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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探洞庭兵输内史及公文传递之路线
(首发)
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牍中记有邮路里程等内容,本文根据以上简文,结合其它材料,全面复原“洞庭兵输内史”以及洞庭郡属下迁陵县向外(如阳陵)传递公文的路线,发现秦朝以迁陵为中心,可通往洞庭郡属下其它县邑和周边的巴、南郡、苍梧等郡。从巴、南郡向北,又可通往关中或中原。简文中的邮路最北至南郡鄢县(起点),结合其它材料推测,从鄢北上可至宛县,由宛分途,一支向西北,可达内史及秦都咸阳;另一支北上,可达中原阳陵。以上道路中既有官方文书中的邮路和驰道,也有民间所用水道以及横穿分水岭的间道,形成从内史、阳陵至洞庭、苍梧郡的交通运输网,秦朝借此得以加强对南楚边地的控制。在以上交通网中,索或临沅的交通区位条件比迁陵等站点更好,是当时湘西北乃至整个沅湘流域的交通枢纽,这一优势使索或临沅成为洞庭郡治的可能性较大。
里耶秦简;洞庭兵输内史;公文传递;邮路;交通运输网
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牍中记有邮路里程等内容,本文根据相关简文,结合其它简文、史地文献和考古资料,全面复原“洞庭兵输内史”以及从洞庭郡属下迁陵县向外(如阳陵)传递公文的路线。
里耶邮路里程检记录了从南郡属县“鄢”到洞庭郡属县“迁陵”所经站点及里程,相关简文如下: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
销到江陵二百卌里,
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
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
索到临沅六十里,
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囗囗千四百卌里。 (J1○1652)
以上邮路地处汉水与沅水之间,先后穿越江、油、澧水,并沿用沅水、酉水等水道作为邮路的一部分。虽然这段路程总计“囗囗千四百卌里”,但将简文中各里程数相加,其结果为:84+240+110+295+60+910=1699,与简文残存数“?440”明显不相符,表明简文前应有缺文。
从其它简文看,此路又与“洞庭郡兵输内史”的路线有关联。
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 (J1○165正)
此处“巴、南郡、苍梧”等郡是洞庭郡周围的“旁近郡”,也有“输甲兵”之责。与巴、南郡相比,洞庭、苍梧两郡与内史相距较远。当后两郡向内史“输甲兵”时,会途经巴郡或南郡,则可能沿以上邮路西进或北上。可见,这条邮路是联系内史与洞庭、苍梧郡的重要通道。
又据已出简文中出现大量追讨赀线文书可知,阳陵与迁陵之间也有交通联系。对简文中的阳陵,我们认为当位于郑国故地(今许昌市西北)[1] (P16-17),故迁陵到鄢的这段邮路也可能会向北延伸至中原地区。
据以上分析,我们怀疑,“囗囗千四百卌里”是指从关中内史或中原阳陵到迁陵的邮路,其中鄢以上部分缺失,末行所缺二字当为“凡□”。由于这段简文无照片公布,具体情形不得而知,但我们的这一推测是合理的。
