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赵永春 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边疆-赵永春 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赵永春 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

摘　要：拉铁摩尔创建的“双边疆”理论，主要强调生产方式和民族的不同，忽视边疆概念中“国家”政权的硬件条件，难以解决中国古代复杂的边疆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各个政权的边疆”和“中国的边疆”两种边疆的“双边疆”，“中国的边疆”又存在中国内部的边疆（内边疆）和外部边疆（外边疆）区分的另一种形式的“双边疆”。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边疆”与“中国的边疆”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各个政权的“内边疆”不是中国的边疆，各个政权分立时期的各个政权的“外边疆”只代表中国边疆的一部分，不代表中国边疆的全部，只有各个政权“外边疆”合起来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各个政权的边疆在中国古代没有完全实现统一的情况下，与中国的边疆是不一致的，只有实现大统一的元朝和清朝的边疆才与中国的边疆重合在一起，完全等同于中国的边疆。
关键词：中国；古代；双边疆
研究中国民族史，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就是历史上哪些民族的历史属于中国民族史研究范畴，哪些民族的历史属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范畴，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对中国历史疆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有关中国历史疆域的研究，学界发表了众多成果，但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等人提出的“双边疆”理论又被炒的火热，对此，笔者也想就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拉铁摩尔、巴菲尔德“双边疆”理论及其困境
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较早地提出了“双边疆”的理论，他以清代长城内外与蒙古地区为例，认为有一个“帝国从中心向外发展的限度”的边疆，中国长城就是“一个被认为是防御性的、用以隔绝少数民族的帝国界线，实际上有两种作用：它不但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而“维持边界的国家必然要干预到边界以外的本来要隔绝的人们的事务。于是，显然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线状边界概念中的限制或隔绝意义，会渐渐变得缓和中立，而且这种边界也会从一条物理边界本身转变为边疆地带的人群”，“这样，绝对边界的概念，在管理上及政治上就变成一个地区体系，它包括边界本身与其不同的居民、邻近边界的边疆部落”[①]，于是，又形成了另外一重边疆。在这些边疆部落中，属于农牧混合区的“过渡地区”（或称“过渡地带”、“边缘地带”、“边缘团体”、“边缘社会”）是内边疆地区，这些边疆部落的外缘即典型的游牧地区是外边疆地区。也就是说，拉铁摩尔将长城及其邻近地区视为内边疆，而将蒙古草原游牧地区视为外边疆。
应该说，拉铁摩尔所提出的这种“双边疆”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这一理论，将长城以外的蒙古草原游牧地区、东北地区、西北的绿洲与沙漠、西藏高原纳入外边疆讨论范围，与西方一些学者所提出的“长城以外非中国”的理论有所不同，承认了清朝对长城以外的“外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统治的事实。其次，拉铁摩尔将边疆地区分为“内边疆”和“外边疆”二个层级，分别探讨这两个边疆地区的相同和不同，尤其是对二个层级之间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拉铁摩尔所提出的“双边疆”理论，虽然应用于清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应用于整个中国古代的边疆研究，则暴露出一定的理论缺陷。首先，这种“双边疆”理论，不具有应用于整个中国古代边疆研究的“普适性”，难以解决中国古代极其复杂的边疆问题。众所周知，关于“边疆”概念，是相对于国家统治中心区域或内地而言的概念，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统治的领土边缘地区[②]，也就是说，“边疆”概念是以“国家”政权建立为前提的，只有有了国家政权，才会有边疆，如果没有国家政权，就没有边疆。马大正曾指出，“边疆”有一个“硬件条件，就是这个地区它具有跟邻国相交界的边界线”[③]，也强调边疆是一个国家政权与邻国交界的地方。中国古代的某些时期，由于邻国还没有来到与中国接壤地区，还没有形成明确的与邻国相交界的边界线，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边疆”的认识，应该说，中国政权远离中心区域（或称内地）的边缘地区仍然可以视为边疆地区，边缘地区活动人群所到达的地方，就应该是那时的边界线[④]。也就是说，不管中国古代有没有明确的与邻国相交界的边界线，只要有政权，就会存在这一政权管辖的边疆地区，只有没有政权建立才会没有边疆，也就是说，谈边疆问题，必须以国家政权建立为前提，离开国家政权是不存在边疆问题的。
然而，拉铁摩尔创建的“双边疆”理论，所强调的却是生产方式和民族的不同，忽略了“国家”政权这一硬件条件[⑤]。严格地说，离开国家政权这一硬件条件去谈“边疆”问题，其理论是不成例的。如果我们将拉铁摩尔的“双边疆”理论应用于中国清朝这一统一的国家政权统治时期，还能说得过去，但他试图将这一理论推衍至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则是忽略了中国古代同时存在多个国家政权的事实，即忽略了“边疆”学说中“国家”政权这一硬件条件，推衍至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这一理论的适用性就会大打折扣。比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有的政权北部边缘地区到达长城一带，有的政权根本没有到达长城一带，那么，这些政权长城内外的“内边疆”和草原游牧地区的“外边疆”的“双边疆”又该如何表述呢？是不是这些政权不存在边疆呢？显然是一件麻烦的事情。再如，辽宋夏金时期，辽朝占据了今北京、山西大同以北地区，长城在辽政权统治范围之内，如果按拉铁摩尔的“双边疆”理论，将辽政权长城一带视为内边疆，长城以北游牧地区视为外边疆的话，那么，整个辽政权是不是就都成了边疆了，已经没有中心区域了。那么，只有与中心区域或内地相对应才出现的“边疆”概念又该如何界定呢？显然，离开具体的国家政权去谈长城内外的“内边疆”和游牧地区的“外边疆”的“双边疆”，是不合适的。
