂繒”是皂色絲帛。“緯”，讀爲“幃”。《說文·巾部》：“幃，囊也。从巾，韋聲。”《集韻·微部》：“幃，囊也。”《文選》卷三二屈平《離騷經》：“蘇糞壤以充幃兮。”李善注：“幃謂之幐。幐,香囊也。”“幃”、“緯”二字，聲旁“韋”相同，形旁“巾”、“糸”可互换，故二字可通。“皂繒緯完”，是说用皂繒製作的書囊完好。“緯” 讀爲“幃”的例子，也見於居延邊塞漢簡。如居延漢簡181.8：“卅井累虜[‘鐆’从‘火’]，布緯，糒三斗。”[6]居延新簡EJT37.1552（橐他莫當隧始建國二年五月守禦器簿）：“布緯三，糒九斗。”[7]“糒”，乾糧；“布緯”，此處指裝乾糧的布質囊袋。
“緯”的形制究竟怎樣？據懸泉漢簡中的有關記載，“緯”是相當長的。例如，懸泉漢簡0112②：79：“緑緯，綖滿署，皆完，緯兩端各長二尺。”[8]在當時，一件重要的文書的包裝，至少應具備以下三物：書囊（書衣）、繋繩（用於捆紮和封緘）、木檢（用於題署和封緘）。由於“緯”有某種特定顔色，又有長端，故不大像是與封緘相關的繋繩，而確實可能是書衣。其所以長，或是爲了便於背負和綁縛。前引《文選》李善注：“幃謂之幐。”而《廣韻·登韻》曰：“幐，囊可帶者。”[9]《漢書》卷九七《外戚傳》：“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 顔師古注：“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幐耳。”則漢代的盛書囊——方底與唐代的算幐相似。算幐又稱算袋。方以智《通雅》卷三七：“算袋，即算幐。武則天賜朱前疑緋算袋。”[10]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七：“海人言昔秦王東遊，弃算袋於海，化為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11]則幐大致為囊袋狀，有長帶，可以印封。王國維認為，書囊之形“當略如今之捎馬袋，故兩頭有物則可擔，其小者可帶，亦與幐之制合也。”[12]勞榦認為，書囊长方形，“上下有底，縫在正中，及二端對折，縫藏於內不可見，施檢之處即在囊外”。[13]書囊易朽，今未見其實物。而從懸泉漢簡所記來看，“緯”有長端，恰如幐之“可帶”，則王說或略勝於勞說。 “綖”是“線”的異體字，見《集韻·線韻》。《後漢書》卷二五《魯恭傳》：“白山之難，不絶如綖。”簡文中的“綖”，或指將装妥文書的书囊與木檢捆紮在一起並加封的繋繩 。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其縣山之多
王莽-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者，以
王莽-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纏書；毋（無）
王莽-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者以蒲、藺以枲萷（
王莽-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之。”[14]“
王莽-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讀為“菅”；“枲”，粗麻；“
王莽-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緘束。可知秦時用菅、蒲、藺等草和麻來捆紮文書。漢時文书常品亦用以上物料，而貴者用絲[15]。“署”，此處指有題署的木檢。《說文·木部》：“檢，書署也。”《釋名·釋書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書文書檢曰署。署，予也，題所予者官號也。”檢多以木制，可題寫文字，說明文書的收寄人等事項。檢上有印窠[16]，为凹槽狀，印窠的底部大多有刻痕，以固定繋繩[17]。封緘文書時，將檢覆蓋於書囊之外，繋繩經過檢上的印窠打結拴牢，然後在印窠處填以封泥，在泥上加蓋印章。現今所見封泥實物的背面，絕大多數留有繩痕；其中一種深陷於泥的中間，是固著封泥不使散落的細線所留；另一種則顯露於泥的背面，是繋繩所留[18]。上引《公孫瓚傳》“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的記載，所反映的正是這種封緘文書方法。又懸泉漢簡0809：49：“維、署、緯皆完。”[19]“維”，疑指繋物之繩。《楚辭·天問》：“斡維焉繋。”《漢書》卷四八《賈誼傳》：“是猶度江河而亡維楫。”顔師古注：“維所以繋舩，楫所以刺舩也。”如果此猜測不誤，則該簡所記録的“維、署、緯”，恰是包裝文書的三物。
