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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汉史(1999年）

王子今
中国秦汉史研究在1999年取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一些以往为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学术视界在若干方面有所开拓，注重实证研究、遵守学术规范的风气受到崇重，而文物考古工作的新收获能够及时得以利用亦引人注目。
一
本年度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的成功，是推动1999年秦汉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因素之一。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8月在昆明召开。与会学者128人，提交论文83篇。对于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关注，是会议突出的学术特色。林超民、秦树才《秦汉时期西南夷新论》，熊铁基《秦汉时期云南的大开发》，刘敏《论秦汉对西南夷的经营》，丁毅华《试论秦汉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史继忠《秦汉时期夜郎的开发》，张荣芳《西汉蜀枸酱入番禺路线考》，陆韧《试论秦汉时期的蜀身毒道》等论文，都对这一专题研究的深入有所贡献。回顾秦汉史研究的历程，应当肯定，这是一次空前集中的对西南区域文化研究的检阅。这一专题的研究因此而得到的促进，是没有疑义的。与这一主题相关，或以更宽宏的视界考察，或揭示更深层的文化背景的研究成果，有葛剑雄《汉宣帝的匈奴政策及其历史意义》、黄今言《汉朝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市贸易》、龚留柱《“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陈绍棣《秦汉时期边郡社会物质生活初探》等论文。
对于秦汉政治生活进行深层次、新视点的研究取得的丰收，也是这次学术会议的特点之一。杨兆荣《“使黔首自实田”是导致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重要原因》，吕宗力《感生神话与汉代皇权正当性的论证》，李开元《论汉帝国的国家结构》，黄留珠《汉武悖论现象透视》，卜宪群《秦汉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陈启云《西汉时“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安作璋、刘德增《两汉博士与齐鲁儒学》，陈静《黄老道学的隐退》等论文，都有助于增进对秦汉政治文化的理解。其中有些论点，引起了有益的争论。借助考古资料充实对秦汉政治史的认识的成功之作，有何双全、陈玲《西北汉简所见汉代刑徒》，王彦辉《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读〈尹湾汉墓简牍〉杂记》等论文。日本和韩国的秦汉史学者就此也有多篇论文发表。
秦汉社会生活史，依然是许多学者重视的研究对象。此次学术会议发表的有关成果，有李振宏《汉代居延戍吏卒的医疗卫生状况》、田静《秦人的医学实践与理论》、黄宛峰《略论汉代中州民风的嬗变》、倪根金《汉代夜市考补》、黄淼章《南越王国的丧葬习俗》等。
8月在西安召开的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许多与会学者提交了以秦汉史研究为主题的论文。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陕西人民出版社8月版）一书在会议开幕时面世，对于秦汉文明史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该书分别从社会实业、物质生活、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信仰诸方面总结周秦汉唐文明的成就，既吸纳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突出了作者自己的独立见解。就秦汉文明而言，大体的历史轮廓已经勾画出来。
第五届秦俑学研讨会8月在陕西临潼召开。时值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25周年，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建馆20周年，百余名海内外学者就秦俑研究、秦陵研究和秦文化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以前数次同专题的研讨会同样，秦汉史学者更为关注的是秦文化的研究，以及秦俑研究、秦陵研究在文化层面上的拓进。
中国文化大学主办的第一届简帛学术研讨会12月在台北召开。两岸学者就出土简帛的研究进行了集中而深入的探讨，秦汉史研究的有关问题也有所进展。刘乐贤《邵家沟汉代木牍上的符、咒及相关问题》讨论了江苏高邮邵家沟汉牍的符画和咒辞，判定其性质为以驱逐死者之鬼为目的的数术文书，并指出了这方木牍在简牍学中的重要地位。作者认为，就现有资料而言，并不能证实汉代的这些出土符画已由道士使用，故汉代符画暂时不宜称为“道符”。廖伯源《汉代县丞尉职掌杂考》所论述的内容不仅与作者专长的政治史、官制史有密切关系，也涉及与政治生活相关的社会史，全文不仅论证严谨，其研究方法，也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示。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于简牍学的名家名作进行总结，也受到学者重视，陈文豪的论文《陈直与简牍学》可以看作这一工作的收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牍整理小组发表的《史语所藏居延汉简整理近况报告》引起与会学者的特别关注。谢桂华《〈居延汉简补编〉释文补正举隅》对于该小组编著的《居延汉简补编》，提出了若干条释文补正意见。
二