里耶出土的这枚邮路里程检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邮置系统里程核定表。类似的里程检也见于居延新简和敦煌悬泉汉简,其中的汉县均分属于河西各郡,以此例彼,可推知里耶秦简中的邮路也当分属于秦南郡和简文所记“洞庭郡”。其中鄢、销、江陵属南郡无疑,迁陵应属洞庭郡。至于江陵以南的孱陵、索、临沅三县,尚无法确定,但从目前材料看属洞庭郡的可能性较大。显然,以上邮路中“临沅到迁陵”这段路程地处洞庭郡辖地,但途经站点不详,简文未记其中站点,反映出这段路程相对次要一些;相比之下,鄢到临沅的这段路程途经秦县较多,除鄢、临沅外,还有销、江陵、孱陵、索等县,说明当时此段路程沿线人口分布密集。此外,这些秦县多地处水陆要冲,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和区域中心城邑。故鄢至临沅的这段路程对秦朝廷来说就很重要,当属秦朝干道,而临沅到迁陵的这段路程当属支线驿道。
以江水(今长江中游河道)为限,以上邮路可分为江北和江南两段,并都与驰道有关。
长江以北的汉水中游地区有两条干道:一为江汉之间的陆路走廊,即从南阳盆地循南襄夹道南下,经邓、鄢,抵江陵。其中,鄢到江陵的直线陆路是距离最短的路线,与今宜城至江陵的国道相符。后代称这条干道为秦楚大道,或荆州(荆襄)贡道。另一条江北干道是随枣走廊,即从今湖北随州至枣阳之间的陆路通道,西北接南阳盆地,东南连江汉平原。从古至今,这条陆路走廊一直是沟通长江中下游与关中或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秦朝时期,以上两条江北干道同样重要,其间也有一些支线,如安陆与江陵之间就有支线陆路相连。此外,从鄢南下江陵,也可沿汉水――扬水――江水这条水路捷径或沿汉水东侧的支线陆路(经销县)绕行。
以上两条江北干道越过长江后,又向沅湘流域延伸。战国秦朝,秦人南下沅湘路线与楚人南渐大致相同。此前史地学家如史念海、王育民等先生均认为,秦人主要是从洞庭、湘江等水道南下长沙郡,即从汉水下游的衡山郡,溯江水至洞庭,再溯湘水而上,可达长沙郡[2] (P52-53、P400)。现从里耶秦简得知,这条水道以西的陆路通道也很重要。
以上干道与秦始皇巡游路线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又和专供始皇巡游的驰道联系起来。今咸阳市东北有驰道遗迹,据测量,宽约50米,比《汉书》所载“五十步”(按:秦制每步六尺,每尺合今23厘米,五十步合今69米[3] (P261))稍窄。从分布范围看,秦驰道由咸阳向东作扇形展开,向东北方向可至冀北一带,向东可至齐、鲁一带,向东南可至苏、浙及鄂、湘、皖一带。以上驰道与其它支线陆路相组合,就形成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标准化陆路交通网。
秦朝后期,秦始皇利用驰道前往南郡或途经此地的巡游有以下两次:1、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首次巡游后,在归途中先后途经衡山郡和南郡,其间路过安陆县,即从衡山郡――安陆――南郡(江陵)。其回程可能是从沅澧下游的邮路返回南郡(江陵),由此北至鄢、邓,再经武关道返回关中的秦都咸阳。2、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由随枣走廊南下,再东巡江水下游。
以上邮路、驰道与简文中的“兵输”、“委输”路线有关,将这些干道与其它支线陆路、水路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从关中内史或中原阳陵到洞庭、苍梧郡的交通运输网。一般而言,交通道路多围绕某一交通中心发散开来。里耶秦简所见的索、临沅、迁陵等秦县(邑)就是这样的区域中心城邑。其中,索或临沅的交通区位条件应比迁陵更好。不过,迁陵在简文中出现次数远多于这两县,而且迁陵与以上邮路的关系也很重要,故本文将以迁陵为中心,来探讨里耶秦简牍涉及的交通路线问题。
