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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任放：近三十年乡村研究视角的转换--以乡村史研究为中心

来源:史学月刊2011.4，27-40页
一、序论：三种研究视角
近三十年来（1978-2008），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革命史、经济史、社会史。笔者将以中国大陆学术界为背景【1】，以乡村研究为中心，对这几种视角的转换及运用进行评估，以期促进相关研究。此前，已有学者撰文评述近代乡村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笔者从中获益良多，但本文的写作在结构与立意上另有展拓。
由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和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所以革命史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轴。在学科类别上，它与中共党史、近代史、民国史等互有重叠，但基本上可以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其研究对象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的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的历程。比较而言，革命史是一个内涵较为宽泛、边界较为清晰的学科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史。从近三十年的研究现状看，革命史的研究视角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突出体现在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细部深描，动辄全国性的题目和以论带史的定性研究被更多区域性的题材和个案分析所取代。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十年革命史视角下的乡村研究论文约有775篇，占全部乡村史论文的33％，表明革命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分量不容低估。经济史因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在近代史学科体系中占有醒目位置。尽管它与革命史也有重叠，但是很大程度上它有着较为清晰的学术边界。近三十年经济史视角下的乡村研究论文约有849篇，占全部乡村史论文的35％，表明经济史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所拥有的显赫地位。重要的是，经济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从而给这门传统学科带来了新的挑战。相对而言，社会史的学科性质存在较多争议，以故其学术边界最不稳定，呈现某种不确定的飘移状态。大体上，社会史包括大众生活史和区域社会史两大部分。近些年来，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正在突人革命史和经济史的疆域，对革命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旨趣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是值得注意的学术动态。但是，由于社会史本身的属性未能确定，因此社会史视角下的乡村研究呈现出生机盎然但却纷乱驳杂的局面。其演进路径尚不清晰。近三十年来，社会史视角下的乡村研究论文约有753篇，占全部乡村史论文的32％。应该说，这三种研究视角之间存在着多重关联性，不可能划分得泾渭分明。之所以加以区分，是出于研究的便利，以取其相对独立之认识价值。实际上，革命史、经济史、社会史均是考察中国近代史的独特视角，不可相互替代，各有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就辨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真相而言，这三种视角可以兼收并蓄，以利于达成研究之目的。
二、作为界标的黄宗智
纵观近三十年乡村史研究，黄宗智无疑是一位界标性的人物。1986年，《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中文版面世【3】。作为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经典之作，此书开启了乡村研究的新阶段。
首先，《华北》在资料的选取与运用上独具匠心。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研究的独特性体现在史料的独特性之上。《华北》的论述奠基于满铁调查资料，即20世纪30年代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专业人员在华北33个自然村所做的实地调查。尽管存在诸多缺陷，"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4】。由于种种原因，在黄氏之前，满铁资料在学界极少被利用，没有充分显露其历史价值。就此而言，黄氏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和令人鼓舞的。与此同时，《华北》还利用了民国时期的多种农村调查资料。虽然黄宗智对这些中外调查资料的注重显示了他的独到眼光，但其运用仍然有偏狭之嫌，不够全面和精细。除了满铁资料等社会调查资料，黄宗智还查阅了清代刑部档案和清代宝坻县档案，尤其是后者几乎无人问津。正是因为黄宗智肯下功夫查阅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才使《华北》的起点高于许多平庸之作，能够引领学术的新风尚。 其次，《华北》的分析方法可谓独辟蹊径。黄氏专著刊行之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和刻板，革命史和社会史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经济史固然强调实证研究，但也不脱离阶级分析的轨范。相比之下，《华北》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黄宗智声称：他的研究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西方形式主义的经济学和日本实体主义的村落研究。大体上，华北村庄同时具有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实体主义所强调的特征，即存在租佃和雇佣关系、小农家庭为市场而生产、村庄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与之相符，华北小农具有三副面孔：身处社会底层的受剥削者、追求市场利益的经济人、为维持家庭生计而生产的劳动者。以故，单纯从某一角度考察华北乡村史都是偏颇的，必须综合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同时注意区分不同类型的村庄和不同阶层的小农【5】。综合不同的研究视角（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实体主义），运用跨学科的分析工具（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以避免偏激；注重研究对象（村庄和小农）的不同类型。以避免僵硬；寻求从史实到概念的提炼【6】，以避免教条--这三点，的确是《华北》在研究方法上给我们的启示。
