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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我国台湾学者邢义田关于中国秦汉与古代罗马的差异及两者关系的研究

李长林
邢义田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博士，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曾多次来大陆参加学术讨论会。主要研究秦汉史和古代罗马史。著有《秦汉史论稿》合编有《居延汉简补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画像拓本目录》、《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画像拓本精选集》，译著有《西洋古代史参考资料》、《古代罗马的荣光一、二辑》（古代罗马资料集）。
本文主要评介邢教授关于中国秦汉与古代罗马的差异及两者关系的研究
邢义田在古代罗马与古代中国比较方面写有三篇文章：
在《从比较观点谈谈秦汉与罗马帝国的“皇帝”》 一文中，邢义田认为秦汉和罗马的“皇帝”各自具有特色，这些特色明白表示，它们是不同思想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下的产物。秦汉与公元三世纪以前罗马帝国的皇帝相比较，有下列差异：（一）名号上的差异。在秦汉时期，中 国皇帝一些名号的共同特点在于强调统治者与天的关系，而非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名号正好相反。（二）权力来源和性质的差异。秦汉天子自天受命，自天接受了无所不包的权力。这些权力不须经过任何形式人间机构（如元老院、公民大会）的赋予或认可。在权力性质上，它是无所不包，完整不可分割，无所谓增减，也不意味任何单一特定的职权。和秦汉天子相比，罗马皇帝的权力虽然较大，却不是人人相同，也不是无所不包。皇帝任何合法的权力，至少在形式上必须由元老院授予和认可，以法律订定，绝非“天授”。总体而言，罗马皇帝的权力是共和传统下公职职权的集合与累积，具有不完整性、累积性、行政性与可分割性。（三）皇帝权力与地位转移。秦汉时的中国，皇帝把天下视为私产，其权力和地位自然由父而子，世世相传。在罗马，皇帝的权力和地位，理论上来自元老院和全体罗马人民的付托，绝不是一家私产。因此，其转移，理论上也是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来决定。大体上说，由于共和传统和王朝制的矛盾，罗马帝国一直未能建立一套真正制度化的皇权转移方式，其结果是沦于实力的拼斗，谁能获得军队的支持，谁就能夺得大权。（四）皇帝的角色与人民。比较而言，罗马皇帝和人民是亲近的，他们除了可在剧院和竞技场上见到皇帝，他们也可写信给皇帝，或在路上将皇帝拦下，提出他们的要求。而秦汉天子和“天”的关系，似乎比和百姓的距离更接近，皇帝对秦汉的百姓而言是遥远而又神秘。在秦汉，皇帝应是百姓的父母兼君师，而罗马的皇帝从未想到他们对帝国的子民有教化的责任。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邢义田分析了皇帝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指出罗马虽由小城邦发展成以地中海为内海的大帝国，城邦社会和共和文化的特质仍被顽强地保留下来，极具王朝野心的奥古斯都大体保持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以城市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城邦社会成员的基本成分是公民，社会关系的基础在法律，而法律是社会公民约定成俗的结果，对全体公民有一致的约束力。罗马帝国的皇帝作为“第一公民”，因代表全体公民的元老院的承认和赋予权力而有“合法”地位。他在名号、统治权力和地位上的特质都和这一城邦社会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反观中国，自有文字可考的时代开始，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王朝即已取得政治社会结构的绝对优势。像希腊、罗马那样，以法为基础的城邦结构和公民文化从不曾出现。中国在血缘和拟血缘的单一基础上，似乎一直保持着一个“个人——家——国——天 下”的一元政治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里，天下国家基本上都是家的延伸和扩大。因此在家中以父为长，以父子为核心的角色结构和伦理关系，也反映在天子臣民的关系上。
邢义田关于古代罗马与古代中国相比较的第二篇文章，题为《米勒著（罗马世界中的皇帝）读后》 ，本文在评介了《罗马世界中的皇帝》一书的内容之后，探讨了罗马帝国官僚体制之发展远不及秦汉中国的原因。邢义田认为社会结构的不同是其关键。罗马帝国的构成在无数高度自主自治之城市，罗马谴吏至地方仅及行省一级，省下之城市及城市所辖之农村，几乎全由城市自行推选官员治理。地方事务既无劳中央罗马帝国之责，简言之，不过以军队与法律维系帝国整体之秩序与安全，地方如无纷乱或要求，中央极少干预。一由自治城市组成之社会，使罗马之统治无庞大之必要。相比而言，秦汉社会有所不同，自周代封建崩溃，争霸之列国不久即将广大农村纳入严密控制之郡县乡里制中，自中央至地方逐渐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统治机构，社会不见自治之城市，亦少有全然有自主之村落，秦汉一统，承此格局，统治机构难免日趋复杂与庞大。
