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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战国时期关东诸国各派思想对秦国政治思想的影响

战国时期是政治思想领域“百家争鸣”的时期，除过影响较大的儒、法两家外，还有道家、 兵家、纵横家、墨家、名家等重要思想派别。由于秦国奉行拿来主义的政治思想指导原则和 用人政策，加之秦经过商鞅变法后国势日强，故吸引了大批文武杰出人才入秦效力，这些人 处于当时诸家政治思想纷争时期，不可避免地属于其中某派或受某派政治思想的影响，他们 入秦任职之后，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自己的政治思想原则处理有关军政事务，在具体的政治军 事实践中对秦国产生实际影响。这些活动及思想因素无疑会对秦政治思想产生一定的补充和 调节等作用，使秦政治思想的战时适用性更加突出，更加适合战争的需要。吕不韦召集关东 诸国宾客编辑《吕氏春秋》，是关东重要政治思想派别中的学者学术观点的一次大交流、大 总结，也是一次有机的思想大融合。其在秦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应有一定地位。尽管其被秦王 政人为地粗暴干涉所遏止，但其将诸家政治思想试图综合成封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思想的发 展趋势无疑是正确的。关东诸国各派政治思想对秦国政治思想的多方面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现就影响较大者分述如下：
法家是对秦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派别，经商鞅变法和秦孝公的提倡，使之成为秦政治思 想的主体内容。秦孝公以后的秦统治者多是法家思想的倡导者和执行者，有的本身就是法家 人物。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理论，这套严密的理论为秦王嬴政 所吸收，使之成为秦统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制约了秦国及秦王朝的命运。李斯辅佐秦王嬴政
进行统一战争，又是法家思想在秦王朝政治实践中的主要实施者，对秦王朝有重要影响。这 是人所共知之事，毋需赘言。
纵横家对秦政治思想的影响亦大，其代表人物是战国时代的著名纵横家张仪。张仪入秦前曾 游学于魏、赵、楚和东周，皆不获用，于是入秦，秦惠文王对之异常信任，委其为相。张仪 的主要活动是对外方面，由于他的奔走经营，在瓦解关东诸国联盟方面，他充分发挥了纵横 家的才能，使秦在当时的外对活动方式上具有如下特色：一是为达到“连横”目的及多占敌 国领土，不择手段地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当时秦强大，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关东六国，但关 东六国为抗强秦而“合纵”，确实令秦国感到棘手。秦国的当务之急是运用游说等策略，派 员活动于诸国之间，以期瓦解其“合纵”之势，为秦国向东发展开道。张仪以秦国的强大为 后盾，用武力收复河西之地，又以连续的军事进攻挫败三晋，使之对秦屈服。为了对付齐、 楚两个大较为稳固的联盟，张仪亲自出马，摇辱鼓舌，欺骗、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无所不 用，利用齐、楚两国的矛盾与弱点，成功地拆散了齐、楚两国联盟，解除了对秦国的威胁。 其后又继之以军事打击，大伤了楚国的元气。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秦佯将张仪免 相，使其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秦所憎者乃齐国，若楚与齐绝交，秦愿以商于之地六 百里赠楚。贪得土地的楚怀王大喜过望，群臣皆贺，只有深知张仪为人的陈轸不贺。陈轸向 楚怀指出：楚、齐绝交，则秦必轻楚，张仪的话值得怀疑，如被张仪所骗，楚又与秦为敌， 如此一来，“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 [1] 。但是楚怀王惑于 张仪的花言巧语，又贪占秦的土地，遂不听陈轸之谏，并立即派人去秦接受土地。谁知张仪 回秦国后，称病三个月不出。