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钱穆：第六章 孔子去鲁周游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孔子-钱穆：第六章 孔子去鲁周游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钱穆：第六章 孔子去鲁周游

一、孔子去鲁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十四）
公伯寮鲁人，亦孔子弟子，后人谓其是孔门之蟊螣。子路以堕三都进言于季孙，及孟氏守成弗堕，季叔两家渐萌内悔之意，公伯寮遂乘机谮子路，季孙惑其言，则至是而季氏于孔子始生疑怠之心矣。子服景伯乃孟孙之族，出于公愤，欲言于季孙以置公伯寮于罪，而孔子止之。盖堕三都之主张不能贯彻施行，自定公季孙以下皆有责，此乃一时之群业，时运使然，孔子则谓之为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非不知鲁国当时情势之不可为，而终于挺身出仕，又尽力而为，是亦由于知天命。盖天命之在当时，有其不可为，而天命之在吾躬，则有其必当为。外之当知天命之在斯世，内之当知天命之在吾躬。至于公伯寮之进谗，此仅小小末节，固非孔子所欲计较也。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十八）
《孟子》曰：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小人固不识也。
《史记　孔子世家》：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犁鉏曰：“请先尝沮之。”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孔子主堕三都，不啻在鲁国政坛上掷下一大炸弹，其爆炸声远震四邻。鲁齐接壤，并在边界上时起龃龉。鲁国政治有大改革，齐国自感不安。馈女乐，固是一项政治阴谋。然季桓子对孔子之不信任，其主要关键还是在孟氏之守成弗堕，又经公伯寮之谗谮，季氏不免心生摇惑。受齐女乐，三日不朝，只是其内心冲突与夫政治姿态转变之表现。此是借因，非主因。齐归女乐在鲁定公十二年之冬，正与鲁围成事先后同时。若季桓子决心不变，则堕成一事尚可继续努力。正因季桓子自己变心，故再不理会围成事，而姑借女乐之来作逃避姿态。孔子犹不欲急去，且待春祭，由于不送大夫祭肉，乃始行，此应在定公十三年。孔子自定公九年出仕，至是已四年。其为大司寇已三年。
疑辨九
《史记　孔子世家》又曰：孔子行，宿乎屯。师已送日：“夫子则非罪。”孔子日：“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已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史记》此节又见《家语》。孔子之歌，与《论语》公伯寮其如命何之语大不相似。岂公伯寮不如群婢，天之大命，由群婢所掌握乎？孔子去鲁在外十四年，亦岂优哉游哉维以卒岁之谓乎？尤其于孔子堕三都之主张不得贯彻一大关键反忽略了，使人转移目光到齐人所归女乐上，大失历史真情，不可不辨。《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不特指女乐事，始为得之。
二、孔子适卫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十三）
鲁卫接壤，又卫多君子，故孔子去鲁即适卫，此章正为初入卫时之辞。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十四）
孔子初至卫，当是赁廛而居。闲日击磐，有一担草器的隐者过其门外，听磬声而知孔子之心事。言人莫己知，斯独善其己即可。孔子叹其果于忘世。是孔子初在卫，虽未汲汲求出仕，然亦未尝忘世可知。又孔子学琴于师襄，师襄又称击磬襄。孔子击磬，其亦学之于襄乎？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在卫赁居初定，即击磐自遣。此皆在流亡羁旅之中而怡情音乐一如平常，此见孔子之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之融凝。及其老，乃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二）此即其道德人生与艺术人生融凝合一所到达之最高境界也。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九）
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尚少颜渊一岁。孔子去鲁适卫，子贡年二十四。子贡乃卫人，殆是孔子适卫后始从游。见孔子若无意于仕进，故有斯问。可证孔子初至卫，未尝即获见于卫灵公。孔子抱道如怀玉，非不欲沽，只待善贾。善贾犹言良贾，能识玉，时人谁能识孔子？孔子亦仅待有意市玉者而已。
三、孔子过匡过蒲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三）