邢义田写的有关古代罗马与古代中国相比较的第三篇文章为《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军队的特色》 ，本文指出：大体而言当罗马帝国发展出一个训练严格、机动性高和战斗力强的常备职业化军队时，汉代中国在“寓兵于农”的大原则下，始终保持一支以农暇训练为主，亦兵亦农，临事征集，有浓厚“民兵”色彩的军队。作者还分析了这两种军队的优缺点：汉代临事征集的军队，战斗力不强，但平时国家军费开支较小，而罗马的军队却正是相反，其常备军战斗力强，但国家军费开支较大。此外“民兵”性质的军队，不易造成武力干政的局面，而罗马实行常备军制，往往使军队成为社会上最强固紧密的“利益团体”，从而造成军队对帝国政治的干预。
邢义田又致力于古代罗马与中国关系史研究，取得多项成果。
一为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译文订补 。张氏的《中亚交通史料汇编》，几十年来一直是国人治中西交通史最重要的参考书，其中有关两汉时期与西方交通一段，除搜罗中国古籍中的记载，更集录了古罗马文献中指中国的资料，这部分资料系根据亨利•玉尔（Henry Yule）所著Cathay and the Way Thitner（London 2hded，1915）选译而成，亨利•玉尔的书有近一半篇幅为附录，将古代希腊与拉丁文著作里，提到的Seres，Sinae，Thinae，Tnin部分摘译成英文，并加注释。张星根据其英译，再译成中文。张氏的部分注释也根据亨利•玉尔的注释而来。邢义田发现张氏译文古雅，大致信实，唯失误、阙漏或可斟酌之处亦不少。因此乃作译文订补，订补范围，仅限张编所录六世纪以前的罗马文献，其中亨利•玉尔所据的拉丁、希腊文原著，凡有Loeb Classical Library可参者，邢义田亦曾随疑覆按，斟酌订补，共订补十节之多。
邢义田又写有《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再省察——拉西克著〈罗马东方贸易新探〉读记》 ，拉西克这篇文章刊行于1978年，此文鲜为中国读者所知，邢义田对这篇西方学者执笔的讨论罗马与印度及中国贸易关系的重要文章，进行了评介。除评介外，邢义田还提出了三个问题进行了质疑，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匈奴武装装备问题；在中国发现的罗马玻璃器问题；汉代中国商人在贸易中所居的地位问题。在文章结尾部分对汉代中国与罗马的关系问题，邢义田提出了自己概括性的意见，他认为由于史料的缺乏和解释的困难，我们现在还很难正确评估汉与罗马关系的紧密程度。过去的学者夸说丝贸易关系到罗马帝国的灭亡或罗马士兵在中国建立了城镇，固然不对，拉西克过分否定的观点也未必尽合事实。汉代中国与罗马大概确曾有某种程度的来往，除了物质如丝、玻璃等物的交流，或许罗马的臣民，如传说中的大秦幻人和使者，曾经来到中国，而中国人也曾辗转得知罗马的一鳞半爪。不过，相逢何必曾相识？如果来往只是偶然，间接或间断的，如果双方都不曾在对方的历史和文化中造成真正的影响，这种来往即使能够证实，其意义毕竟有限。
《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 ，主要检讨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在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关系的研究上，有无新的发现和进展。针对不少学者急于论证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曾有直接且密切的关系，本文特以(1)一四五位罗马俘虏在骊靬建城；(2)公元一00年，罗马商团抵达中国洛阳两说为例，指出两说基于浪漫联想者多于坚实论据。进而从考古遗物着眼，对照在印度和中国出土的罗马钱币和玻璃器，论证如果汉代中国和罗马之间曾有密切直接的往来，在中国也应该像在印度一样可以发现大量的罗马钱币和其它遗物。事实上，在汉代郡县所及的范围内，迄今不见任何一枚属于汉亡以前（公元二二0年）的罗马钱币。极少数几件出土的罗马玻璃器，是否为真品或其它民族的仿制品，这些玻璃器如何进入中国，由谁传入，都极不明确。因此，本文认为汉代中国与罗马之间，依目前的证据看，只能说曾有间接且间断的关系。
在《从金关、悬泉置汉简和罗马史料再探所谓罗马人建骊靬城的问题》 文中，邢义田根据新发现的有关骊靬的汉简和罗马方面的史料，再次说明骊靬并不是罗马人所建成或为罗马俘虏而设。骊靬建制与汉代一般内地郡县无异。骊靬县居民应为汉之齐民，其中或许有若干汉化的“胡人”，但无法证明原本是罗马人或罗马人的后裔。而罗马方面的材料也无法证明，曾有罗马军团的残部，于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助匈奴郅支单于守城，更于败后，成为陈汤的俘虏被送到汉代的边郡，建立骊靬城。
2007年3月，邢义田教授应邀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作了题为《从古罗马看秦汉中国》学术演讲，讲述了上列的大部分内容，同时展示有相关图片（演讲的全文辑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的《八方风来》一书），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高度评价邢义田教授的有关研究成果，指出“通常在我们大陆的学术界，做世界史的人不大关注中国史，做中国史的人不大关注外国史，所以我们经常有一句很丧气的话说，没有中国的世界史和没有世界的中国史，这两者一直好像是分隔的。可事实上要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恰恰需要看其他地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在我们大陆，很少有邢义田先生这样的背景，他在美国读的是古代罗马史，可是他在台湾做的是中国秦汉史，因此在他研究秦汉史的时候，他可能时时刻刻心中有一个古罗马史的背景，在透视着中国秦汉史”。（《八方风来》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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