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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收获来自辛勤耕耘——《丁毅华史学论文自选集》评介

杨东晨
对于为数并不很多的全国专治秦汉史的“圈内”人士来说，丁毅华教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他的《商鞅：权霸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初版，最近再版）、《商鞅传》（重庆出版社1999年）、《湖北通史·秦汉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和经常见诸学术刊物的论文，我大多读过。20余年来，他一直坚守在秦汉史研究领域，以年复一年的辛勤耕耘，换取一个个、一串串的成果。去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丁毅华史学论文自选集》，是他20年来主要成果的结集，我又一次成为他的怀着浓厚兴趣的读者。
这本论文选共收入作者38篇史学论文，其中大多数是属于秦汉史这一研究领域的，论题侧重于秦汉思想文化史，还有一部分属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论。在秦汉史这样一个“题目不太好找”的研究领域，作者具有开发课题的敏锐，多数论题属于较少有人问津的那一类，也触及了一些富于开创性意义的问题。
 论文选中基本上可以界定为思想史研究的几篇论文，可以说是这部集子的重头戏，所涉及的有秦始皇、贾谊、司马迁、刘秀等秦汉时代人物的思想，还有《淮南子》思想的研究等。
《秦始皇的政纲宣言和心理记录——秦始皇东巡刻石文辞评议》一文，是研究秦始皇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的。“直接反映秦始皇思想的资料十分有限。秦始皇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倾注于他所推行的政策和一生的政治活动，固化于他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和个人专制相统一的政治制度中。”文章所依据所分析的主要是秦始皇东巡留下的石刻文辞。本来，这些文辞有着强烈的功利目的，那就是“颂秦德，明得意”，石刻文辞的内容，主要是宣威和表功，字里行间，充溢秦始皇的自豪和自信,也籍以向天下宣示他的治国思想和政策，大肆渲染由于实行这些思想和政策所取得的成功。该文力图辨证秦始皇治国思想和政策的基本特征，揭示秦始皇思想上政策上曾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矛盾，指出“秦始皇的严重过失与华美其辞的石刻文辞对照，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思想、理论与其政治实践严重脱节。”
《荀子、贾谊礼治思想的传承》和《论贾谊治世方案的要奥》是两篇密切关联的文章。前者尝试寻觅西汉初年的青年思想家贾谊与战国后期的大思想家荀况间的传承关系。文章从看重人定、忧政意识、畏民情绪、民本思想、强调安民是为政之本、重视蓄积富民等多个方面说明贾谊对荀子确有这样一种“师承关系”，尽管两人年代相隔。文章又概括出荀、贾二人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治。文章的结论是“荀子、贾谊的礼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础”。对于贾谊的治世方案，则以“‘施仁义’以安民固本”、“‘定经制’以等差有序”、“移风易俗，匡正时弊”这三条主线详论之。
《＜淮南子＞的风俗论》和《司马迁的贫富观》是两篇涉及秦汉时期重要思想家和思想史名著的文章，共同特点是首先概括出一个一般表述为“论”、“观”之类的“思想集束”（我姑且这样命之）来，再予以评述。“风俗”是古代经常说到的，在两汉时期，其使用频率很高。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古典名著《淮南子》中，对风俗的考察、评论有着醒目的地位。“《淮南子》的风俗论，综合反映了西汉前期较有影响的社会观、历史观、文化观，包含不少有多重价值的思想资料，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是本文作者研究这一课题的出发点。文章从“论风俗的形成与变异”、“论风俗的差异和评价”、“论风俗和政治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论述，对《淮南子》一书在这些问题上的的论灼见进选取充分的肯定。
而《司马迁的贫富观》一文，又是着眼于“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司马迁关于贫富问题的论述和观点，这是他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求富正当论”、“分化不免论”、崇富轻贫论”、“顺其自然论”这样四条对司马迁的贫富观作了作者所谓的“缕述”，论证了他的贫富观形成的历史条件，评价了司马迁的贫富观的积极意义和根本矛盾。这篇文章，是在众多的有关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中独辟蹊径而较有创意的一篇。
