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

"口述史"是目前历史学领域引人注目的新趋势和重要前沿，各个方面的"口述史项目"层出不穷，各种形式的"口述史热"也方兴未艾。继我在《湖湘论坛》2012年第3期上发表《关于治史的六点体会》之后，学界有些同仁希望我针对"口述史"的现状，围绕历史研究的学术精神与学术规范，借鉴史学前辈的重要论述与成功经验，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历史学习与研究经历，再撰文谈谈"口述史"中的几个问题。
"口述史"分口述史学和口述史料，本文的"口述史"侧重于口述史学，是指主要以口述史料为依据撰写的历史，是采访者与口述者经过对话交流而合作完成的。而口述史料是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并列的三大史料之一，是通过口述方式收集的史料，有录音和文字两种形式。在现代社会，口述史料的文字形式也要有录音作为依据。

口述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源起都很早。在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就是通过无数先辈的口述,为我们后人保存了远古先辈生活、生产、军事、祭祀及治水等各种活动的记录。如盘古开天辟地、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大禹治水、黄帝蚩尤之战等。周朝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不仅通过"读万卷书"搜集文献史料，而且通过"行万里路"搜集口述史料。他将五帝的传说正式载入《史记·五帝本纪》。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回答有人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刺客列传》最后谈及荆轲刺秦王的史料来源时说:"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史记·李斯列传》开头关于李斯观察和议论"厕中鼠"和"仓中鼠"的生动逼真的描写，《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鸿门宴人物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的栩栩如生的描绘，应该也是司马迁采自当时的口述史料。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凡是没有史料(文献史料)做基础的历史,当然只得收容许多传说。这种传说有真的,也有假的;会自由流行,也会自由改变。改变的缘故,有无意的,也有有意的。中国的历史,就结集于这样的交互错综的状态之中。你说它是假的吧,别人就会举出真的来塞住你的嘴。你说它是某种主义家的宣传吧,别人也会从这些话中找出不是宣传的证据。你说它都是真的吧，只要你有些理性,你就受不住良心上的责备。你要逐事逐物去分析它们的真或假吧,古代的史料传下来的太少了,不够做比较的工作。所以,这是研究历史者所不能不过又极不易过的一个难关。"
在西方，《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都属于口述史书。尤其是《荷马史诗》，作为口述史所要追溯的重要源头,或作为一种古老的可以咏唱的英雄史诗,其形成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口耳相传年代。实际上《荷马史诗》是许多民间行吟歌手的集体口头创作，经过荷马整理，至公元前8世纪后逐渐定型为战争传说，至公元前6世纪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至公元前3世纪后由亚里山大里亚学者编订而成。《荷马史诗》中有关特洛伊木马的传说已为现代的考古研究证实。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量采用口述史料，并运用缜密求真的科学方法，怀疑某些口述史料的可信度。他说:"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安全。"伏尔泰的著作曾参考了包括个人回忆在内的很多生动形象的口述史料。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引用了来自报刊、白皮书和回忆录的丰富翔实的口述史料。
唐德刚先生被认为是现代最早从事中国口述史的专家,他说：一般学者总以为口述史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内文斯先生一人提倡起来的,殊不知它是我国历史学里的老传统。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末期,发生了荆柯刺秦王事件。这一件所谓"图穷匕见"的暗杀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几分钟。当时在场者除荆柯与秦王外,还有一个医生夏无且在侧。数十年过去了,当事人也都死了。历史学家司马迁要写这段历史,为了发掘历史的真象,他可能请教了夏无且医生的老朋友公孙季功和一位董先生。他俩都听过夏医生亲口说过这件暗杀事件的始末,现在司马公再访问他俩人以明真象。最后他才根据这个访问纪录,写出那比较可靠的惊心动魄的《刺客列传》来，这就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唐德刚先生还当面对内文斯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按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一份报告的说法:"口述史是在1948年作为一种记录历史文献的现代技术而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内文斯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世界公认的口述历史重镇。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出了一套评价口述历史的标准，规定了口述历史工作者和口述历史机构的义务。20世纪80年代，现代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开始介绍进中国。前期主要是译介和评述西方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90年代后开始探索和建构中国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1996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两年一度的国际会议已先后在瑞典、巴西、土耳其、南非、意大利、澳大利亚和捷克共和国召开。
有人依据关注点的变化，将现代口述史的六十多年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二战"后，回忆文体(作为"人民史"的来源)的复兴。二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对记忆与主体性的"后激进"探索日益发展。三是从1980年代末开始，更关注历史学家的采访者与分析者角色。四是1990年代以来的电子革命。
姚力先生将近年国内口述史著作分为五类：一是带有社会学、人类学倾向的口述史。如《走近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等。二是立足文学的口述史。如《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等。三是自传体口述史。如《黄药眠口述自传》等。四是政要人物口述史。如《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等。五是普通民众口述史。如《中国知青口述史》等。

关于口述史的争论主要有三：一是关于口述史定义的争论。内文斯说："口述史是用现代科技产物录音机、录像机来实现口述语言、声音、形象的保留，是有声音，可倾听，可观赏的历史。"杨立文先生说："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
里奇说："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斯塔尔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王海晨等先生认为，里奇和斯塔尔的界定对口述史的本质特征揭示不够，而过分强调获取口传记忆的录音工具有欠科学，同时界定概念的目的也不明确。唐德刚先生写《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史料只占15％，而剩下的85％是从档案馆、图书馆、报社等处找来的。王书君先生写《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一口述实录》，90万字中张学良的口述不到15％。"如果口述史料只在口述史著作中占15％以下，还有没有必要冠上口述史的名字?如果口述史著作都是这样的，如何理解口述历史的独立性?这就给口述史理论家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如何来定义口述历史?"