从简文内容看,迁陵是秦南郡通湘西驿道之终点。此县即里耶古城,位于今湘西里耶镇,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东距自治州首府吉首120多公里,地处湘鄂渝黔四省交界处的山间盆地。此地位于酉水上、中游分界处,是天然的关口;由此向西延伸的间道是沟通沅湘与巴蜀两地的一条捷径,迁陵正好处于此道中间位置,是重要的军事补给站,如简文中记有迁陵向临沅、益阳输出弩臂,可见其军事地位很重要。此外,由迁陵向东南方向,途经沅陵,再溯沅水而上,可至五岭;由此向北,可经酉水上游河谷或澧水上游的间道北至夷水(清江)、峡江,以达江陵。上述优越的交通条件使迁陵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是位于湘西这块南楚边地的一个重要军事要塞和关口城邑。
从迁陵通往洞庭郡、南郡的道路中既有陆路,也有水道。
简文中有鄢到临沅的里程(如前引),将各里程数相加,可得鄢到临沅的邮路距离为889里。按秦里1600尺,每尺合今23厘米,计每秦里合今368米,则以上里数约合今327公里(即654里),与今宜城到常德的直线距离大致相当。可见秦简牍对路程的记载已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
鄢至临沅的这段邮路,从江汉至沅澧下游的陆路走廊中穿过,其中除销前后这段路程外,其余路段均属当时的干道。原始社会晚期,这条陆路走廊已是长江中游原始人类的早期聚居地。澧县彭头山、城头山、八十垱,公安鸡鸣城、石首走马岭、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等一大批屈家岭文化古城遗址均位于这一狭长地带,因为这一地带介于云梦、洞庭等湖沼与荆山――武陵山脉这条地理阶梯线之间,多属冲积平原或台地,便于原始人类生存和对外交通。商周至战国秦汉时期,这条走廊一直是南下的重要通道。不过,里耶秦简中的邮路并不完全顺着此路通行。因简文所见“销”位于今天门市东北的笑(宵)城遗址[4] (P29-30),故知简文中鄢到销,再到江陵的邮路非走直线,而是绕道汉水以东,由今钟祥――京山――天门这条支线,至销县,再经竞(竟)陵,到达江陵。
江陵以南的邮路仍沿这条陆路走廊穿过,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行书律》可知,西汉初从南郡向南,越过江水,至索,有邮路相连,并延伸至“索南水”即沅水中上游或湘、资下游地区,正与里耶秦简中的邮路相符。
简文中临沅到迁陵的里程为910里,按前引尺寸,计这段里数约合今335公里(即670里),比今常德市至里耶镇的直线距离稍长,当与邮路曲折有关。又据《元和郡县志》可知,唐代朗州至溪州的路程为828(唐)里。按唐里1800大尺,每大尺30厘米,计每唐里合今540米,则以上里数约合今447公里(即894里),比秦里折合的今里数(670里)长,当与水道曲折有关。由此反证,秦朝“临沅到迁陵”这段邮路可能是走沅陵以北的陆路,而非走唐代这条水路。
值得注意的是,秦朝的这段邮路本应途经沅陵,即沅、酉交汇处的窑头古城址,此地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据推断,战国元(沅)陵当为楚郡治所,是沅水上中游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但里耶简文却未记载此县,说明秦朝时期,沅陵县可能已变得不大重要,或非邮路所经站点。
此外,简文中迁陵向临沅输出弩臂的路线也与临沅到迁陵这段邮路相符。