仪，卫邑名，在卫西南境。又卫有夷仪，在卫西北境。丧者，失位去国之义，应指孔子失鲁司寇去国适卫事。然自鲁适卫，应自卫东境入，无缘过卫西南或西北之邑。孔子居卫十月而过蒲过匡，匡蒲皆在晋卫边境，与夷仪为近。或孔子此行曾路过夷仪，仪封人即夷仪之封人也。其时既失位于鲁，又不安于卫，仆仆道途，故仪封人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使之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铎之徇于路而警众也。是亦孔子适卫未遽仕之一证。惟其事在过匡过蒲之前或后，则不可详考。又若认此仪邑在卫西南，则当俟孔子去卫过宋时始过此。是亦时当失位，语气并无不合。今亦不能详定，姑附于此。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九）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阳虎尝暴匡人，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
春秋时，地名匡者非一。卫之匡在陈留长垣县西南。长垣县有匡城蒲乡，两地近在一处。《左传》定公十四年春，卫侯逐公叔戌与其党。孔子以十三年春去鲁适衙，居十月，正值其时。
《史记　孔子世家》又云：
孔子去匡、即过蒲。月余反乎卫。
又曰：
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斗甚疾。蒲人惧，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
核其时地，过匡过蒲，乃鲁定公十四年春同时之事。畏乃私斗之称。《论语》之畏于匡，即是《史记》之斗于蒲，只是一事两传。若谓孔子貌似阳虎，则一语解释即得，何致拘之五日。若果匡人误以孔子为阳虎，孔子不加解释，而遽有天丧斯文之叹，情事语气似乎不类。且颜渊随孔子同行，拘则俱拘，免则俱免，何以又有独自一人落后之事。盖孔子畏于匡，即是过蒲。适遭公叔戌之叛，欲止孔子，孔子与其门弟子经与蒲人斗而得离去。颜渊则在斗乱中失群在后也。后人因有阳虎侵暴于匡之事，遂讹传孔子以状类阳虎被拘，史迁不能辨而两从之。
疑辨十
后人复有疑匡围乃与孔子往宋遭司马魋之难为同一事，无据臆测，今不从。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十七）
《左传》定公十三年：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冬十一月，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是年，赵氏与范氏中行氏启争端，至其年冬，而范中行氏出奔。中牟乃范氏邑，其邑宰佛肸助范中行氏拒赵氏。所谓以中牟叛，或是定公十四年春，范氏已出奔，佛肸欲依赖齐鲁卫诸国以自全，其迹若为叛，其心犹近义。其时孔子适去卫，在匡蒲途中。中牟在彰德汤阴县西，在晋卫边境，与匡蒲为近，故佛肸来召孔子。孔子之欲往，正与往年欲赴公山不狃之召同一心情。孔子非欲助佛肸，乃欲藉以助晋，平其乱而张公室，一如其在鲁之所欲为。然亦卒未成行。或疑中牟叛在赵简子卒后，赵襄子伐之，其时孔子已卒。可见佛肸始终不附赵氏，然不得谓其以中牟叛只指此年，亦犹公山不狃之叛，不专指堕三都之年也。今不从。
疑辨十一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孔子欲赴佛肸之召，事见《论语》，宜可信。至其欲见赵简子，《论语》未载。春秋定公八年，赵鞅使涉佗盟卫侯，捘其手及腕。是赵简子于卫为雠，孔子何以居卫而突欲往见。且孔子欲赴佛肸之召，则同时决无意复欲去见赵简子。窦鸣犊舜华当作鸣犊窦犨，此两人绝不闻有才德贤行之称见于他书，孔子何为闻其见杀而临河遽返。疑此事实不可信。只因孔子过匡蒲，实曾到过晋卫边境大河之南岸，又曾偶然动念欲赴佛肸之召，后人遂误传为孔子欲见赵简子。其事无他可信可据处，今不取。
孔子之适卫，初未汲汲求仕进，又若无久居意，故初则赁廛以居，荷蒉者故曰过孔氏之门也。居十月又离去，不知何故，或有意游晋。然其时晋适乱，赵氏与范氏中行氏构衅，孔子未渡河而返卫，其间详情均无可说。
四、孔子反卫出仕
《孟子》曰：
孔子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颜雠由，卫大夫。孔子殆以十月去卫重返始主其家。又经几何时而始见卫灵公，今皆不能详考。
疑辨十二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过蒲反卫，主蘧伯玉家，若其事不可信，则其主颜雠由家又在何时，不可详考。又谓孔子屡去卫屡返，屡有新主，恐皆不可信。又谓主子路妻兄颜浊邹家，浊邹即雠由。谓是子路妻兄，亦恐由弥子为子路僚壻而误，不可信。
《左传》定公十五年：
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君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是年子贡年二十六，应是子贡自往鲁观礼，归而言之孔子。非可证孔子亦以是年返鲁。
《孟子》曰：
于卫灵公，际可之仕。
