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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炜敏：王明被人下毒？拨开中共党史“第一谎言”迷雾

丁晓平，诗人，作家，学者，文学编辑。1971年6月出生于安徽怀宁。1990年12月入伍。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曾就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研究生学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供职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索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和跨文体写作，在海内外30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歌词、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作品，著述400余万字。
主要著作：历史文学《五四运动：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毛泽东的亲情世界》《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感动中国：与毛泽东接触的国际抗日友人》《记者之王：埃德加•斯诺在中国》《解谜〈毛泽东自传〉》，20集电视文学剧本《红星照耀中国》(斯诺传奇)，报告文学集《大路朝东》等。有多部作品在台湾、香港地区和韩国出版。
主编校订作品：《毛泽东自传》、连环画《少年毛泽东》和开国领袖印象丛书(《毛泽东印象》《周恩来印象》《邓小平印象》)等。
事发于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王明中毒事件”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谜案。由于缺乏第一手文献资料，事件的真相一直隐藏在历史迷雾中，也被许多别有用心的人用作攻击共产党、攻击毛泽东的依据。军旅作家丁晓平以新发现的尘封70年、流落民间的历史档案为证据，抢救性地采访健在的多位亲历者和当事人，以严谨求实的态度、苍劲简洁的叙事，拨开迷雾，解密历史，还原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戳穿了长期以来歪曲丑化中共党史的第一谎言。
近日，长篇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审核通过后，作为向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的献礼之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周三上午，记者通过电话和邮件采访了知名红色传记作家、学者丁晓平先生。他向记者讲述了他是如何用四年业余时间来完成搜集证据、还原历史的，以及此书的成书过程。
王明遗著《中共五十年》自1975年出版以来，被许多境外出版物引用，成为敌视中国及丑化中国共产党和诋毁毛泽东的新闻噱头，至今仍一边倒地被复制、贩卖和炒作；丁晓平在民间收藏家手中发现了难得的文献史料；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将王明之子王丹之赠给他的王明夫妇保存的有关“王明中毒事件”的史料贡献出来，从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在写作《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之前，丁晓平就因著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解谜〈毛泽东自传〉》和编校《毛泽东自传》等图书，在读者群中颇有影响。他的这些经历，也对写作此书，奠基了有利的基础。“我是一名编辑，因为工作原因和兴趣，自2001年开始进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生平的研究，并进行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采访创作，尽管有些收获，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但我不是党史专家，我只是做了一点自己喜欢做也值得去做的事情。”丁晓平的研究大多出自兴趣，或许正是因为没有专业身份的束缚，也没有学术界的条条框框，反而更利于他的创作。“十年前，当我看到王明197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遗著《中共五十年》时，很是震惊。”在《中共五十年》中，王明任意曲解历史、颠倒是非，骇人听闻地指出1943年发生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是中共中央、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使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和主治医生金茂岳“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这本书自1975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以来，被许多境外出版物引用，成为敌视中国及丑化歪曲中国共产党和诋毁污蔑毛泽东的新闻噱头。“这本书在境外出版后，西方的一些人就大量地进行引用，至今仍一边倒地在出版物中复制、贩卖和炒作。”
由于史料的缺乏，一些党史研究的专业机构和专家们多年来找不出足够的证据来驳斥王明的荒谬言论和境外以讹传讹的谣言。“当年的护病记录和专家会诊讨论等病历都被王明带到了苏联，另一部分的会诊医疗诊断和审查记录则被延安整风时期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秘藏后流落民间。”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四年前。当时因丁晓平编校《毛泽东自传》和著述《解谜〈毛泽东自传〉》，在收藏界掀起了一股红色收藏热。“一些红色藏品的收藏家辗转联系到我，希望我能为他们手中的藏品进行鉴定或做点宣传。”赵景忠就通过国家图书馆善本馆的研究员黄霞找到了丁晓平，丁晓平在他的手中看到了这些难得的文献史料。
据丁晓平介绍，赵景忠收藏的这些史料是从一位名叫黄楚三的老人手中购得。黄楚三曾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参加过红军长征。国共合作时期，黄楚三离开延安到南方工作，之后因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世纪80年代，黄楚三辗转认识了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康生自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就没有将这批文献上交中共中央，而是藏于自己手中。“或许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曹轶欧就将这批文献转手给黄楚三，致使这批尘封70年的珍贵史料至今还流落在民间。”而以卖旧书谋生的赵景忠在和黄楚三结识之后，感觉特别投缘，成为莫逆之交。黄去世后，这些资料又到了赵的手中。但丁晓平谨慎地表示：“上述情况都是收藏者口述的，是否准确现在已无法考证。”
