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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何兹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天写的，因时局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
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国与民族》。他说：“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未能杀青，渐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民国）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
看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与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夷夏东西说》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十月”。就是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作为书名好些。尤足以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的书名的是《东北史纲》一书中的一段话：“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因此，我就用它作了本书的书名（注：本文系笔者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拟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写的前言。）。
1931年至1932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听傅先生的课，课堂上他常说要写一本“From Tribe to Empire”（从部落到帝国）的书。《夷夏东西说》开头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夷夏东西说》的“总结上文”部分中他又说：“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结局。”我倒觉得“从部落到帝国”更能准确地反映书的内容，因此，我就在书名《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之下，加了一个副题“从部落到帝国”作为书的全名。
《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一书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傅斯年自己已说《夷夏东西说》是他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他“所著《中国古代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
另外，《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无论从内容上看或从写作时间上看，大约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的一部分。三篇所谈，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问题，都发表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论所谓五等爵》，傅斯年说明“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写于北平”，其他两篇没有注明写于何时，但肯定都写于1930年5月之前，正符合傅斯年所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傅斯年所说“与其他数章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的“其他数章”，极可能包含《姜原》、《大东小东说》和《论所谓五等爵》。
傅斯年在文章中还常常说见某某篇。如他在《夷夏东西说》中说：“又有所谓伯夷者，为姜姓所宗，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别见《姜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亦号曰夷，别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大约此所谓某某篇者，或属尚未完稿，但看来肯定都属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书中的一部分。
《性命古训辨证》（注：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均收入《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是他的专著，但不是史学著作。《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和别人合著的，虽然他亲手写了第一卷，书的主要论点也是傅斯年的观点，但究竟是和别人合著的书，不能作为傅斯年的史学代表著作。能作为他的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但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的荣誉。

创始性、突破性的史识
中国古代先秦时代，是东西两大族群、两大文化系统的对峙时期。傅斯年看到了这种东西对峙的形势，提出“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根据《左传》、《国语》、《诗》、《史记》各书所记夏地说：“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即渭水下流”。“东方界线，则其盛时曾有济水上流，至于商丘，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
夏在西方兴起强大的时候，东方却是夷人的天下。
傅斯年说，所谓“夷”，“实包括若干族类，其中是否为一族之各宗，或是不同之族，今已不可评考”。孔子曰：“吾欲居九夷”，也是说“夷”之多。
他把夷人分作两大族类：一太皡之族，二少皞之族。太皞与太昊为一词，古经籍中多作伏羲氏，或作包羲氏。太皞氏主要有风姓，古代传说中的华胥、女娲、大庭氏、葛天氏等都属于太皞这一系统。傅斯年引证了经籍中关于太皞之记载后，归纳出两条：一、太皞族姓之国部（按：指国家或部落。傅斯年对中国古代的族姓是国家还是部落概念并不十分清楚。从他的书名“从部落到帝国”来看，他大概认为这些古族姓还是部落）之分配（按：分配指“分布”），西至秦，东括鲁，北临济水，大致当今河南东隅，山东西南部之平原，兼包蒙峄山境，空桑在其中，雷泽在其域。古代共认太皞为东方之部族，乃分配（布）于淮济间之族姓。二、太皞继燧人而有此土。在古代之礼乐系统上，颇有相当之贡献；在生活状态上，颇能作一大进步。当是已进于较高文化之民族，其后世并不为世所贱。在周代虽居卫而为“小寡”，世人犹以为“明祀”也。