《史记　孔子世家》：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俸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孔子初至卫，似未即获见卫灵公。何时始获见，不可考。既谓之际可之仕，当必受职任事。所受何职，今亦不可考。俸粟六万，后人说为六万小斗，当如汉之二千石。孔子在卫，随行弟子亦多，非受禄养，亦不能作久客。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六）
《史记　孔子世家》：
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
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
南子宋女，旧通于宋朝，有淫行，而灵公宠之。慕孔子名，强欲见孔子，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南子隔在絺帷中，孔子稽首，南子在帷中答拜。故孔子说，吾本不欲见，但见了，彼亦能以礼相答。此事引起了多方面的怀疑。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三）
子路之不悦于孔子，盖疑孔子欲因南子以求仕。王孙贾、卫大夫，亦疑之。奥者，室中深隐之处，灶则在明处。此谓与其借援于宫阃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孔子曾称许王孙贾能治军旅，其人应非一小人，乃亦疑孔子欲借南子求仕进而加规劝。然因南子必欲一见孔子，既仕其国，亦无必不见其君夫人之礼。鲁成公九年，享季文子，穆姜出于房再拜，可见君夫人可见外臣，古人本无此禁。阳货馈孔子豚，孔子亦尚时其亡而往拜，今南子明言求见，孔子亦何辞以拒。然孔子于卫灵公已知无可行事，仅不得已而姑留。今见南子更出不得已，而内则遭子路之不悦，外则有王孙贾之讽谏。孔子之答两人，若出一辞。盖此事无可明辨，辨必涉及南子。在其国不非其大夫，更何论于君夫人。故孔子必不明言涉及南子，则惟有指天为誓。此非孔子之愤，乃属孔子之婉。其告王孙贾，亦只谓自己平常行事一本天意，更无可祷，则又何所用媚也。
疑辨十三
子见南子一条，前人辨论纷纭。窃谓如上释，事无可疑。或又疑孔子见南子应在卫出公时，转辗曲解，应不如在卫灵公时为允。《史记　世家》又云：“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此事则断不可信。灵公尚知敬孔子，南子亦震于孔子之名而必求一见，岂有屈孔子为次乘而招摇过市之事。且孔子既以此去卫，岂有复适卫再见灵公之理。未见好德如好色一语，亦岂专为此而发。此皆无他证而断不可信者。盖后人因有子见南子之事而添造此说，史迁不察，妄加称引耳。
又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子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祝鮀与王孙贾同仕卫灵公朝，孔子称其善治宗庙。窃疑此条应在孔子居卫时，亦有感于见南子之事而发。宋朝即南子所淫。此条一则谓卫灵公虽内有南子之淫乱，而犹幸外朝多贤。所以特举祝鮀为说者，因祝鮀之佞，可以取悦于鬼神。灵公之得免，亦可谓鬼神佑之也。二则孔子在当时既已名震诸侯，意外招来南子之强见，复增多方之疑嫉，求行道固难，求避祸不失身亦复不易，故惟求不获罪于天以期免于今之世也。孔子平常又喜言佞，而此章特举祝鮀，又言美色而特举宋朝，故知必有感而发。今以此章参之，则其答子路王孙贾两人之意亦跃然自见。
五、孔子去卫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十五）
《史记　孔子世家》：
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
孔子以鲁定公十三年春去鲁适卫，居十月，去卫，过匡过蒲，仍返卫，应在定公之十四年。遂主颜雠由家。雠由虽不列为七十子之徒，然亦颇问学受业。孔子或由雠由之介而获见于卫灵公，其事应在鲁定公之十五年。《左传》：“定公十三年春，卫与齐伐晋。”卫灵公与齐景公同次于垂葭。其时孔子方适卫，两人尚未相见。定公十四年春，与齐侯卫侯会于脾上梁之间，谋救范中行氏。秋，卫侯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欲杀南子，谋泄奔宋。孔子乃在是后始见卫灵公而仕其朝。南子亟欲见孔子，子路、王孙贾皆不为然，亦因孔子见南子适在会洮之后，适在蒯聩出奔之后，而其时孔子于卫灵公亦尚属初见，故人疑孔子欲借南子进身。本以上情节推之，则孔子见卫灵公而仕卫，应在鲁定公十五年为适当，最早亦不出定公十四年之冬。其时距孔子自匡蒲返卫亦不出一年前后也。翌年，鲁哀公元年，夏四月，齐侯卫侯救邯郸，围五鹿。秋八月，齐侯卫侯会于乾侯，救范氏。盖是时晋定公失政，赵氏为范氏中行氏之间连年结衅，兵争不已。齐景公意欲与晋争霸，卫灵公自鲁定公七年即会齐叛晋，时灵公年未达五十，精力尚旺，连年仆仆在外，至是乃欲伐晋救范氏。国内则宠后弄权，太子出奔。而灵公乃以是时问兵陈之事于孔子。孔子乃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是欲灵公息其向外扬武之念，反就家庭邦国讲求礼乐。灵公徒慕孔子名，仅是礼遇有加，及是始正式以政事问。乃一语不合，礼貌骤减。孔子见几而作，其事应在鲁哀公元年之后。则孔子仕卫，最多不到两年。其前后在卫，亦不出四年之久。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则疑乃指其仕卫时期言。