从功能看,鄢到迁陵的邮路既是军事要道,也是重要的商业通道。首先,从古至今,江汉之间以及延伸到江南的陆路走廊一直是重要的军事要道。战国末至秦初,楚秦势力对南郡(新地)、“青阳以西”等战略要地(包括以上邮路)的争夺一直很激烈。其次,湘西北有丰富的竹木、生漆、铜、铁矿等资源,曾上贡“辰砂”、“苞茅”等物品。又从简文可知,迁陵曾向临沅、益阳输出弩臂等军事物资。胡平生先生认为这是由于迁陵一带具有得天独厚的原材料优势。另一方面,在今常德、临澧、溆浦、辰溪等地发掘的楚墓中,出土有本地并不出产的琉璃器和玉器,说明这应是从外地交换来的物品。商品交换又伴随货币交换,在常德楚墓中曾发现有天平、法码和蚁鼻钱。据此推断,南郡通往湘西北的邮路也是重要的商业通道。
里耶秦简中有迁陵“诣零阳”的文书: 尉曹书二封,丞印。一封诣零阳。(J1○163) 此“尉”应指迁陵县尉,则以上简文可理解为:从迁陵县发送一封邮书,顺东北方向,可达澧水中游,再顺澧水而下,送达邮书目的地――零阳(今慈利)。此线沿途有不少秦代遗物,如大庸发现“廿七年蜀守若西工师乘囗囗囗囗囗囗”铭文戈;酉水中上游的保靖四方城、古丈白鹤湾等地也发现有秦士卒墓,与里耶简文及《华阳国志》所载史实相符。
澧水下游水道是东西走向,故从零阳出发,可顺澧水继续向东,到达沅澧下游的陆路走廊,再由简文中的邮路北上,就可与孱陵、江陵等秦县相连;或由这条邮路南下,与索、临沅等秦县相连。可见,将“诣零阳”的邮路与江陵以南的邮路相联系,会发现:从迁陵――零阳――索、临沅――益阳,是沟通湘西与湘中两地的一条陆路捷径。
从迁陵通往洞庭郡、南郡,也可利用水道。里耶秦简中有南郡竟陵县借迁陵公船的文书: 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子,司空守樛敢言:前日言竞(竟)陵荡阴狼叚(假)迁陵公船一,袤三丈三尺,名曰柂(?),以求故荆绩瓦,未归船。 (J1⑧134正) 说明迁陵与竟陵之间有水道相连,迁陵公船当顺酉水而下,经沅水、洞庭入江水,此后或由扬水(荆汉运河)至竟陵,或绕道江、汉交汇口,再溯汉水至竟陵。这段路线中的“江水”是指长江中游的荆江河道,从古至今都是一条重要水道。由此向西,经峡江,可通巫、巴;由此向东,可连通云梦、洞庭。
以江水及洞庭为限,与简文相关的水路又可分为江南和江北水道。
①酉水中下游河道
酉水又名酉溪,属沅水中上游“五溪”之一。源出今湖北鹤峰县西北,南流折东,至沅陵县城南注入沅水,全长477公里,是沅水最大的支流。从河川走向看,酉水上游河谷是南北走向,至里耶后,才转而向东。本文讨论的酉水主要指里耶以东的酉水中下游河道。简文中的迁陵公船(名曰“柂”)被竟陵荡阴狼借走,应从迁陵出发,经酉水顺流而下,再经沅水等水道,行至竟陵。
②沅水下游河道
先秦时期,沅水是江汉各族包括三苗、濮、越、巴、楚等向西南迁移的主要通道。据鄂君舟节铭文,战国中晚期,楚国的官商船队已可由沅水溯流而上[5] 。战国晚期,庄蹻入滇路线也与沅水下游河道有关。《史》、《汉》、《后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均记有庄蹻入滇之事,其路线主要有江水、沅水二说,另有汉水、夷水等说。其中沅水说较符合史实[6] (P354),庄蹻入滇当沿沅澧下游陆路走廊南下,再溯沅水向西至沅陵。此后,可横穿酉、乌分水岭,由间道至巴涪水、江水,以“循江上”;也可经沅陵溯沅水而上,向西南夷方向直行。此处若以沅水作“江”,也可说通。石泉先生曾指出,古时沅水可称“江”,并认为《宋书·王镇恶传》中“这条位于武陵郡、水流很急而又并不深广的‘江水’,应是沅水上游,沅陵以西一段。” [7] (P69)
③澧水及其支流