在篇章结构上，《华北》令人耳目一新。首先是"探讨的问题"，包括中国的小农、农村演变的型式、中国的农村，凸显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其中充斥方法论的讨论和学术前史的铺陈，这是中国学界感到陌生和新奇的叙事方式，如今已成为从教授到学生普遍遵循的学术规范。除了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阶级观点和资本主义萌芽论，《华北》披露了大量的有效学术信息，包括：作为"经济人"的理性小农（舒尔茨、波普金），小农的道义经济和非市场取向（蔡雅诺夫、波拉尼、斯科特），"农业内卷化"（吉尔茨），人口增长推动农业集约化（博塞拉普、珀金斯），"高水平均衡陷阱"（马克·艾尔温，又译作伊懋可），潜在剩余与生产性投资（巴兰、利皮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依附论（弗兰克、沃勒斯坦），集市体系理论（施坚雅），国家与村庄关系之中的士绅（萧公权、魏斐德、孔飞力、周锡瑞、刘广京、麦金农、欧内斯特·扬），实体主义的村庄观点（平野芳太、戒能通孝、清水盛光、仁井田陞、今堀诚仁、旃田巍），华北的红枪会与村庄自卫（裴宜理），等等。应该说，当这些"大门外的陌生人"走进国人的学术视线并令人心动之时，也暴露了国内史学界在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空洞．黄氏的学术史不是传声筒般的复述，而是有着批判立场的评估，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学者应有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偏好。那么，黄宗智的问题意识让学界意识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呢？主要有：如何全面认识中国的小农？小农的经济行为与商业化的关系如何？家庭式农场与经营式农场的区别何在？在帝国主义入侵前后，中国的农村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变化的底线是什么？中国农村长时期的演变是什么，人口和生产关系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怎样看待中国经济落后的问题，帝国主义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近代中国的村庄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有哪些新变化？毋庸置疑，弄清楚上述问题，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近代中国"三农"（农民、农村、农业）之真相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三十年来近代史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的领域就是乡村史，但问题最多、拓展空间最大的领域仍是乡村史。《华北》虽然提出了问题，但并未划上完满的句号，有"问题"的乡村史鞭策着学人们勉力前行。在表明有待研究的问题之后，《华北》对征引的史料进行了详细的评介，点明社会调查资料和地方政府档案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独特价值。紧接着，黄宗智对研究对象进行了阐述，即他所研究的村庄及其社会生态环境究竟是怎样的状况。至此，《华北》的导论部分呈现出三合一的完整结构：问题意识的掘发（包含方法论和学术史），史料说明及评判，研究对象及其生态环境。然后，进入正文部分"经济内卷和社会分化"、"村庄与国家"，最后以专章"结论"完成全书写作，其后另有附录、参考文献、表图目录。这样的一种编排，为此后的近代乡村研究提供了一种参考样式。学术的进步和知识的累积，往往出现于这样的范本生产和范本仿制（不是拙劣的抄袭）的有序循环之中。
再次，《华北》对近代小农经济的评判堪称独到见解。提起黄宗智，人们马上联想到"内卷化"，实际上这是黄氏对吉尔茨"内卷化"概念的创造性运用，以之概括近代华北小农经济的命运，即人口压力常常使河北、山东西北平原小农的边际报酬，降到雇佣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7】。通过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的比较研究，黄宗智揭示了中国小农经济存在着人口过剩与内卷化的事实。由"内卷化"引申出来的概念，是"半无产化的小农"。换言之，在阶级分化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华北农村涌现出更多的同时依赖家庭农场和雇佣劳动的半小农半雇农，而不是更多的一贫如洗的无产者。正是这个半无产化的内卷的小农经济，构成了1949年之前华北农村数世纪社会变迁的基础。中共的土地革命兼顾了"半无产化的小农"被剥削的事实和他们作为小业主的身份，从而能够点燃他们的革命热情。如果放大至中西比较的层面，则可以看到：西欧的小农经济完成了资本主义的改造，小农蜕变为新兴的无产阶级，中国的小农经济趋于内卷化，小农呈现半无产化的状态，由此构成的阶级关系更有可能引发革命【8】。
黄宗智对社会调查史料的偏好，以及《华北》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在他后来的一本讨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的专著中得到进一步的贯彻【9】。不同之处在于，黄氏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亲自调查了松江县的6个自然村，而且将华北与长江三角洲做了比较研究的尝试。此外，《长江》将研究时段进行了拉伸，往前回溯到明清，向后延展至20世纪8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长江》提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概念。按照黄宗智的诠释，人口增长与商品化是明清以降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的两大变迁，这两者密不可分。农村经济大体上有三种增长方式：产值增长与劳动投入相同步，这可称之为单纯的密集化；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产值增长，这可称之为过密化（"内卷化"的另译【10】）；产值增长快于劳动投入，并导致单位工作日报酬增加，这可称之为发展。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属于过密型增长--在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以达到家庭年收入的有限增长--它与商品化、农村生产的家庭化、人口压力纠结在一起，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糊口水平。商品化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地，过密型商品化导致家庭式农业战胜以雇佣劳动为主轴的经营式农业。如同明清商品化一样，近代裹挟着帝国主义因素的商品化强化了小农经济的过密化。1949年之后，集体所有制下的农业仍是过密化生产。直到改革开放的80年代，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农业生产才出现了反过密化的趋势【11】。完成《华北》、《长江》之后，黄宗智围绕小农经济引发的相关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对范式建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梳理【12】，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华北》和《长江》。
《华北》以及黄宗智的相关论著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讨论【13】，这大概是自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以来最热烈的史学争鸣之一。大多数评论者基本上肯定黄氏的学术意义，不赘述。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评介批评之声。
