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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汉史(1997年)
王子今
秦汉史研究在1997年取得的进步，突出表现在对于秦汉社会基本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研究选题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受到重视，学术交流受到重视，研究水平有所提高。
一
以秦汉经济史为对象的较为集中的高水准研究成果的发表，是1997年秦汉史学界的显著成绩之一。
孙达人在《试给“五口百亩之家”一个新的评价》一文中提出了重新认识秦汉时代经济基础乃至社会基础的关键性的问题，即当时作为社会基石的个体农家的经济和社会特性。他认为，秦能够不断强大直至最终实现统一，主要是因为培育了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武装的个体农民。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的命令，废止了东方残存的旧田制。“强大的秦朝尽管很快就灭亡了，它所培育的个体农民经济通过了秦末农民战争的洗礼却更加充分地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农民的性格特征和习惯意识有这些基本特征：一，具有极强的小家庭观念却仍然聚邑而居；二，具有极强的刻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精神，同时又包含着后来越来越缺少的强悍性格；三，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器牛耕和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从而具有极强的经验理性精神；四，具有很简单的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因而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这种分析对于真切认识秦汉经济的基础以及以此为条件的秦汉时代民族性格与时代精神的形成，显然是有意义的。
专意探讨秦汉个体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论文，还有李根蟠的《对战国秦汉小农耕织结合程度的估计》一文。通过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认真研究，作者指出，战国至汉初，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民已经比较广泛地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耕织结合，但结合的程度和范围远逊于后世，不仅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而且同一地区不同农户之间也不平衡，不从事纺织生产，要从市场购买衣物的农户占有一定数量。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牛耕的推广，个体小农的耕织结合日趋普遍和紧密。分析这一历史变化的原因，不能忽视国家政权经济职能的作用（《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秦汉经济史研究较有影响的论文，还有林甘泉《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臧知非《刘秀“度田”新探》（《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及《汉代田税征收方式与农民田税负担新探》（《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杨有礼《秦汉俸禄制度探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施伟青《汉代居延官吏俸禄发放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马克林《略论战国秦的经济立法思想》（《西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徐其忠等《西汉武帝统一币制因果之研究》（《山东金融》1997年第6期）、王亚春《汉代关税小考》（《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等。
以新的角度考察秦汉经济，近年多有学者进行有益的探索，本年度仍然有研究成果发表。如王鑫义《司马迁对中国商业地理学的贡献》（《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马新《两汉乡村管理体系述论》（《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以及台湾学者徐青莲《汉代蜀布之形制与交通路线──汉代布帛研究举例》（《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9期，1997年9月）等。
二
秦汉社会史仍然是为相当多的学者所认真关注的研究领域。
与一般断代社会史研究专著不同，马新著《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6月版）一书以汉代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意义的特定社会实体──乡村社会作为具体的考察对象，所取得的研究收获不仅有助于认识汉代社会的总体面貌，也有助于理解汉代社会的深层结构。
1997年的秦汉社会史研究，除了关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形式和特点继续多有成果发表之外，以民间观念形态为重要内容的社会精神生活的形式和特点也受到重视。民间礼俗信仰及其相关的社会生活情状，成为许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对象。
彭卫的《汉代“大丈夫”语汇考》一文深入分析了“大丈夫”这一汉代男子习用熟语的社会心理意义，揭示了汉代社会生活中男性对自己生活价值的追求，以及这个时代对男性气质和社会作用的定位。作者认为，“‘大丈夫’语汇的流行，既是汉代社会雄阔气象的一个结果，也是它的一个标志。”（《人文杂志》1997年第5期）这种通过对语言构成的解剖，从某一层面探讨社会生活的文化内涵的研究，应当说是成功的。
汉代的灾异观是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然而又具有社会文化思想的重要背景。执政集团因灾异而进行政权修补和政策调整，其实有社会观念方面的因素，即当时社会较为普及的灾异即“天谴”“天诫”的观念所造成的文化压力。王保顶《汉代灾异观略论》一文涉及到这一问题，阴阳术士们借灾异进行的巫术宣传，也受到作者的重视（《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
