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李剑鸣｜学史碎思录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历史学-李剑鸣｜学史碎思录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李剑鸣｜学史碎思录

这是一个有点可笑而又难于回避的问题。从形而上的角度说，历史学是寻求知识的一种途径，而寻求知识又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人之为人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所以历史学乃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实用的层面上，历史学的功用在于为人类发掘和保存整体记忆，为其族类的认同提供依据。在后一点上，历史学和远古的神话的作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历史学的具体功能，则可以举出鉴往知来、道德教化、文化积累等许多项。所以，怀疑乃至否定历史学的功用，乃是一种精神“市井化”的开端。（1995年5月）
有人把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资料＋解释。发掘和梳理资料乃是历史学者的看家本领，提出解释则须以理论修养为依托。可是，历史学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资源，因而有必要向其他相关学科借引。这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灵。历史学家如果固步自封，死守几句陈腐教条，那就不啻是“盲人骑瞎马”。因此，史学危机首先是历史学家本身的危机。（1995年10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诚然是很有意义的尝试，但也可能带有一定的学术风险。第一，“现代化”是一种理论，用它来考察并不存在这种理论的时代的历史，需要谨慎处理理论与过去性之间的关系。历史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将他们的特定经历纳入后设的“现代化”框架中，很可能导致剪裁或扭曲历史的后果。这样也容易使“现代化”变成一个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第二，用现代化理论来建构世界历史框架，可能导致历史目的论，造成众多地区的历史的边缘化，形成新的“中心论”。如果历史中真有“现代化”这么一回事，那它也只是少数民族或国家的经历，多数国家或民族在没有“现代化”或“被现代化”的时代，其命运就只能是等待“现代化”或“被现代化”，否则就偏离了“历史的目的”，必然遭到“边缘化”，而引领“现代化”潮流的国家，自然就成了历史的中心。第三，即便“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实际，也只能把它看成一种趋势，而不是可以把握的具体事件，研究这种“趋势”，很可能忽视历史的具体行动者和不同事件的具体特性，偏重“中观”选题，不去详尽占有材料和进行深度开掘，这样就可能导致研究水平在低层次徘徊。（2005年10月）
既是一个限制，也提供了某种机遇。史家不能直接面对研究对象，无法亲身感受过去事件的场景和氛围，难以切身体验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而只能借助他人的记述以及其他的过去残余物进行研究，因而他对历史的了解，总带有因时空转换而导致的隔膜和曲解。但是，另一方面，间接性又使史家能够摆脱亲身观察的局限性，因为任何观察者只能就自己的视听能力所及来观察，其接触面不免相当有限（在对自然界的科学观察中，如果遇到规模太大、时间太长的情况，也需要借助于模型或模拟）。史家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得以在众多的史料中做一番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工作，比较鉴别，于是获得了较大、较完整的画面。这是任何亲身观察者都无法做到的。此外，间接性还赋予史家想象和创造的空间，从而使历史知识在多样性中形成真实性。这与现代美术史的研究路径颇有相似之处。据巫鸿所论，美术史研究者并非直接面对艺术品进行研究和讲述，而是借助艺术品的照片。这虽然使他受到照片的制约或误导，但可以使他同时观察众多的艺术品，对它们进行比较，对细部做反复的推敲，从而获得直接面对艺术品所没有的某种便利，改变了美术史研究的方式。（2006年9月）
根据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和经典阐释学理论，任何文本的制作者在制作这一文本时都有其“原意”，而后来的解读者通过分析制作的语境和动机，可以找出这一“原意”。这也是史学“客观性”的保证。但实际上，文本的原意、制作的语境、制作者的动机，都不可绝对“复原”，任何这类工作都带有揣度和推测的性质。因此，任何解读工作都带有解读者“创作”的痕迹。于是，史家从史料中获得的信息，可能并不是“原意”，而只是经过解读者改造过的东西。那么，是否可以不顾“原意”而任意解读史料呢？如何衡量解读结果的可靠性呢？首先，史家必须要有尊重“原意”的意识，只有这样，才会努力去推测其语境和动机，进而揣度其原意。其次，自圆其说和具有说服力，可能是判断解读结果的可靠性的重要指标。（2007年6月）