在不绝于耳的批评声中，"过密型增长"理论成为众矢之的。农业内卷化所说的边际产量，是假定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不变，单就劳动力的投入而言。事实上，这些因素是有变化的：近代耕地面积的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近代农业并非纯粹是劳动密集生产，劳动力的追加有一定的限度；近代农业虽然没有经历技术上的真正变革，但是旧的农业经济平衡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资源的重组。因此，"过密型增长"不是近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相反地，近代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能够适应同时期人口增长的需要【14】。"过密型增长"理论将近代经济发展限定为"斯密-马克思"型的成长类型。这显然是把英国道路视为近代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过密化"理论的主要论据是"人口压力"说，但此说对于明清江南而言并不成立【15】。"过密型增长"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单位工作日报酬"。事实上，农业生产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季节性，衡量农业收入的高低应是"年成"而非"日产"。黄宗智不以年收入而以单位工作日收入，不以农民家庭总收入而以单个农民的农业收入，来讨论以年成或季节为收入周期、以整个家庭生产为特点的江南农民的经济状况，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太离谱的错位【16】。黄宗智的逻辑推理可简约为两极：人口压力--过密型增长。
社会史研究必须坚守历史学的学科本位【74】。关于运用"区域社会史"的概念展开包括乡村史在内的相关研究，已有学者提出建设性意见【75】。但也有学者指出，"区域化取向"导致了近代史研究的失范化和破碎化。其实，"区域"的视角恰是社会史的内在规定性，舍此而作的社会史多半是大而无当的。关键在于要明确"区域"的边界，既不能过大、也不能太窄，这仍然是有待探讨的方法论问题。
关于近代农业发展与否的评判，尚无一致看法，大体上可分为沉沦观、停滞论和发展说。持发展说的学者批评沉沦观和停滞论均带有模式化的倾向，研究方法简单化：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偏重典型调查，忽视系统调查；囿于静态研究，忽视纵向比较。改正之道在于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静态考察与动态考察相结合【76】。其实，发展说何尝不带有模式化与简单化的倾向？!近代农业的真实状况，恐怕是发展中有停滞，沉沦后有发展。忽视历史演进的复杂性，根据有限的资料轻下断语，必将产生盲人摸象式的偏见。
将计量经济史的方法运用于乡村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例如，有学者将"生存压力"和"劳动力剩余"作为测量"人口压力"的两个具体指标，通过分析20世纪初无锡农村地区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水平，对"人口压力"进行了测量【77】。这一量化工作使"人口压力"概念更加清晰和具体，增强了它的学术内涵。另有学者告诫：在引用卜凯社会调查资料等相关数据时，须格外小心，因为这些貌似科学的统计数据有许多错漏之处【78】。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取得重要成果。例如有人从人口与教育、土地与产权、农业生产、产业结构变化与雇工、农民日常生活与消费、市场与借贷、农户收支核算等方面，将20世纪上半叶的冀中农民经济与工业化前的英国农民经济进行比较，在方法与观点上令人耳目一新【79】。其他的方法论问题在此不--论列。上述评介已显示近代乡村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已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虽然秋收的美景仍在梦中。
五、结语
总体而言，近三十年的乡村研究颇有斩获【80】。学术是一个层累的知识体系，也是以个体性劳作和创造为主的锻造心智、提升思想的过程。这意味着，某些有思想深度的学者往往可以破旧立新，开创学术新天地。以黄宗智为界标，近代乡村史的研究视角发生了重大转换，影响及于革命史、经济史、社会史。其间，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分析框架，渐次淡出研究者的视野，西方学术模式不断扩大影响，如今已然成为主导性的学术话语。甚至西化的复合式标题，也成为当今学人竞相模仿的写作方式。中国学者虽然具有方法论的自觉与实证研究的扎实功底，但建构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的解释体系仍有待时日，不可一蹴而就。
在肯定乡村研究的卓然成就时，不可掩饰其中的不足和应该关注的问题。碎片、浮躁、缺乏提炼、缺乏大气、实证与理论的脱节等现象普遍存在。详言之，研究者大多囿于"近代"来研究近代，在时段上没有打通，在空间上没有比较。黄宗智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他的"近代"研究从明清跨到了当代。因此，重提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概念是有必要的。当我们对近代农业是否发展喋喋不休、争吵得面红耳赤时，何不将眼光投向更远的历史时空，以扩展原本开阔的历史视野，找寻原本相通的历史脉络，增加分析的深度和论说的力度，在方法上更显得有逻辑一些。清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华北与华南，中国与西方，诸如此类的词语、概念之间，在学术的视角下并没有天然障壁，它们作为符号的象征性是相通的，是可以比对的，且不论这些习以为常的用语本身存在着语义和历史的误差。研究对象也有疏漏或欠缺，诸如乡村女性、乡村儿童、乡村的各类犯罪、乡村疾病与医疗、国统区的"三农"、沦陷区的"三农"、基层民众的类型、农民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中共乡村干部、土改前后"文化的权力网络"、通商口岸与乡村社会、城乡关系的区域性差异等等，尚缺乏足够深入的分析。在区域的选择上，偏重华北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其他地区的研究相对薄弱。以华北论中国的思维定势颇有扩大的趋向，宛如明清经济史以江南论中国的研究范式。中国之为中国，在于其"大"，"大"则各地情形不一，任何单一模式或单薄结论都不足以言说整体的"中国"。解决之道，不是告别"华北"和"革命"，而是开辟更多乡村史的"根据地"，以区域性的深入研究探索近代乡村社会变与不变的历史逻辑。在克服"华北情结"的同时，有一个悖论需要反思：明清史研究中红红火火的江南，为何在近代史研究中黯然失色？也许，重回"江南"，隐含着近代乡村研究的重大突破以及视角转换的可能？也许，这种可能性就在"江南"、"华南"、"华北"等的对视之中？
近代乡村研究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困扰，即过分坚守"学科"边界，对本学科之外的学术信息无动于衷。其实，革命史、经济史、社会史既是学科名称，也是不同的研究视角。乡村社会研究者应该觉察其间的细微而重要的差异，应该将"视角"置于"学科"之上。因为"学科"概念容易使人画地为牢，"视角"概念则使人秉持开放心态，注重方法的取舍，下笔、运思皆有新气象。
注释：
【1】本文评论的近代乡村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大陆刊行的相关论著，以及近三十年在国外刊行，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文译著。