这些资料一共14份，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撰写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经过情形的报告》和主管医生金茂岳写给康生并转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以及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等医学记录。丁晓平见到这些资料，并认真阅读研究后，大喜过望。“从里面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这些文献资料完全是真实的，而非伪造的。”丁晓平介绍，这些资料涉及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层、中央医院、延安医疗医药状况等情况，还涉及大量医疗术语，“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发言、态度都不同，这都是难以作伪的”。从一处处小细节上，丁晓平断定了这份资料的真实性。
2009年，丁晓平的研究成果《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刊登在《党史博览》第12期上。文章刊登之后，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找到了丁晓平。郭德宏是研究王明的专家，很多史料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见面中，鉴于对此事的深入思考，丁晓平提出要写作一部《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专著，得到了郭德宏的大力支持。郭德宏还将前些年王明之子王丹之赠给他的王明夫妇保存的有关“王明中毒事件”的史料贡献出来，希望丁晓平能在此事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郭教授提供的这6份史料和此前我发现的14份史料结合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向我们揭示了当年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
为了反驳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歪曲污蔑之词，中央档案馆曾于上世纪80年代派工作人员访问过金茂岳和黄树则，并在《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上刊登了《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这是党史研究部门对于“王明中毒事件”所做的唯一记录，此外再也没有其他第一手资料了。当年王明住院期间的主管医生金茂岳的女儿金星也联系到了丁晓平。“金星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对‘中毒事件’真相的追查，看到我的文章后，她跟我说她的心中就像是‘有一枚炸弹突然引爆了一样’。”当年王明在延安闹出所谓的“中毒事件”之后，金茂岳即被中央社会部关押，几十年来的冤屈一直没有洗清。为了洗清父亲的冤屈，金星也一直在寻找证据，当她在丁晓平手中看到这些史料后，终于看到父亲是清白的。随后，在她的介绍帮助下，丁晓平又采访到了原延安中央医院护理部主任郁彬、曾任王明特护的原中央医院护士李坚，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延安整风时期曾参与审查金茂岳的凌云等多位当事人和见证者，完成了证人证言的调查工作。“经过我们多方走访，加之当年的文献资料，我们终于可以完整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一系列变动标志着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定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王明正式从中共中央高层位置上跌落下来；躺在杨家岭窑洞中的王明不甘寂寞，一手炮制出“中毒事件”，指认中共中央有人通过金茂岳要害他；王明孟庆树夫妇所谓的“中毒事件”根本是子虚乌有，他将一起简单的医疗事件扩大为政治事件
丁晓平介绍，“王明中毒事件”是王明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党内高层在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时，大权旁落，内心失落，所炮制的一起莫须有的政治事件。
1943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书记由七人缩减为三人，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这一系列变动标志着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定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王明正式从中共中央高层位置上跌落下来。“这对王明打击十分大。”当时，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中共中央要用1943年4月3日至1944年4月3日整整一年的时间，在组织上进行清党。审干工作在康生的一手操纵下，大搞“逼供信”，一下子扩大化为“抢救运动”，延安满城风雨，人人自危。躺在杨家岭窑洞中的王明不甘寂寞，借机一手炮制出“中毒事件”，指认中共中央有人通过金茂岳要害他。“王明生病住院的事情发生在1941年至1942年间，他在1943年提出‘中毒’和蓄意谋害的谣言，本身就是十分可笑的。”因此，当时的生病住院现场和病历都已经不存在，再次会诊也只能依据当年的病历进行，是属于回顾性的病历讨论。“而当时正处于‘抢救运动’高潮，工作上确实出现了偏差，中央医院也抓出许多这种‘特务’。
如果从科学角度来审视“汞中毒”这件事情，丁晓平介绍，依据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和水平，根本无法判断是否是“汞中毒”。据有关专家说，时至今日“北京也只有少数几家医院能确诊汞中毒”。而在会诊中，王明的尿检中也仅仅只有两次检查到有汞排出。“但尿里有汞，并不能证明就是汞中毒”。特别是在1943年8月《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的扉页上写有两点声明，说明王明的病在“边区的现有条件下，只能做了些理学的部分化学的检查，诊断多凭藉临床，故暂作临时诊断。”“因为检查小便的结果，在血液化验中，有两次发现有汞，至于现在体内有汞多少，使汞如何迅速排出，尚未研究出来。我们对于慢性汞中毒，全都没有经验，在医学书籍上(延安现有医学者)也没有很具体很详细的说明。”
根据资料，丁晓平详细介绍了王明住院治疗的过程。
