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爵位-秦汉时期的邮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爵位-秦汉时期的邮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秦汉时期的邮人

［内容提要］秦汉时期的邮人是一种专门职业，而不是定期服徭役。邮人的任期是终身的，甚至有可能是父子相继的，一旦有人成为邮人，其本人将免服徭役，其家庭成员的户籍也随之发生变化，而有别于普通的民籍。秦汉时期的邮人主要由无爵或较低爵位的平民充任，西汉初年以前，其最高爵位不会超过官大夫，此后，随着“高爵”的上移，可充当邮人者的最高爵位可能也随之上移，但最高不会超过公乘。邮人的除用与管理，邮的事务以及邮的经费开支可能均由邮所在的县负责。
［关键词］邮人　身份　职责
邮驿系统是秦汉国家机器正常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环，而邮人在邮驿系统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邮人是从哪里来的？邮人是服役性质还是职业化的？邮人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的职责都有哪些？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认识秦汉时期的邮驿制度、基层行政运作机制乃至社会结构等等，很有帮助。秦汉简牍中有一些关于邮人的资料，笔者拟对其略作讨论，不当之处，恳请师友不吝赐教。
一、邮人的除用
在已公布的里耶秦简中，有一枚关于除用邮人的简，简文如下：[1]
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启陵乡夫敢言之：成里典、启陵邮人缺，除士五成里匄、成，成为典。匄为邮人，谒令、尉以从事。敢言之。（以上为J1⑧157正面）
正月戊寅朔丁酉，迁陵丞昌郄之启陵。廿七户，已有一典，今有除成为典，何律令？应尉已除成、匄为启陵邮人，其以律令。／气手／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
正月丁酉旦食时隶妾冉以来／欣发　　　　壬手（以上为J1⑧157背面）
“卅二年”即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该简正面是启陵乡啬夫提交给迁陵县令、尉的报告，准备任用本地两个身份为士伍的居民分别担任成里里典和启陵邮人，请求令、尉批准。背面是迁陵县的批示，根据迁陵尉的意见，成里只有27户居民，不可能分成两个里，由于已经有一名里典，再任命一名里典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把启陵乡啬夫所上报的两个人都任命为启陵邮人。根据这一文书可知，第一，启陵乡邮人有缺，则就近选用该乡的居民来补充；第二，乡啬夫有权推举本乡范围内的里典和邮人，但必须报请县令和县尉批准；第三，邮驿系统与军事关系密切，而尉是县令之佐，掌武职，督盗贼，邮人的任用可能也要由他决定。[2]
一般来说，只要达到相应的年龄，没有残疾，所有成年男子都要依次服徭役，而邮人与里典的除用采用基本相同的程序，说明选择邮人是非常慎重的，与依次征派徭役不同。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有如下规定：
一邮十二室。长安广邮廿四室，敬（警）事邮十八室。有物故、去，辄代者有其田宅。有息，户勿减。[3]
据此，西汉初年普通的邮一邮有十二户邮人；长安为京师所在，事务繁多，一邮有二十四户邮人；警事邮一邮有十八户邮人。邮人因死亡（“物故”）或其他原因离去而出现空缺，则随时需要有人来补足，并享有死亡者或离去者的田宅。即使邮人的家庭人口增加了，每邮的户数也不能减少。《二年律令》为西汉初年的法律条文，与秦律关系非常密切，上述规定除了“长安广邮”的有关内容外（长安是西汉王朝的都城），大体上应该也是对秦制的沿袭。
尹湾汉简《集簿》有如下记载：[4]
县邑侯国卅八：县十八，侯国十八，邑二。其廿四有堠，都官二。
乡百七十，□百六。里二千五百卅四，正二千五百卅二人。
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邮卅四，人四百八。如前。
这些简牍属于西汉成帝时期，反映了西汉晚期的情况。此时东海郡有县级区划（县、邑、侯国）38个，乡170个，邮34个，邮人408名，平均每邮12人，与上述《二年律令·行书律》完全相合。而且根据尹湾汉简可知，《二年律令》中的所谓“一邮十二室”，也不是说12户中所有的人都是邮人，而应该是每个邮由12家共同负责，每户出一人充当邮人。
尹湾汉简中的东海郡有县级区划38个，乡170个，只设34个邮，说明大多数乡都不设邮，甚至远离交通要道的某些县、邑、侯国也没有邮。在这种情况下，从邮所在的乡就近选用邮人，邮人就可以既能为邮服务，又不必远离家乡，这不论是对邮人的生活和工作，还是对官府的管理，都很方便。而乡啬夫有权从所辖居民中选用邮人，大概也是出于便利的考虑，并不意味着邮在行政上从属于乡。
尹湾汉简《集簿》把乡、里与亭、邮分别排列，意味着乡里与亭邮分属不同系统。[5]而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在以县、邑、侯国为单位开列吏员员额时，把邮佐、亭长列在各县级单位名下，再结合里耶秦简所反映的情况，说明县级官府对辖区内的邮、亭是负有直接管理之责的。
尹湾汉简《集簿》中把在亭中服务的人称作“卒”，而把在邮中服务的人称作“人”；张家山汉简也把在邮中供职的人称为“邮人”。但是，我们在居延汉简中却看到如下一条简文：
……正月辛巳鸡后鸣九分，不侵邮卒建受吞远邮卒福，壬午禺中当曲卒光付收降卒马卬（E.P.T51:6）
