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袁剑：拉铁摩尔与施坚雅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边疆-袁剑：拉铁摩尔与施坚雅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袁剑：拉铁摩尔与施坚雅

[摘要]中国各部分的边疆存在差异，因此在具体的边疆区域研究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边疆研究“内亚范式”和以施坚雅为代表的边疆研究“西南传统”在各自研究兴趣与路径方面有所不同，但如果我们以更具有连续性的内亚-西南分析视角来看的话，则可以在这两种研究范式之间找到其内在的互通之处，进而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内亚与中国西南社会。
[关键词]边疆研究；内亚范式；西南传统；歧异；互通

在范式作为一种学科共识被大家所广泛接受之后，围绕着范式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对某种学术传统的维护。自从柯文在其名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提出中国研究既有的三种模式：“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和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各自存在问题之后，关于“中国中心观”的看法日益为大家所接受。这种“中国中心观”认为，要从中国而不是西方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历史，并且要尽可能采取（中国的）内部视角而非（西方的）外部视角来分析中国历史中的相关问题，同时，在这种观念的导引之下，对原本作为整体分析单元的中国作横向与纵向的区块划分，进而对这些区块加以研究；此外，还鼓励历史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介入，以期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成果。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作为整体的中国这一研究对象进行内部划分的过程中，划分这种行为本身往往就带有某种预设色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会将各区域之间本来具有的内在联系人为切断。这种情况尽管并非中国研究下的区域研究的本意所在，却在不经意间使研究的视野受到局限，从而使中国语境下的区域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沟通。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分别作为内亚研究领域和中国西南研究领域的大师，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他们各自在内亚研究领域和中国西南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以至于人们在谈及他们的时候，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将拉铁摩尔与“内亚”联系到一起，将施坚雅与“中国西南”联系到一起，而由于“内亚”与“中国西南”在地域上基本没有重合，[①]这样一来，在广义的中国研究层面上，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就缺少必要的沟通与互动，但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这两大区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诸如茶叶贸易等，其路线贯穿这两大区域，并曾对周边社会与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彭文斌先生所言，在国际学界对中国边疆及其社会的研究中，在不同的地区往往会有不同的研究取向，例如，海外对于中国西南边疆所进行的研究常常会采取带有汉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文明进化观”，而对于北部及西北边疆的研究则往往采用拉铁摩尔的范式，尤其注重其中的内亚因素与历史特征。[1]而就笔者所关注的内亚研究领域而言，目前还没有对施坚雅相关研究的借鉴与评述，而就检索到的关于施坚雅模式的相关论文，也没有对内亚范式加以借鉴或与内亚范式进行内部对话的文章。因此，本文就力图从拉铁摩尔内亚研究方式与施坚雅西南研究传统的比较研究出发，来初步探寻这两种研究取径之间内在对话的可能性。

拉铁摩尔以“边疆”为切入点，创造性地以中国内陆边疆的四大地域（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作为论述的重心，并以此来观照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在拉铁摩尔看来，边疆不仅仅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边疆（frontier）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占据一片领地的时候形成的。此后，边疆就随着共同体的活动与发展，或者由于另一共同体施加的影响而发生转变。由于历史是由社会发展的记录构成的，因此，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随着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边疆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P. 469）具体而言，两种边疆在历史中体现出特殊的意义，一种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两个共同体之间的边疆；另一种则是不同类型的共同体之间的边疆。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类型相同的两个共同体逐步混融合一，但不论这种混融是通过征服还是协商一致的方式进行，所发生的变化基本上只表现为体量变大，在本质方面仍然一如其旧，而那些重要问题则进一步凸显出来，这将有助于促使社会与行政机构发生变化。而当一种类型的共同体（通常通过征服手段）取代其他类型的共同体的时候，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如果这两个共同体之间在实力与制度方面相差悬殊的话，那么，弱者就会被强者彻底征服。