楚怀王得不到土地，误以为秦认为楚与齐绝交不坚决，于是派 人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与楚断交而与秦结交。秦达到了目的，张仪这才出见楚国使者， 告诉他秦只送给楚国六里土地。楚怀王闻讯大怒，不听陈轸之谏，出兵攻秦。秦惠文王更元 十三年(前312)，楚、秦丹阳(河南丹水北)一战，楚军大败，损兵折将不说，还失去了汉中 之地。可见纵横家的外交活动，是单凭军事进攻难以奏效的。后楚怀王又联齐、宋攻秦，经 过几场激战，齐军败于濮水。楚怀王在汉中失守之后，倾全国之力攻秦，结果在蓝田(陕西 蓝田)被秦军所败。秦为了对付齐国，又联楚攻齐，并且表示愿分汉中之半还楚，以便同楚 结盟。楚怀王深恨张仪骗自己，宁可不要汉中之地，而要张仪以泄愤。张仪闻讯欣然赴楚， 通过楚大夫及怀王夫人郑袖，使怀王放掉自己。秦国取得汉中之地，使秦本土与巴、蜀连成 一片，不仅消除了来自楚国的威胁，而且使巴、蜀物资能顺利运到关中，为秦国的壮大起了 重要作用。二是挑起或激化各国的矛盾，使其内争不息，互相猜忌，难以真心相待，甚至兵 戎相见，消耗了人力物力，无心亦无力组成强有力的反秦联盟，有利于秦国对诸国的各个击 破。张仪乃魏国人，但其对魏国威胁利诱的次数最多，其结果都利秦损魏，无丝毫故土之情 可言。张仪又说动韩国以攻楚，游说齐、赵、燕诸国国君俯首事秦。张仪在关东诸国间成功 的游说，为抬高秦国地位和秦的东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张仪之后的秦国在外交活动中， 使用纵横家类的活动形式并不乏见，这显然是纵横家思想对秦政治思想的影响所致。
兵家对秦国对外军事斗争贡献颇大，其对秦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的影响最为直接，秦的军事集权思想是其政治的基本内容。战国时期来自关东的军事人才济济，著名者有公孙衍、白起、蒙氏 祖孙、王翦父子及杰出的军事家尉缭等，他们在秦统一战争中战功卓著，创造了许多著名战 例，如长平之战、灭楚之役等，还有以重金贿赂六国权臣，离间其君臣关系，反间计、暗杀 等多种手段的运用，都为秦取得最后的军事胜利鉴定了基础。魏人尉缭入秦担任秦国尉，主 持秦的军事工作，其军事思想在秦统一战争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尉缭的军事名著《尉缭子》 一书是其入秦后的作品，其军事思想基本上可视为秦的军事思想的一部分，该书二十四篇包 括战争观，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战争的指导原则以及具体的战略战术，队列的编制， 奖惩原则等。他既是一本兵书，也是一本哲学著作。他肯定“诛乱禁暴”的战争，反对以杀 掠为目的的战争。认为军队取胜要靠道义，即正义的战争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他认为：“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 此道胜也。……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2]。这里指出“民”及士气在决定战争胜负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士气，将帅就 要相信士卒，重视士卒的思想，要讲政治，同时辅之以法家的刑罚，“必先礼信而后爵禄， 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3]。这种恩威并行的方法，反映了 战国末期儒法等家逐渐合流的历史趋势。尉缭还总结了战略战术方面的经验，如行军作战的 一般原则，阵战的规则，军事纪律，还有秦军中残酷的刑罚，从其刑罚来看，“军有千人以 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军命曰国贼。”对这类人处以“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 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4]。可见秦军在统一战争中所向披靡， 除以军功爵刺激其精神之外，以严刑断其退路也是主要原因，故导致秦军将士在作战中有进 无退，人人拼死，如此之师，确非寻常军队所能抵挡。