赵世超在《巫术盛衰与汉代文化》一文中指出，西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民间文化提供了丰富素养这一重要条件。植根于民间的原始巫术在这一历史阶段演进的清晰轨迹，也可以说明西汉文化的民间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胡新生《论汉代巫蛊术的历史渊源》否定了巫蛊术来自外国的推测，认为“中原地区的巫蛊术和巫蛊活动自有其久远的历史传统和很深的历史渊源，汉代巫蛊术的盛行与匈奴习俗基本上没有关系”（《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姜生《汉阙考》一文认为，汉代建筑遗存以及汉代画象资料中所见的“阙”，并不仅是一种汉代建筑艺术形式，还是早期道教所追求的仙界的象征符号和人界与仙界相互交通的神学媒介，是道教神学家为死者提供的引导墓主通天升仙的天梯（《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司马迁的《史记》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全景记录，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的学者于是称司马迁的历史思想为“‘大历史’史观”（黄留珠《论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王子今著《史记的文化发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一书就分析司马迁《史记》中反映的汉代社会盛行的神秘主义意识，从若干方面进行了探索。
吴小强《秦简〈日书〉与秦汉社会的生命意识》（《广州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尚民杰《云梦〈日书〉与五行学说》（《文博》1997年第2期）、马强等《〈史记〉与中国神秘文化》（《汉中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刘钊《秦简中的鬼怪》（《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3期）、王瑶《原始神话与汉代小说》（《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傅正谷《〈后汉书〉与〈三国志〉之写梦》（《渤海学刊》1997年第1期）、吴宏岐《汉长安城兴起与衰落原因的风水学解释》（《唐都学刊》1997年第3期）、孙家洲《汉代“应验”谶言例释》（《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韩国河《论秦汉魏晋时期丧葬礼俗的宗教性》（《中州学刊》1997年第3期）等，也都从不同侧面分析了秦汉社会民间信仰和礼俗生活的若干特征。
刘则鸣《〈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王子今《秦汉人的乡土意识》（《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1期）等论文，则从不同角度就秦汉社会心理的若干倾向进行了讨论。
对于社会生活形态中文化结构、文化形式的作用，也多有学者予以注意。于迎春著《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6月版）一书涉及汉代社会的儒学化及相应的社会风气和士人精神的历史特征。台湾学者陈文豪题为《汉代书肆及其相关问题蠡测》的论文全面探讨了书肆的起源及汉代书肆发展兴盛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的书籍的流通，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有显著的影响（《庆祝王恢教授九秩嵩寿论文集》，1997年5月版）。
台湾学者邢义田的《东汉的方士与求仙风气──肥致碑读记》（《大陆杂志》94卷2期，1997年2月）、刘增贵的《天堂与地狱：汉代的泰山信仰》（《大陆杂志》94卷5期，1997年5月）、谢昆恭的《鼎瑞与汉武帝封禅刍议》（《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9期，1997年9月）、香港学者黎明钊的《西汉中期之三老与豪强》（《新史学》8卷2期，1997年6月）等论文，也都对于深化对秦汉社会的全面认识有积极的推进。
对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研究，方诗铭《黄巾起义的一个道教史的考察》堪称政治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成功结合的力作。作者指出，黄巾起义是在原始道教教主张角的领导下发动的，“无可置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始道教对黄巾起义应该起过十分巨大的作用”，离开民间宗教的影响来探讨这次起义是不全面的。论文分析了黄巾所奉事的宗教实体的名称、教义，回答了“除社会原因外，为什么黄巾凭借这个宗教能够在十数年间，即拥有道众达数十万之多？黄巾所崇奉的经典是今本《太平经》吗？”等问题，并且联系此后的原始道教及其起义进行了考察（《史林》1997年第2期）。
三
陕西西安一批秦封泥资料的发现，在本年度一开始就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学术目光。《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和《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报导了这一发现。《西北大学学报》还刊发了一组文章，对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集中的展示。李学勤《秦封泥与秦印》一文指出，这批秦封泥的发现，“对研究当时职官、地理、文字等方面，有非常珍贵的价值。”这批封泥为秦玺印、秦封泥的断代、确认，也提供了直接的资料。张懋鎔《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时代和意义》分析了这批封泥的年代和价值，认为这批资料的面世，是100多年来封泥发现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次，其意义可以与云梦秦简的发现相媲美。黄留珠《秦封泥窥管》、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余华青《新发现的封泥资料与秦汉宦官制度研究》、周天游《秦乐府新议》、周晓陆等《秦汉封泥对读》、路东之《秦封泥图例》等，也都对这一重要发现各陈新见。以秦封泥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还有田静等《新发现秦封泥中的“上寖”及“南宫”“北宫”问题》（《人文杂志》1997年第6期）等。
刘信芳等编著《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的出版，为秦史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资料。编著者“在原报道的基础上，吸收有关讨论的成果，订正失误，并增加简文摹本和检索”，对于认识和掌握这批资料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尹湾汉墓出土简牍在发掘者、整理者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下，以相当快的速度，使《尹湾汉墓简牍》一书（中华书局1997年9月版）及早面世。研究尹湾简牍的论著相继发表，成为本年度秦汉考古资料受到特殊重视的又一例证。
