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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袁伟时：自由与传统————《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编后絮语

这是一部计划外的书。1998年末，辛朝毅兄动员我给他们弄一本纪念“五四”八十周年的书。平生不爱凑热闹，要弄就弄本有点长远价值的东西。考虑的结果，是编一本资料选，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直接与读者见面，同时记下我对历史和现实的一些思考，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本书。其中我自己写下的评论约九万字，比重不小，文责自负，故称之为编著。
把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资料重读一遍，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又在台北、北京参加了两个“五四”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和中国文化书院、《学人》、《读书》联合召开的座谈会，耳闻目睹，心潮一直难于平静。
最强烈的感受是：新文化运动内容的深广和已经达到的高度，远远超出时贤的想象。
“全盘反传统”!“科学主义”!“全盘西化”!民主与科学“并无有机的必然关连”!面对风靡海内外的指摘“五四”的霸权语言，作为19、20世纪中国的研究者，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请读一读当时的文献!
滥竽大学教席几十年，对教师、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通识水平和思想观念有粗略的了解，有一个萦回脑际的念头老想冲口而出：应该补读新文化运动的文献!
不喜结交权贵，但看报、听广播……总不能不聆听他们的训示。与50年代的土八路不同，他们都揣着毕业证书，最不济的也弄个党校大专班的文凭。洗耳恭听之余不时让我想起总设计师的一句名言：最大的失败是教育。先哲说过：“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陈独秀、胡适、高一涵、鲁迅、李大钊……都是名教授、名学者。中国人尊老。让手握大小权力的后学、晚生略窥先辈思想、学术堂奥，肯定有益无损。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这些先驱的意见，有一条却是后来几代后来者望尘莫及的：他们全都直言无忌，也没有染上以非学术手段解决思想文化和学术问题的恶习。这不是他们那一代人品格特别高尚，决定性的因素是当时的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环境与后来迥异。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孤胆英雄。专制主义盛极一时的明代也有方孝孺、李贽等敢撄逆鳞的人物。可是，对大多数人说来，这是不切实际的要求。一个国家要有旺盛的生机，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是建立保障公民各个领域享有充分自由的制度。这正是新文化运动无可非议的基本诉求之一；当时人才辈出，也与各个领域有较大的自由度息息相关。这不是什么歪理邪说。历史事实无法修改；而且马克思梦寐以求的不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
令人惊异的是，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中国人对“自由”留下了那么多奇特的文字。开其端的是辜鸿铭和晚年的严复。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贯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足以区分中世纪与现代社会的自由问题化简为道德的自我修养。于是，宋明的心性之学成了自由的最高境界。稍后，居然众口一辞认定自由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相应的结论是：舍弃一切，跟着先知走，这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已是昨日的梦魇，唠叨令人生厌。不!时至一九九九，“五四”八十周年，仍有不少文人学士给中国人指点迷津，说任何扩大自由度的欲求都是误入歧途。这类说教，俯拾皆是。请听听一位“博士”是怎么说的：
“‘自由’的绝对性绝不是由于‘经验层面的生存’的绝对性，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通过人的求生本能、通过人的贪欲，哪怕通过计算理性，推导出‘自由’的理据。……人们通过对传统之‘读’，习得并体会到自身的本质，这种活动，同时也作为一种认识的结果，就是‘自由’。”
“在今日中国，欲伸自由，首当其冲者在古典人文主义的复兴(而不是一个市民社会的出现)。”
“使我们重新获得对自身的人格性的自觉，如此，或许可以说，自由离我们不远了。若反其道而行，抽象地拘执于‘自由’的一些教条，并不惜以毁灭自己的历史——生活世界为代价，舍传统之根而从人之本能、欲望中寻找自由之路，这只能是缘木求鱼，而自由则永不可得耳。”
愚鲁如笔者，听了这些高超的理论，涌上心头的是一连串疑虑：
读传统就能得到自由，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好主意。可是，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大清帝国覆灭，中国人已整整“读”了二千年，怎么就是得不到切实可靠的自由?说后儒歪曲了传统，怎样可以确认当代博士说的就是如假包换的真正王麻子呢?有一条却是千真万确无可辩驳的：四书五经是先秦的原典，是绝对的传统。
劝说人们回到内心世界去体会自身的本质，获得人格自觉，对苦于市尘喧嚣的现代人，真如醍醐灌顶。但真有点为博士担心：现代人知识面广，如果不肯囿于传统，不愿以四书五经为铜墙铁壁，非礼勿视、非礼勿思、非礼勿言，那可怎么办?按照现代文明的共识，维护民主、法治，维护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是现代公民“人格自觉”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果中国人“体会”到这也是“自身的本质”，那又怎么办?要不要再一次垒起万里长城，坚决拒敌于国门之外?或者更坚决一些，挥兵海外，彻底消灭这些异端邪说，以免毒害世人?