漢代以降，從魏晉到唐宋，有關官文書之包裝的資料相當少見。到了元代，郵驛空前發達，《元史》記其制度頗詳，其中有對官文書的傳遞與包裝的具體規定，或可參看：“古者置郵而傳命,示速也。元制，設急遞鋪，以達四方文書之往來……凡有遞轉文字到，鋪司隨即分明附籍，速令當該鋪兵，裹以軟絹包袱，更用油絹捲縛，夾版束繋，齎小回暦一本，作急走遞。到下鋪交割附暦訖，於回暦上令鋪司驗到鋪時刻，並文字總計角數，及有無開拆、磨擦損壞，或亂行批寫字様，如此附寫一行，鋪司畫字，回還。若有違犯，易爲挨問。”[20]元時文書雖爲紙質，但仍以織物包裹、捲縛，以板捆紮，傳遞時也須記録其包裝完損情况和交接時間等，與漢代有相似之處。
有研究者認爲：“緯”通“衣”，因前者是匣母微部字，後者是影母微部字，兩字的讀音接近。或說，可將“緯”徑讀爲“帙”，“帙”是定母質部字，質部與微部爲旁對轉，韻部相近可通[21]。以上兩種說法似略嫌迂曲，但也都將“緯”釋爲書衣。應當指出，“帙”雖是書衣，但其用途主要是作書籍的函套和計量單位，而非封緘和傳送文書的書囊。例如，《宋書》卷一百《自序》：“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七帙七十卷。”又如，蕭統《文選·序》：“卷盈乎緗帙。”儘管目前對於“緯”之形制的確定尚缺少足夠的資料，但這件“入東軍書”是用皂色織物皂繒來包裹的，此點當無疑問。
敦煌郡在河西四郡的西端，是漢時中原與西域往來的門戶，車師前國、車師後國和車師後城長國在其西北。“平望候”，候官，屬敦煌中部都尉。敦煌中部都尉所辖平望、吞胡、步廣、破胡、萬歲等五候官中，平望位在最西[22]。“始建國二年”（10），新莽朝的第二年。據文獻記載，自王莽即位起，西北邊境一直擾動不寧。始建國元年（9），匈奴因求税烏桓不得，又不滿印文改易，遂起兵塞下。始建國二年，西域車師後王兄狐蘭支亡降匈奴，繼而“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後成長”，即“後城長”[23]。在敦煌所出漢簡中，亦可見到相關的記載：“故車師後亡侯虜支，將諸亡國千餘人。”“故車師後亡侯弟虜布，將兵二千餘人。”[24]據考，“故車師後亡侯虜支”即“車師後王兄狐蘭支”，簡文中加“故”、“亡”、“虜”等字，是由於其已叛亡的緣故；“故車師後亡侯弟虜布”則大約是狐蘭支的弟弟[25]。因此，這件軍書應與當時動蕩的邊情有關。“王路四門”，即公車司馬。據《漢書》卷九九《王莽傳》記載，始建國元年，王莽改制，“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公車司馬係衛尉屬官。《續漢書》志二五《百官二》“公車司馬令”條本注曰：“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可知這件東行文書是上奏朝廷的。
該文書又是以驛騎傳送的。漢代的郵驛制度，大致以步遞稱“郵”，以馬遞稱“驛”，以車傳送稱“傳”。傳送文書，“郵”的速度為一晝夜二百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行書律》：“郵人行書，一日一夜行二百里。”[26]在西北邊塞地區，則為一晝夜一百六十里。《居延新簡》EPS4.T2:8A:“官去府七十里，書一日一夜當行百六十里。”[27]關於“傳”的速度，目前尚少見具體記載。而關於“驛”的速度，則有一些文獻和考古資料可供探討。例如，《漢書》卷七○《陳湯傳》：西漢成帝時，西域都護段會宗被烏孫兵圍困 ，軍情危急，“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晉書》卷二三《樂志》載《惟庸蜀》曲辭：“劉備逆帝命，禪亮承其餘……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行千里爲程。”[28]以上記載均表明：在漢時，最重要和最緊急的文書都用“驛騎”。驛騎和步遞一樣，亦以接力的方式傳送，故速度很快，有可能超過常馬。漢簡資料可以為證：
[2] 皇帝橐書一封，賜敦煌太守。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夜幾少半時，縣（懸）
泉驛騎受萬年驛騎廣宗，到夜少半時付平望驛騎。（懸泉漢簡Ⅴ1612④：11：）[29]