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仍然是学界瞩目的学术热点。本年度有关论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上升。
孙家洲《论汉代的“区域”概念》（《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对于秦汉时期区域文化研究的认识基础的科学化，提供了可资学术同道共同参考的见解。王福昌《近年来秦汉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第6期）是一篇较全面的学术综述，所进行的分析，显然是以作者本人曾经就这一专题从事专力研究为基础的。杨振红《汉代的人口耕地与基本经济区》（《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讨论了以经济角度所设定的汉代区域划分，并且较全面地分析了所设定的区域的经济水平，而不同地区文化特质的经济背景也得以说明。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5月版）一书的问世，使学界看到了秦汉江南地区经济生活及其他有关现象的基本面貌。全书分7章，除概说外，分述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业的开拓和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的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近年来其他断代史已经相继出版类似论著，黄今言主编这部专著的出版，使秦汉史学界的这一缺憾得以补足。刘晓民《南越国时期汉越文化的并存与融合》（《东南文化》第1期），段渝《巴蜀文化与汉晋学术和宗教》（《中华文化论丛》第1期），刘太祥《试析河南汉代经济繁荣的原因》（《南都学坛》第1期），黄宛峰《河南汉代文化特色》（《南都学坛》第2期），薛瑞泽、许智银《论汉唐间河洛地区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兴衰》（《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第2期），赵凯《论汉初赵、代二国政治地位的沉浮》（《河北学刊》第4期），吕苏生《略论秦汉时期河北城市与商业的发展》（《文物春秋》第2期）等，各自分别提出了对于秦汉区域文化的新认识。有些论文在论述区域文化时又涉及民族问题，如徐志斌《略论若羌在汉唐时期的地位》（《敦煌学辑刊》第1期），杨永俊《对东汉“羌祸”的重新审视》（《西北史地》第1期），周松《两汉时期匈奴和羌在今兰州地区的活动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杨旗《论秦汉南方民族汉文化教育》（《孝感师专学报》第2期），彭清深《秦汉西北汉族族群之历史观照》（《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贾伟、李臣玲《试论两汉时期青海汉族人口迁移》（《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等。施丁《谈楚汉鸿沟分界》（《军事历史研究》第2期）涉及秦汉时期文化区域分界的重大问题，值得学界注意。刘军社《秦人吸收周文化问题的探讨》（《文博》第1期），就区域文化的渊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王子今《秦汉王朝的区域文化政策》（《光明日报》5月28日）讨论了政府区域文化政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影响，并且进行了秦与西汉的历史比较，同时论及大一统政体建设的成败与区域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得当有关。
秦汉政治史研究作为长期以来的学术焦点，现在已经不能吸引多数秦汉史学者的注意力。但是本年度的有关研究成果，体现出有志者能够在历经耕耘的熟土地深掘而取得新的收获。阎步克的学术论文《略谈汉代禄秩的特点与倾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堪称有关研究的力作。孙家洲、赵凯《对汉代选官考试制度相关问题的再探讨》（《中国考试史专题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7月版），刘太祥《秦汉中央行政决策体制研究》（《史学月刊》第6期），范学辉《秦汉地方行政运行机制初探》（《文史哲》第5期），仝晰纲《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东岳论丛》第4期），赵伯雄《汉代〈春秋〉经传的社会政治功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等，都是钻研以往多有学者讨论过的论题而有新发现，体现出一定创新意义的有较高水平的论文。王辉《秦史三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讨论了“秦讳”、“秦十二郡”、“秦初县说”三个问题，文字精炼，实际上是三篇短文，却可以使读者得到有关秦政的新的认识。
三
本年度发表的秦汉史研究论著中，不少成果以开辟新的领域、运用新的方法、寻求新的突破口，而做出了新的学术贡献，因而引人注目。
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的研究，逐渐引起许多学者注意。本年度有比较集中的论著问世。王福昌《秦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环境保护》（《社会科学》第2期）从分析有意识保护环境的政策和礼俗的角度论证了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生态环境保护》（《齐鲁学刊》第3期）则论述了逐步成为正统文化的儒学体系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杨东晨《先秦两汉时期汉中与安康自然环境的变迁：兼及自然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除了分析一个地区的生态变迁而外，还讨论了这种变迁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张弘《试论秦汉时期的林木种植与社会经济》（《济南大学学报》第3期）以及余明《西汉林政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则涉及当时人类活动以积极形式改变生态条件的历史作用。