目前提到“邮卒”的资料仅看到这一条，如果不是笔误的话，可能的解释是，因为这些邮设置在边塞，属军事要地，且地广人稀，无法从当地居民中就近选用邮人，所以改用戍卒。若情况真如此，则此简为边塞与内地邮人来源不同的一个例证。
上述材料表明，秦汉时期的邮人是一种专门职业，而不是定期服徭役。可以说，邮人的任期是终身的，甚至有可能是父子相继的，一旦有人成为邮人，其家庭成员的户籍也随之发生变化，而有别于普通的民籍。
二、邮人的身份、地位
根据《二年律令·行书律》邮人除自己的本职之外，享受“复”的待遇，官府不再指派他们从事其他劳役（“令邮人行制书、急书，复，勿令为它事”）。[6]有些地方的邮人还能享受更好的待遇：
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及雞
中国爵位-秦汉时期的邮人中五邮，邮人勿令
中国爵位-秦汉时期的邮人（徭）戍，毋事其户，毋租其田一顷，勿令出租、刍稾。[7]
蜀、巴、汉中等地系汉高祖刘邦始封之地，是其与项羽相争的“原始资本”，这条法律很可能是在汉王朝建立后特别为此而制定的。这些地区的邮人，不但其本人免服徭役，其家庭成员也免服徭役，而且还免除一顷田的田租与刍稾税。这大概是普通的编户齐民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了。
那么，邮人的身份究竟如何？首先，当时实行名田制，即根据身份等级占有田宅，等级越高，占田越多，因此，根据占有土地的数量可以大体推知邮人的地位。根据《二年律令·户律》，爵位在五大夫以下的人可占有的土地数额标准是：
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褭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8]
大体上说，公卒、士伍与庶人是无爵的平民，他们可占有一顷田。司寇是刑徒名。隐官是曾经受过刑的人，后来由于某种原因而被免去刑徒的身份，但因为体肤受损，所以被安排在隐蔽的场所劳动。[9]司寇和隐官构成占有土地数额最低的一等，只有50亩。
根据上述《二年律令》的有关规定，蜀、巴、汉中等地邮人所获得的优惠最多，在此不妨先考察一下他们的地位。一方面，这些邮人可以享有“毋租其田一顷”的待遇，说明他们的身份至少应该是庶人以上，不太可能是只可占田50亩的隐官和司寇；另一方面，对于拥有十几顷乃至几十顷田的人来说，仅仅免除一顷田的租税又显得微不足道，由此推断，这些邮人占有的土地不会很多，因而他们的爵位也不可能很高。
其他地区邮人的法定待遇相对要低，与此相应，其爵位也不可能高于蜀、巴、汉中等地的邮人，那么，这些邮人是否有可能由司寇、隐官之类的人充当呢？这需要结合下面两点来说明。
第二，根据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里耶秦简可知，当时除用邮人比较慎重，由乡啬夫提名，经县丞考察，然后由县令或县尉批准。隐官由于曾受肉刑，只能在隐蔽场所劳动，不适合从事邮人这样的职业。司寇虽然是处罚较轻的刑徒，但在汉文帝改革刑制以前，其刑期是终身的，而一旦成为邮人，就可享受“复”的待遇，因此，司寇在当时能否充当邮人，是值得怀疑的。上述里耶秦简中被提名为里典的人，最终也被用作邮人，说明里典与邮人的除用标准没有什么区别，二者的地位也应大体接近；其中所除用的邮人，身份均为士伍（无爵的平民），这或许是充当邮人的最起码条件。汉文帝前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改革刑制，废除肉刑，徒刑也“有年而免”，[10]在这种情况下，与肉刑密切相关的隐官已不复存在，司寇变成二年刑，也不再是终身刑徒。此后邮人的地位肯定不会在无爵的庶人之下。
第三，邮人“勿令为它事”的待遇，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优待，而是以一利劳役代替另一种劳役——专门负责与邮有关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让本来就享有免役待遇的人来充当邮人。
秦汉时期，拥有一定爵位的人，是免服徭役的。西汉初年以前，只有爵位在第七级公大夫以上者，才可享有免服徭役的待遇。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在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刘邦下令“兵皆罢归家”，并宣布“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11]说明官大夫（第六级爵）以下的人，本来并不享受“复其身其户”的待遇，只是因为这些人是军吏卒，有功于汉，才给予这些优待。刘邦在诏书中一再强调第七级爵公大夫即为“高爵”，享有“食邑”，“令丞与抗礼”，由此推断，当时的邮人，其爵位最高不会超第六级官大夫。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有这样一段：
河东守
中国爵位-秦汉时期的邮人（谳）：邮人官大夫内留书八日，
中国爵位-秦汉时期的邮人（诈）更其徼书辟（避）留，疑罪。·廷报：内当以为伪书论。[12]
这是西汉初年的奏谳文书，其中的邮人爵位为官大夫，这大概是当时邮人中爵位最高者。西汉中期以后，由于皇帝滥赐滥卖爵位，高爵的界限已由公大夫、公乘上移至五大夫，可以充任邮人者的爵位大概也会随之上移，公乘以下的人都有资格被除用为邮人。
三、邮人的职责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
早〈旱〉及暴风雨、水潦、
中国爵位-秦汉时期的邮人（螽）
中国爵位-秦汉时期的邮人、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13]
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有重大影响，因此要求灾区官吏尽快向县廷汇报，离县城近的由跑得快的人传送有关文书，离县城远的则通过邮来传递。
