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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黑色雅典娜》

黑色雅典娜-《黑色雅典娜》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书封（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马丁·贝尔纳，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1937年3月10日出生于伦敦，2013年6月9日在剑桥去世，享年76岁。
贝尔纳最出名的著作为《黑色雅典娜》。该系列三册挑战了大众对“古典文明的古典性在哪里”这一问题思考的基础，指出古典文明的深厚根源于亚非语文化，而这些亚非语在西方中心的影响下被系统地忽视、否认及压制了。
马丁·贝尔纳的父亲是物理学家约翰·丹斯摩·博纳尔（John Desmond Bernal），二战中曾做过蒙巴顿将军的顾问；母亲是艺术家、作家玛格丽特·加德纳（Margeret Gardiner)；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古埃及文专家，曾编过一部埃及语词典，这本权威著作至今仍为有关专家的必读书。
1961年，贝尔纳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取得本科学位并获得一等荣誉。当时他主修中文和中国史，并到北大进修了一段时间。重返英国后他继续在剑桥大学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同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哈佛大学进修。1965年，贝尔纳在剑桥取得博士学位，在那里任教主讲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并保持往返于中英两国之间的生活方式。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贝尔纳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他参与编辑了《越南及其工会成员》（Vietnam and Trade Unionists）和《亚洲的劳工——一个新篇章？》（Labour in Asia：A New Chapter？）等书，同时还撰写了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刘师培与国粹》（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和《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等。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贝尔纳开始全力投入对西方古典传统的研究，从考古学和词源学入手细究闪米特文化、古埃及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为《黑色雅典娜》一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完成了一部词源学专门著作《卡德摩字母——公元前一四○○年字母系统向爱琴海地区和西域的传入》(Cadmen Letters：The Transmission of the Alphabet to the Aegean and Further West Before 1400B.C.)。
1972年，贝尔纳搬往美国纽约并任教于康奈尔大学。1988年，他成为康奈尔大学的终身教授，并执教至2001年他退休为止。在康奈尔大学，贝尔纳最初执教政府学研究，并继续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在越战的影响下，他曾前往越南并为之著述，并因此产生了对越南历史和语言的兴趣。
1975年，贝尔纳的研究方向出现重大转变。以下的自述表达了贝尔纳当时的心路历程：“我很高兴拥有犹太血统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特质，但之前我从未认真考虑过它们，或者说自己的犹太文化。然而当我有了这种思考，我的灵感被一触即发，这种对自己文化之根的思考甚至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我翻阅了古代犹太史，并开始研究犹太民族和周围民族的关系，尤其是迦南人和腓尼基人。我一直都知道腓尼基人说犹太语言，但是当我知道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的相似性的时候我依然倍感震惊，并惊讶于严肃的语言学家把它们视为迦南语系的两种方言。于是我决定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并发现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
由此一个曾被前人提及却未被认真对待的理论渐渐成型：古希腊的文明并非如同全副武装的雅典娜一样横空出世，而是受古埃及文明影响而来。自童年起贝尔纳即对古埃及文明倍感兴趣，塞勒斯·高登(Cyrus Gordon)及迈克尔·阿斯特(Michael Astour)两人著作的发现更强化了他的信念及研究。1987年，《黑色雅典娜》的第一卷出版。
在该书中，贝尔纳追溯和分析了“雅利安模式”是怎样逐渐修正和推翻“古代模式”，从而成为人们认识历史和世界的主导观念的。在他看来，西方人在解释自己眼下的成功和优越性时，常归结于某种“本质”的东西：精神、语言结构、种族，因而早先对埃及和东方的崇拜被逆转。即便希腊的文化遗产是近代欧洲人从伊斯兰世界那里转译过来的，这些文明的守护者也只被看作图书管理员，而非有创见的思想家，而最初创造文明的亚非民族则被西方人从自己的语系中抹除。
为了让自己的研究免于沦落为有失客观的东方主义观点，贝尔纳又陆续在1991年和2006年发表《黑色雅典娜》第二、三卷，分别运用考古学和历史语言学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鉴于有关争论在之后的二十年间沸反盈天，他在2001年还专门出了一本《重写黑色雅典娜》(Black Athena Writes Back)来回应批评和反对的声浪，其中举证埃及学、古典学、历史文献、语言学、科技等诸方面的证据，表明古希腊毫无疑问从东方借鉴学习了大量先进文化。
《黑色雅典娜》出版之后引发的无休止的争论让它的意义超越了一本专著，而演变成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学术事件。这场争论不仅带动了上古史领域的学术进步，更重要的是对长久存在的“西方中心论”提出了质疑，并让这种怀疑和批评精神渗透及影响了文史研究的不同领域，乃至政治认识。
曾有人问马丁·贝尔纳，写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回答是，他要煞一煞“欧洲人在文化上的跋扈心态”。
贝尔纳还是个旅行家，掌握了中文、法语、越南语、日语、希腊文、各种古埃及语言、西班牙语、德语等众多语言。马丁·贝尔纳死后留下了妻子莱斯莉·米勒·贝尔纳以及五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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