而当两个共同体类型差别很大，但实力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所形成的结果就是：新的共同体不仅人丁更多、领土更大，而且在性质上也将跟统一起来的两个旧共同体大相径庭。在这种相互关联当中，我们也要注意到，当一个扩张中的共同体占据新领地而驱逐那些生活其中的旧居民（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些撤退迁居出来的居民在新的领土上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类型的社会。在整个中国与内亚边疆历史当中，存在着很多这种类型的转变。[2]（P. 469）他的论述基本就是在对不同类型边疆社会的互动过程加以分析的基础上展开的。[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他将中国长城以南作为一个整体单元，在与内陆边疆四大地域的对比论述中加以展开。在他看来，西南地区既是中国内地的一部分，不论这一地区向何种方向发展，中原式的社会方式都会将当地的部族民众吸纳进来，这一过程仍然在进行之中，尤其是在云贵等地，当地依然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民族，他们一方面正跟中原社会结构逐渐融合，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其自身的语言与文化特征，[3]（P. 141）而与此同时，从地理角度来看，这块地区又紧邻着西藏这一边疆地域，[③]故而兼具中原特征与边疆特征。从政治与社会历史来看，西南地区成为中原力量与西藏力量彼此角力的区域。从藏地的视角来看，如果以政治和语言来衡量的话，在藏地边缘地区生活的河谷民众[④]很多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藏人。他们所生存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跟内亚沙漠绿洲的情况类似，并与周边的农业社会有或多或少的关联。而如果仔细观察四川与云南河谷地带的情况，同样可以发现这些民众与长江流域的社会与文化有内在关联，当地的民众可以说仍然以一种与森林农业、狩猎以及草原游牧有所差异的畜牧方式为生。[3]（P. 143-144）而正是依靠超越各地地方政治力量的藏传佛教的影响，并借着当时整个亚洲地缘政治重要转型[⑤]的契机，为中国西南的相当一部分地区抹上了“藏式”色彩，并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结构与生态。
从对比研究的角度而言，拉铁摩尔也注意到了中原社会在向南和向北两个方向发展上的差异性。他指出，有必要将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分。中原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拓展以两种途径展开，一种是社会向新地区的发展，而另一种则是中原政治力量向周边地区的拓展。在南部地区，随着中原社会与生活方式的展开，当地的山林与半热带地区的森林都逐渐转变为中原式的景观，比如说人群聚居的河谷、泉水灌溉的良田等等。汉人在自身繁衍生息的同时，与其发生接触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接受了中原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在拉铁摩尔看来，南部少数民族部众的汉化，其历史意义要大于少数民族由于抵抗而被杀或被迫后撤到更为边远地域，因为由于土地变成中原社会机制所控制地域，因此确立在这一土地之上的社会逐渐成为中原社会，在这种总体发展趋势面前的政治退缩就显得无意义了。但是，在边疆草原地区，情况则大不相同，当地的汉人无法完全适应当地环境并拓展其社会组织与机制，因此就逐渐形成了草原体制与中原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妥协与混杂。[3]（P. 325）从上面的论述来看，拉铁摩尔认为中原社会在南向发展过程中更容易形成一种生产方式与制度方面的控制力，而反过来看，位于西南地区山岭地带的那些还没有跟汉人混融的部落，在维持着更为原始的农耕方式，并仍然在高海拔地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拉铁摩尔指出，但那些弱势民众在强势文化面前以这种方式退却的时候，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后果。在这种退却当中，一般的部落民众损失很大，但他们的首领却获得了统治力量上的回报：其部落结构更为稳固，首领权威也得以强化。[2]（P. 475-476）中国中古至近代，西南地区所出现的诸多具有地方性的政权即为明证。
当然，随着历史的推进，中国边疆社会的相关问题也有了新的变化。到了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力量对华侵扰日深，控制当时中国政局的军阀政客遂开始将这些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的一部分转移到内陆边疆地区，这就形成了拉铁摩尔所认为的“亚帝国主义”问题。在他看来，这种“亚帝国主义”采取了西方的一些方式，并以此运用到国内的边疆民族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些地区的部众与社会感受到了压力，进而以应激的方式，以清末民初边疆起事、暴动等形态体现出来，对中原地区的政治秩序造成重大冲击。
此外，拉铁摩尔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活动也使他对中国西南的地缘态势有更好的认识。在1941年，拉铁摩尔被任命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这一契机使他能够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西南。他当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说真的，直到那时为止，我自己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集中于中国的东北和西北。由于蒋介石1927年的政变——这次政变破坏了与中共的第一次统一战线，位于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的国民党势力获得了统治地位。这涉及到地方和地区的形势，对此我一无所知。那时如果你问我，广东、广西或贵州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将无言以对。我未曾在该地区游历过，不了解那里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在那里做过生意，在北方我曾有这些活动。我所熟悉的北方势力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受到明显的限制。”