少皞一系，据傅斯年所述：“其地望大致与太皞同，而位于空桑之野之曲阜，尤为少皞之本邑。……太少二字，金文中本即大小，大小可以地域大小及人数众寡论，如大月氏小月氏。然亦可以先后论，如太康、少康。今观太皞、少皞，既同处一地，当是先后有别。太皞之后今可得而考见者，只风姓三四小国；而少皞之后今可考见者，竟有嬴、已、偃、允四著姓。……种姓蕃衍……比起太皞来，真是有后福了。”
傅斯年从《左传》、《史记》、《世本》佚文、《左氏杜注》中所录出的嬴姓所建国有：郯、莒、奄、徐、江、黄、赵、秦、梁、葛、菟裘、费。秦、赵后来成为战国时大国，秦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帝国。另有群舒、六、蓼、英氏，为偃姓国家。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大人物，很多是属于夷族的，如：伯益、皋陶。
夷族所居住的区域，“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这个分布在东南一大片部族名为夷者，和分布在偏于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诸夏者，恰恰成对峙的形势。”
在夷夏东西对峙的时代，夷夏之间曾有矛盾和斗争。传说中反映夷夏间大的斗争有三次。一、是启与伯益争统。关于这件事，战国的传说有两种，一谓启、益相让，二谓启、益相争。《孟子》说相让，古本《竹书》说相争，“益干启位，杀之”。傅斯年说伯翳（傅斯年考证伯翳和伯益是一人）是秦、赵公认之祖，即是赢姓之祖，亦即是徐方之祖，亦即是盈族之祖。“然则伯益正是源源本本的东夷之祖，更无疑义。”益、启之争，即是夷夏之争。二是后羿与夏争国。后羿逐太康而代夏政。传说中后羿亦称帝羿或羿帝，又说是“帝降夷羿”，“革孽夏氏”，“阻穷西征”，“夷羿作弓”等。傅斯年认为，后羿、帝羿、夷羿，是东方夷人之主，是“奉天帝之命降于下土者，为夷之君”。三是夏商之争。汤放桀，等于夷灭夏。“商人虽非夷，然曾抚东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商人被周人呼为夷，有经典可证。”
夷族的文化，在远古时代是很高的。“如太皞，则有制八卦之传说，有制嫁用火食之传说。如少皞，则伯益一支以牧畜著名，皋陶一支以制刑著名，而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可见夷之贡献于文化者不少。”
傅斯年说：中国夏商周或虞夏商周古史，“乃周人之正统史观，不免偏重西方，忽略东方。若是殷人造的，或者以夷代夏。所谓‘裔（疑即“殷”字）不谋夏，夷不乱华’者，当是西方人的话。夏朝在文化上的贡献若何，今尚未有踪迹可寻，然诸夷姓之贡献都实在不少。春秋战国的思想家，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时，虽不把东夷放在三代之系统内，然已把伯夷、皋陶、伯益放在舜禹庭中，赓歌揖让，明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左传》中所谓才子、不才子，与《书》、《尧典》、《皋陶谟》所举之君臣，本来是些互相斗争的部族和不同姓的酋长或宗神，而哲学家造一个全神堂，使之同列在一个朝廷中。‘元首股肱’，不限于千里之内，千年之间。这真像希腊的全神堂，本是多元，而希腊人之综合的信仰，把他们硬成一个大系。”傅斯年这段话非常精辟。本非一家人的古代各族传说中的祖先，却被编排在一起成了君臣、父子关系。
商和夏、周，仍是东西对峙。傅斯年从神话传说，地望所在及其迁移活动诸多方面，分析考证商是兴起于东方的一族。商和东北，渤海沿岸各族以及淮夷，都有祖先是由卵生的神话传说。他引证了古籍中有关东北各族、商及淮夷的祖先来源于卵生神话传说的记载。他说：“持此以证商代来自东北，固为不足，持此以证商代之来源与东北有密切关系，至少亦是文化的深切接触与混合，乃是颇充足，很显然的。”
商建立基业之地早期是在河济之间的古兖州地。傅斯年说：殷之地望，在河济之间古兖州，即今河北省南部安阳、大名、汲县、滑县一带。上古时期，活动在这一带的有：殷、衣、韋、郼、衛、沇、兖。据他考证，这“殷、衣、韋、郼、衛、沇、兖，尽由一原，只缘古今异时，成为殊名”。郼，读如衣，汉代兖州人谓殷氏为衣。郼，殷，都读作衣。韋、郼、衛三字，当是一字之异体。《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杜注说：“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域。”晋朝白马县当今滑县东境一带。《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河济之间为兖州，衛也。韋、衛之地望如此，殷之原来所在，由此可知。
《诗·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相土，为商代甚早之先王；海，最近之海为渤海。相土能戡定海外，则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而所谓海外，最有可能的是辽东半岛或朝鲜之西北境。纣殁后，
殷人箕子仍得以亡国之余退保朝鲜，则殷与朝鲜之关系必甚密切。傅斯年说，箕子之东，盖“从先王居而已。犹之金亡后犹在混同江边保其女真族，元亡后犹在漠南北保其蒙古族”。
相土之后，殷之世系中有王亥、王恒、上甲微，皆与有易氏有斗争；王亥且为有易掳去作奴隶，“牧夫牛羊”。有易之活动地区，必在今河北易水流域。傅斯年说：“则此时殷先公之国境，必与有易毗连可知，即必在今河北省境北部或中部可知（本文另一地方又说中部南部）。”
总结以上的考证和论证，傅斯年说：“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考，均指示我们商起于东北，此一说谓之为已经证成可也。”
历史传说，汤兴起于亳。亳有多处。“济河流域中以薄或博名者，尚有数处，其来源虽有不可知者，然以声类考之，皆可为亳之音转。”《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傅斯年认为：薄姑、博、薄、亳等地，“实沿济水两岸而逆流上行。”“大凡一切荒古时代的都邑，……多是在河岸上的。一因取水的供给，二因交通的便利。济水必是商代一个最重要的交通河流。”“商之先世或者竞逆济水而向上拓地。”薄姑旧址去海滨必不远。“然则薄姑地望正合于当年济水之入海口，是当时之河海大港无疑。”“至于‘肃慎燕亳’之亳，既与肃慎燕并举，或即为其比邻。若然，则此之一亳正当今河北之渤海岸，去薄姑亦在数百里以至千里之内。今假定商之先世起源于此之一亳，然后入济水流域，逆济水而西止，沿途所迁，凡建社之处皆以旧名名之，于是有如许多之亳。”
殷商兴起之后，夏商仍是东西对立。夏在西，商在东，最后商灭掉夏。
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夏东西说》极为称赞，他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
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夷夏东西说》不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有了这篇文章以后，历史学家看中国历史便有了一个与前不同的角度。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傅先生也没想到的，在整个中国大陆东西对立都是很显著的现象与研究题目。”