疑辨十四
《史记　孔子世家》记孔子在卫灵公时，曾四次去卫，两次适陈，两次未出境而反。又谓孔子于适卫后又曾反鲁。一若孔子在此四年期间，行踪飘忽，往返不定，而实皆无证可信。兹俱不取。盖当误于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之说，今不一一详辨。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十四）
孔子事后尚评卫灵公无道。孟子亦曰：“于卫灵公，际可之仕。”则孔子在卫，盖始终不抱得君行道之想。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十五）
史鱼、蘧伯玉两人，屡见于晚周诸子之称引，盖卫之贤人也。此两人皆当长孔子三十以上。然孔子至卫，两人当尚在，故孔子特称引及之。惟此两人当不为灵公所信用，故前引一章，孔子只举仲叔圉祝鮀王孙贾而不及此两人。《史记　孔子世家》谓孔子曾主蘧伯玉家，不知信否。《吕氏春秋　召类》篇谓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觌，曰：“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简子按兵不动。此则断不足信。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十三）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六）
孔子曾至齐卫两国。其至齐，即得景公召见，又以政事相问。不似在卫，越两年，而始见其君。又历一年，而问以兵陈之事。齐景公之待孔子，似尚优于卫灵公。但孔子在齐一年即返鲁，在卫淹迟达四载。孔子以前，晋韩宣子至鲁，曰：“周礼尽在鲁矣。”吴季札至卫，曰：“卫多君子。”齐俗急功近利，喜夸诈，多霸政余习，与鲁卫风俗不同，人物亦殊，故孔子之在齐卫，其心情当亦不同，此或亦孔子在卫久滞一理由。
六、孔子过宋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去卫过曹，去曹适宋。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七）
《孟子》：
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去曹过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史记　宋世家》：
景公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
会合《语》《孟》《史记》三书观之，孔子特过宋境，未入宋之国都。《庄子　天运》篇亦谓孔子伐树于宋。殆司马魋恶孔子，闻其习礼大树下，遂使人拔其树。示意不欲孔子久淹于宋，其弟子亦欲孔子速离宋境，孔子乃有桓魋其如予何之叹。谓司马魋将要杀孔子，乃甚言之辞。若必欲杀之，则其事甚易。孔子有弟子相随，虽微服亦未可免桓魋之耳目。谓微服者，指对习礼大树下而言。孔子亦自有戒心，不复衣冠习礼道涂间，遂谓之微服也。后人又疑司马魋派杀之人已至树下，而孔子犹不速去，则派杀者岂得只拔其树，不杀其人。亦有误过宋过匡为一事者，更不足信。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及《宋世家》同谓孔子过宋在宋景公二十五年，是年为鲁哀公三年。卫灵公卒于鲁哀公二年，《论语》谓灵公问陈，孔子明日遂行，此亦甚言之辞。盖孔子至是始决心退职，非谓明日即行离卫国也。即《史记》谓明日见飞雁，色不在孔子，孔子行，亦同为甚言之辞。灵公问陈，其事应在鲁哀公元年之秋冬间。翌年，鲁哀公二年夏，灵公卒。孔子辞去卫禄，当在灵公卒前。而其事在鲁哀公元年冬抑二年春，则难详说。至于孔子之离去卫国，其在灵公卒前或卒后，亦复无可详定。今若定孔子以鲁哀公二年去卫，三年过宋境适陈，应无大不合。此属两千五百年以前之事，古书记载，容多阔略，并有疏失。因见其小漏洞，竞致疑辨，认为必无其事，此既失之。然必刻划而求，锱铢而较，认为其必如是而不如彼，此亦过当。论其大体，略其小节，庶乎可耳。
七、孔子至陈
《孟子》：
孔子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
司城，宋官名，殆陈亦同有此官。其谥贞子，则贤人也。孔子去卫过宋，一路皆在厄中，陈有贤主人，故遂仕于其朝矣。
《左传》哀公三年：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日：“其桓僖乎？”
此或出后人附会。然可证鲁哀三年夏，孔子正在陈。
疑辨十五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凡两至陈。《史记　陈世家》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孔子世家》在七年。又湣公十三年孔子在陈，此为鲁哀公之六年。今考孔子以鲁哀三年过宋至陈，至是仍可在陈，其两至陈之说则不可信。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十五）
《孟子》：
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
