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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青袖：陈寅恪的晚年心境与《柳如是别传》的意味深长：与韩毓海先生商榷

韩毓海先生的新著《天下：包容四夷的中国》一书隆重推出了。装潢精美大气的红色封底上赫然有时贤的醒目推荐语：“这是有思想的学问，是长志气的文章。只有胸怀天下者，才能写出《天下》。”——如此高誉，必有华章，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了书页，很快被其中一段吸引住了：“士隐和江南才子的性格，代表了中国文化品位的一个重要方面。简而言之，这就是以为普天下最聪明的，就莫过于自己了。江南的所谓士隐和才子，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把帝王将相统统当做糊涂虫和大傻瓜来对待，更将天下人都视为愚夫愚妇，总之是以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在江南，而江南最聪明的也只剩下他们几个人了。既然如此，跟帝王将相、愚夫愚妇们讲道理，总之是讲不通——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些人甚至连江南妓女的水平也没达到，与其跟他们费口舌，还不如自己组成一个精神舒畅的才子圈，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地过士隐的日子好些。我向来以为，陈寅恪如此投入写《柳如是别传》，他老先生晚年的心态，与韩邦庆其实也差不多。毛泽东曾说：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陈寅恪的某一面，恐怕倒是与唐伯虎、祝枝山、韩邦庆们倒是息息相通的了。”（见韩毓海《天下：包容四夷的中国》第331页）——没想到“有思想的学问”者竟写出了对历史史实无知到了这种程度的文字，我一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且不说“士隐和江南才子”们在黑暗动荡的旧社会中是否全都是怀着“商女不知亡国恨”般的心态苟且偷生，以“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地过士隐的日子”对旧社会的士隐才人在黑暗残暴的乱世中的明哲保身进行概说，是否会过于笼统和有失偏颇公正，只说一下陈寅恪晚年著《柳如是别传》的心态。史学大家陈寅恪晚年著《柳如是别传》，是其在极权统治下“寄情明志”之作，而且是在“失明膑足”的艰难困苦情形下耗费十年时间口授完成的，早已传为文史佳话。但在韩毓海先生的笔下，居然被比拟成在“精神舒畅的才子圈，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地过士隐的日子” ，居然认为“他老先生晚年的心态，与韩邦庆其实也差不多”。怎么个差不多法呢？韩毓海先生于这段文字之前尚有一段“说明”：“韩邦庆于1891年参加会试落第，也是个连举人也没考上，从此就混在上海的青楼艺妓之间，他的《海上花列传》，就是写上海艺妓生活的作品，他把作品在自编的文艺半月刊《海上奇书》中连载，而换来的钱又再悉数投入青楼北里中去花天酒地，而且，韩邦庆还效法唐伯虎的“江南第一才子”，也给自己起了个搞怪的名字：‘花也怜侬’。”（出处同上）——至此可以完全明白，原来韩毓海先生是用韩邦庆那“花也怜侬”般颓废自怜的才子作风来讽喻陈寅恪晚年的“著书唯剩颂红妆”。不止如此，韩毓海先生还顺带将毛泽东和鲁迅心灵的相通与陈寅恪和韩邦庆等人心灵的相通作了一个鲜明的比附，其赞扬前者（毛鲁）而揶揄后者（陈韩）之意至为明显。但这无疑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蹩脚比喻。毛泽东对鲁迅的抬举，乃是出于政治上的利用，既曲解鲁迅独立批判精神之真义，又将死后的鲁迅纳入自己的思想旗帜下“跪着造反”，最终使其成为文革推波助澜的“帮凶”，此何通之有？不过是政治利用兼“谬托知己”罢了。——绕开这一已为当今文坛所公认的秘密不说，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是否真的如韩毓海先生所说的那样，“某一面”与韩邦庆的颓废自怜是“息息相通”的呢？
陈寅恪先生的生平著述与治学，时贤之述备矣，本不容不才如在下者来插言，但看到如此“高论”，且是出于当今“有思想的学问”者写出的“长志气的文章”中，我还是忍不住想来啰嗦几句。
《柳如是别传》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历来众说纷纭。我个人以为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说法颇为恰切：“此书在事实的层面所研究的是钱柳姻缘及复明运动，在这个层面上，陈先生的考证解决了无数复杂而深微的问题，在史学上有重大的突破。但是在意义的层面上，此书却绝不仅限于三百年前的明清旧闻，而处处结合着当前的‘兴亡遗恨’，尤其是他个人的身世之感。”（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余英时先生还列举了此书初成时陈寅恪先生的一联感赋：“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他自己点明了书中兴亡的两重性，试问明清痛史是三百余年前的旧事，尚何‘新’之可言乎？”——至此，我们可以明确，《柳如是别传》不仅是陈寅恪先生寄寓身世之作，也有愤世讽世的遥深旨意在。何以至此？在当年江山易主、新旧政权交替的局面下，陈寅恪先生在官方的媒体中不是被说成是受到党和政府的妥善照顾和亲切关怀吗？何以会选取柳如是这么一个“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来作一部“窥见其孤怀遗恨”的传记，意欲何在？