其次，拉铁摩尔“双边疆”理论，虽然与西方一些学者的“长城以外非中国论”有所不同，但仍然没有脱离其影响的藩篱，仍然是囿于蒙古等游牧民族不属于“中国”的成见而提出来的理论。大家都知道，清朝统一了蒙古游牧地区，拉铁摩尔所说的长城主要是“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可拉铁摩尔还是一再地强调长城的内边疆属性，实际上，他也将长城视为“中国”的边疆了。比如，他在书中使用了“中国的世界”与“亚洲内陆的世界”两个概念，主张“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问题，一定要从亚洲内陆及中国这两方面来看”，“亚洲内陆部分，可以分为绿洲部分和草原部分”，“中国是巩固、辽阔、统一的，它发展到北方并建立了长城边疆，给整个亚洲内陆历史以特殊并有力的影响”，又说“长城以外的王朝的起源与中国王朝非常相似”[⑥]，等等。说来说去，仍然将长城以外的亚洲内陆地区说成是非中国地区了。拉铁摩尔的这种思想意识，到了巴菲尔德时期，则表达的更加清楚了。巴菲尔德继承了拉铁摩尔的“双边疆”理论，但进行了一些改造。他认为中国历史上以“近似于一个绝对边界”的长城为界线，将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分开，边疆游牧帝国在处理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时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属于“外部边界战略”问题，而边疆游牧帝国（草原联盟）在利用中原奉贡的基础上处理边疆游牧帝国内部分立政权或各派事力关系的问题，属于“内部边界战略”问题[⑦]。明确地将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说成是两个国家，并以游牧帝国为中心，依据亚洲内陆向外发展的理路，提出了“内部边界战略”和“外部边界战略”的“双边疆”战略的思想，这与拉铁摩尔以中国为中心，依据中国向外发展的理路所提出来的“内边疆”和“外边疆”的“双边疆”理论是不同的。可以说，拉铁摩尔还存有“中国中心论”的影响，而到了巴菲尔德时期则完全转向了“亚洲内陆中心论”（即以内亚为中心的“内亚”视角），完成了从“中国中心论”向“内亚中心论”的转变。他们依据这种从“内亚视角”看中国的理路所提出来的“内边疆”和“外边疆”的“双边疆”理论，表面上看是在谈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实际上已经将“内边疆”和“外边疆”的关系纳入中外关系讨论范畴了。显然，无论是拉铁摩尔将长城内外视为“内边疆”，还是巴菲尔德将长城内外视为“外边疆”的“双边疆”理论，都不适合中国古代政权发展的历史实际，存在认识中国边疆问题的理论困境。
近年来，杨军先生又提出了中国古代存在郡县区的内边疆和郡县区以外的非汉族居住区的外边疆的“双重边疆”理论[⑧]。这种以国家政权建立为前提、重视国家行政管辖的“双重边疆”理论，比起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过分强调生产方式、民族而忽略国家政权管辖的“双边疆”理论，显然要进步得多。但由于中国古代国家政权极其复杂，笔者又在杨军先生“双重边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古代存在“各个政权的边疆”以及“中国的边疆”的一种新的“双边疆”理论及其研究思路，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二、中国古代各个政权都有自己的边疆
中国古代，政权众多，难以历数。笔者在《中国古代“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一文中将中国古代的政权分为占据中原的统一的或大体统一的“国”、分裂时期的“国”和边疆民族政权三类，认为这三类政权都已经“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并且完成了“公共权力的设立”[⑨]，设有管理民众的一套官僚机构和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具备一般国家形态，可以称之为“国”或“国家”[⑩]，当然，这些“国”和“国家”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但称之为古代国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1]。
这些政权既然可以称之为古代国家，那么，这些政权就应该都有自己的边疆。如上所述，属于第一类的“国”或“国家”，虽然有的政权一时外缘边界不甚清晰，但史书中还是留下了有关这些政权所控制疆域的记载。如：《尚书•禹贡》称夏禹时期的疆域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12]，战国时期的吴起曾称夏桀时期的居住范围是“左河济（黄河与济水），右泰华（华山），伊阙（今河南洛阳）在其南，羊肠（今山西太原）在其北。”[13]《战国策》记载了商朝的疆域：“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14]汉代贾捐之称商朝和周朝的疆域“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15]。周朝的詹桓伯曾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16]秦朝的疆域“其地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西带，皆临大海”[17]。汉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18]，“南兼百越，东定三韩”[19]。隋朝的疆域“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20]。唐朝的疆域“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21]。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22]。明朝的疆域“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23]。清朝的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24]史书对各朝代疆域的记载虽然各有不同，也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已充分说明古人已经认为这类政权都有自己的疆域。既然这些政权都有自己的疆域，就都有各自政权远离中心区域的边缘区域的边疆。
属于第二类的“国”，即分裂或民族政权并立时期的“国”，虽然疆域变动频繁，但多经过政权之间的“分疆画界”[25]、“画野分疆”[26]，疆域常常是比较清楚的。比如，战国时期的齐国“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洹水下游入河之水），北有勃海”[27]；楚国“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28]；秦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29]；燕国“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30]；韩国北“有巩、洛、成皋之固，