据《水经·澧水注》,澧水出武陵充县(今湖南大庸县西)西,东过零阳县(今慈利县)北,有溇水自湖北鹤峰县东南流来会,为澧水北源;又东北经石门(属汉零阳县,陈改曰石门县),有渫水源出县西北合诸水注入;又东过作唐县(后汉置,隋改孱陵,故城在今安乡县北)北,有涔水出西北天门郡界(即今澧县西北之龙洞峪),东南流入;又东至长沙下隽县(在今沅陵县东北,另说在通城县西)西北,东入于江。以上溇、渫、涔诸水都是澧水的支流,其流向大致都为西北――东南走向。从这些水道向西北方向延伸,又可经分水岭间道与夷水相通。
④夷水(清江)
峡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船只在此通行并不容易。于是夷水(清江)就替代峡江,成为沟通鄂西与巴渝两地的重要水道。战国早期以前,巴人廪君蛮沿夷水向西迁移,至巴渝一带建立了巴国。战国中期,蜀军越过巴国,又可能由此道伐楚。庄蹻入滇也与此道有关,桑秀云、侯绍庄等学者都认为,庄蹻入滇应从今宜都出发,沿清江、唐岩河、乌江、三岔河一线,到安顺一带攻下且兰,再西南渡北盘江以达昆明[8] 。可见,夷水(清江)是从楚国腹地通往西南夷地区的一条捷径。
①汉水
先秦时期,汉水上游中下段的干流和部分支流,如旬河、任河、堵河等都具备通航条件。鄂君启舟节记有这些河段的通航情况:
自鄂市,逾油(淯),上汉,就员(郧),就芸阳。逾汉,就汉;逾夏,入邔。
由上文知,战国中晚期,楚国官商船队可从南阳盆地或汉水中下游“上汉”,经郧关进入汉中[9] (P193-211,P212-232),这是沟通楚国江汉腹地和汉中边境的主要水道。
②扬水(荆汉运河)
春秋晚期以前,长江中游荆江河道与汉水之间本无水路相连,江水中的商船要北出鄢、邓,只有沿江入汉,绕道千里而行。此后孙叔敖开凿扬水,才大大便利了江、汉之间的交通。《史记·河渠书》、《史记·循吏列传》集解、《水经·沔水注》均载有此事。从《水经注》看,扬水当在楚灵王立章华台之前就已开凿。楚昭王时,伍子胥率吴师伐楚,又利用和疏浚这一运道,史称“子胥渎”。故战国以后,竟陵与江陵之间始有扬水相通。里耶简中的迁陵公船很可能是经扬水行至竟陵,如此比绕道汉水下游要大大节省时间。
从迁陵经邮路至南郡鄢县后,再向北延伸,可分北线与西北线两路,分别与关中及中原地区相通。
里耶简中有“轵以邮行河内”这枚邮书检,当是秦河内郡的邮书因某种原因流落至迁陵,故知两地之间有交通联系,其中涉及鄢以北通往中原的路线。在前引“诣零阳”文书中,另有“一封诣昆阳邑”,说明迁陵与中原的昆阳邑之间也有邮件传送,其中也涉及鄢以北通往中原的路线。
前文已述鄢以上简文应有缺文,结合其它材料可作如下推断:从鄢――宛(南阳盆地),主要走“南襄隘道”,即由今襄樊沿唐白河谷地北上至南阳的一条天然隘道。宛位于南阳盆地中心,战国秦汉时期,这里是重要的冶铁基地和商贸中心。由此分途,一支向西北,经丹淅通道及武关,入关中,达咸阳。“洞庭兵输内史”和御史问直帬(裙)程等文书都可证实,秦朝存在这一通道。由宛分出的另一支是经方城缺口北上,分若干支与纵横交织的中原交通网相连,以通郑、晋等国故地。其中,由宛至中原的昆阳邑、阳陵,是秦朝的一条官道。这几条通往中原的路线均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陈伟先生对此曾有考证,认为由楚地北上中原之路主要分三条干线:1、楚人北上朝聘通使所经,主要由方城缺口北至郑都;别有一些支线,如颍水上游支线、“夏路”等;2、偏东一线,由召陵北上之路;3、由陈至宋通往中原之路[10] (P212-218)。以上这条通往昆阳邑、阳陵的邮路就与后两条楚国干线有关。