让我们来回溯当年陈寅恪先生所处的历史具体环境。在49年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是去是留，陈寅恪先生曾有过一番斟酌，他后来的一段自述透露了此中情形 ：“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意留在国内。”——可以说，陈寅恪当时是抱着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与对共产党政权的希望而留在大陆的。但留在大陆后，陈寅恪慢慢感到了当局对知识分子天罗地网般的严密控制，不但不容异见，而且在思想政治上都要定于一尊，这是生平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术操守的陈寅恪所无法忍受的。所以他于1953年6月曾作一首旧体诗：“墨儒明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戌尚闻连浿水，文章唯是颂盛。”——“作哑羊”与“唯是颂盛唐”云云，讽喻当时知识分子之无风骨与怯懦之意不言而喻。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前奏，才引出了后来陈寅恪拒当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古研究所）之职的一幕。与郭沫若、范文澜等人趋之若附的就职态度不同，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竟不识趣地向北京方面委派前来邀请他赴任历史研究院所长的“特命全权大使”侃侃而谈：“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还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典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进而，陈寅恪还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两条要求：第一条：“允许中古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指毛泽东和刘少奇）给一允许说明书，以作挡箭牌”。——如此坚持学术独立立场而甘冒当时政治之大不韪的做法，无异于自己关闭了北京方面向他主动敞开的大门，也为日后受到政治运动的迫害埋下了祸根。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曾在陈寅恪面前大栽脸面的郭沫若抄起政治话语的大棒趁机发难，他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写道：“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在实际上我们要超过他。就象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办不到？我才不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又是“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又是“权威”，如此双重定性，立刻煽动了社会各界对陈寅恪的口诛笔伐。中山大学校园内甚至出现了“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等杀气腾腾的标语口号。一些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历史系学生受到“尊敬的郭老”的点化，也公开围攻和谩骂陈寅恪。在这一险恶情势下，悲愤交集的陈寅恪毅然辞职，决然与传道授业解惑32年的讲台生涯告别，就此从整个红色中国史坛上隐去。隐去后的陈寅恪，已然渗悟到历代政权更迭时在强权下蹂躏呻吟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他抚今追昔，寓今情于古典，寄沉痛于幽闭，在“失明膑足”的情形下耗费十年时间，通过口授的方式写出了长达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一著。
——这正是陈寅恪著《柳如是别传》一书的背景与处境。陈寅恪晚年面临的正是中国文化旷古未遇的大劫难，在这样的处境下苦心孤诣地以史学研究的考据方式写成的独特传记作品《柳如是别传》，正是在这样的痛苦中凝聚成的心血结晶，正是要借一女子的遭遇，说出自己胸中的块垒，指出什么叫做“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吴宓曾说：“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籍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节气）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在陈寅恪笔下，那一段明清痛史寄寓着他个人的身世悲剧之慨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目的更在于“通古今之变”而“在历史上寻求历史的教训”。所以在《稿竟说偈》中他说：“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他的心境与处境，与当年奴颜媚骨到一味“捧圣”而煊赫一时的郭沫若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痛哭古人之“痛”，决不是颓废自怜，而是悲时愤世。令人发指的是，晚年的陈寅恪，一年届八旬手无寸铁的老病盲翁，依然没有逃脱被迫害的下场，卧病榻上仍被批斗，横遭多次抄家和人身凌辱，书籍手稿以至文物什器被抄掠殆尽，终于以心力衰竭而辞世。
——然而在这样的处境写出这样一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心史巨著的陈寅恪先生，竟不期然在韩毓海先生的笔下被说成是与“投入青楼北里中去花天酒地”而颓废自怜到“花也怜侬”的韩邦庆“其实也差不多”！他既完全抽空了陈寅恪所处险恶环境的时代背景，更把寓意深远的《柳如是别传》与沉湎于青楼妓院而持欣赏与游戏心态的《海上花列传》等同起来（当然《海上花列传》深刻揭露旧时妓院生活的艺术成就也不能一笔抹杀），其罔顾史实而信口开河离题八千里之际，一如网络上恶搞杜甫般令人目瞪口呆！退一步讲，就算韩大学者的本意只是想讽刺一下那种颓废自怜的江南士隐风于国于家无望之不可取，也选择错了对象。最后，谨将李劼先生的《悲悼柳如是别传》一文中的一段转赠给韩毓海先生，希望我们“胸怀天下”的学者在笔走蛇龙的“红色书写”中，不要一味“倾向于强者的专制权力而无视弱者的生存权利”：
“人格的关怀，往往不是强者的逻辑，而是弱者的哲学。强者大多注重功利，欲主宰生存的权益;弱者往往关怀灵魂，只将写存在的历史。然而中国人历来倾向于强者的专制权力而无视弱者的生存权利，故伦理准则总是按强者的意志制定。杜牧‘商女’一诗如是，《桃花扇》一剧如是，几乎所有的传奇故事戏曲小说都如是(如《水浒传》里宋江杀惜，武松杀嫂，总是杀得理直气壮)，唯有《红楼梦》唱了反调，唯有《柳如是别传》写了相反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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