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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小龙：末世悲风说晚明——读刘志琴《晚明史论》

学界对晚清的兴趣已经持续了很久，人们从方方面面探寻着一个面对着社会转型期而手足无措的没落王朝的下行轨迹、它的改革的努力、转机的可能，和它的功亏一篑的无奈和悲哀。刘志琴的书则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晚明：那是又一个“末世悲风，遍被华林”的时代。
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种种议论——土地兼并和“一条鞭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市民暴动和农民大起义——不同，刘志琴的书直接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论断：在全局性的动乱和崩溃到来之前，明朝统治者早已经匪夷所思地先行丧失了统治能力和意志，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怪事。
如果以下层民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上层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作为革命的两个必要条件的话，那么从事实上看，直到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前，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并不是太激烈，除了小打小闹，还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也就是说，没有出现下层民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局面。可是上层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却出现了，统治结构自行涣散、瓦解、分崩离析的荒唐局面却出现了：“晚明数代皇帝不理朝政。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穆宗即位三年也不向大臣发一句话；神宗从万历十七年后三十年只因梃击案召见群臣一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把一切政事置之脑后，深居内宫，寻欢作乐。”而大臣们上朝时居然在大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皇帝不上朝，大臣和他见不着面，上了奏疏也不看，临到大臣辞职都没法辞，于是按惯例送上一封辞呈，也不管准不准，弃官回家。有的大臣离职之后皇帝也不知道，知道了既不挽留也不责怪，官缺了也不调补。”万历四十年，中央六部尚书只剩下一个在位，都察院一百多位编额官员只剩下九人在职。各部无人上班，衙门上锁，院子里长满草，所有公事——解银、发饷、防盗、断狱——全都无人办理。南京御史孙居相上疏说，“今内自宰执，外至郡守县令，无一人得尽其职。政事日废，治道日乖，天变人怨，究且瓦解土崩。”上上下下，能够对政事、国事来个大撒把，各行其是，各玩自己的潇洒，连个“维持会”的样子都懒得装，这真是个咄咄怪事了。以至于“晚明社会的百年之中，累计有半个多世纪的皇帝不理国政。泱泱大国的首脑形同虚设，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相应而生，万历王朝更为突出。”难怪清人感慨，说明朝实际上并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呢？原因其实恐怕很简单，就在于明朝那高度发展了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明朝初年，朱元璋杀功臣、废宰相、设内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将朝政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明朝皇权的膨胀，超过已往历朝历代。而当权力高度集中之后，权力所集中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恐怕也会因压力太大而崩溃，因为任何人都没有那种管理、处理全国一切事务的兴趣、能力和承受力——除了那位开国之君，靠着他的极强的使命感和权力欲，才能够在面对所有方面的事务压力时撑得住。但是，无一例外，这种乾纲独断的开国之君的伟大“龙种”生下的从来只会是跳蚤。因为高度集权的制度给了他们权力和特权，“带来更为骄奢贪婪、腐朽淫逸的生活方式，又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聩的帝王。”而皇权的高度集中，各级官僚没有、也不敢有任何对待政事和国事的积极性、主动性，自然会出现社会另一极的极度涣散。当专制制度彻底扼杀了一个民族的生机、使民族素质败坏之后，颓靡之风自然就会迷漫开来，从最高统治者到执政精英（官僚阶层）的素质就会很快退化——这又是一个普遍规律。制度不需要、也不许层层官僚们对于政事、国事有什么主动性，而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却给了他们以权力寻租的极大空间。于是他们只剩下一件事可做：贪污腐败、谋求私利。久而久之，吏治坏了，乱象成了，大厦将倾，回天无力，于是大家就开始等待中国历史的周期律所预言的诸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类的改朝换代。看来，晚明的几代皇帝是首先撒手坐等这一天到来的人。
