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姚轩鸽：通变古今 大节是问——读黄钟《帝国崛起病》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黄钟-姚轩鸽：通变古今 大节是问——读黄钟《帝国崛起病》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姚轩鸽：通变古今 大节是问——读黄钟《帝国崛起病》

【按】黄钟新著《帝国崛起病：权力制约与国运兴衰》虽着笔域外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但却无法拒绝读者对其讽喻当下之阅读体验与感受。毋庸置疑，借古可以知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要走向文明大道，向历史学习，乃是基本途径。历史学家克罗齐先生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尽管从世纪初就开始在互联网上系列拜读黄钟先生通变古今，大节是问的宏文巨篇，并每每击节称赞，直呼痛快。但当再次拜读黄钟先生这些直抵国家治理大道根本之作，特别是从其新著《帝国崛起病：权力制约与大国兴衰》（以下简称《崛起病》）上复读，感觉竟然犹如初读般的震撼和解馋。正如十四年前笔者蛰居北京其间，在乌兰宾馆第一次读到他那篇被互联网广泛传播的檄文——《告别民族主义》一样，其内涵的真理之见与思想之力，总是直抵心底，令人豁然开朗。
毋庸讳言，黄钟先生新近刚出版的大著《崛起病》，最难得的仍然是——它不是沉湎于国家治理的枝节末端，为细节而细节，并自缚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管见，亦即所谓“细节决定成败”的思维陷进与流俗崇拜。如果说黄钟先生在《崛起病》中也注重一些历史细节的梳理与挖掘的话，那他也是在国家治理的大节、大局处，或者说在国家治理的根本与关键处探寻细节，发现逻辑。具体说，就是在国家最高权力制约与国家命运兴衰的细节处、根本处与关键处探究其细节与发展逻辑，旨在探求迄今为止人类一些国家和社会，特别是曾经崛起国家和社会，在生存与发展中积累的教训与经验，旨在为其它国家，包括中国提供避免“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或者如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散曲中所言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兴衰轮回之历史警示，意在汲取有助于本国治理文明化、人本化与现代化，力争国家繁荣与兴旺长期化与可持续化的大智慧，最终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事实上，在《崛起病》中，黄钟先生通过十几年的博览群书，搜集曾经或正在崛起诸国成败兴衰的历史案例，以及史料与细节，并形成绵密的逻辑链条，就是为了论证和说明这样一个统计意义上的大概率规律，即尽管国家崛起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治理梦想。而且，尽管国家崛起在不同政体的国家都曾经实现过，比如专制政体实现过国家崛起的有日本、德国，以及前苏联等。民主宪政国家实现过国家崛起的有英、法、美等。但一个铁的不容忽视的事实或规律是，至少从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的域外国家治理史料看，专制国家的崛起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其结果总是以牺牲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为代价。
用黄钟先生在《崛起病》“代后记”中的话说，这个铁的不容忽视的事实或规律是：“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三百余年里，专制大国的寿命，有长有短。其中值得格外注意的是，19、20世纪一些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由兴到亡，时间不超过80年，以至于许多人在有生之年，就能眼见它兴起目睹其灭亡。”坦率地说，“如今世上已无‘长命百岁’的专制或极权大国。”相反，“虽然实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不一定‘长命百岁’，但是迄今为止，‘长命百岁’的大国，却无不属共和政体。”
如此而言，任何国家追求崛起都是正常的，符合国家社会本性的。但如何追求、怎样追求“长命百岁”的崛起，即“怎样的崛起”，才是国家崛起的根本所在。这一观点，黄钟先生在《崛起病》中“创造怎样的世界”等文里多有论述。毋庸置疑，任何理性的国家和社会，都应追求可持续、文明、人道自由、公正平等价值取向的崛起，追求可以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崛起。舍此一切而在一些具体、狭隘价值目标导引下的崛起，不仅不可“长命百岁”，而且大多会酿成国家民族的灾祸，成为导致国家衰亡的主因。
因此，在笔者看来，黄钟先生执着采用这种探微执著的求真方法，即“微观史学”的求真方法，其旨就是为了借此探究专制或极权国家、共和制国家对国家最高权力制约机制之间的差异，及其不同权力制约制度安排与机制保障，与国家命运兴衰之间的内在机理。在黄钟先生看来，专制或极权国家由于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人手中，至少实质上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而且，由于专制或极权国家对国家最高权力制衡缺少有效的“闭环式”制约机制，便极少受到有效监督。因此，一方面，专制或极权国家就会因为决策“否决”机制的缺位或失效，容易犯错，沦为专制者及其利益相关者谋私利的工具，从而容易背离国家治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专制或极权国家的最高权力缺乏足够的合法性，民意基础缺乏，便难于做到国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平等交换，最终总会形成大规模的权力寻租与滥用，大面积剥夺和伤害所有国民的利益，结果背离国家治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相反在民主宪政制下，也就是共和制下的国家最高权力，由于受到民主宪政制的有效制衡，即对国家最高权力实现了有效的“闭环式”制约，最高权力被滥用和寻租的机会就大大减少，最高权力被滥用和寻租的机会也变小，便很难对每个国民之权利形成长期、大面积的伤害，结果便容易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逻辑上，在共和制下，国家崛起便容易实现“长命百岁”，繁荣与进步也容易可持续化。
