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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新出《史律》与《史籀篇》的性质

《汉书·艺文志》把《史籀篇》列为“小学类”第一种，本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1]又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2]这些记述表明：《史籀篇》字体为大篆，共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以教学童，属于“小学类”；《苍颉》、《爰历》、《博学》——所谓《三苍》中的文字多出自这本书。
《汉志》“小学类”所著录向来被认为是文字训诂之书，而《三苍》更被看作推广小篆的字书，因此，王国维认为《史籀篇》“为字书之祖”[3]。这种看法影响甚大。《辞源》说《史籀篇》“为周代教学童识字的课本”[4]，《辞海》说它“大概编成四言韵语，以教学童识字”[5]，《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说它是当时用以“严格教学”的“一个文字课本”[6]，都与王氏的说法一脉相承。这类说法突出强调了《史籀篇》的识字功能或字书性质。
然而，最近公布的汉简《史律》却展示了《史籀篇》的另一面，引导我们重新审视《史籀篇》的性质问题。
《史律》出自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共十三支简。最后一简有“史律”二字，是这组简的自名名称。篇名就是根据自名而来的。简文谈到对史、卜、祝的培养、选拔和任用，自名以“史”来涵盖，表明这个“史”是广义的概念，包括“卜”和“祝”。而在《史律》内部，史、卜、祝是分立的。史、卜、祝的分立起源很早，因为性质相近，古书中也常常类聚、连称。《礼记·王制》：“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7]孙希旦曰：“执技之人凡七：祝一，史二，射三，御四，医五，卜六，百工七。······此皆谓执技之贱人。”[8]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祝卜连用。祝或称祝史，《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9]杨伯峻注：“祝史，主持祭祀祈祷之官，哀二十五年传有祝史挥。”[10]又《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周人“史卜完”[11]，史、卜连用，作为一个官职的名称。都说明史、卜、祝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司马迁《报任安书》：“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12]可以看作是这种关系的概括说明。《史律》篇名正是这种关系的反映。
张家山所出的这篇《史律》，篇幅虽然不大，却多处和《史籀篇》有关，是探讨《史籀篇》的绝好资料。
把汉简《史律》和有关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史籀篇》是当时国家考课史学童、选拔史的专用书，基本内容为史所必须了解的一些专业知识。它作为识字书的功能虽然不能说没有，但至少在汉初对史的考课中，这种功能明显居于次要的地位。
《史律》云：
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太史，太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尚书卒史。[13] 四七五——四七六号简
这条律文又见于《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和《北史·江式传》。为便于比较，一并抄录如下：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书或不正，辄举劾。”[14]

《汉志》
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15]

《说文·叙》
汉兴，有尉律学，复教以籀书，又习八体，试之课最，以为尚书史。吏人上书，省字不正，辄举核焉。[16]