从古至今,从关中――武关――宛(南阳盆地)――江陵,一直是关中一带的人南下江汉的重要通道。此路西北段多沿灞水、丹水等河谷而行。其中,靠近秦都咸阳的丹水发源于秦岭南侧,背端即是关中灞水源头蓝桥河所在的蓝田谷,与丹水谷地仅一岭之隔,此处是沟通秦岭南北陆路交通的垭口。秦朝时期,由此沿秦岭东段山口越过武关,向东南至宛,然后循南襄夹道、江汉陆路走廊南下,可抵江陵。唐代,以上路线仍为重要驿道,称蓝田武关道。严耕望先生对其线路走向已有考证[11] (P637-668),因历史时期山川走向一般变化不大,故严氏所考唐代驿道路线与秦汉武关道当有重叠之处。
除此大道之外,石泉先生还提出另一条西北路线,即由今宜城南境溯蛮河(古沮水,亦称“江”)西上,经南漳、保康、房县、竹山、竹溪,入陕西东南之平利县,可达安康[12] (P421)。此路与战国中晚期秦军袭取楚“上庸之地”的路线有关,应属间道,至今仍为民间通行大道,亦为公路所经。由安康再北上,经子午谷,可达关中。
从迁陵向西通往巴郡的陆路多从黔江流域的山间河谷穿过,由于存在鲜为人知的分水岭“间道”,文献记载并不详细。
战国中晚期,秦灭巴国,设巴郡。此后,巴郡成为秦人从西、北方向东通往楚秦边界的重要中转站。秦人既可顺江水而下至南郡,也可沿巫巴山地的间道攻袭鄢、郢,或者从巴郡直接向西,顺乌江河谷上行一段,再翻过酉、乌分水岭进入湘西,以达袭郢之目的。据郭仁成、戴亚东先生考证,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将司马错率军路线是溯黔江而上,至唐河入口(龚滩)登陆,过酉阳县,再东行,达酉水支流,然后顺酉水而下。据《秦本纪》,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兵分两路,其中取江南地也利用了以上路线。秦统一六国后,此路理应存在。虽然里耶秦简未记迁陵以西的邮路,但据文献可作合理推测。此前早有学者如王育民先生指出这条路线的重要性,《选释》也认为,当时秦人可由涪陵溯乌江而上到今天的贵州松桃一带,由乌江入酉水不过几十里,然后顺酉水而下威胁楚的江南。
迁陵以西,是酉、乌分水岭。从迁陵通往巴郡,必然要横穿此岭。由此推测,此处应有显为人知的间道。此外,夷水与延江水(即黔江或乌江)、夷水与澧水之间也有类似的横穿分水岭间道。《水经注》中某些篡误水道的记载正好与此相合,由此得出以下合理推测[13] (P69-71):①更始水,应理解为横穿酉、乌分水岭的间道;②鸟飞水(大溪河),应理解为横穿溇、夷分水岭,从溇中至夷水,再向北至峡江的间道;③“东入巴东南浦县”的更始水(黑峒河),应理解为横穿夷、乌分水岭的间道,故《延江水注》中“更始水”的记载可理解为:作为横穿酉乌分水岭间道的“更始水”向北延伸,又越过夷水,与峡江相连。可见,古时从夷水源头穿越分水岭,可至黔江(乌江),在此与横穿酉、乌分水岭的间道相交。
延江水(乌江)的水流虽较湍急,却仍可横渡或直航,尤其下游河道,是从枳县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重要水道。范同寿先生曾指出,庄蹻自楚都郢循长江而上,到枳县(今四川涪陵)后,又溯延江水(今乌江),经思南,至瓮安,到达且兰国境,之后入滇。此说是可信的,战国中晚期,秦人早已占领巴蜀,故楚军到达枳县后,当避开秦人分布较多的巴蜀南境,改由西南夷境内的延江水入滇。
从古至今,峡江道都是沟通巴蜀与江汉两地的重要水道。近年来,三峡库区出土了大量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遗址,说明峡江道在远古时已被开通。战国时期,这条水道又是重要的军事通道。据《史记·张仪列传》,秦军从巴蜀出发,经扞关向东,穿越巫郡、黔中,可至江汉之间的楚国腹地。东汉初年,公孙述据巴蜀称帝,曾派兵出江关,进袭南郡。其行军路线即从巴蜀――江关(鱼复)――巫――夷陵――夷道――江汉楚国故地。秦朝峡江道的情形当与此相同,其中枳县至巴郡治所江州的水道,是从黔江流域通往巴郡的必经水路。