《史记　陈世家》：
湣公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
孔子在陈绝粮，当即在吴师伐陈之年。孔子以鲁哀公三年至陈，至是已鲁哀公六年，前后当逾三年。《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则其正式在陈仕朝受禄，殆亦前后不足三年。于其所素抱行道之意，则无可言者。而陈又屡年遭兵，此次吴师来伐，孔子或先已辞位避去。《论语》云“在陈绝粮”，因其尚在陈境。《孟子》云“厄于陈蔡之间”，则因其去陈适楚，在路途中。《左传》哀公二年冬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四年夏，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蔡之始封在上蔡，后徙新蔡，皆在今河南境，在陈之南，与陈相近。及其畏楚就吴而迁州来，在今安徽寿县北，与陈相距数百里。其时晋失诸侯，楚昭王有志中原，故使叶公诸梁招致蔡之故地人民于负函，此亦与上蔡新蔡为近，楚使叶公兼治之。孔了之去陈适蔡，乃就见叶公，与蔡国无涉。其途间绝粮，则是已去陈国，而未达楚境，故曰无上下之交也。
疑辨十六
《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今按：蔡尚在陈之南，孔子先是未尝至蔡，此谓孔子迁于蔡三岁，或是蔡迁于州来三岁之误。蔡昭侯迁州来在鲁哀二年，吴伐陈在鲁哀六年，中间适越三岁。其时蔡事吴，陈事楚，相与为敌。蔡迁州来，与陈已远，乌得有陈蔡大夫合谋围孔子之事？前人辨此者已多，
惟谓绝粮在吴伐陈、楚救陈之岁则是。
疑辨十七
《孔子世家》又曰：“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昭王乃止。”孔子绝粮非受兵围，已辨如前。楚昭王近在陈之城父，果迎孔子，信宿可以相见，孔子又何为使子贡至楚？鲁哀之六年，楚昭王在城父，救陈战吴，卒于军中，其事详载于《左传》，其时决不似有议封孔子之事。且议封，仅当计社数，不当云社地几百里。若计地，亦断无骤封以七百里之巨。惟谓孔子当时有意至楚则是。
八、孔子至蔡
《史记　孔子世家》：
齐景公卒。明年，孔子自蔡如叶。
齐景公卒岁为鲁哀公之五年。明年，即鲁哀公六年，孔子自陈至蔡。此乃旧时蔡国故地，乃负函之蔡，今属楚，楚臣叶公诸梁居之。此年孔子至负函见叶公。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十三）
孔子至齐，齐景公问以政。其来蔡，叶公问以政。在卫，不见有卫灵公问政之记载，惟问以兵陈之事，而孔子遂行。在陈亦有三年之久，并仕为臣，亦不见陈侯有所问。初与叶公相见，叶公即虚衷问政，此见叶公诚楚之贤臣。据《左传》：楚迁许于叶。又迁城父，迁析，而叶遂为楚方城外重地。鲁哀公二年，蔡避楚迁州来。六年，楚遂招致蔡之遗民未迁者为置新邑于负函，叶公诸梁主其事而兼治之。孔子见叶公，告以为政必近悦而远来。盖其时楚方务远略，而叶公负其北门面向诸夏之重任。如许如蔡，皆诸夏遗民，今皆归叶公所治，故孔子告以当先务求此辈近民之悦也。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十三）
当孔子之世，齐晋霸业已衰，楚与中原诸夏往复频繁，已与昔之以蛮夷自处者远别。然当时南北文化歧见，尚有芥蒂。叶公之意，殆自负以为南方风气人物并不下于北方，故特有此问。亦见叶公心胸实自在卫灵公陈湣公等诸人之上。而孔子之答，则大道与俗见之相判自显。此乃一时率尔触发，然遂永为千古大训。可见凡孔子行迹所至，偶所亲即，其光风之所薰灼，精神之所影响，实有其永不昧灭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凡孔子行迹所至，实已是孔子之行道所至矣。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七）
此章不审与叶公问政章之先后。推测言之，孔子至蔡，叶公必敬礼相迎，其问政当在前。叶公之于孔子，既知慕重，但不能真识孔子之为人，故又私问于子路。然大圣人学养所至，有非他人之言辞所能形容者。且孔子远来楚邦，双方情意未洽，子路骤不得叶公问意所在，故遂避之不答。及其告孔子，孔子则谓当仅告以一己平日之为人。而孔子之自道其为人，则切实平近之至，实只告之以一己之性情而止。鲁哀公六年，孔子已年六十有三，而仅曰老之将至，又曰不知老之将至，则孔子当时殆可谓实无丝毫老意入其心中。而此数年来，去卫过宋，去陈来蔡，所如不合，饥困频仍。若以言忧，忧亦可知。乃孔子胸中常若有一腔乐气盘旋，不觉有所谓忧者。其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实已道出了其毕生志学好学，逞逞汲汲，志道乐道，矻矻孳孳，一番诚挚追求永无懈怠之心情。其生命，其年岁，其人，即全在其志学好学志道乐道之无尽向往无尽追求中。其所愤，所乐，亦全在此。此以外则全可忘。人不可一日不食，在孔子心中，亦何尝一日忘忧。然所忧即在此学此道，即在此愤此乐之中。故孔子毕生，乃若常为一忘食忘忧之人，其实则只是一志学志道好学乐道之人而已。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平日此一番学养，此一番志好，此一番心胸，此一番追求，即孔子生命精神之所在，但此实亦无人能知，孔子亦偶自作此吐露。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之八字，即在孩提之童，初学之年，皆可有之。惟孔子则毕生如是而已。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十八）
