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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邵华 陈勇：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

摘要：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关键词：徐复观 考据观 新考据学派 思想线索考证法 文献线索考证法
在现代新儒家第二代学者群中，与唐君毅、牟宗三以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切入对中国文化的探究理路不同，自谦为半路出家且人到中年才转入学术领域的徐复观，选择以思想史为其探讨中国文化的路向和一生志业之所在。与唐、牟二人努力建立自己庞大精密的哲学系统不同，徐氏“并不曾想要建立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用其本人的话来说，他所致力的是对中国文化“现代的疏释”①。徐氏以其现代立场对传统所作的“疏释”，在学术风格及理路上显现出与唐、牟二人不同且鲜明的个性特征。徐复观的治学特色，余英时曾概括为：“一方面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另一方面则游移于义理与考据之间。”②关于徐复观论学所凸显出的现实关怀甚为浓烈的学术特质，学界已有所论及；然其于考据义理之间的学术特性，却甚少关注。
徐复观对其学术研究的宗旨阐释较为明确，自称是怀着一颗“感愤之心”，将其对现实的困惑思考投入到学术研究中来，以期清理出“中国学术史里的荆棘，以显出人文精神的本真”③，从思想史的研究中，照明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出路。具体到学术领域的实践过程，徐氏认为思想史的研究职责是“疏导中国文化，首先要站在历史上说话，不能凭空杜撰”，而他“站在历史上说话”的治学路径“是用很严格的考据方法”，反对悬空立论，主张“以考证言思想史”。④然而问题是，徐复观虽自认为其治学是以考据为切入点，但他本人却对于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学人在考据上的态度方法、价值关怀持批评否定态度。由于徐氏对考据既有批评的一面，又在具体研究中强调考据的重要性，这暗示着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提问：即徐复观对考据所持立场观点为何？在思想史释读的过程中，运用的考据方法为何？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梳理，以见教于方家。
对主流考据观的批评省思
在20世纪中西古今互相激荡的时代洪潮中，在人文学科领域，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一批留学西方的新派学人以西学为参照，主张以进化理性客观的求真精神，抱着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把西方的科学实证和乾嘉的考据方法结合在一起，建立起了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学术范式。尤其是胡适力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辅以“整理国故”之呐喊，“张大考据学派的旗帜”⑤，一时望风而从者比比皆是。大体言之，新派学人多持吐故纳新的全盘性否定传统文化的立场，把传统典籍当作材料处理，剔除传统所具之道德价值意涵，以平等的眼光和怀疑的态度整理文献材料。
与之相反的是，面对传统价值崩塌解纽的困境，新儒家学人为维护传统价值之不坠，主张返本开新的立场，体认中国传统文化为一鲜活之生命存在，他们坚守传统文化人文性的价值，反对新派学人剔除民族历史文化之价值。这表现在学术领域，就是他们鲜明反对乾嘉的实证立场，反对以琐碎考据为治学宗旨。如熊十力尽管认为，若读古书，“于其训诂名物度数等等若茫然不知，则与不曾读书者何异？”他承认考据的价值，但只把考据看作为学向路之一隅，而不是学问之本身及全部。站在学问经世的立场，熊十力将国之不振、族类式微，皆归为“清代汉学家之罪也”⑥。钱穆亦说：“论儒学，当以清代乾嘉考据以下为最衰。因其既不讲心性，又不讲治平，而只在故纸堆中做考据功夫。”⑦民国以来，以胡适为首的新考据派学人沿袭了乾嘉的治学方法，专走训诂考据之路而忘记了史学经世的宗旨，从而引发了钱氏对该派的批评。他说科学考证派“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⑧。
对乾嘉考据学的批评，徐复观的立场颇类熊、钱。他批评清儒“自戴东原以下，皆是矜心戾气，互为名高；凡不合他们口味的，排挤不遗余力”⑨。清儒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也只能以两汉经生之所是，代替先秦诸子百家之所是。不仅把唐宋元明历代学术文化中的思想性，完全排除了；连先秦诸子百家乃至两汉中凡是有思想性的东西，也都给他们整死了”⑩。换言之，徐氏认为清儒的治学态度带有极为武断的门户意气偏见，乾嘉考据毫无思想原创性，把历代学术中带有思想性的东西完全给予剔除，丧失了学术上的思考力，纯书本的考据造成其思想上的贫乏。
徐复观说：“中国传统的学问，本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因此，中国学问的本身，二千余年来，本是以对现实问题负责所形成的‘思想性’为其主流的。中国学问的活动，自先秦以来，主要是‘思想’的活动。”（11）此一带有“思想性”的经世传统，到了清儒手里，在研究范围上，“完全把研究对象限定在古典注释的范围之内”，尤其是乾嘉学人的研究“完全与现实的自然、社会、人生绝缘”，不以客观谨严的经世精神去把握古典，而“是把古典当作压服他人的偶像”（12）。纵观徐复观对清代学术思潮变迁的阐述，除了对清初三大家肯定外，整个清代学术也只对晚清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派有所肯定，这是因为康有为虽貌以考证之名在学术上“猖狂附会”，“但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性，经他们这一转手而复活起来，重新对时代问题负起来学术文化所应负的责任，依然是有某一限度地意义”（13）。