或许与作者所处的地域、与当地学术活动的推动有关，或许是他参与了《湖北通史》的编著，刘秀（汉代南阳郡人，其原籍地当今湖北省的枣阳市）是作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位人物。论文选集内收有三篇关于刘秀的论文，一篇是《论刘秀的“柔道”》，一篇是《刘秀九说》，还有一篇是《才备文武，功在破立——论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刘秀》。我注意到，在文集的编排上，这三篇并没有排在一起，前一篇是作为思想史的文章。而后两篇是归于人物研究之列的。三篇文章总的倾向是总体上肯定刘秀的，认为他是一位在历史上有作为、有贡献的人物。此文标题“军事家、政治家”的顺序，似乎也值得注意。据我记得，作者在一次学术讨论时曾说过，刘秀作为军事家的地位，要超过作为“政治家”的地位，也就是说，刘秀既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但若以他分别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排位而论，前者要略逊于后者。
在秦汉文化史的研究方面，作者选择了一些很有意义的课题。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民族、地域文化的，可以《秦汉时期各区域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和《秦汉时期民族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二文为代表。而《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则是这方面论述较为深刻的一篇。
另一类是以《“习俗薄恶”之忧，“化成俗定”之求——西汉有识之士对社会风气问题的忧愤与对策》为代表，是探讨秦汉时期社会“风俗”一类问题的。秦汉时人常常言及“风俗”、“习俗”，但其含义并不一样，有时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风俗习惯”，有时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社会风气”，当然，也存在二者兼而有之的情况。
还有一类则比较杂，像《从赵佗看移民的文化特征》所考察的一种文化现象——移民在文化上的表现，《盐铁会议会风评议》和《盐铁会议论战性质辨析》则是通过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考察西汉的社会文化，而《汉代的类宗教迷信和民间信仰》是对汉代普遍存在的、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的“类宗教迷信”和“民间信仰”这二种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化现象的深入研究。
还有几篇论文是关于地域史或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如《周秦汉唐文明中心的周期摆动现象初探》所考察的是从西周到唐末大约2000余年间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变动。作者曾和我谈起过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似乎对这一“钟摆式”周期性运动规律的发现颇为振奋。有几篇文章在是对古都洛阳的历史文化研究过程中形成的。《试论秦汉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一文，是作者1999年参加在昆明举行的秦汉史研究会年会上递交的论文的修改稿，文章的内容和基本观点都甚合今天“西部大开发”的需要。
不少秦汉史研究者都曾从事过重要人物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章也比较多，但秦汉时期的历史人物多数并不为史学界陌生，有的甚至连社会公众都比较熟悉，对于研究者而言，要找准角度并不容易，而有些有争议的人物，要作出超越前人的确评也有较高的难度。在丁毅华的文章中，涉及了赵佗、吕后和戚姬、刘秀、张衡、诸葛亮和刘表等人物。作者写吕后、戚姬这双死对头，并不是局限于后妃争宠和宫廷斗争，而是着眼于区别她们的经历、特长、气质和社会角色等方面的差异，强调吕后是政治家类型的人物(“从政型”人物)，而戚姬则是艺术家类型的人物（“事艺型”人物）。对于张衡，是论述、肯定和赞扬他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巨人”的伟大品格。把诸葛亮和刘表放在一起，是侧重于探究流寓荆州的生活对诸葛亮成才的作用，而当时荆州的最高地方长官——实际上是割据的诸侯——是刘表，在刘表治理下形成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氛围，对诸葛亮的成才所起的客观作用，是应予充分估计的。