[4]（P. 90）而在他接下来的云南之旅中，拉铁摩尔注意到了大理附近的“白衣人”及其社会的重要价值。“那是大路旁的山谷中一座十分有趣的小城，几乎像群山中的一块沃洲。这里有一小块灌溉平原，农业得天独厚，旁边的溪谷延伸到山里。当地居民被汉人称作‘白衣’（白色的衣服）。关于这个地区，费子智（C. P. FitzGerald）写过一本很不错的书，名叫《五华楼》（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⑥]对于任何对少数民族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地区和这里的人民都值得研究，因为他们正处在同化为普通汉人的过程中。……白衣人显得重要，还因为他们从事上至西藏高原下至缅甸的商队旅行。整个地区是文化传统的十字路口。它也曾经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西南部穆斯林的一个重要据点，在最重要的穆斯林领导人中有一位来自云南大理。这些穆斯林尤其值得研究，我为没有机会自己来做这项工作而感到遗憾。尽管中国西北的穆斯林代表着沿近东经伊朗和中亚的商路进入中国的穆斯林势力，中国西南部穆斯林的主要历史影响则来自经营海上贸易的阿拉伯人，他们由波斯湾入印度洋，绕过马来西亚半岛，上溯至中国的最南端。作为穆斯林，他们有自己的特征。”[4]（P. 123-124）拉铁摩尔的这种个案式预见后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命题，

将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结合到了一起。

黄宗智先生曾高度评价施坚雅的贡献，认为他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化为一个极为清晰的解释模型，从而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更好地对村、镇、县城等中国基础社会结构加以认识和研究。[5]施坚雅在代表作《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区层结构，将地理学中的空间概念、层级概念等引入了历史研究领域，具有某种开创性，进而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6]
施坚雅的西南研究以对市场结构的分析为切入点，通过对村民赶集行为的分析，形成了著名的标准市场（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的分类体系，并进而确立起他对于中国西南社会的集市体系分析框架。有学者将之归纳为施坚雅模式的第一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中华帝国前期的城市》一书的完成，标志着施坚雅将其理论推广到区域研究和城市化领域，形成了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的整体框架。[7]
施坚雅青年时代在中国西南进行研究时发现，“人们总有一个市场是经常，或者说是一贯去赶的集市。这样，我就能在市场体系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来，在界限的这一边的人们去大面埔，在界线的另一边的人则去高店子。这种基础调查非常有用。后来当我开始解读一些地方志中的材料时，我能回过头去看那些调查，想想我观察到的人们的实际行为，这让这种解读工作变得容易多了”。[8]而他所要阐明的是，至少在西南地区，“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层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间的关系都值得给予较大关注”，而就农民生活本身而言，与其说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当中，毋宁说是生活在一个基层市场社区当中，农民所生活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并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范围决定的，而是由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9]（P. 40）
总体而言，施坚雅的研究以中国西南为切入点展开，但他最后所形成的施坚雅模式则超出了传统农村社会及城市化研究的界线，影响波及其他研究领域，有研究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施坚雅敏锐地察觉到了政府行政结构与市场结构之间的交点，从而为我们揭示了在中央在管理官员与相关官僚机构时所采取的诸多策略以及对社会进行总体控制的基本目标。而与此同时，施坚雅也向我们指明了整个中国的一大长期发展趋势，及，中央对于地方事务的干预程度在在市场和行政的层面上都逐渐弱化，而这种弱化趋势与整个国家版图扩大与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同时并行的。[7]施坚雅的分析所凸显的是各个区域之间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通过其模式中对行政与市场结构的统分分析来体现的。“在施坚雅看来，区系空间的制度同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透视点和相遇点。他认为，通过区系空间的组织，不仅可以观察非正式的制度，还可以观察行政体系。同时，非正式的市场区系与正式的行政区系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地理形貌的空间格局。因此，他进一步认为，国家与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在社会空间上互相兼容、密不可分的”。[10]（P. 113）只有在这一基础之上，才能对国家与社会的具体面相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解读。
而值得注意的是，施坚雅在进行这些分析的过程中，对于西南地区社会内部的族群结构、政治地缘等要素，缺乏理论上的阐述与实证的分析，在他弥漫着经济色彩的叙述笔调下，这些原本复杂多样的内容被消解掉了。

作为中国研究区域转型中的两种类型，内亚研究中对于历史与现实地缘政治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西南研究所忽略的。而西南研究中所强调的各地域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层级分布，如果细细观察拉铁摩尔的相关著述，同样可以从中找到类似的论述。