【2】参见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李金铮、邹晓昇《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李善峰《20世纪的中国村落研究--一个以著作为线索的讨论》，《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黄志繁《20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述评》，《中国农史}2005年第1期；黄忠怀《20世纪中国村落研究综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池子华、王晚英《20世纪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研究概述》，《中国农史》2005年第3期；彭南生《近50余年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述评》，《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王先明、杨东《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等等。
【3】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此书英文版为Z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该书中文译稿由叶汉明完成，黄宗智校订。本文参照的是中华书局2000年版，下文简称《华北》。
【4】【5】黄宗智：《华北》，"中文版序"第l页，第l一30页。
【6】黄宗智声称。他遵循从史实到概念、再回到史实的研究程序，避免西方学界为模式而模式的做派和中国大陆以论带史的倾向，力图从最基本的史实出发，寻找最重要的概念，再不断回到史实中去验证，并提炼假说。参见氏著《华北》，"中文版序"第2页。
【7】黄宗智：《华北》，第6页。据悉，吉尔茨用"农业内卷化"概括印尼爪哇水稻生产中劳动集约化导致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其观点见诸《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参见《华北》第 6、355页。
【8】黄宗智：《华北》，第301-317页。
【9】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本书英文版为Z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该书中文译稿由程洪、李荣昌、卢汉超完成，黄宗智校订。本文参照的是中华书局2000年版，下文简称《长江》。
【10】《华北》将involution译为"内卷化"，《长江》改译为"过密化"。黄宗智的"过密化"概念有三点不同于吉尔茨：首先，吉氏仅仅把过密化运用于水稻生产，黄氏的过密化所指更加宽泛；其次，吉氏的过密化谈及边际报酬递减，但缺少黄氏的核心概念"过密型增长"和"过密型商品化"；再次，吉氏认为水稻产量会随着劳动力不断投入而无限增长，黄氏指出长江三角洲的水稻产量在宋代已达顶峰，直至引进现代技术。明清以降，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途径主要是扩大种植更为劳动密集的经济作物，而不是水稻生产的劳动密集化。参见《长江》，第18页注9。
【11】黄宗智：《长江》，第5、10-17页。
【12】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l期。
【13】参见叶茂《商品化、过密化与农业发展--部分经济史学者讨论黄宗智V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4期，李向军《历史反思与理论构建--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等等。
【14】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丽：《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15】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91页。
【16】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340页。
【17】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行龙：《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兼论黄宗智"没有发展的增长"说》。《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8】赵冈：《评黄宗智过密型增长的理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9】参见罗仑《关于清代以来冀一鲁西北地区的农村经济演变型式问题--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作者黄宗智教授[美国]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冯小红《中国小农经济的评判尺度--评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兰林友《"同姓不同宗"：对黄宗智、杜赞奇华北宗族研究的商榷》（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陈勇勤《中国小农经济"过密化"假设存在的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苏新红《黄宗智"过密化"理论中的事实判定、逻辑分析与模式建构问题--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为中心》，《古代文明》2009年第1期。等等。
【20】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人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梁尚贤：《湖南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21】梁尚贤：《国民党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2】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黄道炫：《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李放春：《"地主窝"里的清算风波--兼谈北方土改中的"民主"与"坏干部"问题》，《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2-89页。
【24】李金铮：《土地革命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李里峰：《"运动"中的理性人--华北土改期间各阶层的形势判断和行为选择》，《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l期。
【25】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2-137页。
【26】张玮、岳谦厚：《中共减租政策中的两个环节及相关问题讨论--以战时中共晋西北根据地区域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乡村研究》第5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4-127页。
【27】林济；《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时期党对乡村宗族的认识与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黄琨：《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