接舆之名，屡见于先秦诸子之称述。范雎邹阳皆以与箕子并称，皆谓其人佯狂避世。今疑接舆或是故蔡遗民，沦落故地，遂为楚人。《韩诗外传》：“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不应，与妻偕隐，莫知所之。”则叶公致蔡于负函，接舆或在其内。楚王欲用接舆，其曰愿请治河南，固属传说，然亦透露了楚王之意在怀柔当时故蔡之遗民。而接舆之歌而过孔子，正不喜孔子以中原诸夏有名大人前来楚邦。若果从仕于楚，将更是一危殆之道。其歌意当在此。今不知孔子当时所抱见解如何，其所欲与接舆言而不获者系何等言。要之接舆当抱有亡国之痛，其于楚人之统治，必有非吾族类之感，不得仅以与后世如庄老之徒之隐遁不仕同视。
长沮桀溺藕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十八）
此事当与前事同在孔子自陈适蔡之道途中。长沮桀溺，疑亦蔡之遗民。苟不从仕，则惟有务耕为活。然乃远知鲁国孔丘与其徒仲由，固属当时孔子与其门弟子之声名洋溢，无远弗届。然此两人亦非寻常耕农可知。而其意态消沉，乃若于世事前途了不关怀，实亦有感于其当身之经历。宗邦播迁，乡井非昔，统治者亦复非我族类。其不能复有鼓舞欲动之心情，宜亦无怪。孔子意，处此无道之世，正更感必有以易之，则惟求与斯人为徒以共昌此人道，固非绝群逃世之所能为力。然孔子此等意见，亦无法与如长沮桀溺之决意避世者深论，故亦只有怅然怃然而已也。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十八）
此丈人亦当在遇见接舆与长沮桀溺之一路上所值。孔子行迹遍天下，乃在此一路上独多遇异人。正因蔡乃诸夏旧邦，虽国势不振，犹有耆献。平日或为士，或为吏。一旦其国远徙，其不克随行者遂沦落为异国之编氓，赖耕农以自活。孔子抱明道行道之心，曾一度至齐，不得意而归。又以不得意而去鲁至卫，复以不得意而去。亦曾一度欲去之晋而未果，道困于宋。其在陈，虽仕如隐。今之来楚，宜无可以久留之理。其平日，尊管仲以仁，尝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十四）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十四）夷夏之防，春秋所重。然当孔子世而竟无可作为。其告叶公，亦止曰：“近者悦，远者来”，其去此下孟子告齐宣王，曰：“以齐王犹反手”，岂非无大相异。果使能近悦远来，岂不叶公即可以楚王。然孔子之命子路告丈人亦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是孔子在当时已明知道之不能行，而犹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盖道不能行，而仍当行道，此即君子之义也。君子知道明道，乃君子之天职，若使君子而不仕，则道无可行之望。
人之为群，不可无家庭父子，亦不可无邦国君臣。果使无父了，无君臣，则人群之道大乱。君子不愿于其自身乱大群之道，故曰君子之仕以行其义。不能使君子不义而仕，然君子亦必不认仕为不义。今丈人只认勤四体分五谷为人生正道，尚知当有父子，而不知同时仍当有君臣。此丈人或亦抱亡国之痛，有难言之隐，故孔子谓之曰隐者。孔子尝欲居九夷，又曰乘桴浮于海，是孔子非不同情隐者。然世事终须有人担当，不得人人皆隐。
接舆、长沮、桀溺三人，皆直斥孔子，骤难与之深言。惟此丈人并不对子路有所明言深斥。孔子欲为丈人进一义解，故又使子路再往。亦非欲指言丈人之非，特欲广丈人之意，使知处人世有道，有不尽于如丈人之所存想者。而不期丈人已先去灭迹。在此，丈人自尽己意即止，不愿与孔门师徒再多往复。其意态之坚决，亦复如接舆之趋避。然而就此四人之行迹言，则此丈人若尤见为高卓矣。
九、孔子自蔡反陈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五）
此章必是孔子自楚归陈后语。孔子之至陈，本为在卫无可居而来。在陈又无可居，乃转而至楚。在孔子当时，本无在楚行道之意向。特以去陈避难，楚为相近，故往游一观，而困饿于陈蔡之间。又在途中屡遭接舆、长沮、桀溺以及荷蓧丈人之讽劝讥阻，孔子之无意久滞楚境亦可想见。乃再至陈，亦是归途所经，非有意再于陈久滞。归欤之叹，乃孔子一路存想，非偶尔发之亦可知。
《孟子》：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盖归乎来！吾党之小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简者，谓其有进取之大志而略于事。因其志意高远，故于日常当身之事为行动，不免心有所略。质美而学不至，则恐其过中失正，终不能达其志意之所望。故孔子欲归而裁之。如有美锦，当求能裁制以为衣。若不知裁，则无以适用。孔子有志用世，既叹道不能行，乃欲一意还就教育事业上造就人才，以备继我而起，见用于后世。此亦其明道行道之一端。孔子在未出仕前，早多门人从学，其去鲁周游，门人多留于鲁，未能随行，故孔子思之。孟子所言之狂狷，与《论语》本章言狂简，意有微别，当分而观之，但合以求之，则其义可通。