《北史·江式传》
合观四处律文，知“十五篇”是指《史籀篇》。《汉志》说“《史籀》十五篇”[17]，所以《史籀篇》可以省称“十五篇”。整理小组的原注是正确的[18]。“八体”指秦书八体，“吏”为“史”字之误，“六体”为“八体”之误[19]。秦书八体包括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史籀篇》则是大篆的一种。一般认为，《史籀篇》中的大篆和一般大篆的形体结构基本相同。律文前半说试史学童以《史籀篇》，后面又说以“秦书八体”，对史学童连续进行两次选拔。如果考试《史籀篇》仅是考它的字体——大篆的话，那么初次考试和二次选拔之间，不仅内容重复（都有大篆），而且程序颠倒（先考难的大篆后考容易的小篆隶书等）。况且，在行用小篆和隶书的背景下，把大篆强调到如此程度，也不合常理。因此我们认为，《史籀篇》和秦书八体不应该同是测试认字、写字能力的东西，应该有所区分，各有侧重。《史律》中试“卜学童”和“祝学童”的两段文字也可以帮助证明这一点：
卜学童能风（讽）书史书三千字，徵卜书三千字，卜九发中七以上，乃得为卜，以为官处（？）。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卜上计六更。缺，试修法，以六发中三以上者补之。　　四七七——四七八号简
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上者，乃得为祝五更。太祝试祝，善祝、明祠事者，以为冗祝，冗之。不入史、卜、祝者，罚金四两，学佴二两。[20]　　四七九——四八0号简
整理小组认为“史书”指隶书[21]。这个词文献多见，向来众说纷纭[22]。《汉书·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颜师古注史书引应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23]《后汉书·孝安帝纪》：安帝“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数见禁中。”李贤注：“史书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书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24]《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和熹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李贤注：“史书，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书》曰‘教学童之书’也。”[25]简文史书应与之相当。下文“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卜上计六更”，上承“卜学童能风（讽）书史书三千字”，所讽对象相同，也是指“史书”。两处史书都是上一简提到的“十五篇”，即《史籀篇》。律文传达的信息是：卜学童考卜书，祝学童考祝书，史学童考的是史书。这在当时是明确的制度。因此，从《史律》四七五——四七六简和四七七——四七八简以及四七九——四八0简的平行对应关系看，《史籀篇》也应看作是史所必须了解的专业知识，而不仅仅看作字书。《论衡·程材篇》：“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急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26]其中的史书有人理解为“令史的必读书籍”[27]，是很有见地的。
《史律》还有一段提到：
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太史、太卜、太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28] 四七四号简
在我们过去的认识中，知道史的职务每每世代相传。如史墙盘所反映的微氏家族，烈祖的身份是史，历乙祖、亚祖祖辛、丰至于史墙，几代均为史职[29]。又《睡虎地秦墓竹简》：“非史子殹（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30]规定只有史官的子嗣才能在专门学校学习相关知识，目的也是为了子承父业。在此基础上，上述简文又告诉我们史的入学年龄、学习期限以及责任者的名称（学佴）。这大大丰富了以往的积累。
据简文，史学童十七岁开始学习专业，三年后参加会试，刚好二十岁，正是汉初男子傅籍的年龄[31]。傅籍是男子成年承担社会义务的标志，史学童会试后，优胜者将出仕，达到傅籍的年龄是必要的，看来对史学童学制的规定应不是偶然的现象。又简文表明史、卜子十七岁至二十岁可称史学童，和以往从《释名·释长幼》了解的“十五曰童”[32]不同，大概因为《释名》是民间约定俗成的说法，而简文是法律上的规定。既然法律上二十才算成年，此前当然可以称作童。
还需要特别加以指出的是，史、卜、祝学童在十七岁学习专业知识之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对我们认识《史籀篇》的性质也有所裨益。《周礼·地官·保氏》曰：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33]
又《汉书·艺文志》：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34]
由此可以看出，小学阶段要学习六艺，六艺中的所谓六书就是认字、分析字的学问。《礼记·内则》：“ 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礼记集解》引高愈曰：“书计，即六艺中六书、九数之学也。”[35]也提到学童十岁左右学习六书，与《周礼》记述大同小异。这里介绍的虽然是周代贵族子弟的情况，但由于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之间学习过程存在相似性，一般学习过程也可以比照。唐鸿学校辑崔寔《四民月令》：“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谓年十五以上至二十[旧作三十，据《齐民要术》三改]），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谓九岁以上，十四岁以下也[旧作十岁以上至十四，据《要术》三补改]），入小学，学书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二字旧脱，据《要术》三补]）。”[36]《急就》、《三仓》是识字书，《六甲》是习书书，《九九》是数学书[37]。《四民月令》所述为汉代情事，也是说幼童在小学阶段学习认字和写字。因此从汉代以前的学习过程看，识字主要是早期（小学或蒙学时期）必修课。《史籀篇》既然是后期才修的专业课，当然也不能仅仅看作识字书。
也许有人会说，律文之所以规定史学童十七以后学习《史籀篇》，是因为《史籀篇》系用大篆所写，大篆对当时人来说学习难度较大的缘故。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史籀篇》问世以及《苍颉篇》的流传情况看，恐怕站不住脚。我们知道在《史籀篇》成书的时代，大篆是全国通用的文字，对当时学习者来说，应不会有来自字体方面的障碍。即使像后来人们理解的那样《史籀篇》是一本识字书，那么当时人们通过《史籀篇》识字的目的也肯定是为了适于时用的。因此《史籀篇》传到汉代，果真把它当作识字课本的话，它的字体应该已被换成了当时的通用字体。这一点可以从《苍颉篇》得到证明。秦代的《苍颉篇》本来是用小篆书写的，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而成的新《苍颉篇》也可能是用小篆写成的。但是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墓所出、大约属于汉文帝时期的《苍颉篇》残简却是用当时的古隶写成的[38]，而出自居延和敦煌两地、大约属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建武初年的《苍颉篇》残简则是用今隶写成的[39]，这说明《苍颉篇》在传流过程中被改换成后来的通用文字。《史籀篇》的情况应与之相当。
当然，我们说《苍颉篇》和《史籀篇》原有字体被改换成通用文字，并不是说它们没有古体流传。在汉初，还应有完整的《苍颉篇》和至少部分《史籀篇》古本留存，《说文》中的小篆和籀文就是取材于这些古本的。《汉志》说《史籀篇》“建武时亡六篇矣”[40]，大概即指古本而言。
其实回过头来看，《史籀篇》的作者是周宣王时的太史，教授它的人身份是史官，它的学习对象是史学童，都已折射出它作为史所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的性质。
关于史所必须了解的业务知识，透过《史籀篇》成书时史官的职掌，可以了解到一个大概。据研究，西周的史官分太史和内史两个系统，负责参与祭祀神明，箴王缺失，记录、宣达王命，备咨询，供出使，以及掌握各地的宗族谱系资料，处理田邑交换，划定疆界等事务，所司非常之宽[41]。足见当时史官需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史籀篇》的内涵虽未必与之一一对应，但应可由此进行参照。
如果按照上面的理解，过去的一些疑难便可以涣然冰释。如《史籀篇》的字数，一说五千，一说九千，究竟是多少？王国维因为《三苍》加以《训纂》亦仅五千三百四十字，质疑“不应《史籀篇》反有九千字”[42]。实际上，《史籀篇》的总字数应在九千以上，甚至可以高达数万，因为书中有大量的重复字。至于考课时而要求背五千字，时而要求背九千，当是不同时期不同要求的反映。这说明汉律也是与时俱进，不断修订的 。
最后想补充说明两点，一是《史籀篇》为什么被置于小学类？二是《史籀篇》与《三苍》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看法是：《汉志》中的“小学类”不宜简单地看作文字训诂书，而应看作广义的教学用书（“小学”本为古代教学机构，可以引申为教学用书）。《史籀篇》是史官教史学童的教材，又和《三苍》有密切的联系，可能是它被置于小学类的原因。至于《汉志》说《三苍》“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是说《三苍》里的字样大多来自《史籀篇》，而看上去篆体有些不同。仅此而已。过去根据《三苍 》来逆推《史籀篇》的字数、体例的做法其实是没有根据的。这方面的探讨有待于新的更多的出土材料[43]。
附记：本文初稿曾在吉林大学主办的“中国语言文字学2002高级论坛”上宣读，会后又请多位同行审阅，在此对会议主办者和各位同行表示衷心感谢。