“元平”，西漢昭帝年號。“夜少半”，漢代時稱之一，在夜半之前。關於漢代的時制，目前學界尚無定論。較為流行者，有一日分為十八時、十六時、十二時等三說。若取十八時說，則一時（即一個時稱）所包括的時段為八十分鐘；若取十六時說，則為九十分鐘[30]。而本簡所記“皇帝橐書”（此“皇帝橐書”當是璽書）在“夜幾少半時”由懸泉的驛騎接手，到“夜少半時”便交付給了平望的驛騎，前後大約僅用了不足二分之一時。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行書律》：“十里置一郵。南郡江水以南，至索（？）南水，廿里一郵……畏害及近邊不可置郵者，令門亭卒、捕盜行之。北地、上、隴西，卅里一郵；地險陝不可郵者，得進退就便處。”[31]據此，漢初西北邊地郵站之間的距離大約是三十里。“置”是郵路上的較大的站點，有傳車、馬廄，往往與“驛”——即驛馬站點合一，為驛騎交接文書、更換馬匹的處所。懸泉漢簡的出土地懸泉置就是這樣的機構。驛、置以下的基層單位是亭。在簡[2]中，除“懸泉”外，“萬年”與“平望”也都各有所屬驛騎，且為文書交接處所，故其性質當是驛或亭[32]。因資料短少，漢時敦煌郡內驛馬站點之間的距離尚難以確定。但《續漢書》志二九《輿服志》中有這樣一條記載：“驛馬三十里一置。”這與上引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行書律》所規定的西北邊地郵站之間的距離為三十里是一致的。若以“懸泉”到“平望”的距離為三十里，以“夜幾少半時”到“夜少半時”為二分之一時，取十八時說(即二分之一時為四十分鐘)計算，則傳送“皇帝橐書”的速度能夠達到一晝夜千里；取十六時說（即二分之一時為四十五分鐘），則該速度接近千里[33]。可知《漢舊儀》的記載或非虛言。
當然，驛騎的傳送速度大概亦分等次，傳送璽書者為其極，而傳送其他文書的速度當遜於璽書。不過，凡以驛騎傳送的文書，必屬要急。而簡[1]所記之東行軍書，係由“萬年亭驛騎張同受臨泉亭長楊”，這表明：當地確有名為“萬年”的亭；該軍書由臨泉亭的亭長送來後，交付給了萬年亭的驛騎傳送。其以驛騎傳送，且以皂色織物包裹，當是專達皇帝的要急密奏。因此，這件軍書有可能是一件用皂囊包裝的“封事”。
在懸泉漢簡中還有兩處關於“皂布緯書”記載：
[3] 入西皂布緯書一封，大司徒印章，詣府。緯完，賜……從事宋掾書一
封，封破，詣府。（懸泉漢簡Ⅱ0114②:89）[34]
[4] 入西皂布緯書二封，大司徒□□□□□□□。蒲封□□□□□□□□
□□……緯破。一護羌校尉□□□□□□。（懸泉漢簡Ⅱ0114②:275）[35]
以上兩簡都是西行文書的經過記録。簡[3]記録“皂布緯書一封，大司徒印章”。簡[4]記録“皂布緯書二封，大司徒……”，其下文字缺失，依照簡[3]文例，“大司徒”下亦應有“印章”二字。《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緑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可知“大司徒”就是丞相。又《續漢書》志二四《百官一》“司徒”條本注曰：“司徒……世祖即位，爲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因此，這兩枚簡牘的年代，應在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前1）至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之間。
懸泉漢簡的出土地點懸泉置在敦煌郡效穀縣，位於敦煌郡治所之東，是西行文書所經之處，故簡[3]所謂“詣府”是指送至敦煌郡太守府。簡[4]中有“一護羌校尉”等字，其下文缺失。因護羌校尉远在東方[36]，故其恐非簡文所記西行“皂布緯書”的目的地。但我們可將此有關護羌校尉的記載作爲判斷簡[4]的年代的依據。《漢書》卷九九《王莽傳》：“（居攝元年）遣護羌校尉竇况擊之。二年春，竇况等擊破西羌。……（居攝三年）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况，令殺人，况爲收繋，致其法。莽大怒……及况皆死。”竇况死後，在王莽秉政期間，文獻中未再有關於護羌校尉的記載。《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建武九年）復置護羌校尉官。”李賢注：“《漢官儀》曰：‘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節，以護西羌。王莽亂，遂罷。’時班彪議，宜復其官，以理冤結。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都於隴西令居縣。”《後漢書》卷八七《西羌列傳》也記載：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護羌校尉始置於西漢武帝時，居攝三年（8）竇况死後廢止，東漢光武帝建武九年（33）復置。據此，可對簡[4]作進一步的推測：它的年代應當在元壽二年（丞相更名大司徒）至居攝三年（竇况死）之間，或在建武九年（復置護羌校尉）至二十七年（大司徒更名司徒）之間。