十、孔子自陈反卫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是年，乃孔子自陈适楚之年，亦即楚昭王之卒岁，亦即孔子自楚反陈之年。孔子适楚，留滞不久，仅数月之间。由楚反，乃直接适卫，在陈特路过，更非有留滞之意。故自陈适楚至自楚反卫，始终只在一年中。
《孟子》：
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孔子反卫，当出公辄四年。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其后辄逃亡在外，故称出公。故出公非其谥，或即谥孝公也。孔子之反卫，出公尚年少，计不过十四五岁，未能与孔子周旋，故《论语》不见出公问答语。则孟子所谓公养之仕，特是卫政府致饔饩养孔子，孔子与其群弟子饿于陈蔡之间，又适楚反陈而来卫，行李之困甚久，故亦受卫之禄养而不辞，殆非立其朝与闻其政始谓之仕也。
疑辨十八
或疑孟子于卫孝公公养之仕，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今按孔子仕陈，未见有所作为，亦可谓仅属公养之仕矣。然谓卫孝公乃陈涽公之误，则殊无证据。必谓字误，焉知孝字非出字之误乎？兼若谓孔子在出公时未仕卫，则子贡子路两问皆似无端不近情理。则陈涽字误之疑，大可不必。
冉有曰：“夫子之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七）
卫灵公时，太子蒯瞆欲谋杀南子，被逐出奔。灵公与晋赵鞅有夙仇，叛晋昵齐。及鲁哀公二年四月，
灵公卒，赵鞅即纳蒯瞆入戚，其意实欲借此乱卫逞宿忿。卫人拒蒯瞆而立辄，辄即蒯瞆之子。卫人之意，非拒蒯瞆，乃以拒晋。灵公生前自言予无子，是已不认蒯瞆为子。无适子，立适孙，于礼于法亦无悖，蒯瞆亦知其父与晋赵鞅有夙仇，且其父卒，南子尚在。今赖晋力以入，既背其父生前仇晋之素志，亦增南子不悦蒯瞆而逐之之积恨。若果背其死父而杀其名义之母，将益坚国人之公愤。且卫人所立即其子，蒯瞆又无内援，故其心亦非必欲强入。遂成子为君，父居外，内外对峙，至达十七年之久。孔子重反卫，已在卫出公四年，父子内外对峙之形势早已形成。孔子与卫廷诸臣多旧识，今既受卫之公养，其对卫国当前此一种父子内外对峙之局面究抱何等态度，此为其随行弟子所急欲明晓者。子贡长于言语，其见孔子，不直问卫辄之拒父，乃婉转而问夷齐之让国。伯夷决不肯违父遗命而立为君，叔齐亦不肯跨越其兄而自为君，于是相与弃国而逃。在夷齐当时，特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去之则心安，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今卫出公乃以子拒父，其心当自有不安。苟其心有不安，可不问其他，径求如夷齐之自求心安乃为贤。昔孔子在鲁，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在卫，乃称伯夷叔齐之逊国为贤。可知孔子意，对外面现实政治上之种种纠纷皆可置为后图，不急考虑，首先当自求己心所安。如夷齐，则心安。如卫辄，则其心终自不可安。己则居内为君，父则拒外为寇，若如此而其心无不安，则尚何世道可言。子贡亦非不知当时卫国现实政治上种种复杂形势，乃皆撇去不问，独选一历史故事以伯夷叔齐为问，而孔子对于当前现实政治上之态度，亦即不问可知。则子贡之贤，亦诚值赞赏矣。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十三）
子路此问，疑应在子贡之问之后。孔子既再仕于卫，子路乃问卫君苟待子为政，子将何先。子贡只问孔子是否赞成出公之为君，而又婉转问之。今子路则直率以现实政事问。谓子若为政，将何先，而孔子亦直率以现实政事对，曰：当先正名。正名即是正父子之名，不当以子拒父。然出公居君位已有年，卫之群臣皆欲如此，形势已定。蒯瞆先不知善谏其父，而遽欲杀南子，已负不孝之名。其反而据戚，又借其父宿仇赵鞅之力，故更为卫之群臣所不满。今孔子乃欲正辄与蒯瞆间父子之名，此诚是当时一大难题，故子路又有奚其正之问。此下孔子所答，只就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言。孔子意，惟当把握人心大义原理原则所在来领导现实，不当迁就现实，违反人心大义原理原则而弃之于不顾。孔子在鲁主张堕三都，即是如此。
但就现实言，孔子在当时究当如何来实施其正名之主张，遂引起后儒纷纷讨论。或谓出公当逊位迎父，告于先君，妥置南子，使天理人情两俱不失其正。若蒯瞆亦能悔悟，不欺其已死之父以争国，不自立为君，而命其子仍居君位，此是一最佳结束。若使蒯瞆返而自立，在出公亦已如夷齐之求仁得仁，又何怨。此是一说。或又谓蒯瞆父在而欲弑其母，一不孝。父卒不奔丧，二不孝。又率仇敌以侵宗邦，三不孝。卫辄即欲迎其父，卫之臣民必不愿。故子路亦以孔子言为迂。
然越后至于卫出公之十二年，蒯瞆终入卫，而辄出亡于鲁。其年孔子尚在，两年后姑卒。孔子固先已明言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言不顺者，不顺于人心，即无当于大义，则其事终不克圆满遂成。卫辄固不知尊用孔子，待以为政，而子路亦未深明孔子当时之言，此后乃仕为孔悝之家邑宰。孔悝即是拥辄拒蒯瞆者。蒯瞆之人，子路死之。后之儒者不明孔子之意，即如公羊谷梁两传亦皆以卫拒蒯瞆为是。然卫人可以拒蒯瞆，卫出公则不当拒蒯瞆。惟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之而逃，视天下犹弃敝屣之说，乃为深得孔子之旨。或又谓卫人立辄，可缓蒯瞆必欲入卫之想，而使其不受赵鞅之愚。又谓拒蒯瞆者非辄，乃卫之群臣。蒯瞆入，居于戚十余年，乃由辄以国养。种种推测，皆可谓乃阐说了子路之意，为出公开脱，而并不在发挥孔子之主张。