关于尉缭的事迹，史书记载很少，但从《尉缭子》这部著名的军事著作和尉缭在统一战争中 担任秦国尉之职来看，秦统一战争中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无疑是尉缭这位杰出的军事家所 主持，否则很难想象秦国仅用十年时间便完成了统一大业，取得了如此多而复杂的军事胜利 。在军事战略上，见诸史载的只有尉缭建议秦王政：“以秦之XL瞗，诸侯譬如 郡县之臣，臣但恐诸侯合纵，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XL盡王之所以亡 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贿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5] 。秦王政从其计，在统一战争中，多次利用此行贿以离间其国君臣之法取得了胜利 ，如赵国和齐国主要因此而亡。尉缭的军事思想之所以能在秦统一战争实践中获得成功，除 其本身具有显著的科学价值外，也与当时全国存在统一的要求和趋势，以及秦具有统一的基 本条件有关。这一先进的军事思想在秦统一战争中的成功，无疑给秦政治思想增加了积极因素。
其四，游说之士对秦政治思想的影响不可小视。游说之风在战国时期颇为盛行，当时各政治 派别的人士为了达到宣传和运用自己的治国思想主张或为求得官爵富贵的目的，不辞辛苦， 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或托人举荐，或毛遂自荐，对该国国君申明自己 的观点和己之所长。倘被采纳，即可获高官富贵。如不获用或虽获用而未达个人目的，亦可 转投他国。当时的名士先后在多国效力者屡见不鲜，如公孙衍、孟尝君、张仪、苏秦、甘茂 、吴起、陈轸等等，这种现象并不遭舆论非议和有关国家的阻拦，可见此乃当时风气使然。 商鞅、李斯等事秦的法家人物，都长于时论，纵横家张仪更精于此道，与游说之士相类似， 可见游说之士的广义范围较大，几乎包括了当时各派的活跃人物。但狭义的游说之士，其所 属派别则不明，但却掌握了一定的治国安邦本领，基本上掌握了各家学说，但无门户之见， 长于临机应变，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这类人在当时社会上亦有一定的数量和影响。在关东入 秦的人物中，有一部分杰出的游说之士，他们对秦国的发展和统一有一定贡献，其所提出来 的战略或言行，对秦国的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无疑影响及秦政治思想。这些人著名者有 陈轸、范睢、蔡泽、茅焦、姚贾等。陈轸事秦惠王，被张仪排挤而奔楚，但其心向秦国，他 借使秦之机向秦惠王表明心机。当时韩魏相攻，秦是否出兵相救，大臣们意见不一，秦惠王 不能决，遂问计于陈轸。陈轸劝秦惠王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然后出兵。秦惠王从之 ，后韩魏两国“大国果伤，小国亡，秦兴兵而伐之，大克之。此陈轸之计也”[6] 。范睢乃“天下辩士也。”入秦事秦昭王，他针对秦国军事战略中舍三晋而攻齐即 舍近求远的错误，指出该战略“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此所谓借贼兵 而赍盗粮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7] 。这种“远交近攻”的战略，是先从韩魏开始，逐步统一天下。这种策略适应了秦国统一 战争的趋势，是秦国自昭王之后逐步灭亡六国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范睢又劝昭王解除宣太 后、魏冉等人的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他后任秦相，颇有政绩，被封为应侯。蔡泽为燕人 ，“曾游学于诸侯，小大甚众，不遇。”“去之赵，见逐。之韩、魏，遇夺釜鬲于塗。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于秦，应侯内惭， 蔡泽乃西入秦。”蔡泽入秦是看准了时机，钻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空子而谋富贵，搞政治 投机。他入秦后见范睢，以古喻今，劝说范睢急流勇退以保富贵，接替范睢担任秦相，“东 收周室。”任相仅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8]。蔡泽政 绩虽不显，但其在秦所为缓解了秦昭王君臣内部的矛盾，避免了秦统治集团因内争而带来的 消极后果，在当时仍有一定积极意义。姚贾出身微贱，曾在大梁盗窃，名声不佳，后游说于 赵国而被逐，最后入秦获用。他曾为秦出使关东，成功地拆散了燕、赵、吴、楚四国联盟。 