论文选集中还有几篇属于史学史和文学史的内容。《〈汉书·古今人表〉识要》、《班固对先秦至西汉重农思想的总结》、《〈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属于前者，《汉赋三论》、《汉代民间故事与传说的流播》属于后者，而《“前三史”与诗歌》兼有二者，是一篇进行当今人们所提倡的跨学科的、边缘性的研究所取得的的成果。
统观这些文章，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或曰优点，概括起来，有以下数端：
其一，无论是选题、定题，或者是文章的论述，都不落俗套，而立求写出新意。对于丁君，我是比较熟悉和了解的，他多次与我言及“文章不写半句空，落笔欲求字字新”的宏愿，当然，要做到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对于任何一个学者来说，有力戒平庸、力求创新这样的追求，却是完全应该的。
其二，文句通顺，逻辑性强，并善于在史学文章中适当地益以文采，这样，既符合史学文章严谨性第一的要求，又有一定的可读性和感染力。这既是一个人的风格所致，也体现了一种追求完美的努力。
其三，力求精炼，篇幅适当，宜长则长，宜短则短，而不是故意凑成万言长篇。即使是短文章，也以十分认真的态度去写。现在确有文章越写越长的倾向，报科研成果也论字数、篇数、本数，往往偏离了“质量第一”的起码常识。观丁君的论文，大多在五六千字，细读起来，才感觉言语精粹，绝少空言。
其四，作者敢于立论，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或许正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最可贵的。通观全书，几乎篇篇有鲜明的观点，有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限于篇幅，只举二例。一是在《“习俗薄恶”之忧，“化成俗定”之求》一文中通过“西汉有识之士对社会风气问题的忧愤和对策”的研究，提出了很有启示意义的思考。此文发表于１９８７年，就其现实意义而言，理应引起更多的关注。二是在《＜汉书·古今人表＞识要》一文中，指出“班固在制作《人表》时，尽量缩小了历史人物生前权位这一因素，避免按尊卑贵贱人世俗秩序等第人物”。文中提出这类观点，意欲予班固以较高的评价。
其五，在研究中探求新的方法，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对赵佗的研究中注意进行心态的分析；对盐铁会议的研究，避开一些热熟路径，而注意会议的会风。
全书和书中各篇文章的缺点也是不容讳言的。有的文章引证资料不够丰富，结论主要出自推想。对于某些研究课题，关注史学界的最新成果显得不足。个别文章，文笔可称，但作为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却并不高。
全书有一篇自序，倒也是值得一读的。作者自述了自己走上秦汉史研究道路的经历，对于业师马植杰先生深怀感激和敬意。也介绍了20多年来的学术经历，使读者对于他的研究领域和已经取得的成果，能有基本的了解（附于书末的“丁毅华主要论著目录”也有这个作用）。读其自序，我的深刻印象是他的坦率，声言而不是讳言自己是“以教学工作为主的教师”。“以教学工作为主”是否会影响对一个人的学术成就的评价，这不好说。但一位“以教学为主”的研究者，起码有二点可能具有优势，一是基础面比较宽广，因为一个长期从事教学、要直面学生的教师，知识面的狭隘将是致命的；二是由于教学需要的推动和学生提问的激励，会经常产生类似于艺术创作中的灵感式的东西，这也是科学研究中创新力的一种润滑剂。
笔者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深感当今学术研究面临的难处和困境。“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大概是比较普遍的感受。就拿秦汉史研究的文章和专著来说，发表难，出版难，发了，出了，真正想看的人——所谓“知音”吧——还不一定都能及时看到。当然，就已经发表或出版的成果而说，同行又不见得看得过来，由于没有及时看到、及时推介而影响了其传播的，不知几多。因此，笔者近年来经常愿意写些书评文章，为推介饱含作者心血的学术新成果，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与此同时，自然也真诚希望我的成果也能得到较多的读者的关注。我想，我为《丁毅华史学论文自选集》写上这篇评介文章，也正是这方面最新的一次努力。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４日写于古都西安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8/526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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