又，簡[3]的編號爲Ⅱ0114②:89，簡[4]的編號爲Ⅱ0114②:275，將二者比較後可知：其表示出土區位的羅馬数字相同，都是“Ⅱ”；其探方號相同，都是0114；其層位號也相同，都是“②”；故可推定此二簡的關係密切，年代大致相同。按照類似綫索，如能在懸泉漢簡中找到與簡[3]、簡[4]的前編號相同而簡文裏又有年號的簡，就可以更進一步地推測此二簡的確切年代。懸泉漢簡中恰好有這樣的簡：
[5] 入東緑緯書一封，敦煌長上詣公車。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旦，平旦受遮
要奴鐵柱，即時使御羌行。（懸泉漢簡Ⅱ0114②:165）[37]
[6] 出緑緯書一封，西域都護上詣行在所公車司馬以聞。緑緯孤與縕檢皆
完，緯長丈一尺。元始五年三月丁卯日入時，遮要馬醫王竟、奴鐵柱付縣(懸)
泉佐馬賞。（懸泉漢簡Ⅱ0114②:206）[38]
簡[5]與簡[6]的前編號也是Ⅱ0114②，與簡[3]、簡[4]相同，说明這四簡的出土區位、探方和層位全都一致。而同時，簡[5]與簡[6]的年代又皆爲“元始五年”（5）。據此可知，簡[3]與簡[4]這兩枚記録了“皂布緯書”的懸泉漢簡的年代，應在元始五年前後，即前文所推測的西漢元壽二年（前1）至居攝三年（8）之間，而不是在東漢建武年間。
在漢時和王莽時，詔書可經由丞相或大司徒下發。詔書由丞相下發的例子，如：
[7] 二月丁卯，丞相相下車騎將軍、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大守、
諸候（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居延漢簡10·30）[39]
這是一件包括了詔書與詔書行下文的冊書的局部。“丞相相”，指魏相，漢宣帝時丞相[40]。據考，該册書原由數簡組成，此係其中之一，內容爲詔書行下文[41]。詔書封以丞相府印的例子，如:
[8] 出詔書一封，丞相府印，車師後城司馬詣西域都護庭，置課驗行。
建平三年二月己卯，玉門隧長具兵□□□□隧長尹恭雜興鄯善民□□□□□。
（《敦煌漢簡釋文》513）[42]
“建平”，漢哀帝年號；“建平三年”（前4）時，丞相尚未更名大司徒。詔書由大司徒下發的例子，如：
[9] 八月辛丑，大司徒宮下小府、安漢公、大傅、大司馬、大師、大保
車騎（下殘）。（居延漢簡53.1A）[43]
“大司徒宮”是指馬宮，“安漢公”是指王莽[44]。此簡的內容亦應是詔書行下文。由“大司徒宮”下發的詔書，亦見懸泉漢簡中的“泥牆題記西漢元始五年《四時月令詔條》”：
[10] 五月……大司徒宮、大司□……大師，承書從事，下當用……到言。
五月辛巳，羲和丞通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從事，下當用者，
如詔書。（第93—96行）[45]
有意思的是，此《四時月令詔條》的年代也是元始五年。
據文獻記載，在自元壽二年至居攝三年的九年中，先後有孔光、馬宮、平晏等三人做過大司徒；其中馬、平的時間較長，前者六年，後者三年；在元始五年這一年，前者離任，後者接任[46]。因此，簡[3]與簡[4]所提到的“大司徒印章”和“大司徒”，屬馬宮或平晏的可能性較大。而此二簡所記載的幾件西行的“皂布緯書”，由於它們有大司徒的印章，係由朝廷發出，又都以皂色織物包裹，故其內容很可能是詔書和詔書行下文，即“皂囊施檢，文稱詔書”。據《漢書》卷九九《王莽傳》記載，元始五年前後，王莽把持大權，多所改易，政令頻出。這幾件“皂布緯書”或與此有關。
附帶说一下，前文所引簡[5]與簡[6]還記錄了兩件“緑緯書”，其中一件“上詣公車”，另一件“上詣行在所公車司馬以聞”。“行在所”，帝王所在之處。《獨斷》：“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47]“公車”即“公車司馬”，前者是後者的省稱。將簡[1]所記載的皂緯書與這兩件綠緯書做比較，可見二者有相同之處：它們都有書衣“緯”；它們都是發自西北邊地的公文，前者發自平望候，後者發自敦煌長和西域都護；它們都寄往公車司馬即遞送朝廷；此外，由前文所考簡[3]、簡[4]與簡[5]、簡[6]的關係可知，皂、緑兩種緯書是同時並存的。那麽，它們在性質上有何差別？