从迁陵向西至巴郡后,再向北延伸,经蜀郡、汉中,可达内史。其中汉中位于秦岭与大巴山之间,最早归蜀国所有。战国中期,秦国夺取此地,设汉中郡。巴、蜀郡则当在汉中郡之后所设。
商周时期,古蜀人已架设栈道打通大巴山、秦岭,将巴蜀与关中相连。据载,横穿秦岭的古道主要有:故道(陈仓道)、褒斜道、骆谷道(党骆道)、子午道。横穿大巴山的古道主要有:剑阁道(金牛道)、巴岭道(米仓道)和洋巴道[14] (P201-226、P249-257)。以上古道打通时间不一,但多可追溯至战国秦汉时期,通过以上栈道,巴蜀与内史之间可保持密切联系。战国中晚期,巴蜀已是秦国属地,由栈道构成的这些通道对秦人来说,就比楚西境的武关道(当时尚在楚秦交界处)更易通行;只有在秦灭楚之后,武关道才成为主要干道。巴蜀以北的这些路线多用于迁徙刑徒,据《史记·货殖列传》,卓氏先人从赵国远迁至蜀国的临邛县即走此路。睡简《封诊式》“迁子”也记有相关内容,可知将罪犯迁至“蜀边县”早已成秦国制度。如此看来,“洞庭兵输内史”也可能会沿用迁陵以西的这条路线。
除以上大道外,汉水以南的巫巴山地还有许多间道。此地原为庸国所有,后被巴、楚分占。从峡江的巫山北越巫溪等隘道,沿渚河谷地至庸,为古代巴、楚间重要通道。将此道与酉水上游河谷等间道联系起来考虑,发现秦人可从迁陵北上,经以上各间道,分别穿越夷水、江水、汉水,到达汉中,再向北经栈道通往关中内史。
从迁陵通往苍梧郡的陆路主要是从临沅、益阳至湘水下游的临湘(长沙),再由此南下五岭。公元前222至214年间,秦始皇出兵攻打南越。据《淮南子·人间训》,其行军路线有五,其中有三条路线是通过湘江河谷南下,说明这是从南郡、洞庭郡通往苍梧郡以至南越的主要路线。据里耶秦简中的迁陵输“弩臂”文书可知,迁陵――临沅,迁陵――益阳,是秦朝重要的委输路线。由于临沅位于迁陵、益阳之间,故推测,迁陵――临沅――益阳,是当时沟通湘西与湘中两地的一条重要通道。其中,临沅――益阳,是与临沅以北邮路相连的干道,当属驰道。据湖南地方志记载,零陵县有“秦驰道”,在“县东八十里,阔五丈余,类今之河道,两岸如削,夷险一致。《史记》秦始皇命天下修道,以备游幸,即此。”若此条材料属实,则说明秦始皇时期所修驰道,由北而南纵贯湖南,直达湘江上游和五岭。通过这条干道,苍梧郡与关中内史及秦都咸阳紧密地联系起来。此外,苍梧郡“兵输内史”也可绕道湘西,经迁陵通往巴郡的路线,北上关中。
今湖南境内的湘、资、沅、澧诸水多为南北走向,或为西南――东北走向,其下游又多向洞庭方向汇集。于是以上水道就成为沟通江汉与五岭的重要水路。据鄂君启舟节铭文,战国中晚期,湘、资、沅、澧诸水都是楚国南境重要的商业航道。
上江,内(入)湘,庚偞(左从贝),庚涉(右从邑)阳;内(入)耒,庚郴;内(入)资、沅、澧、油。
可见早在战国中晚期,楚国的官商船队就经由以上水道,远达沅湘上游及五岭地区经商,最远可达涉(右从邑)阳等五岭关口。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水道中,有关湘水沿岸城邑的记载较详,反映出当时湘水比其它几条水道更为重要,是楚人南下五岭的主要水道。由于秦距楚不远,故推测秦人南下五岭也可能经由湘、资、沅、澧这几条水道。
在秦军南下攻取南越的过程中,湘水河道主要起到运输粮食等军事物资的重要作用。为了将湘水与珠江水系相连通,秦军修建了联结湘、漓诸水的灵渠。此渠开凿后,使得湘江成为秦汉时期沟通中原与南越的重要水路。北人由此水路南下,南海诸郡及海外出产的珍稀物品也由此路北运中原。