程中原先生认为：口述史是"亲历者叙述的历史"。虞和平先生认为："口述历史主要是指非亲历者或知情者写作的历史回忆录。"樊洪业先生说:"口述历史是口述史料。推动口述史工作,目的在于推动为科学史研究服务的史料建设,而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王宇英先生反驳说："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是有严格区别的。""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研究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简单复原，应该有脚注、旁注、尾注等。'口述历史'是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记录者要熟悉口述历史的通行规则，还要有丰厚的历史知识素养和文学修养。"
杨雁斌先生认为：口述史学是"总体史学"和"新社会史"双重影响下的产物。口述史学在加强群体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汤普森认为：口述史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王宇英先生说："口述史"概念屡遭滥用和误用，自述、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甚至戏说著作也挂起了"口述史"的幌子，如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40个三国人物的口述历史》。
二是关于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关系的争论。翦伯赞先生指出:"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杨雁斌先生认为：口述史料的最大特点是翔实、完整和生动,因而具有较强的资料互补性和灵活性。通过这些史料，历史学家们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而且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常建阁先生认为："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赵乃林先生认为："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口述史料，仍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尤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及战乱、自然灾害、社会变革，造成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缺失和断档，但是这些历史断档时期仍然有亲临历史者存在，那么，这些人的口述史料无疑是最好的补充。另外，文献史料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文件政策出台不可能详细记载，有些细节，不可能被相信。而一些当事人的口述史料则可以对这些历史事件、政策发生和出台的前前后后进行详细的阐述和描写，这使我们对文献史料能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闫茂旭先生认为："回忆录、访谈录作为补充与辅助,既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搞'二重证据',最大程度地解释历史问题;又可以增加学术研究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如对普通人的采访、对中下层民众的访谈,可以为以笔述为主的历史研究提供大量文献资料中所缺少的社会史资料。当代中国史是一门特殊的历史学,因其当代性而具有关怀现实的落脚点。亲历者的回忆和访谈能够激活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感悟。"
19世纪前,口述史料是西方历史著述的重要依据。19世纪中叶后,德国兰克学派将文献记载作为研究历史的唯一依据，认为没有文献便没有历史学，从此文献考证成为西方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早期从事现代口述史的学者大都主张:口述史料优于文献史料。因为"在采访中，人们有许多机会来检验口述者的忠诚、能力和知识。但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只能盲目地接受。"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邀请李宗仁口述自传。李宗仁答应合作,东亚研究所乃派唐德刚前往,商讨有关合作的一切细节和工作方式。唐德刚第一次访李府时,郭德洁女士开车带路,李宗仁站在门前,含笑与他握手。当李宗仁与唐德刚在客厅谈兴方浓时,郭德洁来请他们吃饭了。这便是唐德刚在李家所吃的有记录的168顿饭的第一顿。他们三人边吃边谈,笑语悠然,开始了长期合作。李宗仁与唐德刚商定,唐德刚每周访问李宗仁3次。每次都是自上午10时直谈到深更半夜。唐德刚每天吃李家两餐饭之外,有时还加一次"宵夜"。原来带录音机,后改用笔记。开始,唐德刚把李宗仁10余小时的聊天记录,沙里淘金地"滤"成几页有条理的笔记。然后再用可靠的史籍、档案和当时的报章杂志的记载,考据出确信不疑的历史背景,再用烘云托月的办法,把李宗仁"口述"的精彩而无误的部分烘托出来,写成一段信史。例如,李宗仁回忆他本人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在蒋介石陪同下参观黄埔军校并共进午餐的时间,是1926年4月。唐德刚找到蒋介石日记一查,上面清清楚楚记着是5月11日,当时报纸也登了消息。据此,可以纠正李宗仁的记忆不准。
唐德刚先生在《史学与文学》中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引证补充。""李宗仁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百分之十五是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考证而成。""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说："自传和传记是两门不同的学问。自传是史料，人人可得而保存之；传记是史学，是有训练的历史学者的工作。写自传的人，其内容的真实性和保存史料的价值，则是根据作者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定;他要凭自己的记忆力，组织才能、见识和私德来写作，信不信由你。写传记的人则根据他的职业训练和职业道德而执笔。偏信无证，则是训练不足；曲笔厚颜，则是道德有亏。训练不足，是情有可原的；道德有亏，则其著作就是古人所说的'秽史'了。"