《二年律令·行书律》有如下规定：[14]
令邮人行制书、急书，复，勿令为它事。
诸狱辟书五百里以上，及郡县官相付受财物当校计者书，皆以邮行。
书不急，擅以邮行，罚金二两。
“制书”是皇帝的诏令。“急书”大概是与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有关的文书，上述秦律所说的水旱等灾害，大概也属于紧急情况。“诸狱辟书”之“辟”，整理者引《文选·诣蒋公奏记》李善注“辟，犹召也”，不确。《二年律令·具律》有“鞠（鞫）狱故纵、不直，及诊、报、辟故弗穷审者”一语，整理者释“辟”为“审理”，并引用《左传·文公六年》杜预注“犹理也”为据，其说可从。[15]因此，“诸狱辟书”应当是为审理案件而由狱吏发出的某种文书。郡县之间在财物调拨交接过程中，要对相关财物的明细账目进行核对与检验，“郡县官相付受财物当校计者书”就是与此有关的文书。只有这些重要公文才通过邮来传递，其他普通公文，如果“擅以邮行”，有关人员将会受到惩罚。
至于普通公文，传递者之身份限制则宽松得多。例如里耶秦简，“多数文书是由下级吏员、一般民众，甚至隶臣妾递送的”。[16]《秦律十八种·行书律》规定：
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辄相报殹（也）。书有亡者，亟告官。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书廷辟有曰报，宜到不来者，追之。[17]
汉代西北边塞有大量弛刑（在汉简中常常写作“施刑”）参与驻防，也有个别弛刑从事文书传递的工作，如居延汉简552.3+552.4：[18]
入南书五封
三封都尉印一诣府一诣□□大守府六月九日责戍属行谨□在尉所诣□寿掾革
一合渠甲塞尉印诣会水塞尉六月十一日起一□史候史印诣官六月十八日起
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平旦时橐他燧长万世受破胡弛刑孙明
因此，既不能把邮人传递的文书与普通文书等量齐观，也不应把邮人与传递普通公文的其他人混为一谈。
邮人必须按照规定的速度传递公文，没有达到规定速度而延误时间者，根据其延误时间之长短，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二年律令·行书律》规定：
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过半日至盈一日，笞百；过一日，罚金二两。邮吏居界过书，弗过而留之，半日以上，罚金一两。书不当以邮行者，为送告县道，以次传行之。诸行书而毁封者，皆罚金一两。书以县次传，及以邮行，而封毁，□县□劾印，更封而署其送徼（檄）曰：封毁，更以某县令若丞印封。[19]
如前所述，邮人的除用权在县，与此相应，邮之吏员与相关事务，可能也主要由县来监管。例如邮书在传递过程中，如果封泥损坏，责任者会受到处罚，并对文书重新封缄，说明情况，还要加盖当地县令或县丞的印章。由此推断，对违反法律规定之邮人行使处罚权的，可能也是县廷。
居延汉简中也有规定文书传递速度的内容：[20]
官去府七十里，书一日一夜当行百六十里，书积二日少半日乃到，解何？书到各推辟界中，必得事，案到如律令言，会月廿六日会月廿四日。（E.P.S4.T2:8A）
这里对文书传递速度的规定与《二年律令》有所不同。汉代西北边塞的大量文书主要由燧卒传递，“以邮行”者只占少数。烽燧间传递文书一般是徒步奔跑（“行者走”），鉴于邮与邮之间的距离要比燧与燧之间的距离长得多，而要求的速度更快，估计“以邮行”是乘车或骑马。上述条文可能是对普通公文传递速度的规定，而不是对“以邮行”速度的规定。另一种可能是，邮书传递速度根据当地情况而有所调整。
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为了更多更快地处决他认为有罪的人，“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他的判决两三天内就能得到朝廷有关部门的核准批复，以致于“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21]前面引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规定：“诸狱辟书五百里以上，及郡县官相付受财物当校计者书，皆以邮行。”河内郡的治所距离长安已远远超过五百里，按正常情况，王温舒的判决是可以通过邮传递到中央的。王温舒之所以宁愿用“私马”，主要考虑的是文书的传递速度。也就是说，他用私马传递文书，比“以邮行”还要快。酷吏为了满足杀人的嗜好，能想出如此“高招”，难怪史家特别为他书上一笔。
除了传递重要公文而外，邮人还负责接待有公务的过往官吏。《二年律令·行书律》规定：
邮各具席，设井、磨。吏有县官事而无仆者，邮为炊；有仆者，叚（假）器，皆给水浆。[22]
席、井、磨都是休息及饮食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设施，“县官事”亦即官府的公务。官吏有公务，途中可在邮临时休息，如果没带仆人，邮人要为他们做饭；如果有仆人随从，则由仆人做饭，邮只提供炊具和水浆。
我们知道，汉代在交通要道还设有传舍、置等机构，主要为有公务的官员及使者提供食宿服务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身份不同，享受的待遇有别。[23]与传舍、置等相比，邮的职能要简单一些：第一，传舍、置提供伙食，邮只负责提供水浆、炊具，至多不过负责做饭，但不提供做饭的原料；第二，传舍、置要提供车、马等交通工具，邮则无此义务。因此，邮只是为过往吏员提供临时休息的场所，其主要职能是传递公文。邮的各项开支来自于县。