杨振红《汉代自然灾害初探》（《中国史研究》第4期）一文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两汉时期的天灾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有益于深化对于在当时的自然环境下的社会生活形态的认识。
张剑光、邹国慰《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一文分析了两汉严重疫情的规律性特征，认为：疫病流行次数后期较前期增多；疫病传播与行军作战紧密相关；乱世疫病发生频繁；疫病的高发区域在南方和东部地区；疫病和其他自然灾害结伴而来。史书所谓“水旱疫病之灾”，反映疫情之发生，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未能协调的表现之一，也对社会生活形成严重的灾难。以往对于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疫情，如曹操军在赤壁遭遇的“大疫”，已经多有学者进行讨论，但是对于秦汉疫情进行全面分析，显然还需要投注更大的力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白芳《二十年来李斯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期）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学术总结，值得一读。对于秦汉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学者多已注重认真考察分析研究对象的心态，从而使许多论著的学术深度超过以往。魏宏灿、张宜迁《李斯的悲剧及其认识价值》（《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王陈《秦始皇人格心理探微》（《盐城师专学报》第1期），马植杰《韩信新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洪煜《略论张良》（《史学月刊》第6期），丁毅华《吕后与戚姬》（《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马亮宽《略论汉景帝》（《泰安师专学报》第1期），宋艳萍《重评公孙弘》（《山东大学学报》第2期），臧振《董仲舒的历史命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曹希舜《李陵投降管见》（《西北史地》第1期），孟祥才《论王莽的思想与性格》（《烟台大学学报》第1期），陈忠锋《王莽的个性与王莽改制》（《淮北煤师院学报》第2期）等，都不同程度地通过人物心态分析，或作者所谓“个性”、“人格”、“性格”的分析，使我们对秦汉历史人物的认识更为真切，从而也使得这些人物从事历史表演的整个舞台生动起来。
作为东汉前期政治要案的楚王刘英之狱，在王健《楚王刘英之狱探析》（《中国史研究》第2期）一文中被作者以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而刘英“自幼习成的性格和政治心态”也被看作事件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受到重视。
方诗铭《关于汉晋琅邪诸葛氏的“族姓”问题——论诸葛亮与刘备的政治结合》（《中华文史论丛》第58辑）一文，是通过心态分析深化历史人物研究的经典之作。作者论述诸葛亮、刘备皆出身寒微，政治上彼此共通，说明他们的结合并非偶然。作者写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作的这个自述，真的显示他‘躬耕南阳’时的心态吗？答案是否定的。”“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是当时人们的共同心态。但是诸葛亮以名相管仲、名将乐毅自比，这种抱负当然不是“不求闻达于诸侯”。他所期许的是如同管乐那样“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这才是诸葛亮当时的真正心态。‘不求闻达于诸侯’，这里所谓‘诸侯’，应该指割据荆州的刘表。”“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正是为了今后的‘闻达于诸侯’，这才是诸葛亮当时的心态。”当时，刘备和诸葛亮，彼此都处于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地位。“因而，刘备所能选择的只能是诸葛亮这样的人物，而诸葛亮也只能选择刘备这样的‘诸侯’，仅就这一点而论，说明他们在政治上的结合也不是偶然的。”
对于结成政治集团和文化群体的历史人物，夏增民《博士制度与秦朝政治转折》（《南都学坛》第2期）、侯林莉《党锢之祸与知识分子气节》（《历史教学》第2期）、王凯旋《两汉官僚商人之比较研究》（《学术交流》第1期）、赵沛《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孟祥才《评东汉时期的隐者群》（《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等有所论述。张华松在《秦代的博士和方士》（《孔子研究》第1期）中写道，通过对秦代以出身齐地居多的博士与方士言行事迹的考察，不难发现他们拥有相近的学术归旨、政治理念及故国情感。他们与秦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斗争，是齐、秦两种异质文化冲突的反映，而“焚书坑儒”正是这一冲突激化的必然结果。马亮宽《略论西汉士人风貌的变化及其影响》（《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指出，西汉前期和西汉后期，士风有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与专制政权的强化以及独尊儒术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同时又对社会历史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对于秦汉时期神秘主义文化的构成和影响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重视。