柯文在其代表性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曾深刻揭示出了施坚雅区域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因为它不是把城市作为离散的、孤立的单位加以讨论，而是把它们看作与其腹地之间，以及其所在区域的其他大大小小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单位。在时间上，这种分析方法也是动态的，因为它认为所有的区域系统都经历了发展与停滞的循环过程，这种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与王朝的兴衰更迭相一致，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按照自己特有的节奏发生变化”，此外，他的这种研究方法“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11]（P. 181）在这里，施坚雅时刻在强调个区域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问题。而值得注意的是，拉铁摩尔在边疆视角下对于区域的认识也具有类似的看法。在拉铁摩尔看来，汉文化的南部边疆可以说是动态的（dynamic），存在着一条包容性的边界（a frontier of inclusion），而其北部边疆则是静态的（static），存在着一条排他性的边界（a frontier of exclusion）。而在这些边疆中，也同样逐渐进化出一种蜂窝状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最小的单位是村庄（village），在这之上分别是地方集镇（district town）、地区城市（regional city）和国家首都（national capital）。而在这些单位比较的重复结构当中，必须关注城市中心和农产品集散中心在地形学上的重合现象。[2]而施坚雅恰恰也强调基层集镇、中心集镇以及城市的类型化，并指出了地区中心等级类型与都市化之间的正比关系。[9]（P. 11）而他们的这些论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冀朝鼎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的概念。[12]
对于施坚雅在传统中国区位体系上的研究取径，王铭铭教授认为其研究过于着重于个人的经济理性，而应该是在政治、行政、宇宙观、仪式、社会冲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为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区位体系也会被改造成适应不同时代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的空间制度”，他并指出，“施坚雅理论弱点之根源，不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的考察不够全面，而在于他在中国研究中简单化地套用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10]（P. 115）而值得指出的是，对于政治、行政、宇宙观等更为宏观要素的强调恰恰是拉铁摩尔内亚研究的优势所在，历史地理因素在拉铁摩尔的内亚研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⑦]
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中国区域研究本身的某种少数族群兴趣转向问题。有学者曾分析了数十年来中国区域研究的转变情况，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曾经一度被认为坚固无比的“事实”的批判与反思，当时一些有机会来华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开始将研究兴趣集中到对于中国内部边疆与族群多样性与异质性的研究，并对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问题进行新的思考，而与中国华北、东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所不同的是，对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逐渐将关注的对象转向当地的少数民族，边疆区域研究背景下的“民族”与“民族性”问题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13]在这股潮流的指引之下，中国西南研究中的“边疆性”特征就凸显出来，从而形成了“从边疆发现中国西南”的情况，这就与内亚研究中的边疆视角形成对应，弥补了西南方向上的边疆感缺失问题，从而从整体上形成了“从周边与边疆看中国”的独特视野。[⑧]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目前中国各个地方的民族志并没有充分展开，缺乏有历史深度的民族志文本，这直接影响到区域性的归纳研究；此外，方法理论问题也成为影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资料搜集与阐释的一大要素，进而使得难以围绕特定的民族志文本形成对话。[14]这种看法不无启示。在现阶段，基于区域研究的视角在沟通汉人社会、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以及更为广义的海外（境外）民族志方面往往存在着断裂，彼此之间缺乏呼应，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对中国族群多样性与地缘复杂性方面的认识有所欠缺，对于边疆社会的细部没有深切体会，从而不仅影响人类学、民族学本身对于中原-边疆-域外社会内在关联的认识，更无法使主流民众与主流学界形成对于占据中国半壁江山的边疆地带的真切认识，从而在三方面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上无法互通。而通过对拉铁摩尔“内亚范式”与施坚雅“西南传统”之间这种内在关联的初步分析，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内亚-西南这么一条线来探究和分析的话，是否就能够更好地将上述三个社会共同体沟通起来，进而使边疆这一领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能够跟其他两方面形成沟通，进而更好地对中国范围内的族群多样性与地缘复杂性加以分析？这正是笔者的期待，也将是以后会继续推进的方向之一。（限于篇幅，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9/5306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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