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读《居延汉简人名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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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读《居延汉简人名编年》


张小锋
居延汉简以其学术价值高、出土数量多、内含屯戍简牍众多的特有魅力,吸引着许多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但是,由于居延汉简大多出土于汉代边塞烽燧,所载内容多不见于史籍,且多系断简残牍,这样就造成了居延汉简研究的三难问题,即“释文难”、“编连难”、“断代难”。1996年,何双全先生发表长文《居延汉简研究》、《敦煌汉简研究》[1],依据简牍出土的地层关系和简牍载有的纪年,率先针对《居延新简》所录8424枚、敦煌地区先后掘获2508枚中的某些简牍的断代、缀合和简册编连作了初步研究,文章缺少详细的推理论证,亦未涉及“居延旧简”,绝大多数简牍的准确年代依然难以判定。就居延汉简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断代难”已成为影响普及和提高居延汉简研究水平的瓶颈因素。简牍无疑是研究汉代历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但是要想得心应手的运用简牍资料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却绝非易事。如果不能判定一枚简、一片牍的准确年代,就不能对其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否则,就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正因如此,居延汉简才变成了众多学者眼中的一朵带刺的玫瑰,使他们艳羡之至,却又望而生畏。李振宏、孙英民先生知难而进,倾多年心血所著《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一书,堪称居延汉简断代领域中的一部力作,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设想大胆、构思新颖,是《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以下简称《编年》)一书的特点之一。居延汉简反映的是汉代西北边陲的屯戍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展开是由当时居延地区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来承担的,如果没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活生生的人物,也就没有了汉代边陲屯戍的历史。研究居延汉简,无论从那一个角度切入,最终必将落实到研究汉简中的人物这一根本上来。自居延汉简破土之日起,一些甘于寂寞、不畏贫困、能坐得住“冷板凳”的学者,皓首穷经、呕心沥血,为居延汉简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研究,仅仅以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作为研究的对象。《编年》一书第一次以独到的视野,把汉简所载的、曾在居延地区活动的所有的人物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可以说,其设想大胆、构思新颖。
方法得当,是《编年》一书的特点之二。方法得当,是科学研究的关键。只有如此,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只有如此,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来。1953年,日本学者森鹿三《关啬夫王光》[2]一文的发表,首创以人名为线索集成木简研究法,两年后,又运用同样方法,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关于令史弘的文书》[3],从此之后,这一方法得到了简牍学界的公认而确立下来。由于运用这一方法时,每研究一个问题,必须认真对所有的材料作从头至尾的梳理、甄别、判断,而换一个研究对象时,又必须作同样的重复工作,既费时间又耗精力,所以学者多不愿运用此法,更不用说运用此法写出一本专著来。《编年》一书恰恰采用这一耗时费力的“笨办法”,以汉简出现的相同人名为线索,顺藤摸瓜,集中排比归纳,并运用逻辑推理,勾勒出这一人物的姓名、职务、年龄、籍贯以及与这一人物同一时期的活动人物的详细资料,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一人物身上的迷雾,同时也将汉简中所载的一个个孤立的、散乱的、毫不相干的人物紧密联系起来。《编年》一书,“共考证出有确切年代的各类戍边人员一千四百余名”[4],堪称一本居延汉简的《人物志》,对从事简牍研究的学者和非简牍研究的学者,均提供了极大便利。当然,编著《编年》一书的甘苦,只有作者本人最清楚了。