【28】姜涛：《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29】参见李金铮《论1938-1949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苏少之《革命根据地新富农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l期；朴尚洙《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与哥老会关系论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6期；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岳谦厚、张基辉《中共重构下的晋西北乡村领袖--以"张初元模式"为个案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2-71页，等等。
【30】徐进：《转换视角：社会史视野下的党史研究》，《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2期。
【31】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32】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3-48页；史志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徐畅《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凌鹏《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商品化与地权分散--以河北保定清苑农村为例》，《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等等。
【33】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社会史研析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l期。有人对"关中模式"的核心资料--关中地册进行检验，指出这些地册基本上是黄河滩地册，地域范围狭窄，具有特殊的生态和经济背景。根据这些地册无法推导出"关中模式"。参见胡英泽《流动的土地与固化的地权--清代至民国关中东部地册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4】魏安国著，叶显恩译：《清代华南地区"一田两主"的土 地占有制》，《开放时代》1982年第3期。吴滔：《清代 江南的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以苏州地 区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35】刘克祥：《近代四川的押租制与地租剥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l期。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l期。
【36】温锐：《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37】王小嘉：《从二五到三七五：近代浙江租佃制度与国民党浙江二五减租政策的嬗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由于土地来源不同，浙江既有欠租撤佃的"相对的田面田"，又有欠租也不撤租的"公认的田面田"。由于两种"田面田"的地租率不同，所以在国民政府推动的"二五减租"过程中，拥有"相对的田面田"的田主积极配合，而"公认的田面田"的田主则竭力反对。参见曹树基《两种"田面田"与浙江的"二五减租"》，《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38】参见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一》，《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佃农的土地经营及地租负担--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史志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l期，等等。
【39】胡成：《近代江南农村的工价及其影响--兼论小农与经营式农场衰败的关系》。《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王先明、牛文琴：《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乡村雇工》，《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40】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l期。相关的批评与回应，参见刘克祥《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与辨误》，《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郑起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l期；夏明方《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刘克祥《<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驳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41】王跃生：《华北农民家庭人口生存条件分析--对20世纪30-40年代冀南农村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42】代表性的成果。参见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一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另参傅建成《二三十年代农家负债问题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南部山区的土地典当行为表明，利息的下降反映了乡村典当市场的成熟和农村资金调剂能力的加强。通过土地买卖和分家析产，浙南乡村经历了不同性质的财富分散过程，最终造就一个均贫的乡村社会。参见曹树基、李霏霁《清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基于松阳县石仓村"当田契"的考察》，《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43】徐秀丽：《试论近代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史建云：《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马俊亚：《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