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向秦王政提出了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得到了秦王政的赞赏，对于秦“任人 惟贤”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秦的用人思想在战争期间得以正确实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齐人茅焦任秦客卿之职，他冒死劝秦王嬴政赦免其母后之罪，避免秦王嬴政因不孝之名而 招致诸侯国的背叛，此事关系到秦国的大局。综上可见，游说之士对秦国的贡献及对秦政治 思想的若干积极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道家及阴阳五行家对秦政治思想的影响较为显著，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秦政治思想的理论形 式方面。两派代表人物入秦者史无明载，但其理论形式对秦政治思想的影响确是史实。《吕 氏春秋》综合诸家政治思想学说，在《十二纪》中为将来的统一封建王朝制定了一个统治图 式，也就是治国方案。其内容以儒家为主体，总结吸收了法家、名家等政治思想因素，以阴 阳五行思想为其骨骼和形式。《吕氏春秋》政治思想属于秦政治思想范畴，是秦因人为原因 而未能付诸实施的政治思想。秦王朝建立后，采用五德终始说与各项制度相结合，使其统治 更具神秘性和崇高性，而劳民伤财的迷信方士和求神仙之举，源自燕、齐等地，亦和阴阳五 行思想与道家思想有一定渊源。
儒家思想对关东诸国政治思想影响很大，但后因其与秦以法家为主体的政治思想相矛盾，故 对秦政治思想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并非没有影响。《吕氏春秋》将儒家思想奉为政治思想的 主体，书中所论多举周、齐、鲁诸国之史事。秦培养官吏的规定《为吏之道》中有许多重民 和实行德政的内容，与秦的法家思想有很大不同，其中不少内容与《礼记》《大戴礼记》《 说苑》等相同。儒家思想渗透到秦培养官吏的规定之中，可见儒家思想的某些内容实际 上已被秦政治思想所吸收，吕不韦、王绾、淳于越及秦始皇所任用的博士多是儒生或受儒家 政治思想所影响者。这些人曾掌握秦国军政大权或参与统治集团的决策，儒家的部分政治思 想应用于当时现实的政治生活当属情理之中。正因为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儒士们不甘被冷落 ，故以各种方式企图登上秦统治思想的正统位置，秦王朝建立后更是如此，该时期的儒法之 争实则是战国时期诸国政治思想斗争的继续。由于秦始皇扬法抑儒，故儒家政治思想受到排 挤和打击，并因此引发了“焚书坑儒”这类残酷迫害儒生的历史事件，使法家思想处于独尊 地位。
从春秋战国时期关东诸国多家思想流派对秦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可见在秦人重实际求实惠的 拿来主义支配下，只要对秦国的发展有利，不论是何种思想流派的思想和人物，秦国皆可对 之皆收并蓄，为己所用，这对秦国在战国时的迅速崛起和统一全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 别是兵家、纵横家及游说思想对秦国当时以法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思想的补充和发展，使秦 政治思想在法家理论指导下，又带有显著的兵家、纵横家及游说思想色彩，成为灵活多变的 成功指导秦国完成统一战争的政治思想，其军事倾向异常突出。秦王朝建立之后，阴阳五行 思想、道家思想作为秦政治思想的基本因素而始终存在。只是随着秦始皇封建专制的空前加 强，对臣民的统治日残酷，这才致使除法家思想之外的其他派别的思想因素，在秦政治思想 中或被排挤，打击，或仅余其空壳，名存实亡，而使法家思想独霸秦政治思想领域，并且日 益极端化。秦二世时，秦统治状况日坏，李斯建议二世实施“督责之术”，进一步发挥了韩 非关于法、术、势三者结合的君主专制思想，主张用严刑峻法监督和控制大臣，此乃法家思 想走上穷途的明证。随着秦二世和赵高、李斯等人的倒行逆施，秦王朝的统治也迅速走向崩溃。

[1]《史记·楚世家》。
[2][3]《尉缭子·战威》。
[4]《尉缭子·重刑令》。
[5]《史记·秦始皇本纪》。
[6]《史记·张仪列传》。
[7][8]《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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