（《华学》第8辑）
[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9页。本注断句原作“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今改正。
[2]同上，第1721页。
[3]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载《观堂集林》（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251页。
[4]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修订本）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70-471页。
[5]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726页。
[6]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语言文字〉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538页。
[7]孙希旦：《礼记集解》（上），中华书局，1989年，第368页。
[8]同上，第369页。
[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111页。
[10]同上。
[11]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559页。
[12]萧统：《文选》卷四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578页。
[13]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14]同注[1]， 第1720-1721页。
[15]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98年，第315页。
[16]李延寿：《北史》卷三十四《江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8页。
[17]同注[1]。
[18]同注[13]。
[19]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李学勤：《试说张家山汉简〈史律〉》，《文物》2002年4期，第69-72页。
[20]同注[13]，第204页。
[21]同注[13]，云：“史书，指隶书。《汉书·王尊传》：‘尊窃学问，能史书，年十三，求为狱小吏。’《说文·叙》段玉裁注：‘或云善史书，或云能史书，皆谓便习隶书，适于时用，犹今人之楷书耳。’”第204页。
[22]参看富谷至：《“史书”考》，《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第45-50页；于振波：《“史书”本义考》，《北大史学》第6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226-228页。
[23]《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中华书局，1962年，第299页。
[24]《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203页。
[25]《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第十（上），中华书局，1965年，第418页。
[26]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47页。
[27]同上，第748页。
[28]同注[13]，第203页。
[29]李学勤：《论史墙盘及其意义》，《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73-82页。
[30]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第30页，释文第63页。
[31]《汉书》卷五《景帝纪》第五记载：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中华书局，1962年，第141页。汉简的材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参看黄尚明《汉代供役年龄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96页。但是东汉的情况不同，《论衡·谢短》：“年二十三傅，十五赋。”《后汉书·高帝纪》注：“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是说男子二十三岁傅籍。
[32]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47页。
[33]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87年，第1010页。
[34]同注[1]，第1720页。
[35]孙希旦：《礼记集解》（中），中华书局，1989年，第769页。
[36]转引自张政烺《六书古义》，《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218页。
[37]张政烺：《六书古义》，《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215-237页。
[38]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苍颉篇〉》，《文物》1983年第2期，第24-34页；胡平生、韩自强：《〈苍颉篇〉的初步研究》，《文物》1983年第2期，35-40页。
[39]胡平生：《汉简〈苍颉篇〉新资料的研究》，《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332-349页。
[40]同注[1]。
[41]赖长扬、刘翔：《两周史官考》，《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第97-108页。
[42]同注[3], 第256页。
[43]有关《史籀篇》的传世材料实在太少，而且都是单个字样的汇集。可参看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五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2215-2222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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