里奇认为：无论技术改变多么迅速，有关方法与理论的争论多么激烈，呈现与传播口述历史的方法多么具有创新性，基本的访谈技巧仍然没有本质改变。访谈者需要仔细准备，知道如何使用设备，尊重受访者，建立和睦关系，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认真倾听，对受访者的回答及时作出反应并提出新问题，监督访谈的最后处理工作，是转录还是以音频的形式保存起来。口述历史依赖于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相互信任并渴望记录和保存过去的记忆。如果操作得当，访谈将很坦诚并富有启发意义。它们使更加正式的历史记录显得更富深度和历史感，有助于保存那些即将消逝的故事。作为一种由技术驱动的方法，口述历史不断经历变化，但是作为内核的访谈本身仍然保持不变。
钟少华先生指出：口述史工作者无论使用什么方法，都不要做昧良心的口述史。因为不管多少钱,都不能够改变历史的真实性。中国传统有一种"刀笔吏",总想把出钱人描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活神仙,只有大优点,顶多再附点小缺点。其实神仙没血没肉,在历史上从没生存过,谁要学习?口述史工作者的头上是悬着真理之剑,责任重大,其成果是要对人类历史负责的。

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经历了由物传到言传、再到文传、又到音传和像传的不断演进过程：在语言出现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中看历史；语言出现后增加了言传，可从口耳相传中看历史；文字发明后增加了文传，又可从文字记载中看历史；录音和录像设备发明后又增加了音传和像传，还可从录音和录像中看历史。常建阁先生认为：就复原历史的功能而言，纵使千言万语的文字记录，有时也抵不上简单的一刻钟录音，短短的一小段录像。今人可以确切地了解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的音容笑貌，但对刘邦、朱元璋、洪秀全却不能。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有无录音、摄像资料。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摄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历、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之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社会精英和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生活、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则记录较少，有之也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口述历史可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
李小沧先生认为：从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后，在表现形式方面没有多大变化。依靠文献的历史研究在史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虽然研究过程中常有实物资料相佐证，但单调而古板的表述形式常造成史学界的沉闷气氛，更无法真实地描绘出过去的历史全貌。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的录音、录像、网络等科学技术则为历史学的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口述史不仅使文字的表述生动化、通俗化，而且能借助口语、音乐、影视、演说等手段完整、真实地保存宝贵的历史材料，让人们直接观察、欣赏和评价，使活生生的历史原貌较为丰满地得到再现。
现代口述史的价值和贡献主要有四:一是口述史方法的广泛应用，方便了各领域专门化历史的研究，在增加史料方面发挥了显著功效，从而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增加了新的研究方法。二是从口述史过问、展示和探索社会生活的广度而言，也是远胜于传统史学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史则在传统领地旁边开垦出一片展现民众生活的园地。三是现代口述史不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理念。实现了"自上而下"写历史和"自下而上"写历史的结合。形成了历史学界高雅与通俗主复线交叉、社会与个人经历纵横相连的全新格局。四是口述史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参与、探索和考查，广泛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反响，社会各阶层面对口述史的生活化研究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也因此拓展了历史学的宣传、教育功能。
郑引等先生认为：真正的历史并不仅仅存在于传统的文本中，还存在于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中，存在于每个经历者心中。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将历史研究的视角从上层精英转向底层民众，去重新寻访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保存那些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这是口述史的价值与意义所在。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口述史的视角开始转变，从上层转向下层，它适应了整个历史研究的大趋势，同时又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大众取向的口述史研究，通过对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口述，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口述史的价值就在于其丰富的可能性，它摆脱了传统史学的政治借鉴和训诫功能，而是将历史的关怀注入一种更具社会意识、更民主、更广泛的社会脉络中。