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在肯定尹湾汉墓简牍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以及论述一二号木牍所载资料的年代断限之外，还就“由吏员配备看县乡亭里制度”、“县级行政区划的等第”、“由亭的数目看县邑侯国幅员大小与吏员总数的多少”、“盐铁官性质与盐官的数目”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的关系》一文运用了多种秦汉考古资料，其中也包括尹湾汉墓出土简牍（《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一文的撰成，尹湾简牍也是基本资料之一（《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及《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高敏《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及《〈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二》（《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刘乐贤《尹湾汉简〈行道吉凶〉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都体现出积极可贵的研究热忱。尹湾汉简的研究，在今后还会有突出的进步。
尹湾汉墓出土《神乌赋》受到许多研究者重视。裘锡圭《〈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刘乐贤等《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鸟夺巢故事》（《文物》1997年第1期）、伏俊连《从新出土的〈神乌赋〉看民间故事赋的产生、特征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西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万光治《尹湾汉简〈神乌赋〉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马青芳《〈神乌赋〉的生命价值观及其悲剧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等，都是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出土简牍的部分内容在短时间内有如此集中的论文发表，已经十分罕见，而研究者的视点不仅限于文学史，同时关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尤其令秦汉史学界欣幸。
1997年9月出版的《大陆杂志》第95卷第3期，集中刊发了3篇研究尹湾简牍资料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邢义田《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廖伯源《尹湾汉墓简牍与汉代郡县属吏制度》，纪安诺《尹湾新出土行政文书的性质与汉代地方行政》。大陆新出简牍资料的发表在海峡对岸迅速引起的学术回应，似乎象征两岸学术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都有久远的影响，然而多年异见纷陈，其学术史的真相不能十分明了。高明在《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一文中利用考古发现的汉代简帛经书，澄清了若干疑点，为进一步开展有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线索（《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
汉代官印，是有助于全面了解当时职官设置、地理沿革、姓氏渊源等历史文化现象的珍贵的文物资料。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一文利用文献记载，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讨论了汉代官印的刻制、管理和使用等问题，使人们对于汉代官印制度得到了新的认识（《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四
在将近世纪之交的年代，多有学者对秦汉史研究的历程进行了有意义的学术回顾和学术总结。
龚留柱《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一文，比较分析了50年来12种以《秦汉史》为题的断代史专著，分别指出了其成败优劣。对于总体学术形势，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断克服‘左’倾思想的干扰，逐渐走向成熟，实证派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的著作特点鲜明，与前者呈现出不同的旨趣和风格”的大体概括。作者希望，21世纪的新的《秦汉史》，“不仅要打破思想上的封闭性，更新治史方法，拓宽研究领域，也需要改造体裁形式，使之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让社会大众感到可亲、可爱、可信。”（《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
林甘泉《继承·探索·创新：读〈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是一篇长篇书评，然而其中可以透见作者关于秦汉史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鲜明地阐说了作者有关秦汉史研究的一些思想原则。作者开篇就写道，编撰秦汉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不要阐明秦汉时代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只有掌握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这一基本线索，才能揭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作者认为，不应当反对有些学者在编撰中国通史时采用社会经济形态以外的历史分期，但是有志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编撰中国通史的学者，还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在作者看来，“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虽然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可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只有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得到了巩固。”（《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美国学者张春树《1970年以来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述》一文，对西方28年来的秦汉史研究进行了总结（《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4期）。这样的总结，显然有利于大陆治秦汉史者进行有益的借鉴。
