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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梁思成：中国的佛教建筑

佛教是在公元一世纪左右，从印度经过现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而传入中国的。在大约两千年的期间，佛教对于中国人民（这里指的主要是汉族人民）的思想、文化，以及物质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切在中国的建筑上都有所反映，并且集中地表现在中国的佛教建筑上。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文化，仅仅按照已经有文字的纪录来说，就已经有了将近两千余年的历史。作为物质文化的一部份，中国建筑的历史实际上比有文字纪录的历史要长若干倍。估计从石器时代开始，经过可能达到一两万年的长时间，一直到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的匠师已经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在工程结构方面，形成了一套有高度科学性的结构方法。在建筑的艺术处理方面，也形成了一套特殊风格和手法，成为一个独特的建筑体系，那就是今天一般被称做中国建筑的这样一个建筑体系。在这些建筑之中，有住宅、宫殿、衙署、作坊、仓库等等，也有为满足各种精神需要的特殊建筑，如中国传统祭祀天地和五谷之神的坛庙，拜祖先的家庙，模拟神仙世界的仙山楼阁，迎接从云端下来的仙人的高台等等。中国的佛教建筑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相传在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等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洛阳。当时的政府把一个官署鸿胪寺，作为他们的招待所。“寺”本是汉朝的一种官署的名称，但是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佛教寺院的专称了。按照历史纪载，当时的中国皇帝下命令为这些天竺高僧特别建造一些房屋，并且以为他们驮着经卷来中国的白马命名，叫做“白马寺”。到今天，凡是到洛阳的善男信女，或是游客，没有不到白马寺去看一看这个中国佛教的苗圃的。
公元200年前后，在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汉朝已经进入土崩瓦解的历史时期，在长江下游的丹阳郡（今天的南京一带），有一个官吏笮融，“大起浮图，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采”（见《后汉书·陶谦传》）。这是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中，比较具体地叙述一个佛寺的最早的文献。从建筑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巨大的规模，可以容纳三千多人。更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那个上累金盘的重楼。完全可以肯定，所谓“上累金盘”，就是用金属做的刹；它本身就是印度窣堵波（塔）的缩影或模型。所谓“重楼”，就是在汉朝，例如在司马迁的著名《史记》中所提到的汉武帝建造来迎接神仙的，那种多层的木构高楼。在原来中国的一种宗教用的高楼之上，根据当时从概念上对于印度窣堵波的理解，加上一个刹——最早的中国式的佛塔就这样诞生了。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人民的精神生活所提出的要求下，一个传统的中国建筑类型，加上了一些外来的新的因素、就为一个新的要求——佛教服务了。
从笮融建造他的佛寺的时候起，在以后大约四个世纪的期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陷入了一个极端混乱的时期。从辽东（今天中国的东北地区），从蒙古，从新疆，许多文化、经济比较落后的部落或民族，纷纷企图侵入当时文化、经济比较先进的，生活比较优裕安定的汉族地区。中国的北部，就是从黄河流域一直到万里长城一带，变成了一个广阔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进行着汉族和各个外围民族的战争，也进行着那些外围民族之间为了争夺汉族的土地和财富的战争。