有一个外国学者说过，历史学家最擅长的思考方式，就是按时间思考。所谓按时间思考，就是要考虑到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时间之流，既前后相续，又先后有别。不注意时间顺序，把先出的东西说成受后出的东西的影响，或者用后出的标准来看待先出的东西，就会发生“时代倒错”。按时间思考，还必须考虑到任何事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时间之流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所以，历史思维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强调变化。任何事物在历史时空中都不是静止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或者是长期演变的结果，或者是最近发生的变化。它们虽然前后不同，但与此前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历史思维的第三个特征是关注语境。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在恒定不变的真空中出现的，而必定与具体而转瞬即逝的氛围、情势和活动相关联，这些相关联的东西就构成其语境。只有把它们置于这个语境中，其意义才能得到理解。任何脱离语境的思考，都是“非历史的”。最后，历史学家思考问题，尤其讲究证据，所谓“言必有据”、“无征不信”，乃是历史思维的又一个突出特征。历史学家在思考时使用的证据，主要是来自史料，但也经常引用他人的论点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有时还依据常识来立论。不论证据是什么，总之是不能凿空立论。（2009年4月）
这里面确实有许多的困惑。第一，历史研究的实际总是走在历史哲学的前头，历史学的实践一直在给历史学的理论提出问题。当前，历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的对象、角色、取向、材料和方法，都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历史知识，较之黑格尔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远为丰富和复杂。面对这样一种总量极大的历史知识，我们是否需要回到历史理论，也就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人类的历史做出不同于黑格尔时代的思考？第二，我们用什么资源来讨论欧美历史哲学的新进展？怀特、安克施密特等人的理论，跟传统的欧美历史哲学很不一样，他们绝不仅仅来自欧美哲学的传统，因而把他们放在由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所构成的谱系中看待，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综合吸取了哲学、文学、人类学的滋养，独辟蹊径，自成一格。他们把历史哲学变成了历史诗学。我们具有他们那样的知识结构吗？我们有自己相应的学术和思想资源可以调动吗？我读了彭刚翻译的《新史学》和《邂逅》以后，有一个深切的感受：我们在整体上缺乏与他们对话的能力。不要说“接着讲”或“对着讲”，就是“照着讲”，我们也可能讲错，讲走样。采用独断论的方式简单地否定所谓“后现代史学”，既是一种思想和学术能力贫弱的表现，也是一种缺乏起码学术良知的行为。第三，我们能够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思考和表述历史哲学？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我们是否仍旧只能用客观和主观、真理和谬误、必然和偶然、实证和想象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来思考呢？如果不用这些范畴，我们又有什么可以借助的新东西呢？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思考方式与思考对象之间的契合呢？第四，面对一个庞大的学术史传统，我们还能发现有什么没有被前人说过的东西？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接着说的？世界精神、社会形态、文明有机论，克罗齐命题、科林伍德命题、叙事主义，这些都是耸立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座大山。我们是翻过去，还是绕过去？人类思想的创造力有极限吗？我们想要说什么，我们能说什么，我们又如何说？这些或许是当前历史哲学面临的最大困惑。（2010年6月）
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开端，可以说是危亡压力的产物。美国忽然站在了中国面前，可是我们的国人当时完全不了解它，于是才开始去关注它的历史和文化。后来，中国产生了自保、发展和追赶的愿望，把美国作为榜样看待，研究美国史，就是要取经和效法。实用性的开端，实用性的目标，始终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中的幽灵。我们不能简单用“肤浅”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只有不到一百个人在真正研究美国史，这是一种很奢侈，也很难得的事情。中国显然不是希望这不到一百人的学者群体，去跟美国史学界进行学术竞争，只是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有助于中国人认识和理解美国、有助于跟美国交往的知识。这是目前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社会语境。脱离了这种语境，就无法理解中国人研究美国史的意义。我们当然不能一直满足于这种状况。我们要努力把美国史研究做成一种有标准可循的学问，能跟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史学界对话。这样的美国史研究，既能对中国具有实用性的功能，同时又能转化成中国文化的能量。（2010年6月）