綠色在漢代可能不是一種尋常的顏色。《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注引如淳曰：“盭，綠也，以綠為質。”引晉灼曰：“盭，草名，出琅邪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為綬名也。”“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可知諸侯王、相國用綠綬。《续漢書》志二九《輿服志》：“故曰王青蓋車，皇孫綠車以從。”可知皇孫用綠車。《史記》卷一百十《匈奴列傳》：“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可知漢文帝賜給匈奴的禮品有綠繒。又《漢書》卷十《成帝紀》：“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濅以成俗……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可知在漢成帝以前，大概曾有過限制平民穿著青綠服色的規定。
在漢時，用緑色的篋、囊盛物，也許有尊貴和慎密的含意。《漢舊儀》：“印綬盛以篋，篋以緑綈表，白素裏。尚書令史捧，西向，侍御史東向，取篋中印綬，授者却退，受印綬者手握持出。”[48]《漢書》卷九七《外戚傳》記載，漢成帝趙皇后不育而性妒，用詔記密令毒殺中宮史曹宮産下的皇兒。“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緑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交給掖庭獄丞，命將嬰兒置於暴室獄，後又送去裝有毒藥的“封小緑篋”。當得知許美人生産後，又使中黃門靳嚴“持緑囊書予許美人”，命將所生兒送來 。“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 “緑囊”同“緑綈方底”，而“封小緑篋”則是加封的小緑竹箱。因此，用“緑緯”來包裝文書可能是表示文書的某種等級，或與其重要性或機密度有關。
簡[5]與簡[6]中的兩件緑緯書，它們在其經過記録裏没有像簡[1]中的皂緯書那樣被寫明是“軍書”。敦煌長所上的綠緯書在到達後“即時使御羌行”，似轉由傳車遞送；而西域都護所上緑緯書則交給了懸泉佐。它們的內容不詳，與“緯”的顔色是何關係亦不詳。此外，儘管這兩件緑緯書也寄往公車司馬，但寄往公車司馬未必就等同於直達最高當權者。而且，它們是由遮要置的“奴”和“馬醫”送來的，並未使用驛騎，或说明其緊急程度不及簡[1]中的皂緯書[49]。
在元代，文書以不同的包裝及颜色來表示其是否緊急：“中統元年，詔：‘隨處官司，設傳遞鋪驛，每鋪置鋪丁五人。各處縣官，置文簿一道付鋪，遇有轉遞文字，當傳鋪所即注名件到鋪時刻，及所轄轉遞人姓名，置簿，令轉送人取下鋪押字交收時刻還鋪。本縣官司時復照刷，稽滯者治罪。其文字，本縣官司絹袋封記，以牌書號。其牌長五寸，闊一尺五分，以緑油黃字書號。若係邊關急速公事，用匣子封鎖，於上重別題號，及寫某處文字、發遣時刻，以憑照勘遲速。其匣子長一尺，闊四寸，髙三寸，用黑油紅字書號。’”[50]一般的文書用絹袋封記，有牌，“以緑油黃字書號”；邊關急速公事則用匣子，“用黑油紅字書號”。則元時是以黑色表示緊急。
至於本文開始時所提到的“赤白囊”，包括簡牘在內的漢代考古資料裏並無記載。在文獻中，僅見於《漢書》卷七四《丙吉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犇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犇命”，即“奔命”。《漢書》卷七《昭帝紀》：“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顔師古曰：“應说是也。犇，古奔字耳。”可知“犇命書”的確是緊急文書。因此，研究者多以為赤白囊是緊要的標誌[51]。但是，由於文書的行程往往很長，又經常是成批地傳遞[52]，或需將它們裝入某種專用的郵囊，以便傳送者保管和擕帶，故《丙吉傳》記載驛騎所持之“赤白囊”，也有可能是一種郵囊，並不一定就是文書本身的書衣。“赤白囊”以驛騎傳送，已明確地顯示出文書的緊要程度；而其“赤白”色，則既有可能是緊要的標誌，也有可能是邊郡或邊軍的標誌。
對於漢代文書的包裝與傳遞制度，因目前所見材料有限，只能作大致的推測。若要獲得進一步的認識 ，尚有待於更多的簡牘資料的面世和更深入的研究。

原發表于《文史》2004年第4輯
（編者按：[1]衛宏《漢舊儀》卷上：“（皇帝璽書）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孫星衍校，《漢官六種》四部備要本。
[2]見《漢書》卷七四《丙吉傳》。關於赤白囊的考述詳下文。
[3]見《漢書》卷九七《外戚傳》。關於緑囊的考述詳下文。
[4]蔡邕《獨斷》，《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刊本。