口述史作为一种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个体或某个特殊群体的回忆和生活经历的记录。通过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史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对历史进行阐释。口述史的出现赋予历史研究以崭新的维度，它使得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体验都能作为特定的历史材料被加以利用。当一个社会成熟到人民大众都必须进入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主人时，历史研究才具有了真正的价值。口述史是对传统历史研究中学术精英式垄断的挑战，它使得普通大众也成为了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在历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口述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得广阔和丰富起来，并开始聚焦于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作为一部"活着"的历史，口述史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在文献史料占据绝对权威的史学研究中异军突起，占有了一席之地。历史研究不能再固守在单一的文本解读的旧传统中战战兢兢，而应该打开大门，在绘声绘色的口述史中寻找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国际口述历史协会《话语与沉默》主编帕布鲁·波齐认为，拉丁美洲口述历史计划更关注社会赋权问题。他说："如果没有口述历史，我们将不能了解摧毁整个文化体系的经济与社会破坏；我们也不能理解诸如庇隆主义所体现的对于文化和政治现象的执著坚持；或者也不能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现实主义的融合中所产生的拉丁美洲左派。"

向充满不确定性的人采访和发掘确定的史实，是口述史的重要局限，也带来了口述史的一些不确定点。王军先生认为：口述史第一个不确定点是："在一个人的讲述中，哪些是私密的话题、哪些是公众的话题，经常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在以私人生活历史为主题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以发现、保留史料为目的的口述史经常是以"回忆录"、"自传"、"实录"等名称出现的原因。
口述史第二个不确定点是讲述者的记忆。第一个问题是谁在回忆什么?经常是讲述者首先被采访者回忆起来，才会被采访者采访。在采访者采访之前，很多讲述者根本不"存在"。第二个问题是记忆不只是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而且是与现在息息相关的。记忆是"真实地存在于一个人精神中的，实际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发生过的事件对人的心理产生了作用或者适应了现在的需要，留下了印象才会被记住，因此"记忆是现在经验的一个维度"。可见，记忆中的过去不是透明的、确定的，相反都已经过了各种变形。个人记忆可能有虚构的成分。第三个问题是遗忘，包括自然遗忘和选择性记忆中被有意留出的空白。讲述者的自然遗忘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性记忆则要复杂得多。讲述者即使在同意讲述之后，他也未必愿意讲出采访者希望得到的一切。有人认为，"所有的人，当他们变老和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他们会经历一个生平回顾的心智过程"。凡是讲述者的记忆希图或者实际上已经遮蔽的部分，都需要采访者在采访(对话)中和采访后解决。
口述史第三个不确定点是采访(对话)。对话往往会产生歧义。口述史是把自己的制作过程和结果一同展示出来的历史，它的制作过程主要是对话。讲述有发展成为文学(故事)的倾向--历史上很多口头流传的故事最终都变成了纯粹的文学作品。这是采访者所借助的工具--谈话--本身的问题。在谈话中，采访者和讲述者首先是合作的关系，也不乏斗智斗勇。对话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都会影响最终的口述史的面貌。
张广智先生认为："如何看待受访者的回忆,回忆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历史的真实,这些都是可以存疑的。造成这种缺憾有很复杂的情况,或由于年深日久致使受访者的记忆失误和不完全,或由于受访者的个人原因而故意歪曲真相(或避重就轻、或自我拔高、或无中生有、或欲言又止),或受访者受到了访谈者的诱导(或暗示、或曲迎等)而使'过去的声音'变成了'现在的声音',如此等等。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可能使回忆失真,从而背离了历史的真相。"钟少华先生指出："现在有些创作者,以老人为居奇可用的材料,编创一些像历史的小说体传记。例如茅以升院士在1985年告诉笔者:现在有一本写他的书,书中的茅以升讲了不少他自己没有讲过的话。"
有的学者指出，最好的口述史工作者应该是学者，他们对某一特定领域有精心准备和深入研究，为采访对象准备了细致的问题纲领。这就准确地指出了采访者的重要性，在口述史逐渐普及而问题多多的今天尤显其深刻。口述史的真实性主要是操作过程中的问题。有的学者主张采访者在采访中要主动出击，以质疑的态度面对讲述者。所谈的虽然是保证口述史真实度的问题，却引出了采访者与讲述者关系的问题--尽管口述史是采述双方合作的产物，但合作中也包含了质疑。1998年末,美国《口述史评论》主编勃鲁斯·斯代夫在北京大学作口述史的讲演,他一开场就说:"在中国,口述史就像'中国的难题'(TheChinesePu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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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口述史的性质、意义、方法和效用》，《北大史学》第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8.《人物》1983年第6期。
39.《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9/530668.html

以上是关于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