不要企盼“一个市民社会的出现”；更不要“拘执于‘自由’的一些教条，”“从人之本能、欲望中寻找自由之路”；从学术角度看，这些都是气吞斗牛，横扫世界的宣言。可是，多闻广识的博士能拿出切实可靠的论据(最好是经过核实的数据)，证明人类确曾有过不与市民社会沾连的现代自由社会吗?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经济自由、免于饥馑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居住自由、通信自由、信仰自由……如此等等，都是现代人挥之不去的“本能”和“欲望”，又是海内外许多学者坚执不弃的对现代自由的理解，骂之为“教条”亦无法改变这个状况。为了贯彻博士的“自由”观，不是要干净铲灭而后快吗?
“毁灭自己的历史”!吓死人的大罪名。历史总是在生生死死中前进，在发展的长河中，如果该生的不生，该死的不死，就会阻滞乃至毁灭一个国家。现代国家和社会制度优于中世纪的重要方面，是让传统的更新通过自由竞争、自由选择的机制去实现。改革开放二十年，走出困境主要靠两条：弯弯曲曲地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平反冤假错案，告别无法无天，一波三折地朝民主、法治的方向慢步前进。就思想渊源来说，这些都来自西方的自由思想。当还有四五千万中国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建设远未完成的时候，一个学者不愿为这些外来的救世法宝呐喊倒也罢了，反而热衷于玩弄抗拒外来事物的民族情绪，这就有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现代文化是多元的。人各有志，本不足怪。值得重视的是这已经演变为颇为强劲的思潮，提醒人们注意其实质已非多余之举。请再听听一位已经当了教授的博士的意见：
“启蒙启的是什么样的蒙昧?道德的蒙昧。中国人要了解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不可能把自己了解为西方人……所谓‘中国人’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传统即大道……这也就是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道’。道，就是传统……启蒙也就是让人能够领会自己，领会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领会自己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人。”
“启蒙主义者的基本错误，就是想叫中国人领会自己是一个西方人。”
两个博士异口同声，自由和启蒙的真谛在回归传统。从学理上说，虽不是新发明但仍可说是对常识的勇敢挑战。常识当然可以更新，问题是要有足够的理据。康德的一个论断至今仍得到广泛赞同：
“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
“为了这种启蒙，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所需要的自由是一切能够被称作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自由，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地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这些意见所以值得称许，是因为它准确地概括了任何国家告别中世纪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打破思想镣铐，让民众成为敢于自由思考、自由言说的现代公民，这就是通常说的“人的解放”。新文化运动所以永垂史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敢于蔑视专制主义的传统，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历史任务。中国传统的基本架构是以邦国、民族、家族等集体和尊长的名义吞噬卑下的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博士不是要中国人回归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之道吗?用董仲舒的话来说是：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领会”此“道”精义，传统、中国特色、东方文化，诸美皆备，惟独缺少一项：公民的个人自由、个性和权利!而后者正是现代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学术、文化……发展和更新的根本动力，也是文艺复兴以来各国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尽管其表现形式有种种差异。
愚意以为这些思潮的鼓吹者忽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第一，现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弊端。