道理在笔者看来或是因为，权利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索取，义务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奉献。因此，权力不合法，也就无法保障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平等交换。即权力合法是保障权利与义务公正平等交换的必要前提。既不能保障国民与国家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完全平等交换，也无法保障国民与国家之间非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比例平等交换。用亚当斯密的话说，因为“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其说是仁慈，毋宁说是公正。没有仁慈，社会固然处于一种令人不快的状态，却仍然能够存在；但是，不公正的盛行则必定使社会完全崩溃。”因此，专制或极权国家便容易因为无法保证社会治理的基本公正平等，自然也就无法“长命百岁”。而民主宪政指国家，便因为容易能够保证社会治理的基本公正与平等，从而相对容易“长命百岁”，兴旺发达，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同理，在专制或极权国家，由于最高权力的制约制衡没有实现“闭环式”监督机制，权力便容易腐败和寻租，伤害大多数国民的权利，结果无法保证社会治理的基本公正平等，无法“长命百岁”。但在民主宪政制国家，由于最高权力的制约制衡基本形成了“闭环式”监督机制，权力便不容易腐败和寻租，进而伤害大多数国民的权利，结果便容易保证社会治理的基本公正平等，实现“长命百岁”。
其实，在《崛起病》一书中，黄钟先生用洋洋22万字，十六篇文章，通过对巨量域外国家和民族崛起史料的归纳与梳理，就是为了阐述这样一个主题——即国家最高权力制约与大国兴衰的相关性与逻辑性究竟在哪里？而其一以贯之的主线同样在于此，它贯穿于这些曾经崛起国家治理实践之得失与成败的全过程。在《宪法这头狮子》等文里，他反复告诫世人，最高权力如果得不到制度性的制约与制衡，灾难与不幸将会伴随一个民族发展的全程。而国家最高权力制约与国家兴衰问题，既有“钱袋子”最高权力，即国家征税、用税权力制约与国家兴衰的问题，也有“枪杆子”最高权力，比如军队权力制约与国家兴衰的问题，还有“笔杆子”最高权力，像新闻权力制约——即国民言论自由权利与国家兴衰的问题，等等。
就国家“钱袋子”最高权力而言，由于专制或极权国家的财税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里，且绝少受到约束，因此，长期看，也就难于筹集到足够的税款。正如英国政治学家柏克所言：“专制的政权，是一个无能的筹款者。”而且，由于其民意基础不广泛，便难以收集到国民真实的财税需求，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即是说，很难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特别是“用之于民之所需”。这个道理，黄钟在《腰包里的大国特性》等文里一再告诫世人：“权力蕴涵匪性。”而且，“现代世界的大国，无一能离开赋税的支撑。财大方能气粗。有什么样的筹款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一国人们的精、气、神。”一句话，正如美国马歇尔大法官所言：“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
就“枪杆子”最高权力而言，同样由于专制或极权国家的军队最高权力掌握在专制者一个人手里，且绝少受到约束，“枪杆子”便容易成为专制者或极权者的私有财产，总会因为少数人的利益与意志，将国家拉入军备竞赛的恶性游戏之中，从而陷入军国主义的泥淖难以自拔。无疑，日本、德国等就是前车之鉴。并在《帝国崛起病》《希特勒的军队》《须小心看待的力量》等文里进行了充分阐述。相反，在《美国的文官统治》等文里，他则提供了一个通过文官机制，制衡、制约军权的成功案例。
就“笔杆子”最高权力而言，也是由于专制或极权国家的财税最高权力掌握在专制者一个人手里，且绝少受到约束，从而使国家一切传媒工具，沦落为为了少数人利益而造谣说谎、遮蔽真相的平台与手段，结果败坏整个国家的诚实品德，搞乱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比如纳粹德国宣传机构推崇备至的“谎言重复一万遍就成真理”的名言。这个道理，黄钟在《戈培尔的锦囊》一文里多有论述。
必须直言的是，《崛起病》虽着笔域外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但却无法拒绝读者对作者讽喻当下之阅读体验与感受。毋庸置疑的是，借古可以知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要走向文明大道，向历史学习，乃是基本途径。难怪历史学家克罗齐先生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因此，转型中国如何平安渐进地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实现“长命百岁”的可持续、文明、人本的崛起，实现敬畏人道自由、公正平等核心价值观的崛起，这不仅是一个时代性的重大课题，更是一代人的梦想所在。因此，也就必须“通变古今，大节是问”，必须汲取人类所有国家的治理智慧，特别是汲取其他国家和民族曾经失败的教训，包括成功的经验。或许，这才是《崛起病》一书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作者黄钟先生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在历史的田地，不问收获地耕耘十几年的鸿鹄之志所在。
毋庸讳言，在黄钟先生《崛起病》的视域里，《崛起病》的主因就在于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及其制衡的有效性。任何国家要实现长期、可持续性的崛起，文明的崛起，就必须首先致力于国家最高权力制约与制衡问题的彻底解决。否则，一切偏离国家治理大道方向的所谓崛起，都可能演变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衰亡的劫难之因，无法摆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循环之宿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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