西有宜阳、商坂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31]；赵国“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32]；魏国“南有鸿沟、陈、汝南，有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郪，东有淮、颖、沂、黄、煮枣、海盐、无疏，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地方千里”[33]。三国时期的魏国领有十三州，“于时中原所有一十二州中分郡国六十有八”；蜀国“仅置二州二十二郡”；吴国“五州四十三郡”，交州统有交趾、九真、九德、日南、珠崖等郡，广州统有南海、苍梧、郁林、桂林、合浦等郡[34]。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有七十八州”，后唐有“一百二十三州”，“营、平二州陷于契丹”，后晋有“百九州”，“献十有六州于契丹”，后汉有“一百六州”，后周“一百一十八州”。“自江以南，二十一州为南唐；自剑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为蜀；自湖南北十州为楚；自浙东西十三州为吴越；自岭南北四十七州为南汉；自太原以北十州为东汉；而荆、归、峡三州为南平”[35]。
辽宋夏金时期，辽宋澶渊之盟划定辽朝疆界“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36]。北宋建国后，“取荆南”，“平湖南”，再经过“陈洪进献地”、“李继捧来朝”之后，“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南宋“中原、陕右尽入于金，东画长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关为界”[37]。“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复自积石诸山之南左折而东，逾洮州，越盐川堡，循渭至大散关北，并山入京兆，络商州，南以唐邓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为界，而与宋为表里。”[38]可见，在古人眼里，分裂或民族政权并立时期的政权也都有自己的疆域和缘边地区的边疆。
属于第三类的“国”，即边疆民族政权，也有自己的疆域。如两汉时期的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髙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39]；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地方二千里。”[40]匈奴冒顿“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其疆域“东接秽貉朝鲜”，“西接月氏氐羌”，南“与汉关故河南塞（指战国秦昭襄王所筑陇西、北地、上郡长城的边塞，其故迹西起今甘肃岷县西，东北达内蒙古托克托西南黄河侧畔）至朝那（今甘肃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一线与汉朝分界。即而又“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41]，控地西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长城，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42]。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柔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敦煌张掖之北小国”“羁縻附之”[43]。南北朝后期的突厥“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今里海，一说咸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44]。
隋唐时期的吐谷浑“其先居于徒河之清山，属晋乱，始度陇，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地数千里”[45]。回纥的疆域“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46]。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疎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47]。南诏“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48]。渤海“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今朝鲜半岛龙兴江）为境，东穷海，西契丹”[49]。
辽宋夏金时期，西夏李元昊建国时期的疆域“东据河（河套），西至玉门（在沙州西），南临萧关（在兜岭以南葫芦河西），北控大漠，延袤万里”[50]。东夏“其地南接高丽，北界混同江，与留哥东西楼接壤通聘”[51]。大理的疆域“东接宋境，西距蒲甘，北抵吐蕃，南届交趾，地方千里者五”[52]。
史称“海南、东夷、西北戎诸国，地穷边裔，各有疆域”[53]。可见，在古人眼里，属于第三类的边疆民族政权也有自己的疆域和缘边地区的边疆。
以上可以看出，古人非常重视“分疆画界”[54]，有关“古有分土”[55]，“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56]，“恢我疆宇，外博四荒”，“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57]，“恢复疆宇”[58]，“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59]，“拓土分疆”[60]，“分土画疆”[61]，“拓境开疆”[62]，“定疆界”[63]，“分画疆界”[64]等记载比比皆是，说明中国古代的各类政权都十分重视自己政权的疆域建设，均有自己的疆域和缘边之地的边疆。
三、中国古代的边疆应该包括各个政权的“外边疆”
中国古代各个政权是指以国号为代表的各自不同的政权，而中国古代“中国”一词的含义则很多，既有指称一国之中心的“京师”、指称天下之中心的中原、指称“华夏”“汉族”的含义，又有指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含义等等，虽然也用来指称政权，但与以国号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名称并非是一对完全相同的概念。
有人依据中国古代“中国”一词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以及中国古代各个政权都没有用“中国”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政权，自然就没有“中国”的边疆了。