五
近年来，比较研究成为许多研究者注重运用的方法。李学勤著《比较考古学随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其实是利用考古文物资料进行历史文化研究的著作，其中《规矩镜、日晷、博局》、《中国铜镜的起源及传播》及《续论中国铜镜的传播》等篇，都是关于汉代史研究的成果。王振铎遗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李强整理补注，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中的《汉代车制与域外车制的关系》一节，也是进行比较研究的范例。
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撰写的值得肯定的论文，还有徐卫民《秦隋速亡原因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黄爱梅《睡虎地秦简与龙岗秦简的比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陈恩虎《两汉外戚特点比较研究》（《淮北煤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赵志坚《西汉与匈奴前后期和亲之比较》（《烟台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徐鸿修《秦汉时期两次大规模更改地名的比较》（《文史哲》1997年第2期）、梁晓云《〈史记〉与〈左传〉〈国语〉所记之吴越历史的比较研究》（《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洪涛《刘曹优劣论》（《学术月刊》1997年第2期）、彭文等《秦人齐人尚武精神》（《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康清莲《评张良的黄老之术：兼与范蠡比较》（《绥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江力心《刘邦与朱元璋治国方策误区比较》（《晋阳学刊》1997年第1期）等。
说到比较研究，应当提到梁作檊著《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一书。如刘家和在该书《序》中所说，这一部书作为“对中外古史作系统比较研究之作”，“在国内尚无先例”。不过，虽然“其中新意甚多”，但还可以再作充实与完善的努力。《序》作者希望“有好学深思之士，读梁先生此书而能得其意，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之领域有新拓展”。
高凯题为《从性比例失调看南越国的建立与巩固》的论文，在考察角度和研究方法上都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其中也进行了南越地区越人和中原人的人口构成的比较（《客家先民首批南迁与赵佗建龙川2212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侨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关于徐福东渡问题，近年来曾经成为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讨论的热点。安志敏《论徐福和徐福传说》一文认为，“严格地讲，有关徐福研究应分别属于‘历史的’和‘传说的’两个范畴，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前者主要考察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有关事件的原委，而不能夸大方士徐福的个人作用；后者需要分析这一传说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不能作为信史对待。”（《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中日合作项目的成果，韩康信、松下孝幸《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通过对古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的考察，通过“量化和测量的比较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临淄周—汉代人的体质特点与现代和古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接近”。“多种形态量化及作图法的比较又证实，西日本弥生人类群与临淄周—汉代人具有相近的种族形态学基础，因而他们在种族人类学上应该同属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据此推测，他们在东亚大陆应该有最直接的共同或至少非常相近的祖源关系。”作者认为，西部日本渡来弥生人的故乡应该主要在中国大陆的华北地区。“他们最近的祖先可能来自早先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地理上更近沿海地区的青铜时代的居民。山东半岛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地区。但也不排除这个地区范围可能扩展到近海的江淮地区。”作者推测，导致他们迁动的原因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多种因素，在迁动的时间上也可能是多层次的。而渡海迁徙活动大概主要发生在“大致和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相应”的时代。可能正是在这一大变动时期，“促使一些人口四向避乱，或寻求安定生活空间，其中的一些人则渡海到达邻近的海岛世界，同时也把他们最重要的赖以为生的文化和习俗带到了该地区。”（《考古》1997年第4期）这样的研究结果与徐福传说的关系，无疑在研究方法方面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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