也进行着被压迫的人民对于他们的残暴的不管是本族的外族的统治者的反抗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的劳动成果不是被战争完全破坏，就是被外来的征服者或是本民族的残暴的统治者所掠夺，生活没有保障。就是在这些统治者之间，在战争的威胁下，他们自己也感到他们的政权，甚至于他们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障。在苦难中对于统治者心怀不满的人民也对他们的残暴的统治者进行反抗。总之，社会秩序是很不安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困苦绝望中的人民在佛教里找到了安慰。同样地，当时汉族以及外围民族的统治者，在他们那种今天是一个胜利者，明天就可能变成一个战争俘虏沦为奴隶的无保障的生活中，也在佛教中看见了一个不仅仅在短短几十年之间的生命。同时他们还看到佛教的传播，对于他们安定社会秩序的努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广大人民想望着摆脱苦难的要求下，在统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就在中国传播起来了。在公元第四世纪，佛教已经传播到全中国。
在公元400年前后，中国的高僧法显就到印度去求法，回来写了著名的《佛国记》。在他的《佛国记》里，他也描写了一些印度的著名佛像以及著名的寺塔的建筑。法显从印度回到中国之后，对于中国佛教寺院的建筑，具体地发生了什么影响，由于今天已经没有具体的实物存在，我们不知其详。不过可以肯定地说是发生了一定的影响的。在这个时期，很多中国皇帝都成为佛教的虔诚信徒。在公元419年，晋朝的一个皇帝，按历史记载，塑造了一尊十六尺高的青铜镀金的佛像，由他亲自送到瓦棺寺。在第六世纪前半，有一位皇帝就多次把自己的身体施舍在庙里。后来唐朝著名的诗人杜牧，在他的一首诗中就有“南朝四百八十寺”这样一个名句。这说明在当时中国的首都建康（今天的南京），佛教建筑的活动是十分活跃的。与此同时，统治着中国北方的，由北方下来的鲜卑族拓跋氏皇帝，在他们的首都洛阳，也建造了一千三百个佛寺。其中一个著名的佛塔，永宁寺的塔，一座巨大的木结构，据说有几层高，从地面到刹尖高一千尺，在一百里以外（约五十公里）就可以看见。虽然这种尺寸肯定地是夸大了的，不过它的高度也必然是惊人的。我们可以说，像永宁寺塔这样的木塔，就是笮融的那个“上累金盘下为重楼”那一种塔所发展到的一个极高的阶段。遗憾的是，这种木塔今天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存在。我们要感谢日本人民，在他们的美丽的国土上，还保存下来像奈良法隆寺五重塔那种类型以及一些相当完整的佛寺组群。日本的这些木塔虽然在年代上略晚几十年乃至一二百年，但是由于这种塔型是由中国经由朝鲜传播到日本去的，所以从日本现存的一些飞鸟、白凤时代的木塔上，我们多少可以看到中国南北朝时代木塔的形象。此外，在敦煌的壁画里，在云岗石窟的浮雕里，以及云岗少数窟内的支提塔里，也可以看见这些形象。用日本的实物和中国这些间接的资料对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初期的佛塔，大概就是这种结构和形象。
在整个佛寺布局和殿堂的结构方面，同样的，我们也只能从敦煌的壁画以及少数在日本的文物建筑中推测。从这些资料看来，我们可以说，中国佛寺的布局在公元第四第五世纪已经基本上定型了。总的说来，佛寺的布局，基本上是采取了中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布局方法。一般地说，从山门（即寺院外面的正门）起，在一根南北轴线上，每隔一定距离，就布置一座殿堂，周围用廊庑以及一些楼阁把它们围绕起来。这些殿堂的重要性，一般地是逐步加强，往往到了第三或第四个殿堂才是庙宇的主要建筑——大雄宝殿。大雄宝殿的后面，在规模比较大的寺院可能还有些建筑。这些殿堂和周围的廊庑楼阁等就把一座寺院划为层层深入，引人入胜的院落。在最早的佛寺建筑中，佛塔的位置往往是在佛寺的中轴线上的，有时在山门之外，有时在山门以内。但是后来佛塔就大多数不放在中轴线上而建立在佛寺的附近，甚至相当距离的地方。
中国佛寺的这种院落式的布局是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除了它一般地采取了中国传统的院落布局之外，还因为在历史上最初的佛寺就是按照汉朝的官署的布局建造的。我们可以推测，用寺这样一个官署的名称改做佛教寺院的名称，那么，在形式上佛教的寺很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汉朝官署的寺的形式。另一方面，在南北朝的历史记载中，除了许多人，从皇帝到一般的老百姓，舍身入寺之外，还有许多贵族官吏和富有的人家，还舍宅为寺，把他们的住宅府第施舍给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这样，有很多佛寺原来就是一所有许多院落组成的住宅。由于这两个原因，佛寺在它以后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采取了这种世俗建筑的院落形式，加以发展，而成为中国佛教布局的一个特征。