这是一个有点可笑而又难于回避的问题。从形而上的角度说，历史学是寻求知识的一种途径，而寻求知识又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人之为人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所以历史学乃是人类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实用的层面上，历史学的功用在于为人类发掘和保存整体记忆，为其族类的认同提供依据。在后一点上，历史学和远古的神话的作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历史学的具体功能，则可以举出鉴往知来、道德教化、文化积累等许多项。所以，怀疑乃至否定历史学的功用，乃是一种精神“市井化”的开端。（1995年5月）
有人把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公式：资料＋解释。发掘和梳理资料乃是历史学者的看家本领，提出解释则须以理论修养为依托。可是，历史学本身并没有多少理论资源，因而有必要向其他相关学科借引。这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心灵。历史学家如果固步自封，死守几句陈腐教条，那就不啻是“盲人骑瞎马”。因此，史学危机首先是历史学家本身的危机。（1995年10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诚然是很有意义的尝试，但也可能带有一定的学术风险。第一，“现代化”是一种理论，用它来考察并不存在这种理论的时代的历史，需要谨慎处理理论与过去性之间的关系。历史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将他们的特定经历纳入后设的“现代化”框架中，很可能导致剪裁或扭曲历史的后果。这样也容易使“现代化”变成一个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第二，用现代化理论来建构世界历史框架，可能导致历史目的论，造成众多地区的历史的边缘化，形成新的“中心论”。如果历史中真有“现代化”这么一回事，那它也只是少数民族或国家的经历，多数国家或民族在没有“现代化”或“被现代化”的时代，其命运就只能是等待“现代化”或“被现代化”，否则就偏离了“历史的目的”，必然遭到“边缘化”，而引领“现代化”潮流的国家，自然就成了历史的中心。第三，即便“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实际，也只能把它看成一种趋势，而不是可以把握的具体事件，研究这种“趋势”，很可能忽视历史的具体行动者和不同事件的具体特性，偏重“中观”选题，不去详尽占有材料和进行深度开掘，这样就可能导致研究水平在低层次徘徊。（2005年10月）
既是一个限制，也提供了某种机遇。史家不能直接面对研究对象，无法亲身感受过去事件的场景和氛围，难以切身体验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而只能借助他人的记述以及其他的过去残余物进行研究，因而他对历史的了解，总带有因时空转换而导致的隔膜和曲解。但是，另一方面，间接性又使史家能够摆脱亲身观察的局限性，因为任何观察者只能就自己的视听能力所及来观察，其接触面不免相当有限（在对自然界的科学观察中，如果遇到规模太大、时间太长的情况，也需要借助于模型或模拟）。史家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得以在众多的史料中做一番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工作，比较鉴别，于是获得了较大、较完整的画面。这是任何亲身观察者都无法做到的。此外，间接性还赋予史家想象和创造的空间，从而使历史知识在多样性中形成真实性。这与现代美术史的研究路径颇有相似之处。据巫鸿所论，美术史研究者并非直接面对艺术品进行研究和讲述，而是借助艺术品的照片。这虽然使他受到照片的制约或误导，但可以使他同时观察众多的艺术品，对它们进行比较，对细部做反复的推敲，从而获得直接面对艺术品所没有的某种便利，改变了美术史研究的方式。（2006年9月）
根据传统的“符合论”真理观和经典阐释学理论，任何文本的制作者在制作这一文本时都有其“原意”，而后来的解读者通过分析制作的语境和动机，可以找出这一“原意”。这也是史学“客观性”的保证。但实际上，文本的原意、制作的语境、制作者的动机，都不可绝对“复原”，任何这类工作都带有揣度和推测的性质。因此，任何解读工作都带有解读者“创作”的痕迹。于是，史家从史料中获得的信息，可能并不是“原意”，而只是经过解读者改造过的东西。那么，是否可以不顾“原意”而任意解读史料呢？如何衡量解读结果的可靠性呢？首先，史家必须要有尊重“原意”的意识，只有这样，才会努力去推测其语境和动机，进而揣度其原意。其次，自圆其说和具有说服力，可能是判断解读结果的可靠性的重要指标。（2007年6月）