其实，中国古代的各个政权虽然没有用“中国”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但在中国古代，“中国”一词也用来指称国家政权，也是国家政权的名称。笔者曾将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的情况分为各个政权自称和他称两种情况：从各个政权自称方面看，不仅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自称“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自称“中国”。从他称方面看，主要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几个政权并立之时，地处中原之外的政权常常依据“中原即中国”的地理观念称占据中原地区的政权为“中国”；第二种情况是当时和后来的“域外”政权（即中国之外的政权）对中国历史上某一政权或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各个政权的通称；第三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对以前某一个政权的称呼或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65]。
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用“中国”一词指称政权的自称和他称的各种情况之中，“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即继承性的中国）的观点是比较切合历史实际的，比如，夏朝和商朝并没有自称“中国”[66]，西周出现的“中国”一词也主要是指“京师”[67]，不过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已，但后来的各个朝代皆以夏、商、周三代为典型的“中国”，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中国圣人，并无疑义。三国时期，以中原和中原王朝的魏国为“中国”，不承认蜀、吴为“中国”，但后来的各个政权在使用“中国”一词指称三国政权时，皆承认三国都是“中国”，少有疑义[68]。再如，中国古代有些人不承认辽、金、元是“中国”，但明太祖朱元璋和高丽王交涉时则说：“凡所交往，此以诚交，彼以诈合。将以罢交，彼又卑辞，若此之为，朕不知其何心？且朕观累朝征伐高丽者，汉伐四次，为其数寇边境，故灭之。魏伐二次，为其阴怀二心，与吴通好，故屠其所都。晋伐一次，为其侮慢无礼，故焚其宫室，俘男女五万口奴之。隋伐二次，为其寇辽西阙蕃礼，故讨降之。唐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兄弟争立，故平其地置为九都督府。辽伐四次，为其弑君并反复寇乱，故焚其宫室，斩乱臣康兆等数万人。金伐一次，为其杀使臣，故屠其民。元伐五次，为其纳逋逃、杀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兴师往讨，其王窜耽罗捕杀之。原其衅端皆高丽自取之也，非中国帝王好呑并而欲土地者也。”[69]明确地将辽、金、元帝王与汉、魏、晋、隋、唐的帝王并列而共同视为“中国帝王”，无疑是对辽金元是“中国”的承认。如果我们将这一思路延展至今天的话，那么，凡是为今天中国所继承的政权，就都是历史上的中国政权，都应该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国家政权[70]。
既然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国”一词也用来指称政权，那就说明中国古代仍然存在被称为“中国”的国家政权。中国古代存在被称为“中国”的国家政权，就存在中国的边疆。我们认为，按照后来政权称“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通称”“中国”的“继承性中国”的思路出发，就应该承认为今天中国所继承的中国古代的各个政权都是中国政权，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中国”政权经历过一个由复数“中国”向单数“中国”的演进过程，这些“复数”中国政权的疆域就都是当时中国的疆域。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各个政权都有自己的疆域和边疆，但中国政权的疆域和边疆则不应仅仅指某一个政权的疆域和边疆，而应包括各个政权的疆域和边疆。按照这一思路认识问题，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各个政权的边疆”和“中国的边疆”的“双边疆”，还应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的“双边疆”，即各个政权缘边的边疆地区如果在中国内部，则可以称之为中国内部的边疆，即中国的“内边疆”，如果这些政权的缘边地区与外国政权接壤或因外国政权还没有来到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该政权管辖下的人群所到达的外部边缘地区，就是中国的外部边疆，可以简称为中国的“外边疆”。
比如：西汉武帝时期，西汉与匈奴接壤的边疆地区是中国内部的边疆，即中国的“内边疆”；而西汉南部外边地区设置的益州、犍为、牂柯、越巂、沈黎、汶山、武都、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乐浪、玄菟、临屯、真番等郡及所属海域，以及匈奴西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的北部地区则是中国的外部边疆，即中国的“外边疆”。三国时期，魏与蜀、吴交界的边疆地区为中国内部的“内边疆”，蜀汉控制的朱提、牁牂、建宁、兴古、云南、越巂、永昌，吴国控制的交趾、九真、九德、日南、珠崖、南海、苍梧、郁林、桂林、合浦等郡及其所属海域，以及魏国北部的挹娄、鲜卑、西域长史府等控制以及外缘人群活动地区则为中国的“外边疆”。辽宋夏金时期，辽、宋、夏、金、大理、西辽之间的交界地区是中国内部的“内边疆”，辽、宋、金、大理、西辽与域外政权交界地区或外缘人群活动地区则是中国的“外边疆”等等，不再赘述。
由于中国古代各个政权极具复杂性，并非所有的中国政权都存在“内边疆”和“外边疆”的“双边疆”，而是有一些政权只有“内边疆”而无“外边疆”，有些政权则只有“外边疆”而无“内边疆”。比如，战国时期的韩、赵、魏等国就只有与中国内部各个政权（包括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接壤的“内边疆”，而无与外国政权接壤的“外边疆”。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前蜀、后蜀、楚、南平等政权都只有“内边疆”而无“外边疆”。辽宋夏金时期的西夏也只有“内边疆”而无“外边疆”等等。但元朝和清朝则统一了全国，复数“中国”变成了单数“中国”，以国号为代表的“元”和“清”政权与“中国”政权实现了重合，因此，元朝和清朝只有“外边疆”，没有“内边疆”。元朝和清朝的疆域就是中国的疆域，元朝和清朝的边疆就是中国的边疆。
按照这一思路认识问题，我们所说的“内边疆”，有时与长城有关，有时则与长城无关。比如，秦汉所修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长城内外就成了秦汉和匈奴交界的边疆，属于中国内部的“内边疆”；明朝修筑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鞑靼和瓦剌，长城内外就成了明朝和鞑靼、瓦剌交界的边疆，也属于中国内部的“内边疆”。这几个朝代的“内边疆”与拉铁摩尔所说的长城内外是中国的“内边疆”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即承认匈奴等政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相一致。