四、结论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的邮人是一种专门职业，而不是定期服徭役。邮人是从邮所在的乡的居民中就近选用的，乡啬夫负责提名、举荐，而最终任免权在县令、县尉手中（边塞地区的邮人可能由戍卒担任）。邮人的任期是终身的，甚至有可能是父子相继的，一旦有人成为邮人，其本人将免服徭役，其家庭成员的户籍也随之发生变化，而有别于普通的民籍。秦汉时期的邮人主要由无爵或较低爵位的平民充任，西汉初年以前，其最高爵位不会超过官大夫，此后，随着“高爵”的上移，可充当邮人者的最高爵位可能也随之上移，但最高不会超过公乘。邮人的除用与管理，邮的事务以及邮的经费开支可能均由每个邮所在的县来负责。
由于资料有限，本文讨论秦汉时期的邮人，首先是假定秦汉时期的邮驿制度没有多大变化，而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和西汉时期的资料，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2003年6月初稿，刊于《简牍学研究》第4辑。2005年4月大幅修改，为第二稿。
[1] 参见：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龙山县文物管理局，《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1: 4-35；⑵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1: 8-25。
[2] 详见于振波，《里耶秦简中的“除邮人”简》，《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8-12。
[3] 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页169。
[4] 参见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77。
[5] 这一问题，王毓铨先生早有论述，参见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辨正》，《历史研究》1954.2: 127-135。
[6]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9。
[7]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70。
[8]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75-176。
[9] 参见：⑴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55：“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页123：“将司人而亡，能自捕及亲所智（知）为捕，除毋（无）罪；已刑者处隐官”；⑵《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50：“庶人以上，司寇、隶臣妾无城旦舂、鬼薪白粲罪以上，而吏故为不直及失刑之，皆以为隐官；女子庶人，毋筭（算）事其身，令自尚”。
[10]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23《刑法志》，页1099。
[11] 汉高祖五年诏见《汉书》，卷1下《高帝纪》，页54。
[12]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218。
[13] 《睡虎地秦墓竹简》，页19。
[14]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9-171。
[15]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47。
[16] 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1: 73-81。
[17] 《睡虎地秦墓竹简》，页61。
[18]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弛刑”是获得减刑的刑徒，参见《汉书》，卷8《宣帝纪》神爵元年“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注，页260-261。
[19]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70。
[2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北京：中华书局，1994）。
[21]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王温舒》，页3148。
[22] 《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9。
[23] 关于传舍，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页60之《秦律十八种·传食律》、《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页164-165之《二年律令·传食律》；关于置，参见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67-102之《悬泉置管理与事务类》所收各简释文。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5198.html

以上是关于中国爵位-秦汉时期的邮人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