佛寺的建筑对于中国古代的城市面貌带来很大的变化。可以想像，在没有佛寺以前，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主要的大型建筑只有皇帝的宫殿，贵族的府第，以及行政衙署。这些建筑对于广大人民都是警卫森严的禁地，而且在形象上，和广大人民的比较矮小的住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想像，旧的城市轮廓面貌是比较单调的。但是，有了佛教建筑之后，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除了那些宫殿府第衙署之外，也出现了巍峨的殿堂，甚至于比宫殿还高得多的佛塔。这些佛教建筑丰富了城市人民的生活，因为广大人民可以进去礼佛、焚香，可以在广阔的庭院里休息交际，可以到佛塔上面了望。可以说，尽管这些佛寺是宗教建筑，它们却起了后代公共建筑的作用。同时，这些佛寺也起了促进贸易的作用，因为古代中国的佛寺也同古代的希腊神庙、基督教教堂前的广场一样，成了劳动人民交换他们产品和生活用品的市集。另一方面，这些佛教建筑不仅大大丰富了城市的面貌；而且在原野山林之中，我们可以说，佛教建筑丰富了整个中国的风景线。有许多著名的佛教寺院都是选择在著名风景区建造起来的。原来美好的风景区，有了这些寺塔，就更加美丽幽雅。它本身除了宣扬佛法之外，同时也吸引了游人特别是许多诗人画家的创作。这些在风景幽美地区的寺塔，为无数的诗人画家提供了创作的灵感。诗人画家的创作反过来又使这些寺塔在人民的生活中引起了深厚的感情。总的说来，单纯从佛教建筑这一个角度来看，佛教以及它的建筑对于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的艺术创作，对于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都有巨大的影响，巨大的贡献。
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建筑，经过一代代经验的积累，不断地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遗产。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由于不同的社会的需要，不同的技术科学进步，佛教建筑也同其他建筑一样，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结构布局和不同的形式、风格。
从敦煌的壁画里，我们看到，从北魏到唐（从第五世纪到十世纪）这五百年间，佛寺的布局一般都采取了上面所说的庭院式的布局。但是，建造一所佛寺毕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规模比较大，工料比较好，艺术水平比较高的佛教建筑，大多数是在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时候建造的，佛寺的建造地点，虽然在后代有许多是有意识地选择远离城市的山林之中，但总的看来，佛寺的建造无论从它的地点来说，或者是从它的建造规模来说，大多数还是在人口集中的城市里，或者是沿着贸易交通的孔道上。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建康的“南朝四百八十寺”以及洛阳的一千三百多寺之外，在唐朝长安（今天的西安）城里的一百一十个坊中，每一个坊里至少有一个以上的佛寺，甚至于有一个佛寺而占用整个一坊的土地的（如大兴善寺就占靖善坊一坊之地）。这些佛寺里除造像外大部份都有塔、有壁画、有佛像。这些壁画和造像大多是当时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美术史《历代名画记》里所提到的名画以及著名雕刻，绝大部分是在长安的佛寺里的。在此以前，例如在号称有高一千尺的木塔的洛阳，也因为它有大量的佛寺而使北魏的一位作家杨炫之给后代留下了《洛阳伽兰记》这样一本书。又如著名的敦煌千佛洞就位置在戈壁大沙漠的边缘上。敦煌的位置可以和十九世纪以后的上海相比拟，戈壁沙漠像太平洋一样，隔开了也联系了东西的交通。敦煌是走上沙漠以前的最后一个城市，也是由西域到中国来的人越过了沙漠以后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因为这样，经济政治的战略位置，其中包括文化交通孔道上的战略位置，才使得中国第一个佛教石窟寺在敦煌凿造起来。这一切说明尽管宗教建筑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建筑，但是它的发展是脱离不了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条件的。