思想终归要回到现实世界。我们生活在世纪交替的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国人面临着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两大难题。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最基本的一条是让奉行经济自由原则的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不管姓社姓资，这都是顺之者昌，逆之者衰的经济法则。政府有它自己的功能，不能“越界筑路”。如果越俎代庖，历史明鉴就在亚洲。据说，日本通产省的官僚虽然异常精明，项目决策亦有一半是失败的，近年其经济停滞不前也是官僚直接参与技术决策的恶果；至于我国官员直接指挥下的政绩经济，赢利者通常仅占三分之一；其余或是效益很差，勉强经营，或是投产之日即长期亏损之始。如果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年代，中国人要想不再一次品尝远远抛在后面的苦酒，惟一途径是汲取西方智慧，建立相应的经济机制，核心则是创新的自由和相应的制度保障。董子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确是高尚无比，无奈对现代经济说来，它不过是一纸死亡通知书。
再看政治领域。特权、人治、专制、腐败……是古已有之的痼疾。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或其他传统法宝都无济于事，根治之路仍然离不开民主、法治、分权制约、培育公民社会。
抗击庸俗，是文化领域人们喜爱的话题之一。这自然是知识分子应该履行的职责。不过，最大的忧患恐怕是中国人创新能力的弱化。其根源是培植恭顺臣民和乖孩子的制度及指导思想。“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梁启超、毛泽东三复斯言，无奈昊天不应。原因无他，文化专制主义作祟。再“读”传统吗?董仲舒早己道出其中真谛：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是坚持这条奴化教育之路；还是分享世界现代文明的共同准则：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让人们的创造力解放出来?这是中国人面临的影响国家前途的严峻抉择。何去何从，似已不值得多费唇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回避这个根本问题。
第二，百年中国的历史经验。
对一个曾是积贫积弱、屡受欺凌的老大国家说来，再没有什么比民族传统、尊严、利益一类话题更易煽情的了。可是，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恰恰在这些问题上最需要的是冷静的世界主义眼光。
博士说的根本不是新问题。在大清帝国，那叫反对“以夷变夏”。“五四”时期，则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最耸人听闻的是十位教授在三十年代发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谢天谢地，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没有消失！不但中国本土人满为患，星罗棋布的海外唐人街也熙熙攘攘。
简单地说，19世纪的历史证明，固守传统肯定救不了中国。20世纪迂回曲折则证明，学习现代文明的皮毛而弃其精髓，或取其偏锋背弃主流，亦于事无补。当举手投足一再受到专制主义传统桎梏拖累之际，教授却指斥中国人：你们背弃了传统!
是文人学士丧失了时代感，还是小民崇洋媚外，罪不容诛?
传统不等于美好。物质形态的传统应该坚决保护，观念形态的传统应该自然演化，该生者生，该死者死。
地域和族群不是判断是非和善恶的标准。主体是人，还是某种特定的文化才是主体?是文化应为人服务，还是人应为某种文化尽忠?
现代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各自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究竟应“读”那一种传统?各民族内部也人各有志，价值观、道德信念、宗教观、政治取向以及艺术爱好和文化追求等等各各不同。思想自由，为什么不固守传统就不是中国人?
百年中国，关于文化的言说车载斗量难以数计。公民本来有权自由选择，各适其适，各说各话。而作为国家政策，最正确的莫过于坚决保护思想和言论自由，让各家各派自由竞争，从而尽收其美，为我所用。这也就是“五四”的追求和它所开创的最值得珍视和继承的传统。
这部小书是为维护和继承这个美好传统而编的。资料尽可能从最初发表的报刊中选取。初版文字有误的，据作者后来所编文集改正。为尊重历史，用词习惯，如“他”是小姐、狠是(很是)等等，一仍其旧。因依据原本编印，字体、标点的转换，给出版社和笔者都增加了很大负担(仅校对就花了我一个多月，苦不堪言)，不过，本无赶时髦之意，慢慢做来倒也心安理得。（进入21世纪，又蒙中山大学黄萼辉教授校读一遍，十分感谢！）
1999年9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1105.html

以上是关于中国人-袁伟时：自由与传统————《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编后絮语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