有一个外国学者说过，历史学家最擅长的思考方式，就是按时间思考。所谓按时间思考，就是要考虑到历史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时间之流，既前后相续，又先后有别。不注意时间顺序，把先出的东西说成受后出的东西的影响，或者用后出的标准来看待先出的东西，就会发生“时代倒错”。按时间思考，还必须考虑到任何事物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时间之流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所以，历史思维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强调变化。任何事物在历史时空中都不是静止的，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或者是长期演变的结果，或者是最近发生的变化。它们虽然前后不同，但与此前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历史思维的第三个特征是关注语境。历史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在恒定不变的真空中出现的，而必定与具体而转瞬即逝的氛围、情势和活动相关联，这些相关联的东西就构成其语境。只有把它们置于这个语境中，其意义才能得到理解。任何脱离语境的思考，都是“非历史的”。最后，历史学家思考问题，尤其讲究证据，所谓“言必有据”、“无征不信”，乃是历史思维的又一个突出特征。历史学家在思考时使用的证据，主要是来自史料，但也经常引用他人的论点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有时还依据常识来立论。不论证据是什么，总之是不能凿空立论。（2009年4月）
这里面确实有许多的困惑。第一，历史研究的实际总是走在历史哲学的前头，历史学的实践一直在给历史学的理论提出问题。当前，历史研究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它的对象、角色、取向、材料和方法，都与几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历史知识，较之黑格尔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已经远为丰富和复杂。面对这样一种总量极大的历史知识，我们是否需要回到历史理论，也就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人类的历史做出不同于黑格尔时代的思考？第二，我们用什么资源来讨论欧美历史哲学的新进展？怀特、安克施密特等人的理论，跟传统的欧美历史哲学很不一样，他们绝不仅仅来自欧美哲学的传统，因而把他们放在由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所构成的谱系中看待，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综合吸取了哲学、文学、人类学的滋养，独辟蹊径，自成一格。他们把历史哲学变成了历史诗学。我们具有他们那样的知识结构吗？我们有自己相应的学术和思想资源可以调动吗？我读了彭刚翻译的《新史学》和《邂逅》以后，有一个深切的感受：我们在整体上缺乏与他们对话的能力。不要说“接着讲”或“对着讲”，就是“照着讲”，我们也可能讲错，讲走样。采用独断论的方式简单地否定所谓“后现代史学”，既是一种思想和学术能力贫弱的表现，也是一种缺乏起码学术良知的行为。第三，我们能够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思考和表述历史哲学？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我们是否仍旧只能用客观和主观、真理和谬误、必然和偶然、实证和想象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来思考呢？如果不用这些范畴，我们又有什么可以借助的新东西呢？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思考方式与思考对象之间的契合呢？第四，面对一个庞大的学术史传统，我们还能发现有什么没有被前人说过的东西？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接着说的？世界精神、社会形态、文明有机论，克罗齐命题、科林伍德命题、叙事主义，这些都是耸立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座大山。我们是翻过去，还是绕过去？人类思想的创造力有极限吗？我们想要说什么，我们能说什么，我们又如何说？这些或许是当前历史哲学面临的最大困惑。（2010年6月）
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开端，可以说是危亡压力的产物。美国忽然站在了中国面前，可是我们的国人当时完全不了解它，于是才开始去关注它的历史和文化。后来，中国产生了自保、发展和追赶的愿望，把美国作为榜样看待，研究美国史，就是要取经和效法。实用性的开端，实用性的目标，始终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中的幽灵。我们不能简单用“肤浅”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只有不到一百个人在真正研究美国史，这是一种很奢侈，也很难得的事情。中国显然不是希望这不到一百人的学者群体，去跟美国史学界进行学术竞争，只是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有助于中国人认识和理解美国、有助于跟美国交往的知识。这是目前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社会语境。脱离了这种语境，就无法理解中国人研究美国史的意义。我们当然不能一直满足于这种状况。我们要努力把美国史研究做成一种有标准可循的学问，能跟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史学界对话。这样的美国史研究，既能对中国具有实用性的功能，同时又能转化成中国文化的能量。（2010年6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9/5280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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