现在我们设想越过了沙漠到了敦煌，从那里开始，我们很快地把中国两千年来的一些主要的佛教史迹游览一下。
景
敦煌千佛崖的石窟寺，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佛教文物，现存的大约五百个石窟是从公元366年开始到公元十三世纪将近一千年的长时间中陆续开凿出来的。其中现存的最古的几个石窟是属于第五世纪的。这些石窟是以印度阿旃陀、加利等石窟为兰本而模仿建造的。首先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敦煌千佛崖没有像印度一些石窟那样坚实的石崖，而是比较松软的沙卵石冲积层，不可能进行细致的雕刻。因此在建筑方面，在开凿出来的石窟里面和外面，必须加上必要的木结构以及墙壁上的粉刷，墙壁上不能进行浮雕，只能在抹灰的窟壁上画壁画或作少量的泥塑浮雕。因此，敦煌千佛崖的佛像也无例外地是用泥塑的，或者是在开凿出来的粗糙的胎模上加工塑造的。在这些壁画里，古代的画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当时佛教寺塔的形象。也留下了当时人民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画谱。
其次，在今天山西省大同城外的云岗堡，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内地最古的石窟群。在长约一公里的石崖上，北魏的雕刻家们在短短的五十年间（大约从公元450—500年）开凿了大约两打大小不同的石窟和为数甚多的小壁龛。其中最大的一座佛像由于它的巨大的尺寸就不得不在外面建造木结构的窟廊。但是，大多数的石窟却采用了在崖内凿出一间间窟室的形式，其中有些分为内外两室，前室的外面，就利用山崖的石头刻成窟廊的形式。内室的中部一般多有一个可以绕着行道的塔柱或雕刻着佛像的中心柱。从云岗的石窟看来，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石窟这一概念到了中国以后，在形式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印度的支提窟平面都是马蹄形的，内部周围有列柱。但在中国，它的平面都是正方或长方形的，而用丰富的浮雕代替了印度所用的列柱。印度所用的圆形的窣堵波也被方形的中国式的塔所代表。此外，在浮雕上还刻出了许多当时的中国建筑形象，例如当时各种形式的塔、殿、堂，等等。浮雕里所表现的建筑，例如太子出游四门的城门就完全是中国式的城门了。乃至于佛像、菩萨像的衣饰，尽管雕刻家努力使它符合佛经的以及当时印度佛像雕刻的样式，但是不可避免地有许多细节是按当时中国的服装来处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石窟建筑的处理上，和浮雕描绘的建筑上，我们看到了许多从西方传来的装饰母题。例如佛像下的须弥座、卷草、哥林多式的柱头，伊奥尼斯的柱头，和希腊的雉尾和箭头极其相似的莲瓣装饰，以及那些连环璎珞等等，都是中国原有的艺术里面未曾看见过的。这许多装饰母题经过一千多年的吸收改变丰富发展，今天已经完全变成中国的雕饰题材了。
在公元500年前后，北方鲜卑族的拓跋氏统治看半个中国，取得了比较巩固的政治局面，就从山西的大同迁都到河南的洛阳，建立他们的新首都。同时也在洛阳城南的十二公里的伊水边上选择了一片石质坚硬的石灰石山崖，开凿了著名的龙门石窟。我们推测在大同的五十年间，云岗石窟已经成了北魏首都郊外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政治上宗教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在洛阳，同样的一个石窟，就必须尽快地开凿出来。洛阳石窟不像云岗石窟那样采用了大量的建筑形式，而着重在佛像雕刻上。尽管如此，龙门石窟的内部还是有不少的建筑艺术处理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以愤怒的心情提到，在著名的宾阳洞里两幅精美绝伦的叫做“帝后礼佛图”的浮雕，在过去反动统治时期已经被近代的万达尔（VANDALS）——美国的文化强盗敲成碎块，运到纽约的都市博物馆里去了。