论证严密、态度严谨,是《编年》一书的特点之三。《编年》一书对每一个人物,从不妄下定语,而是经过认真分析,严格推理得来的。如在判定E·P·T52:110简所载甲渠鄣侯护的时代问题时,其犀利严密的论证风格毕显无遗(见《编年》第25-27页)。尽管简文仅有“二年二月丁酉朔丁卯,甲渠鄣侯护敢言之”等字样,著者仍然能推定该简为昭帝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简。首先,著者检阅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找出在居延汉简的时间范围内,与该简相符和的,只有昭帝元凤二年二月和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二月的朔日是丁酉。接着,又从汉简本身和《汉书》中分别找到证据,推断出早在王莽始建国元年,“长安”、“居延”、“甲渠”分别已更名为“常安”、“居成”、“甲沟”,这样就可断定E·P·T52:110简绝非王莽始建国二年简。为慎重起见,著者又找到了另一证据,即从元始六年(公元6年)至甲渠更名为甲沟之后这一时间段内,任甲渠鄣侯的是一个名叫“放”的人,至此,E·P·T52:110简为昭帝元凤二年简、甲渠鄣侯护为昭帝时期人的结论已言之凿凿。当然,著者若再能依照简文图版,观察笔迹,而作出判断,其结论便更掷地有声了,因为,居延汉简中昭帝时期和王莽时期简文的书写风格有着一定的差异。又如,关于襄泽燧长阎乐成的判定(见《编年》第32页),著者排出10·36、14·3、407·10三简,并认为该三简都是判定阎乐成的相关简。其原因,一是居延简中载有“乐成”者仅此三枚,别无其他异姓同名者出现,二是三简均出土于地湾,尽管三简所记“乐成”身份略有不同、但皆隶属肩水侯官,故此著者认为三简所载“乐成”皆为一人。这一论证过程虽着墨不多,但合情合理,令人信服。当然,诸如此类缜密的论证,书中尚有许多,此不一一赘举。对于那些难以判定的人物,著者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实在难以断定者,只好存疑,留待他人去分析探讨,由此可见,著者态度之严谨。
当然,《编年》一书也存在着美中不足的地方。表现之一、《编年》一书对上千名戍卒人物作了精心研究,成为学者探究简牍奥秘时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能在书的前面或后面作一《人名检索索引》,无疑将会为本书增色不少。表现之二、敦煌与居延同为汉代边陲地区,由于地缘关系,当时戍边士卒的相互流动十分频繁,其烽燧出土简牍与居延汉简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研究居延汉简,必然要涉及到敦煌汉简,而《编年》却未能很好运用。表现之三、《编年》一书的有些地方还需进一步斟酌和探讨。如定佐博(见《编年》第47-48页),显然,著者将其定为一人。原简文为“陶乡啬夫定佐博(218·50)”,这里,定和博分为两人,啬夫与佐则分别为二人之职务。在汉简中,佐为一常见的职务,如置佐、书佐等。又如《编年》第108页写到:“刑齐的纪年简E·P·T56:193中标明的年代是‘初元年’”,揆诸原简,并无“初元年”字样,再通览全文,才知该简应为E·P·T51:193。又如《编年》第25页所引148·38简所载“颍川郡长祝里”,《汉书》卷28《地理志》载颍川郡有“长社”里而无“长祝”里,何双全先生编汉简《乡里志》时采《地理志》说[5],尽管《编年》的主要目的并不在这些细节问题上,但也应在判定人物时加以说明。再如《编年》第7页所引E·P·T3:1载“代胡燧长程望”,这里“代胡”一词,文义不通,应为“伐胡”,等等。虽然,《编年》存在着这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不能掩盖它的学术价值。它的出版,“可以说是简牍学研究中的一项开拓性成果”[6],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是一个以人系年研究简牍的成功范例,不仅大大拓展了简牍研究的领域。而且还会带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如有关汉代姓氏文化的研究、中国古代下层民众生活的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研究等等。



[1] 何双全:《居延汉简研究》、《敦煌汉简研究》,载《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2号第1-114、115-166页,兰台出版社,1996年。
[2] 〖日〗森鹿三:《关啬夫王光》,载《东洋史研究》12卷第3号,1953年。
[3] 〖日〗森鹿三:《关于令史弘的文书》,载《东洋史研究》14卷第1、2号合刊,1955年。又见《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第2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
[4] 见朱绍侯先生为《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一书所作《序》。
[5] 详见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一文,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第145-23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6] 见朱绍侯先生为《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一书所作《序》。
 
(作者:张小锋,1971年——,男,汉族,历史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人文与行政学院讲师,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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