徐复观认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学人所建立起来的现代学术典范，“大体上来说，每一门学问都打开了切实的门径，无形间也建立了一种学术上共同承认的标准”（14），但新考据派学人在考证过程中对其所“共同承认的标准”——科学方法的认知范畴，割裂了事实求真与价值致用的联系，忽视了人文学科求知过程中史家价值主观判断的存在。他们的科学考据所寻求的绝对客观的解释，将考据引向点滴的文献尊崇立场上，以标榜所谓科学的口号开始，“以不科学、反科学的收获告终”（15），违背了古典思想自身所具有的脉络结构和语境体验，无法深入和触及古典思想性问题的讨论中。新考据派学人“口口声声地喊科学方法，而其考据工作，却最不科学，这是因为他们先横一反中国文化的心理”（16），并由此反传统的心理为基点，以校勘之学的提倡来“整理国故”，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达到其全盘西化的目的。
对于其师熊十力在文献上的辨伪考释功夫，徐复观发现，熊氏虽能在学问上自辟新境，“但他瞧不起乾嘉学派，而在骨子里又佩服乾嘉学派，所以他从来不从正面撄此派之锋，而在历史文献上常提出悬空地想象以作自己立论的根据，成为他著作中最显著的病累”（17）。通过对熊氏治学的反思，徐复观认识到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只有建立在史料可信、真实的基础之上，才能把握它的意义，而他本人即选择了以“考证言思想史”的路径。
通过对传统的乾嘉学派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的批评，以及对其师熊十力在文献处理上凿空臆断的反思，徐复观强调有价值、有思想性的考据“必须在研究态度与研究对象上有一大转换，即由古典的注释走向思想史的把握；由书本走向现实的自然、社会、人生”（18），必须将思想与考证结合起来。考据方法所示之效用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训诂名物度数”上，而与研究对象和面向对象所提出的问题密切相关。考据有其适用的对象与向度，应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指向的关切所在。
徐复观提倡思想与实证相结合的新考据，认为“疏导中国文化……一定要抉择爬梳，有所根据”（19）。对待史料，必须以“严格的考据方法重新疏释”，因为“我们所读的古人的书，积字成句，应由各字以通一句之义；积句成章，应由各句以通一章之义；积章成书，应由各章以通一书之义。这是由局部以积累到全体的工作。在这步工作中，用得上清人的所谓训诂考据之学”（20）。以精密谨慎的考据得出的事实结论，可以破除“肤浅粗疏甚至是虚伪的考据”，可以避免游谈无根而被抱有不同意见的人抹杀、讪笑，“凡是他人在证据上可以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接受，用不着立异。凡是他人在证据上不能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加以抛弃，无所谓权威”（21）。
徐复观强调，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切入路径、治学的宗旨目的等方面多有所差异，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不能简单地运用在人文学科的考据过程中，因为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涉及人自身主体的价值问题，而实证只能处理部分的基础工作。所谓科学方法，仍以求取“客观”知识为标的，但在人文学科求知过程当中，追求“客观”的是人，“运用方法的是人，人一定被他的起心动念所左右”（22）。因之，所谓“客观”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史家主体意识的介入，所以科学的方法应该承认史家主体的价值立场对考据求真旨归的影响。
徐复观指出史家要提倡具有科学方法的考据，但在研究中不能以科学实证方法拒斥人文研究所存在的主观性问题。他说：“大家谈科学方法，却常忽视了在自然科学的实验当中，人不能不以仪器的活动为活动，此时的方法是在客观中运行。但在人文学科方面，方法的操作，‘存乎一心’，很难脱离主观的作用。”（23）因此，史家需要在研究工作的态度上有所转变，承认态度问题比方法问题更重要。因为“决定如何处理材料的是方法，但决定运用方法的则是研究者的态度。有人强调科学方法，而常作陷入主观的论证，这种令人困惑的情形，大概不是在方法上可以求得解答，而关系到隐藏在运用方法后面的态度。所以科学方法，与科学态度，是不可分的”（24）。要提倡科学的考证方法，必须由史家主体价值立场的确立来决定研究的态度，由研究的态度确立导向对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
考据如果只为辨析事实真伪，并不是没有价值，但不能称之为思想史。徐复观认为对古典还应有义理的阐释，因为“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25）。考据只有具有了“思想性”，带着时代的问题意识，走进古人的思想世界，方能显出治思想史之最终意蕴。因此，徐氏认为在使用考据方法解决部分问题以取得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后，治思想史在考据之外，应向三个层面去扩展：一是“知人论世的层面”；二是“在历史中探求思想发展演变之迹的层面”；三是“以归纳方法从全书中抽出结论的层面”。（26）
考证方法：思想线索与文献线索
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辩证》一书，是实证科学方法研究的成果。傅氏解释“性命”两字的方法是清人所用的“训诂学之演绎法”，是循着文字之衍变为轨迹，作一条线式的推断，“若本字之原形原声不能与所期之结论相应，则由通假以济其穷”（27）。徐复观对傅斯年所用训诂演绎法提出批评：
这（指训诂之演绎的方法—引者）不仅忽略了由原义到某一思想成立时，其内容已有时间的发展演变；更忽略了同一名词，在同一时代，也常由不同的思想而赋予以不同内容。尤其重要的，此方法，忽略了语言学本身的一项重大事实，即是语原的本身，也并不能表示它当时所应包含的全部意义，乃至重要意义。（28）
仅采用某家某人某书中的一两句重要话，以演绎成一家、一人、一书的全部思想结构，常易流于推论太过，已经是很危险的方法。何况“就其字义，疏为理论”，其流为荒谬，乃是必然的。（29）
通过对傅氏考证方法的反思，徐复观认为对于某一字词进行解释，“只能由它的上下文来加以决定；只能从一个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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