说到底，晚明统治危机主要就是执政危机，执政危机主要是统治者失去照旧统治下去的信念和信心——失去信心的原因又是积重难返、积弊太深，各种执政设想和改革设想（此间肯定也不乏某些臣子如张居正等人，确实有过力挽狂澜的改革设想）都无法运作——无法运作的原因又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集团宁可国事糜烂也不愿意失去一点点私利，这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普遍化又导致官僚队伍的彻底腐败——而官吏们的迅速腐败又由于他们已丧失治国的兴趣和信念，于是就上行下效、以中饱贪贿为务……整个一个恶性循环的连环套。任何王朝，出现这种局面之时，人们都可以作出判断：它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油尽灯草干的末世了。
随着统治者统治意志的崩溃，随着他们的逃避职守，不朝不见，他们的统治权威也崩溃了。“非君”成了晚明朝野的常事，朝臣们不断上疏、上奏，或出于忧心，或出于失望，或真诚地痛心疾首，或趋时地逞气作态，都对九五之尊的皇帝声色俱厉、严辞呵斥：
“皇上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讲、不惜才、不贱货，为失人君之职。”“皇上今日以泥沙视贤才，以草芥待台省，辱国伤重，莫此为甚。”
有的更是直接骂皇帝贪财、“乱政”，比之于历代昏君：“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陛下中岁以来，所以掩聪明之质，而甘蹈贪愚暴乱之行者，止为家计耳。不知家之盈者，国必丧。如夏桀陨于瑶台，商纣焚于宝玉，幽、厉启戎于荣夷，桓、灵绝统于私鬻，德宗召难于琼林，道君兆祸于花石。覆辄相仍，昭然可鉴。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一旦变生，如何托身于天下哉！”
甚至当皇帝架不住这些指责，想以身体健康为由为自己辩护时，朝臣也不放过，礼部主事卢洪春揭露皇帝“引疾自讳”说：“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诏旨为重，毋务为矫饰以起疑。”而御史冯从吾更是连挖苦带警告：“近颂敕谕，谓圣体违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
这些大臣对皇帝的痛骂，所指责的事，件件都是专制主义必然带来的恶果，而这样骂皇帝，一方面既说明皇帝肆无忌惮地滥用君权以谋私利，搜刮得近乎变态，已经既犯众怒，又为人所不齿；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权威已经下降到何等程度。而在朝廷、政府中，官员各种出于责任感和危机感的痛切陈言，到了民间就必流于“歪骂”、嘲骂（正如鲁迅所说，专制使人变成冷嘲），于是，在民间各种骂皇帝、骂天神、骂历史、歪说和戏说正史的民谣、唱词和戏曲到处流传。而当纲常所支撑的君主权威瓦解时，同时也必导致其理论基础、意识形态的瓦解。
非君、非圣、非礼是相通的。在所有权威和神圣被消解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追求与这个专制体制所代表的“类集体”不同的个人利益和欲望、个人意志和个性，就是必然的了。当时举国上下的奢靡之风就是那种对利益和欲望追求的反映。史载晚明时“豪门贵室，导奢导淫”，“穷极奢靡”，连改革家张居正也是“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上行下效，一般百姓也“靡然向奢”，竞相追求远远超过实际需要和实际消费能力的奢靡，“不论贫富，俱竞市什物，以庆嘉节”，“家才儋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全都“贫而若富”，点缀着一种虚假繁荣，城市市民就在这种灯红酒绿之中沉湎于物欲。这当然是对原来“不得僭越”的封建礼制的突破，是对专制意识形态的一种背弃。而在这种世风的背景下，从公安派到李贽的那些惊世骇俗的议论的出现也就不奇怪了。袁宏道所公然提倡要“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之类人生的“五快活”，以一种肆无忌惮、放浪形骸的风流才子的架势挑战封建伦理道德，李贽以“人之真心”的“童心”来非圣，傅山、何心隐这些“非名教所能羁络”的士人也都把矛头直指程朱理学，提出反奴俗、反自锢、尊情欲这类“败坏人心”的“反常之论”。“非圣、非经德思想与个性张扬德意识相结合，会聚成前所未有的声势，越出封建藩篱，冲出圣经贤传德神圣光环，撼动君权至上的理论依据，人们惊呼这是‘转移世界之大枢机’，毫无疑问，这是非君思潮进一步发展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明文化启蒙实际上是政治伦理的启蒙，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对伦理信仰的最高原则——忠君信条——的怀疑、动摇与抨击，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蔚为社会思潮。”这些确实应该算得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在晚明的开启”。
