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周锡瑞：家族影响国运的能力在下降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政治-周锡瑞：家族影响国运的能力在下降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周锡瑞：家族影响国运的能力在下降

周锡瑞的新著《叶》面世，探讨其岳父的家族叶家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的百年命运沉浮。书中，个人、家族、国家的命运相互交缠，谱写了一曲世纪交响。
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周锡瑞几乎每一年都会来到中国，但多从媒体了解当下中国社会；研究辛亥革命、义和团，关注的对象是革命，但在他看来，当下是一个“告别革命”的时代。因而，他坦承自己“对当代中国没有发言权”。
“这对我是有利的，让我更专注中国历史。”喝了一口拿铁，周锡瑞说。

新京报：首先我想谈一个现象，除了你这本《叶》，罗威廉教授写陈宏谋，曼素恩教授写张家才女。是否可以说，家族史研究中国，在美国史学界是种潮流？
周锡瑞：说是一种潮流，我觉得有点过分，不过有这么几个人投入进来。这与中国写族谱的传统有关，类似的资料很多，加上很多日记、回忆录出版，资料多了起来。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根据资料的挖掘而展开。这是自然而然的。我研究历史，可能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我是从史料出发，而不是从什么大理论出发。
新京报：你写叶家的百年风云，在大动荡时代，叶家何以能绵延至今，而且其所蕴含或代表的精英文化持续不断？
周锡瑞：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叶》这本书着重强调的。我搜集了族谱、年谱，可以说画出整个家族从明朝到共和国的超长画卷。在这段历史中，叶家不在国家最高层，但都有一定社会地位。另外，李中清教授写过一篇文章，分析中国家庭的连续性问题，北大现在的学生多是一个阶层出来的，其他一般家庭的子女很难进入。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待考查。我写的叶家，只是一个个案，不能做出什么大结论，可以说的是，一个家庭的地位能持续几百年，叶家这种延续性很罕见。
之所以能延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重视教育。在民国时，叶崇质就很重视教育，不仅要孩子们读四书五经，还请来一个老师教英文数学。到了共和国，叶方、叶笃正、叶笃义等都特别重视教育，重视孩子的修养和学习。不能不说，重视教育的传统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京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叶笃正因为恋爱关系的破裂，对政治再无兴趣，完全投入到学业之中。这是政治对个人的另外一种影响，很有意思。
周锡瑞：呵呵，对，我就是觉得政治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其中。当然，和女朋友“吹”了，她说得很明白，“你要搞科学，我要搞革命”，但不能说叶笃正完全是偶然投入科学的，他当时也比较倾向于革命的道路。不过，要是没和女朋友“吹”，他可能会尝试边投入科学边干革命，或者先干革命后投入科学，要是这样，绝对不会出国留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从抗战开始，政治无可避免，是主导一切的，到后来变成了“政治挂帅”。这也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比如找配偶，就有政治因素的影响。
新京报：你这本书写到，在家庭生活中，国事或者说政治常被回避。国人的这种处理方式，在你看来，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周锡瑞：这个问题……每一阶段，有不同影响。比如在“文革”时，家庭谈话都回避政治，不让孩子牵连进来，但在外面，在自己的单位，政治是躲不开的，其他场合躲得越远越好。叶笃庄就是这样，“反右”时，他最初一点都不想加入，持回避态度，但后来回避不了。他挺直爽，说了不该说的话，就倒霉了。
新京报：这种不谈论，这种故意遮蔽，是否造成了某种隔阂和真相的缺失？
周锡瑞：这方面，我觉得，各家有各家的情况，有的造成了隔阂，甚至激烈的时候也会划清界限。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归来》，我还没来得及看，但我知道，这种家庭成员相互划清界限的例子并不少。
不过，就叶家来说，完全是另外一个状况，他们都在同一个困境里，一起面对困难，可以说是同舟共济。你父亲是地主，你是地主的出身，父亲是革命干部，你就是革命干部的出身，在“血统论”社会环境里，你脱不开自己的家庭。这样一来，提高了家庭的凝聚力，能依靠的就是家里人，和朋友、同学、同事谈话，可能会被揭发，但和家里人谈话，很少揭发，划清界限的揭发更是少之又少。我觉得叶家是这样，只有叶笃义的孩子被迫写过一封要和他划清界限的信。

新京报：再谈谈家庭凝聚力。即使回避政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家庭往往成为一个力量来源，无论是对外或对内，无论是向善或作恶，家庭成员都展示出某种力量。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周锡瑞：我在书中特别强调中国家庭在变化，家庭概念、作用、内部结构都在变化。举例来说，晚清太平军来的时候，家庭很团结，要么一块儿逃，要么一块儿抵抗，以家庭为单位来应付叛乱。到民国，日军入侵，家庭没有多大的凝聚力了，尽管亲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但被战乱打散了。你看，叶笃庄和叶笃正在西安火车站偶然碰到，说了几句话，各走各路。到了共和国，家庭又凝聚起来了。
新京报：在单向街沙龙现场，你也提到，政治运动反而使得家族的凝聚力更强。反过来，这种凝聚力如何影响国家的命运？
周锡瑞：这个问题也很微妙，不过值得思考。简单来说，清代、民国，他们的生活、活动和个人命运，比如，在叛乱或抗战的时候，很可能一批热血青年，就能影响到国家的命运。但是，后来，到共和国，我觉得这样的情形很难看到。老百姓要影响到国家政治和国家发展趋势——这个能力一代一代在下降。家族也是这样。当然，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不光是要个人富裕起来，也希望国家强大。
周锡瑞，吴亚顺/采
来源: 新京报·书评周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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