《夷夏东西说》之外，他的其他几篇文章，都有他自己的符合中国古史实际的独行见解，也是篇篇掷地有声的。如《周东封与殷遗民》对于三年丧和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的解释都极精辟。
《论语·阳货》：“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是通丧也。”
《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滕）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也。滕国的卿大夫却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这怎么解释？“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句话也是向来不得其解者。汉宋诂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
傅斯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对此作出唯一无二的精辟透彻的解释。《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殷是大国，周灭殷后并没有把殷民都杀掉，而是把他们大批迁到洛邑或分给姬姓、姜姓贵族带到外地去建立新邦。如分给伯禽带到鲁国去的有殷民六族，分给康叔的有殷民七族，分给唐叔的是怀姓九宗。“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并引证材料说明三年丧是殷民的风俗习惯。这就清楚了：孔子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指的是殷人。殷人是行三年之丧的。殷人是一国之人民，故可以称“天下”。滕国的卿大夫说三年之丧“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指的是周人，一国的统治阶层。周人不行三年之丧。“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这也就清楚了。开化早的文明人是住在城外的“野”的人（殷人），开化比较晚的住在“国”里的是君子（统治阶层，周人）。
《周东封与殷遗民》，进而论宋、鲁、齐诸国，都是以殷民而建立的邦国。后代齐地的民间故事、民间信仰，仍多来自殷民。荀子“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所由来久远”。这由来久远的五行说可能与殷人有关。傅斯年说：“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商朝本在东方，西周到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而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
无论傅斯年这段话正确到如何程度，它都是非常有启迪作用的，使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正统，周乎？商乎？应有更深入的考量。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而后乃东迁》、《姜原》和《论所谓五等爵》也都各有新意，读者可以自己体会。
对学术事业的贡献
傅斯年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书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史语所的所长职务是一直担任到底的。
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一时想到的如：陈寅恪、徐仲舒、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李济、董作宾、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如：陈槃、石璋如、丁声树、劳幹、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逯钦立、周法高、严耕望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
抢救、整理明清档案。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内有诏令、奏章、则例、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晚清宣统元年（1909年）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几经迁徙、几易主人，潮湿腐烂、鼠吃虫蛀，损失极为严重。其中一次主管者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 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少了2 万多斤。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说：“（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扩张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叶，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药材商人便当做龙骨来收购。金石学家王懿荣看到这种甲骨片，认识它的价值，便多方购求，此后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先后出版了刘鹗的《铁云藏龟》、孙贻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等。其后，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写出《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等名作。
这一来，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药材商蜂拥而至，他们一面搜购，一面聚众私掘。外国“代表团”、“考古家”，也都进来高价购买甲骨。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
傅斯年对此听在耳里，看在眼里，遂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开始困难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义、利己主义、风头主义一时俱来，他们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傅斯年亲到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权威，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发掘工作才得顺利进行。