而同时，对那些暴虐的主体——专制皇权，何以从神圣到暴虐、又该如何对其进行制约的思考也在深入。唐甄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皇权腐蚀了君王：“人君之尊，如在天下，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于斯之时，虽有善鸣者，不得闻于九天；虽有善烛者，不得照于九渊。臣日益疏，智日益蔽；……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这个分析之中，已经隐约包含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思想。而黄宗羲甚至提出了抑制君权的具体的方案：一、用加强官僚机构职能的方法来分散君权：“天下之人，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二、“复方镇”，扩大地方权力，分散中央集权；三、“公其是非于学校”以公共舆论代替皇帝的乾纲独断——后来的启蒙思想家，甚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学校为议院”的设想。黄宗羲的这些观点，几乎已经有点西方政治理论中的权力制衡、议会制度和新闻自由的意味了，而这些，却地地道道是来自中国本土资源的思想。因此，刘志琴的书中高度肯定了晚明的这种“政治伦理的启蒙”：“当世界走向近代化的16、17世纪，西方的科技、宗教和新的研究方法经传教士输入中国，却从未发现有政治思想的引进。这就是说，在没有受到西方任何政治思潮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本土文化萌生出这样接近‘平民政治’、‘开明专制’的激进言论。从‘非君’到‘抑尊’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飞跃，也是早期启蒙意识的重要特色。” 可惜，这些都只是在思想领域里发生的事，缺少在经济上和制度上运作的基础。用老话来说，就是此时国中无先进生产力、阶级，及其政治、思想代表。于是，以传统理论为思想资源的政治伦理启蒙也就最终止步于此。
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大胆的论断：中国的文化近代化过程已然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有可能提前到来。作者认为，“沿袭二千年封建统治的坚冰，毕竟已经溃裂，士大夫的素质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如果没有新兴的异族清兵入关，重整封建统治秩序，华夏族已无能力按照传统模式重整山河，明代缘此不是没有可能走出不同于既往，也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步入新时代。尽管这是艰难的历程，但有一点可以确信，中国的近代化可能提前到来，晚明社会给了这一信息。”这是个令人感兴趣的信息。也许，其中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遗憾的是，这个“自然进程”后来被一系列“人为”的变故打断了：首先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毛泽东称为“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的流民起义的洪涛冲到了北京，冲垮了明王朝；其后，是满族的大举入侵，八旗铁骑横扫中国，以野蛮残酷的方式占领了大江南北，奴役了人口百倍于它的汉人，而在此后他们又接受了汉族的文物典章制度，接受了这个比满族的奴隶制社会高出许多的汉族文明，重建了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已经濒于自行解体的汉人的封建王朝，由于输入了外族的新鲜血液而获得了“中兴”。
关于清朝政权的“重整封建秩序”，也是本书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它提示给人们的是这样一种可能的历史场景：晚明统治者已丧失统治意志，以至于其统治近于崩溃，完全无力控制国内局势。在此空隙中，文化启蒙和思想突破产生了。因此本来很有可能从这个旧制度已濒于崩解的薄弱环节上突破，开始前期近代化的过程。而满清的入关却打断了这一过程，并以其野蛮骠悍的方式重整封建制，给它注入新血液。由于满人原来处在奴隶制社会，对于他们来说封建制是一大进步，所以这个跃迁给他们带来了振奋、活力和新气象。一个完全不同于晚明末世衰世气象的生气勃勃的封建王朝诞生了，封建制以这样的方式重振、中兴，而本来可能正在开启的中国近代进程也就此中断——它被“康乾盛世”的辉煌所取代、推迟，这个近代化进程的再“开启”，是等到西方炮舰的东来之后的事了。幸耶？不幸耶？（世纪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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