本年度有关论著取得的学术收获值得肯定。林富士的专著《汉代的巫者》（稻乡出版社1月版）是循此方向攻坚制胜的力作。全书分8章，除引言和结语外，又分别论述：释“巫”；汉代巫者的政治社会地位；汉代巫者的职事；汉代巫术的观念基础；巫者的社会影响力；巫者的活动范围。在关于“汉代巫者的政治社会地位”的内容中，涉及“巫者仕宦为吏的情形”，在关于“巫者的社会影响力”的内容中，说到“巫者与叛乱活动”，在关于“巫者的活动范围”的内容中，讨论了“巫者活动的‘社会空间’”和“巫者活动的‘地理空间’”，读者多可获取新知，研究者亦可得到启示。其他讨论秦汉文化的神秘主义特质的学术论文，有王志平《睡虎地〈日书·玄戈篇〉探源》（《文博》第5期），胡文辉《放马滩〈日书〉小考》（《文博》第6期），金良年《“五种忌”研究——以云梦秦简〈日书〉为中心》（《史林》第2期），辛玉璞《十二金人形象辨析》（《唐都学刊》第2期），倪润安《论两汉四灵的源流》（《中原文物》第1期），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孙曙光《谶纬与汉代政治的神秘性》（《学术论丛》第3期），黄朴民《何休阴阳灾异思想析论》（《中国史研究》第1期）等。
本年度秦汉史研究一些选题的择定，反映了研究者考察的视野已经相当开阔，并且注意探索文化深奥，填补学术空白。如范学辉《论两汉的私人兵器》（《山东大学学报》第1期）、《两汉兵器交易初探》（《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陈昌文《汉代城市规划及城市内部结构》（《史学月刊》第3期），姚伟钧《汉唐节日饮食礼俗的形成与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等，都有在学术课题的选择上力争新进的追求。当然，有的探讨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化。
四
孙家洲《考古成果与秦汉史研究》（《中国教育报》12月28日）一文大略说明了文物考古工作的新收获对于推进秦汉史研究的意义。事实上，及时充分地利用考古成果，已经逐渐成为秦汉史学界普遍认同的学术手段。近年来，借助考古资料论证秦汉历史文化的成果层出不穷。本年度又有许多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发表。
韩国河的学术专著《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2月版），是综合考古和文献资料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丧葬制度的成功之作。其中专有一章题为“有关丧葬制度的考古学观察”，涉及“墓葬形式演变的总规律——第宅化的趋势”、“随葬品变化的主旋律——生活化的趋势”以及“防盗措施”。
徐卫民在《秦公帝王陵园考论》（《文博》第2期）中全面分析了秦先后规划的四大陵区（天水附近陵区、雍城陵区、栎阳陵区和咸阳陵区）的考古收获，提出了一些总结性的认识，并且指出秦的陵墓制度在中国古代陵墓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影响深远。
朱绍侯在《〈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料》（《史学月刊》第3期）中注意到《尹湾汉墓简牍》记载东海郡都尉的官秩高于太守，东海郡有12个小县也设有两名县尉，而东海郡官员升迁多与镇压山阳铁官苏令暴动有关，以及大量获流与武库储存兵器数量异乎寻常等情形，指出其性质应判定为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文献。朱绍侯《〈尹湾汉墓简牍〉解决了汉代官制中几个疑难问题》（《许昌师专学报》第1期），高敏《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三》、高恒《汉代上计制度略考》（《东南文化》第1期），卜宪群《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光明日报》4月2日）等，也都是借助尹湾汉简推进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收获。
冯小琴《居延敦煌汉简所见汉代的“邑”》（《敦煌研究》第1期）一文分析了简牍资料中有关“邑”的内容，特别指出“《汉书》记为县者”，以为“无疑是对《汉书》的绝好补充”，“不仅可以纠正《汉书》错载，而且可大大丰富我们认识汉代史地的信息。”全文论说注重实证，多有新识。不过，作者自己也指出“汉代县邑之更替无恒定，变化无常”，因而认为简文能够补充《汉书》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似乎据此未必可以断言“《汉书》错载”。
临近世纪之交，李学勤《简帛书籍的发现及其影响》（《文物》第10期）总结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即简帛资料的发现及其对于学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其中主要篇幅涉及秦汉简帛的出土及其对于认识秦汉历史文化的意义。本年度发表的对于将考古学资料应用于秦汉史研究的成就进行学术回顾的论文，还有陈文豪的《〈汉书新证〉版本考略》（《华冈文科学报》第23期）等。
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宗庙刍议》（《考古与文物》第6期）根据考古新材料论证，在宗庙的修建方面，西汉统治者虽然也遵循三代之礼，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王朝的更替，做出了许多变更。这些变更是“重时君”思想的体现，也是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这两位学者的另一篇论文《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文博》第5期），也利用考古资料发表了涉及汉代礼制的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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