1941年10月，由于突发心脏病，王明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住院后，中共中央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去看望王明。由于当时延安伤寒大爆发，导致内科人手不够，因此李富春选派中央医院外科和妇产科主任金茂岳担任王明的主治医生。住院期间，王明出现扁桃腺发炎，对症下药，金茂岳开出了一种名为Streptocide的磺胺类消炎药。“这种药在当时延安十分罕见，也很贵重。”由于王明体质问题，在服用此种药的过程中，发生了药物反应，导致肝胆出现疾病，突发卡塔尔性黄疸。“针对便秘和黄疸，金茂岳等医生采取了当时内科学比较流行和稳妥的治疗方法———清泄。饮食要清淡，并服用药物甘汞。”甘汞在医药中常用作泻剂和利尿剂，在服用甘汞之后，王明肝区疼痛减轻，黄疸也减少了，治疗效果不错。
好转之后，金茂岳让王明停用甘汞。但这件事情他只告诉了白班护士，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而且甘汞又是放在王明的窑洞里，接班的夜班护士按部就班，按照药方来配药发药，王明出现了疼痛、发烧、口腔发炎等状况。而当年会诊作出王明所谓“汞中毒”的结论，完全是在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抢救”阶段作出的，并不客观。再加上临床医学证据不足、检验技术条件落后的条件下，参加会诊的医疗专家都没有从正面论述汞中毒的药理和病理情况。更重要的是“王明一直在那里闹，中央也没有办法，得有一个交代”。因此，作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而王明却抓住这一点，咬定有人要给他“下毒”。对于这一事件，丁晓平采访了时任中央医院总护士长、参与过王明护理工作的郁彬。郁彬介绍，金茂岳开的甘汞剂量是正常的，不会损坏身体健康，只是服用的时间长了些，但并没有超过日服最大剂量，属于工作疏忽。“了解了事情的前后经过，我们也可以看出，针对王明的中毒事件根本是子虚乌有，他将一起简单的医疗事故扩大为政治事件。”丁晓平总结。
《中共五十年》中，王明一直称是毛泽东指使人给他下毒。丁晓平介绍，
其实对于王明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对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一直限于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范围内，当时在延安是属于党内机密。“也就是说，在金茂岳给王明治疗时，在金茂岳眼里，王明是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他要负好责任看好病，根本不知道王明路线受到党内批判。”
在治疗中，金茂岳和王明一家的关系也十分融洽。金茂岳之子今天仍然保留着王明夫人孟庆树赠送的，上有王明、孟庆树和毛泽东等人题词的红色笔记本。那是一本烫金的《救国日记》，“在缺少纸张的延安，可谓十分宝贵。”
丁晓平创意性地提出了毛泽东和王明“志同，道不合”的关系；王明虽然犯了错误，但非常聪明，对中国革命也有一定的贡献，当年毛泽东对王明也是非常尊重的；历史不是温度计，历史应该是火种，研究历史旨在引导人们思考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从而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前进的力量。
为了厘清历史真相，经过4年的采访写作，《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终于在今年2月出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在序言中指出：“全书既从微观视角透视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经过，又从中观视角考察了王明的一生，还从宏观视角俯瞰了中共第三次批判‘左’倾路线斗争及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过程。”
在本书中，丁晓平创意性地提出了毛泽东和王明的关系是“志同，道不合”。他说：“在当时，王明和毛泽东的矛盾不是个人矛盾，更不是敌我矛盾，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原则之争，是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争。通俗地说，当年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王明是用错误的方法去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而毛泽东是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书中，丁晓平对此有个言简意赅的概括：王明和毛泽东的矛盾是“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作达到团结，而毛泽东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丁晓平介绍，王明虽然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但非常聪明，对中国革命也有一定的贡献，毛泽东对王明也是非常尊重的。“曾护理过王明的李坚介绍，一次毛主席来看王明，当时王明正在睡觉。但主席不让叫醒王明，在外面等了一个小时一直到王明睡醒。”
“其实王明写作《中共五十年》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当时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紧张，王明寄人篱下，他在莫斯科写的文章显然带有严重的错误倾向，发泄个人私怨，标榜自己。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证明毛泽东的正确和伟大，这就是历史，任何人也无法否认。”
《王明中毒事件调查》出版后，得到史学界高度评价。
丁晓平介绍，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服务未来。“引导人们思考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那部分，从而能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吸取前进的力量。”
在当今的现代史研究中，存在一种误区：研究国民党的比研究共产党的吃香，研究反面人物的比研究正面人物的吃香。还有人把眼光对准历史的边边角角，对于“政治厚黑学”、“权力斗争”特别感兴趣，把历史庸俗化。谈起种种现象，丁晓平的声调提高了：“研究历史干什么？”丁晓平认为，“历史不是温度计，只能测量别的物体的温度，本身没有温度。历史应该是火种。”而历史研究者需要智慧和良知，让历史成为我们的经验和营养，更好地为现实服务，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现在，部分中国人信仰缺失，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国家的意识很淡薄。“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都是爱国的”。严肃的史书可以使他们正确地了解历史、了解世界，“这样才会尊重历史伟人，尊重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
2012-03-2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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