或又谓蒯瞆与辄皆无父之人，不可有国。孔子为政，当告诸天子，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公子郢，其人贤且智，卫人本欲立之，而坚拒不受。今谓出公尊用孔子，使之当政，而孔子乃主废辄立郢，则又何以正孔子与辄君臣之名，且显非《论语》本章所言正名之本意。
盖孔子只从原理原则言，再由原理原则来指导现实，解决现实上之诸问题。后人说《论语》此章，则已先在心中横梗着现实诸问题而多生计较考虑，原理原则不免已搁置一旁，又添出了许多旁义曲解，故于孔子本意终有不合。
或又谓卫辄拒父，孔子不应仕而受其禄。则不知孔子在当时仅是一士阶层中人，若非出仕，何以自活。为士者亦自有其一套辞受出处进退之大义，此层待孟子作详尽之阐发。惟孔子反卫，在卫出公四年，即鲁哀公六年。其去卫反鲁，在卫出公九年，即鲁哀公十一年，前后当四五年之久。而孟子曰：“未尝终三年淹”。若专指其仕于朝而言，则孔子在卫受卫出公之禄养亦岂不足三年乎？抑孔子于卫出公，仅为公养之仕，又与正式立于其朝者有别乎？今亦无可详说。然古今考孔子历年行迹，为孟子此言所误者多矣，故特著于此，以志所疑。
十一、孔子自卫反鲁
《左传》哀公七年：
公会吴于郐，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
又哀公十一年：
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吴子呼叔孙，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云云。
在鲁哀公七年至十一年之四年间，子贡似已仕鲁，常往还于鲁卫间。
又哀公十一年春：
齐伐鲁，季孙谓其宰冉求曰云云。
是鲁哀公十一年，冉求亦已反鲁为季氏宰。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十四）
此章不知何时事，疑孔子在卫，子路殆亦往还鲁卫间。孔子之告荷蓧丈人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之仕，行其义也。天下事不可为，而在君子之义则不可不为。已知道不行，而君子仍当以行道为天职。此晨门可谓识透孔子心事。
疑辨十九
《史记　孔子世家》：“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今按：季桓子卒在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叹归欤尚在后。其自陈反卫，冉有子贡有夫子为卫君乎之疑，是其时冉求亦随侍在卫。惟当时诸弟子既知孔子不为卫君，自无久滞于卫之理。乃先往还鲁卫间，子贡仕鲁应最在前，冉有或稍在后。季康子既非于桓子卒后即召孔子，亦非于孔子弟子中独召冉子而大用之。《史记》言不可信。
《左传》哀公十一年：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是孔子归鲁在鲁哀公之十一年。孔子称孔圉能治宾客，《左传》载孔圉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以己女。疾通于初妻之娣，圉怒，遂将攻太叔。太叔出奔，孔圉又使太叔之弟妻其女。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五）
是子贡亦鄙孔圉为人而问之，惟孔子不没其善，言若此亦足以为文矣。胡簋之事四句，同于孔子之答卫灵公。或孔子未必同以此语答孔圉，而记者误以答灵公语移此。孔子本无意久滞于卫，既不为孔圉留，亦不为孔圉去。鲁人来召，孔子即行。亦不得据鸟择木之喻，谓孔子在卫乃依孔圉。又孔子已命驾，乃又以孔圉止之而将止，似皆不可信。《左传》此条补插于鲁人召之乃归之前。其先已记文子欲攻大叔，仲尼止之，可知此条系随后羼入。后人转以《左传》此条疑《论语》卫灵公问陈章，大可不必。
《史记　孔子世家》：
季康子使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疑辨二十
《孔子世家》又曰：“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此条与前康子欲召孔子而先召冉有条语相冲突，冉有语孔子云云尤浅陋。《左传》言师及齐师战于郊，此文误作郎。盖鲁季氏本重孔子而用孔子之弟子，子贡冉有皆是。及用孔子弟子有功，乃决心召孔子。此乃当时大体情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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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孔子-钱穆：第六章 孔子去鲁周游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