在河北省磁县的响堂山，也有一组第六世纪的石窟组群。这一组群表现了独特的风格。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印度建筑形式和中国建筑形式的非常和谐的，但有些也不很和谐的结合。印度的火焰式的门头装饰在这里大量地使用。印度式的束莲柱也是这里所常看见的。在山西太原附近的天龙山也属于第六世纪，在石窟的建筑处理上就完全采用了中国木结构的形式。从这些实例看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石窟这一概念是从印度来的，可是到了中国以后，逐渐地它就采取了中国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但同时也吸收了印度和西方的许多母题和艺术处理手法。佛教的石窟遍布全中国，我们不能在这里细述了。
在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石窟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令人十分愤慨的一些现象，在云岗、龙门，除了像宾阳洞的“帝后礼佛图”那样整片的浮雕或整座的雕像被盗窃之外，像在天龙山现在就没有一座佛像存在。这些东西都被帝国主义的文化强盗勾结着中国的反动军阀、官僚、奸商，用各种盗窃欺骗的手段运到他们的富丽堂皇的所谓博物馆里去了。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盗窃了大量的经卷，云岗、龙门无数的佛头，都被陈列在帝国主义的许多博物馆里，帝国主义文化强盗这种掠夺盗窃行为是必须制止的，是不可饶恕的，是我们每一个有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国家所必须警惕提防的。
前面已经说到，中国的佛寺建筑是由若干个殿堂廊庑楼阁等等联合起来组成的，因此每一所佛寺就是一个建筑组群，在这种组群里除了举行各种宗教仪式的部分以外，往往还附有僧侣居住和讲经修道的部份。这种完整的组群中，现存的都是比较后期的，一般都是十三、十四世纪以后的。因此，在这以前的木构佛寺，我们只能看到一些不完整的，或是经过历代改建的组群。
第二:公元857年建造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在中国木结构的佛教建筑中，现在最古的是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它是公元782年建成的。虽然规模不大，它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一座木构建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离南禅寺不远的佛光寺大殿（第二图）。它是857年建造的，是一座七间的佛殿，一千一百年来还完整地保存着。佛光寺位置在五台山的西面山坡上，因此这个佛寺的朝向不是用中国传统的面朝南的方向，而是向西的。沿着山势，从山门起，一进一进地建筑就着山坡地形逐渐建到山坡上去。大殿就在组群最后也是最高的地点。据历史记载，在第九世纪初期在它的地点上，曾经建造了一座三层七间的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里边有佛菩萨天王像七十二尊。但是在公元845年，由于佛教和道教在宫庭里斗争的结果，道教获胜，当时的皇帝下诏毁坏全国所有的佛教寺院，并且强迫数以几十万计的僧尼还俗。这座弥勒大阁在建成后仅仅三十多年，就在这样一次宗教政治斗争中被毁坏了。这个皇帝死了以后，他的皇叔，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登位了，立即下诏废除禁止佛教的命令，许多被毁的佛教寺院，又重新建立起来。现存的佛光寺大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的。但是它已经不是一座三层的大阁，而仅仅是一层的佛殿了。这个殿是在当时在长安的一个妇人为了纪念在三十年前被杀掉的一个太监而建造的。这个妇女和太监的名字都写在大殿大梁的下面和大殿面前的一座经幢上。这些历史事实再一次说明宗教建筑也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在这一座建筑中，我们看到了从古代发展下来已经到了艺术上技术上高度成熟的一座木建筑。在这座建筑中，大量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斗拱结构，充分发挥了这个结构部分的高度装饰性而取得了结构与装饰的统一。在内部，所有的大梁都是微微拱起的，中国所称做月梁的形式。这样微微拱起的梁旣符合力学荷载的要求，再加上些少的艺术加工，就呈现了极其优美柔和而有力的形式。在这座殿里，同时还保存下来第九世纪中叶的三十几尊佛像、同时期的墨迹以及一小幅的壁画，再加上佛殿建筑的本身，唐朝的四种艺术，就集中在这一座佛寺中保存下来。应该说，它是中国建筑遗产中最可珍贵的无价之宝。