但在中国古代，有更多的时间，长城内外都与中国的“内边疆”无关，比如，辽朝统治时期，长城内外地区主要在辽朝南京（今北京）和西京（今山西大同）管辖范围之内，南京和西京在辽朝五京之中是比较重要的两京，是辽朝的先进地区，也是辽朝两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不是辽朝缘边的边疆地区；金朝时期，长城的主要地区在中都（今北京）路管辖范围之内，中都是金朝的首都，不但不是金朝缘边的边疆地区，反而成了金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元朝时期，首都在大都（今北京），长城内外地区在中央中书省直接管辖的腹里地区控制的范围之内，无疑是元朝的中心地区之一；清朝时期，首都也在北京，长城内外也在中央及北直隶管辖范围之内，也是清朝的中心地区之一。这些朝代的长城，按照拉铁摩尔所说的“不但防止外面的人进来，也阻止里面的人出去”[71]的功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不能称之为中国的“内边疆”。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应该存在“各个政权的边疆”和“中国的边疆”二种边疆，即“双边疆”，这种双边疆之间存在着背离和重合现象。各个政权的边疆仅代表本政权的边疆，除了元朝和清朝以外，不是整个中国边疆的全部。而中国的边疆则包括中国各个政权的边疆，但也不包括中国各个政权内部的“内边疆”，只能包括中国各个政权的“外边疆”。
中国内部的各个政权之间的“内边疆”，仅仅是中国内部各个政权之间分疆划界的边疆，不是中国的边疆，与中国的边疆存在背离现象。而各个政权的“外边疆”，在各个政权分立时期也只能分别构建中国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中某一方向或某一区域的“外边疆”，也不能构成整个中国的边疆，也就是说，各个分立政权的“外边疆”仅仅是中国边疆的一部分，某一个政权的“外边疆”与中国边疆的概念也不完全吻合。只有各个分立政权的“外边疆”合到一起，才能共同构成当时中国的边疆，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边疆包括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外边疆”。
我们将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外边疆”说成是中国的边疆，在理论上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中国古代政权繁多，大小不一，极具复杂性，有时我们又不能仅仅将本文所述第三类边疆政权的“外边疆”视为中国的边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边疆地区按照一个区域来认识问题或将这一区域稍稍放大的话，仅仅将有的边疆政权的“外边疆”作为中国的边疆显然是范围小了点。比如，唐朝时期的渤海政权，也有自己的边疆，我们将渤海的“外边疆”视为中国的边疆显然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将渤海政权放到整个中国的大范围来看，仅仅将渤海政权的“外边疆”视为中国的边疆，显然作为中国的边疆地区过于狭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承认渤海国有自己的边疆，也可以从整个中国的大范围认识问题，将整个渤海国管辖地区视为中国的边疆地区，这也是一种可行的认识问题的方法。
可见，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边疆与中国的边疆“双边疆”之间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在中国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之前，二者是不一致的。如夏商周的边疆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边疆，只有加上周边方国的边疆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秦汉的边疆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边疆，只有加上匈奴等政权的边疆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隋唐的边疆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边疆，只有加上突厥、回纥、吐蕃、南诏、渤海等政权的边疆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两宋的边疆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边疆，只有加上辽、金、大理、西辽等政权的边疆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明朝的边疆不能等同于中国的边疆，只有加上瓦剌、鞑靼等政权的边疆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只有实现大统一的元朝和清朝的边疆才与中国的边疆实现了重合，元朝和清朝的边疆完全等同于中国的边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拉铁摩尔创建的“双边疆”理论，主要强调生产方式和民族的不同，离开“国家”政权的硬件条件去谈边疆问题，难以解决中国古代复杂的边疆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各个政权的边疆”和“中国的边疆”的“双边疆”，“中国的边疆”又存在中国内部的边疆（内边疆）和外部的边疆（外边疆）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双边疆”。中国古代各个政权的边疆与中国的边疆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各个政权的“内边疆”不是中国的边疆，各个政权分立时期的各个政权的“外边疆”只代表中国边疆的一部分，不代表中国边疆的全部，只有各个政权“外边疆”合起来才能共同构成中国的边疆。各个政权的边疆在中国古代没有完全实现统一的情况下，与中国的边疆是不一致的，只有实现大统一的元朝和清朝的边疆才与中国的边疆重合在一起，元朝和清朝的边疆完全等同于中国的边疆。
　[①]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第157页、第160页、第160-161页。
　[②] 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指出：“边疆概念是由多种因素、多层缘由所组成的概念，国家疆土由陆、海、空、底土所组成，边疆概念的形成既包括了地理因素、行政因素、政治因素、国防因素在内，也包括了地缘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军事学的学科理论交叉形成的综合概念。但追根溯源，边疆概念的缘起，必然追溯到国家学说上去，因为边疆毕竟是指国家疆土远离统治中心的边缘部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③] 马大正：《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④]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类边界称之为“人口聚居区和无人居住区之间的分界”。（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0页。