沅水中上游河道是从迁陵经沅陵通往苍梧郡的一条捷径。据《楚辞·涉江》可知,屈原乘舲船溯沅水而上,到达沅陵以南的溆浦。这里属“南夷”之地,是传统认为的楚黔中郡腹地。又据考古发现推断,战国晚期,秦势力也已到达溆水流域,秦黔中郡的迁移可能与此有关。汉代以后,沅水上中游河道仍是进出五溪地区的主要通道。东汉初,马援、刘尚先后率军攻打武陵蛮,都由此水路攻进五溪。当时由临沅(东汉武陵郡治所)溯沅水而上,最远可至上游的武溪。既然战国晚期、东汉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沅水上中游河道都是从两湖地区通往五溪蛮聚居地的重要水道。故可推测,秦朝这条水路也是南下五岭的重要通道,当属间道,与军事有关。
据上引舟节铭文,资水也是楚人南下五岭的重要水道。后世文献如《水经·资水注》、《方舆纪要》均载,从洞庭出发,溯资水而上,可达零陵。这也是秦朝沟通江汉与五岭的一条水路捷径。
以上我们全面考察了里耶秦简牍涉及的交通路线问题,发现秦朝从迁陵出发,可经水、陆干道或间道,分别通往洞庭郡属下其它县邑及周边的巴、南郡、苍梧等郡。
从迁陵出发,有三条陆路通往南郡(穿越洞庭郡),分别是:①迁陵――(沅陵)――临沅――索――孱陵――江陵――销――鄢;②迁陵――零阳――孱陵――江陵;③从迁陵经酉水上游河谷北上,再横穿夷、酉分水岭,由间道至夷水,再顺夷水而下至夷道,以达江陵。
从迁陵至南郡也有水路,其中,酉水――沅水――洞庭――江水――扬水――汉水,是从迁陵到南郡竟陵的主要水路。此外,澧水及各支流、夷水(清江)等水道,可与以上陆路相结合,共同构成迁陵与南郡之间的交通运输网。
简文中的邮路最北至南郡鄢县(起点),结合其它材料推测,从鄢北上经南襄隘道,可至宛县(南阳盆地)。由宛分途,一支向西北,经丹淅通道及武关,入关中内史,以达咸阳;或由鄢(宜城)西北的间道至汉中,再北上关中。由宛分出的另一支经方城缺口北上,分若干支,以达中原的阳陵、昆阳邑、轵(河内)等地。
从迁陵通往巴郡,多水陆并用,并横穿分水岭。即从迁陵向西,由横穿酉、乌分水岭的间道――延江水(即黔江或乌江)下游河道――江水(枳县以西)这条通道,至巴郡治所江州。此外,从酉水上游河谷或澧水支流溇水等间道北上,至夷水,再转向西,横穿夷、乌分水岭,也可至黔江下游,并与迁陵以西的间道相交。由此向北,经巴蜀以北栈道或巫巴山地的间道,均可通往关中内史。
从迁陵通往苍梧郡,既可经临沅、益阳,再顺湘水河谷这条干道南下五岭;也可经洞庭、湘、资、沅诸水及灵渠、离(漓)水等水道,运输军粮等物资通往苍梧及南越地区。
从以上路线的连结点看,迁陵是秦朝设在湘西酉水流域的重要交通站点。此地既是沟通南楚与巴蜀的桥梁,也能南通五岭,北达夷水(清江)、峡江。从更大范围的交通背景看,迁陵是扼守秦朝“关中”西南边境的重要关口。据张家山汉简《津关令》载,函谷关、武关、临晋关、郧关、扜关这五关共同构成汉初中央王朝与诸侯国的弧形分界线。故有学者认为,这一内弧形成汉初的“关中”区域。它既包括了秦国故地“关中”(关中平原),也将此关中的后援地――巴蜀、汉中地区均囊括在内。因汉承秦制,加上汉初距秦不远,故推测秦代的“关中”与汉初形势大致相同。秦迁陵县正好位于以上弧形分界线的南端,是洞庭郡西境的重要关口要塞。
尽管迁陵位置重要,但将迁陵与里耶邮路里程检上的其它站点如索或临沅作对比,可知迁陵并非湘西北的交通中心。而沅水下游的索或临沅因与江陵、沅陵、临湘(长沙)三地距离大致相当,故为湘西北的交通节点和中心城邑。尤其在秦统一六国后,沅水下游的交通地位变得更为重要,于是索或临沅逐渐取代迁陵,成为沟通洞庭郡与巴、南郡、苍梧等郡的重要连结点,是当时沅湘一带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正是这一优势使索或临沅成为洞庭郡治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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