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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荣新江 陈昊：疾病史与世界历史的书写——《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译本评介

肯尼斯·基普尔(Kenneth F．Kiple)主编的巨著《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是斯普尔主持“剑桥人类疾病的历史与地理项目”(Cambridg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Disease Project)的成果，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上百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学家、医学家和医史学家的支持。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前一个部分以地区分类，叙述不同地区的医学传统和疾病史，后一个部分以疾病分类，叙述人类主要疾病的历史和地理分布。此书的中译本最近在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张大庆的主持下翻译出版[1]。
疾病史研究向来呈现两种不同的“面相”，一种是将疾病的传播和治疗看成世界性或全球性的过程，形成一种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者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路径，强调对疾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的叙述，能够超越现有以民族国家为叙述主线的历史书写，具有达到一种整体史的可能性；另一种则更重视在具体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对疾病的认识、理解乃至应对之道。《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更倾向于前一种路径，正如Gary B．Femgren所言：“(《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并不仅仅是一本参考书，而是一本收录了大量跨学科研究论文的人类疾病世界史。”[2]文化交流的研究往往需要学者离开原有熟悉的国别史，追踪其他国别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样的世界历史性质的工具书，可以帮助研究者快速掌握不同国别史中对疾病研究的概况与动态，从而实现跨文化研究的可能。同时全球化视野下文化传播论的研究，日益重视多元文化环境对某一个地区知识形成的影响。本书很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建立对多种不同文化来源的分析，比如Scott Bamber对东南亚医学知识传统中的“风疾”的讨论，就分析了包括中国医学、印度医学和伊斯兰医学的可能影响([1],374-375页)。
当然这种世界史的研究倾向，并不意味着本书不重视疾病理论的具体语境，其中对各地区疾病史的叙述也有相当深度。对大多数中国史研究学者来说，更为关注其中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相关内容。这部分撰稿的包括李约瑟(Joseph Needham)、鲁桂珍、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文树德(Paul U．Unschuld)、哈佛大学的栗山茂久、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梁其姿等重要的学者，其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论述。比如梁其姿在其中指出：“精确追溯特定的流行病在中国的历史演变，实为棘手的事情。首先，中国传统医学术语据以建立的体系与近现代的西方术语几乎是无法对译的。其次，不仅疾病的概念在变化，疾病本身也在变化之中，其程度使得我们既无法确知某一古代典籍中的术语在近代记载中是否仍意味着同一事物，也无法为古书中论述的某一疾病找到它在近代的准确对应物。”([1],303页)此说是对疾病史研究中“回溯诊断”(retrospective diagnosis)方法的反思，正如Charles Rosenberg指出的：“但‘疾病’是一个很难捉摸的实体。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不好的生理状态。事实显然更复杂：疾病既是一个生物学的事件，也是一个代际口头建构所反映的医学知识和制度历史，也是公共政策的时机和潜在的合理性，也是社会角色和个体心灵内部的自我认同的一个方面，也是文化价值的认可，还是医生一患者互动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我们感知疾病、给它命名和回应它以承认它的存在之前，疾病并不存在。……然而，公平的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承认疾病作为社会现象存在并给它命名之前，它并不是一个社会现象。……我选择使用一个更不具有纲领性的比喻，‘架构’而不是‘建构’来描述特定疾病的流行解释和分类方案。生物性显然经常为社会应对疾病的概念和制度框架塑造多样的选择。”([13],305页)也许如何命名疾病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在怎样的历史情景之下如何写下了有关这个疾病名称的文献?而这种追问会成为一个切口，让我们有机会进一步研究历史中的医学知识，以及社会中关于疾病的文化结构与社会实践。
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书写疾病的世界史，相反它只是提醒我们在面对不同的语言和历史建构起来的地域文化的迷障时，不能过于强调疾病的生物性，同时需要注意疾病的概念如何通过语言翻译而在不同文化中转化的过程。Ann G．Carmichael为本书撰写的“麻风病”词条中注意到对麻风病病症的描述并不见于古希腊学者(Hellenist)的著作，但是其中使用的lepra一词却成为麻风病的词源，在阿拉伯医家阿维森纳(Abu‘Ali al-Husayn ibn’Abd Allah ibn Sina)的《医典》(Al-qanun fi altibb)一书中才出现对此病的描述([1],747页)。阿维森纳的医学知识来自于君迪·萨布尔(Jundi Shahpur)的聂斯脱利教派的医学知识传统，这些聂斯脱利教徒在被拜占廷帝国倾向于“一性论”派的皇帝齐诺(Zeno)驱逐之后，来到波斯的统治区域，在波斯皇帝胡司洛一世(Khosrau I Anushirvan，531—579)的庇护下，他们建立了医药学校和医院，将包括医籍在内的大量希腊文和叙利亚文文献翻译为巴列维语(Pahlavi)。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此地的医学学派又成为伊斯兰世界重要的医学知识中心，将希腊、罗马的医学知识翻译为阿拉伯语。同时由于中亚文化的多元性，此地的医学知识还受到印度阿输吠陀医学(Ayurvedic medicine)的影响。这些阿拉伯医学书籍在12世纪被从阿拉伯语译回拉丁语，重新在西方世界传播。本书对阿拉伯医学的叙述也涉及到这个背景([1],22-25页)。如果能够对中古时期的各种语言文本中关于疾病名称和症候的记载，比如麻风，进行更为仔细的查考，分析其翻译和转化的过程，会帮助理解疾病文化意义的传播及其在不同文化中转化的过程。而近代以来西方疾病知识的传播也是如此，William Johnston在其对日本近代结核病概念演变的研究中已注意到医学词汇的翻译如何在日本的治疗实践和文化语境中重构的过程([4],179-180页)。类似的路径能够帮助我们在疾病的世界史与具体的文化语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参考文献：
[1]肯尼斯·基普尔．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M]．张大庆，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2]Femgren G B. Book Review[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993,328: 1512.
[3]Rosenberg C. Explaining Epidemics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M].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4]Johnston W. The Modern Epedemic: The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in Japa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13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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