　[⑤] 唐晓峰认为，拉铁摩尔“对地域的分割不以国家论”，“超越政治与民族”。姚大力赞成其观点。参见姚大力《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读书》2015年第8期。
　[⑥]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第305、第316、第330、第346页。
　[⑦] 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第79页。
　[⑧] 杨军：《双重边疆：古代中国边疆的特殊性》，《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
　[⑨] 恩格斯：《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167页。
　[⑩] 赵永春：《中国古代“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
　[11]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根据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状况，将国家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16—17世纪出现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三种类型（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立涛译，王铭铭校：《民族-国家与暴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笔者以为国家可以分为古代国家、近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三种类型。
　[12] 《尚书》卷6《夏书•禹贡》，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153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66页。
　[14]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22《魏策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13页。
　[15] 班固：《汉书》卷64《贾捐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31页。
　[16] 《左传》昭公九年二月庚申条，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056页。
　[17] 房玄龄等：《晋书》卷14《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6页。
　[18] 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3页。
　[19] 魏征等：《隋书》卷29《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06页。
　[20] 魏征等：《隋书》卷29《地理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08页。
　[2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0页。
　[22] 宋濂等：《元史》卷58《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345页。
　[23] 张廷玉等：《明史》卷50《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82页。
　[24]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4《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891页。
　[25] 萧子显：《南齐书》卷1《高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6页。
　[26]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39《杜杲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702页。
　[27] 司马迁：《史记》卷69《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56页。
　[28]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14《楚策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08页。
　[29]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3《秦策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页。
　[30]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29《燕策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81页。
　[3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49《兵考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06页。
　[32]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19《赵策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56页。
　[33] 刘向集录，何德章注释：《战国策》卷22《魏策一》，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19页。
[34] 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及严长明后序，清刻本。
[35]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0《职方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13－714页。
[36] 脱脱等：《辽史》卷37《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38页。
[37] 脱脱等：《宋史》卷85《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93－2096页。
[38] 脱脱等：《金史》卷24《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9页。