【44】赵冈、刘永成、吴慧、朱金甫、陈慈玉、陈秋坤：《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徐秀丽：《中国近代粮食亩产的估计--以华北平原为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l期。高王凌：《关于近代粮食亩产量的估算问题--（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读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45】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李金铮：《也论近代人口压力：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46】参见庄维民《近代山东农业科技的推广及其评价》，《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方中《本世纪30年代（抗战前）农村地价下跌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徐秀丽《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耕作制度》，《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刘克祥《1927-1937年的地价变动与土地买卖--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陶鹤山、舒喜乐《20世纪30年代科技兴农试验；定县猪种改良》，《史学月刊》2001年第l期；李金铮《20世纪上半期中国乡村经济交易的中保人》，《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6期；胡英泽《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l期；张君卓《1927一1937年华北田赋征收体制与农民负担》，《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王加华《环境、农事与耕牛--近代江南地区耕牛的饲育与役用》，《中国农史》2008年第l期；黄志繁、邵鸿《晚清至民国徽州小农的生产与生活--对5本婺源县排日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刘克祥《近代农村地区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近代农村钱庄业探索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等等。
【47】任放：《近代市镇研究的回顾与评估》，《近代史研究》 2008年第2期。
【48】王先明、常书红：《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龚汝富：《民国时期江西保甲制度引发的经济纠纷及其解决--以宜丰、万载两县保甲诉讼档案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49】王先明：《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另参氏著《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l997年版；《乡绅与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20世纪三四十年代闽中乡村权力的重构》（与杜香芹合作），《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等等。
【50】李怀印：《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以河北获鹿县为例》，《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中国乡村治理之传统形式：河北省获鹿县之实例》，《中国乡村研究》第l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1】邱捷：《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陈益元：《民国时期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制度与实践的脱节--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8年第l期。
【52】丰箫：《权力与制衡--1946年嘉兴县的乡镇自治》， 《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另参该氏《1945-1949 年浙江省嘉兴乡镇自治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 中心历史政治地理专业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耐人 寻味的是，在嘉兴县乡镇自治的实践中，乡镇公所职员 虽然接受了民主政治的理念，但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并 未表现出全面的认同。参见曹树基《乡镇自治中的国 家意识形态--以1946年嘉兴县乡镇职员"甄别"试 卷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53】樊德雯著，熊春文译：《乡村-政府之间的合作--现 代公立学堂及其经费来源（奉天省海城县：1905- 1931）》，《中国乡村研究》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第79-124页。梁勇：《清末"庙产兴学"与 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社会学研究》 2008年第l期。徐跃：《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 生的僧俗纠纷》，《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54】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 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55】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 会科学》2006年第l期。
【56】王建革：《清末河套地区的水利制度与社会适应》，喀近 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韩茂莉：《近代山陕地区 地理环境与水权保障系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 1期；《近代山陕地区基层水利管理体系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72006年第1期。有关近代水利的研究 成果，参见徐秀丽《近代河北省农地灌溉的发展》，《近 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郑起东《国民政府时期农 田水利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57】卢仲维：《乡绅与反洋教运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l期；程歗、张鸣：《晚清乡村社会的洋教观一对教案的一种文化心理解释》，《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宋桂英：《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民教冲突》，《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58】王东杰：《"乡神"的建构与重构：方志所见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59】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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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任放：近三十年乡村研究视角的转换--以乡村史研究为中心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