[5]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以下簡稱《釋粹》）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0頁。爲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在所引用的簡牘釋文之前添加了序號。下同。
[6]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90頁。
[7]引自初師賓《漢邊塞守禦器備考略》一文，見《居延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5頁。
[8]引自《釋粹》一○七注[1]，第89頁。又同注所引懸泉漢簡0114：206釋文“緑緯孤宏縕檢皆完，緯長丈二尺”，所記録的“緯”更長達丈餘。此條釋文，《釋粹》一四六又作：“緑緯孤與縕檢皆完，緯長丈一尺。”見該書第111頁。
[9]《宋本广韵》卷二《登韵》，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年，第182頁。
[10]方以智《通雅》卷三七《衣服》，《欽定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文渊阁本，1989年，第857 册 709頁。
[11]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七《鱗介篇》，中華書局，1981年，第163頁。
[12]王國維《簡牘檢署攷》，《雲窗叢刻》，羅振玉輯，仿古香齋本於日本京都影印本。
[13]劳榦《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居延汉简考证》，史语所专刊之四十，1950年，第2页。
[1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83頁。
[15]參見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0-131頁。
[16]《宋本廣韻》卷三《琰韻》：“檢，書檢，印窠封題也。”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年，第314頁。
[17]王國維認為：“繩緘之法，亦無定制。古封禪玉石檢，皆以金繩五周。至今日所見古封泥，則底面繩跡有從有橫，有十字形，而以橫者為多，其跡自一周以至五周皆有之。唯斯坦因所得于闐古牘，則檢上皆刻通繩處三道，每道以繩一周或二周。古封禪石檢，其通繩處亦三道，每道各五周。古金人之三緘其口，或即以緘牘之法緘之。而于闐古牘，或猶用周漢之制也。自書囊盛行，而檢繩之制多不如法。”見王國維《簡牘檢署攷》，《雲窗叢刻》，羅振玉輯，仿古香齋本於日本京都影印本。
[18]參見孫慰祖《封泥：發現與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58-59頁及該書圖47-49。
[19]引自《釋粹》一○七注[1]，第89頁。
[20]《元史》卷一○一《兵四·急遞鋪兵》。
[21]見《釋粹》一○七注[1]，第89頁。
[22]參《釋粹》一○八注[2]，第90頁。
[23]見《漢書》卷九四《匈奴傳》。《漢書》卷九六《西域傳》記載略同，“後成長”作“後城長”。
[24]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敦煌漢簡釋文》85、86，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9頁。
[25]參見裘錫圭《讀漢簡札記》，《簡帛研究》第二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221-222頁。
[26]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0頁。
[27]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54頁。
[28]衛宏《漢舊儀》卷上，孫星衍校，《漢官六種》四部備要本。
[29]《釋粹》一一○，第92頁。
[30]陳夢家主張十八時說，即將一日分為十八個時段，但不能確定漢人是否“夜半三分”（即將半夜分為夜少半、夜半、夜大半共三個時段）。見陳夢家《漢簡綴述》《漢簡年曆表敘》，中華書局，1980年，第248-251頁。宋會群、李振宏主張十六時說，認為“夜少半”是獨立時段。見宋會群、李振宏《秦漢時制研究》，《歷史研究》，1993年第6期。而從本簡看，“夜少半”確為一個獨立時段。因十二時說無“夜少半”，故此處不取。
[31]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9頁。