[39] 陈寿：《三国志》卷30《魏志•东夷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41页。
[40] 范晔：《后汉书》卷115《东夷•高句骊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3页。
[41] 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6页。
[42] 班固：《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57页。
[43] 魏收：《魏书》卷103《蠕蠕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91页。
[44]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09页。
[45] 刘昫等：《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吐谷浑》，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5297页。
[46] 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15《唐纪》，天宝四年正月庚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63页。
[47] 刘昫《旧唐书》卷196《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24页。
[4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22《南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67页。
[49]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219《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79页。
[5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历代州域形势》，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0页。
[51] 魏源：《元史新编》卷17《太祖平服各国传》，台湾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709页。
[52] 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53] 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8页。
[54] 陈寿：《三国志》卷9《魏志•夏侯玄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页。
[55] 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60页。
[56] 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92页。
[57] 班固：《汉书》卷100《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43页。
[58] 范晔：《后汉书》卷40《班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60页。
[59] 范晔：《后汉书》卷64《史弼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10页。
[60] 房玄龄等：《晋书》卷14《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06页。
[61] 房玄龄等：《晋书》卷38《齐王攸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31页。
[62] 房玄龄等：《晋书》卷127《慕容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71页。
[63] 脱脱等：《宋史》卷13《英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57页。
[64] 脱脱等：《宋史》卷17《哲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31页。
[65] 赵永春：《中国古代“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4期。
[66]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称谓始于商朝：胡厚宣即认为，商也称中商，“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见胡厚宣《论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民国丛书》第一编《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田倩君也认为商称大邑商就是称中国之义，“准此‘中国’称谓的起源定然是从商代开始的”（见田倩君《“中国”与“华夏”称谓之寻原》，台湾《大陆杂志》1966年第31卷第1期）。然商朝毕竟没有出现“中国”一词，不能作为商朝始称“中国”之依据。
[67] 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记周武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尚书•周书•梓材》记载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两则史料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史料，多数学者将这两则史料中的“中国”一词释为“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即京师之意。西周用“中国”一词指称“京师”的史料很多，不再赘述。
[68] 后人对三国何为正统问题争议较大，有人主张以魏国为正统，有人主张以蜀汉为正统，他们所说的正统都是指中国正统，非正统也是中国非正统，正统和非正统都是中国。
[69] 郑麟趾：《高丽史》卷137《辛禑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1958年版，第756页。
[70] 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3期；《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中国历史疆域理论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71]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1353.html

以上是关于边疆-赵永春 马溢澳：也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双边疆”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