从1928年到1937年，10年时间，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数次亲到小屯视察指导。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第13次，时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石璋如回忆说：“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约在五月中旬，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在孟真所长面前，不断的惊讶和赞叹！”“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寇侵我形势日急。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
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大贡献。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对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
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教授阵营盛极一时，名家胡适、傅斯年、钱穆、陶希圣、孟森、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蒋梦麟回忆说：“当我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国，回国之前，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有很多棘手问题，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他给夫人俞大綵写信说：“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难解除，把“天下”扫平，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他给夫人的信又说：“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家世和才性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生于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
傅家是山东西北一带的名门望族。明末清初，傅家出了一个傅以渐，1646年（顺治三年）中进士，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清王朝开国第一名状元，他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傅以渐以后，傅家举人、进士辈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县者更有多人。书香门第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
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时，家境出现衰落。傅淦，幼负才名，博通经史，1861年（咸丰十一年），他17岁时即被选拔为贡生。他似乎淡泊名利，既没有参加朝考，也没有出仕。傅淦的父亲（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继勋，多年在安徽做官，官至布政使。李鸿章是他的门生。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时，曾请傅淦到天津去，大约意在给他安排个官职。傅淦到天津时，可能正赶上李鸿章政务忙迫，未能即时召见。他认为李鸿章有意慢待，便于次日不辞而去。自此靠在家乡教私塾和卖字画餬口。傅淦的妻子陈梅是江西巡抚陈阡（山东潍县人）之女，结婚时陪嫁甚丰。傅淦生活困难时，就靠变卖妻室陪嫁度日。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1894年（光绪二十年）顺天举人，有文名，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1904年（光绪三十年），殁于任所，时年39岁，当时傅斯年先生9岁，其弟斯巌7个月。上有老（傅斯年的祖父母）下有小（傅斯年兄弟二人），一门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亲李太夫人操持。幸赖父亲傅旭安的众门生，聚资生息供一家生计之用。
傅斯年虽然出生在世代官宦书香家族，但他幼年时期，却是过的清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穷苦生活，使他能比较深刻地理解社会，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闲谈中，我曾问他怎么懂这么多人情世故。他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从6岁到9岁，傅斯年在离他家不远的一个私塾读书。10岁到13岁，在东昌府立小学堂读书。这七八年里，都是白天去学校，晚上由祖父在家课读。祖父、母亲对傅斯年读书都是严格要求，加之傅斯年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在11岁时就通读了《十三经》。
1908年的冬天，13岁的傅斯年跟随父亲的学生中了进士的侯延塽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读书。在校4年，1913 年（民国二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本科，1919年北京大学毕业。
在北大的几年，是傅斯年思想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界有权威、有影响的大师是章太炎。他的大弟子刘师培、黄侃都在北大教书。他们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继承章太炎学派的衣钵；傅斯年读的是古书，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毛子水）。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先后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到校任教。蔡元培的思想是新的，他出过国，受到西方思想影响。所谓“兼容并包”，实际是为新派在北大挤个落脚点。当时北大文科是章太炎国学派的天下，“兼容并包”，实质是支持新反对旧。傅斯年接受胡适的思想教育，尽弃旧学，接受新说。在北大创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他参与了五四运动，他自己说：“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着大旗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出国留学，先到英国，入伦敦大学，学习的学科有心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1923年由英国去德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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