[32]張德芳《簡論懸泉漢簡的學術價值》一文，列有當時敦煌郡九所“置”、 十二所“驛”、約六十所“亭”的名單，“萬年”、“平望”在十二所“驛”和約六十所“亭”的名單之中。見《釋粹》附錄，第201-202頁。
[33]1漢尺約合0.23米，1漢里為300步，1步為6尺，則1漢里約合414米，30漢里約合12.42公里，1000漢里約合414公里。若以40分鐘行30漢里計算，則1昼夜行1080漢里，約合447公里。若以45分鐘行30漢里計算，則1昼夜行960漢里，約合397公里。
[34]《釋粹》一○七，第89頁。
[35]《釋粹》二二○，第155頁。
[36]漢武帝以後，羌人的主要活動範圍大致在金城、隴西一帶。神爵中，漢宣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由護羌校尉領護。見《漢書》卷六九《趙充國傳》。
[37]《釋粹》二四五，第169頁。
[38]《釋粹》一四六，第111頁。
[39]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册，第16頁。
[40]魏相自地節三年至神爵三年爲丞相，見《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
[41]此册書即所謂“元康五年詔書”册。參（日）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漢簡研究》第一章，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3－20頁。
[42]吴礽驤、李永良、馬建華《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52頁。
[43]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册，第92-93頁。
[44]馬宮自元壽二年至元始五年爲大司徒，見《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王莽自元始元年至元始五年爲安漢公，見《漢書》卷九九《王莽傳》。
[45]《釋粹》二七二，第198頁。
[46]自元壽二年至居攝三年，此三人任大司徒的時間分別是：孔光，元壽二年五月至九月；馬宮，元壽二年九月至元始五年四月；平晏，元始五年十二月至居攝三年。見《漢書》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卷九九《王莽傳》。
[47]蔡邕《獨斷》，《漢魏叢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刊本。
[48]衛宏《漢舊儀》卷上，孫星衍校，《漢官六種》四部備要本。
[49]《釋粹》一四六注[1]認爲，用緑色外皮包裹書信是表示緊急。見第111頁。
[50]《元史》卷一○一《兵四·急遞鋪兵》。
[51]例如，陳直指出，邊郡公牘有要事時用赤白囊。見陳直《漢書新證》《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6-387頁。錢存訓認為，各種顏色的書囊表示不同的發送方式，“如紅色和白色是急件，綠色是誥諭，黑色是普通文件”。見錢存訓《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錄》，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89頁。汪桂海認爲，“赤白”是封裝邊郡告急文書的書囊的顏色；關於封装文书的具体方法，則引用王獻唐《臨淄封泥文字叙目》的考證：“略如後世信筒，左右裹疊，中間爲縫，入牘之後，折其上下兩端，覆於縫上，中加以檢，適壓囊之兩端、中縫。”見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第133頁。上說似皆未安。
[52]例如，敦煌懸泉漢簡V 1611(3):308：“出東書八封，板檄四，楊檄三。四封太守章：一封詣左馮翊，一封詣右扶風，一封詣河東太守府，一封詣酒泉府。一封敦煌長印，詣魚澤候。二封水長印，詣東部水。一封楊建私印，詣冥安。板檄四，太守章：一檄詣宜禾都尉，一檄詣益廣候，一檄詣廣校候，一檄詣屋蘭候。一楊檄敦煌長印，詣都史張卿。一楊檄郭尊印，詣廣至。【一】楊檄龍勒長印，詣都史張卿。九月丁亥日下餔時，臨泉禁付石靡卒辟非。”見《釋粹》一○九，第91頁。在簡牘資料中，此類記載還有多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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