遗憾的是，佛光寺的组群已经不是唐朝第九世纪原来的组群了。现在在大殿后还存在着一座第六或第七世纪的六角小砖塔，大殿的前右方，在山坡较低的地方，还存在着一座十三世纪的文殊殿。此外、佛光寺仅存的其他少数建筑都是十九世纪以后重建的，都是些规模旣小，质量也不高的房屋，都是和尚居住和杂用的房屋。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已经公布佛光寺大殿作为中国古代木建筑中第一个国家保护的重要的文物。解放以来，人民政府已经对这座大殿进行了妥善的修缮。
按照年代的顺序来说，其次一座最古的木建筑就是北京正东约六十公里蓟县的独乐寺。在这个组群里现在还保存着两座建筑；前面是一座结构精巧的山门，山门之内就是一座高大巍峨的观音阁（第三图）。这两座建筑都是公元984年建造的。观音阁是一座外表上两层实际上三层的木结构。它是环绕着一尊高约十六米的十一面观音的泥塑像建造起来的。因此，二层和三层的楼板，中央部分都留出一个空井，让这尊高大的塑像，由地面层穿过上面两层，树立在当中。这样在第二层，瞻拜者就可以达到观音的下垂的右手的高度；到第三层，他们就可以站在菩萨胸部的高度，抬起头来瞻仰观音菩萨慈祥的面孔和举起的左手，令人感到这一尊巨像，尽管那样的大，可是十分亲切。同时从地面上通过两层的楼井向上看，观音的像又是那样高大雄伟。在这一点上，当时的匠师在处理瞻拜者和菩萨像的关系上，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在结构上，这座三层大阁灵巧地运用了中国传统木结构的方法，那就是木材框架结构的方法，把一层层的框架叠架上去。第一层的框架，运用它的斗拱，构成了下层的屋檐，中层的斗拱构成了上层的平座（挑台），上层的斗拱构成了整座建筑的上檐。在结构方法上，基本上就是把佛光寺大殿的框架三层重叠起来。在艺术风格上也保持了唐朝那一种雄厚的风格。
在十八世纪时，这个寺被当时的皇帝用做行宫，作为他长途旅行时休息之用。因此，原来的组群已经经过大规模的改建，所余的只是山门和观音阁两座古建筑了。
在中国现存较古的佛教寺院中，可以在河北正定隆兴寺和山西大同善化寺这两个组群中看到一些比较完整的形象。正定隆兴寺是公元971年开始建造的。由最前面的山门到最后面的大悲阁，原来一共有九座主要建筑。尽管今天其中已经有两座完全坍塌，主要的大悲阁也在严重损坏后，仅将残存部分重修保留下来，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但是还能够把原来组群的布局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这个组群中，大悲阁是最主要的建筑，阁内供养一尊巨大的千手观音铜立像。可惜原来环绕着这座铜像的阁本身已经毁坏得很利害。大悲阁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楼，楼阁并列，在构图效果上形成了整个组群的最高峰。大悲阁前面庭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小楼，其中一座是转轮藏，整座小楼的设计就是为一个转轮藏而构成的。到现在为止，这个转轮藏是中国现存唯一第十世纪的真正可以转动的佛经的书架。与大悲阁相对在轴线上是一个十八世纪建造的戒坛。戒坛的前面有一座平面正方形，每面突出一个抱厦，从而形成了极其优美丰富的屋顶轮廓线的摩尼殿。这一座殿是十一世纪建造的，是这个组群中除戒坛外年代最晚的一座建筑。摩尼殿前面的大觉六师殿和它前面左右侧的钟楼鼓楼则不幸在不知什么时候毁坏了。
山西大同善化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辽金时代的组群，现在还保存着四座主要建筑和五座次要建筑；全部是由公元十一世纪中叶到十二世纪中叶这一个世纪之间建成的。这个组群规模不如正定隆兴寺那样深邃，但是庭院广阔，气魄雄伟，呈现很不相同的气氛。这两个组群虽然年代相距不远，但是隆兴寺是在汉族统治之下建造的，而善化寺所在的大同当时是在东北民族契丹、女真统治下的。这两个组群所呈现的迥然不同的气氛，一个深邃而比较细致，
一个广阔而比较豪放，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南北不同民族的风格。
第三:公元984年建造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可以附带提到大同华严寺的薄伽教藏。它是原来规模宏大的华严寺组群遗留下来的两座建筑之一，虽然它是其中较小的一座，可是作为一座1038年建成的佛教图书馆，它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靠着这座图书馆内部左右和后面墙壁，是一排“U”字形排列的制作精巧的藏经的书橱（壁藏）。这个书橱最下层是须弥座、中层是有门的书橱主体，上面做成所谓“天宫楼阁”。这个“天宫楼阁”可以说是当时木建筑的一个精美准确的模型。整座壁藏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书橱。
在山西洪赵县（洪洞与赵城已合并为洪赵县，广胜寺原在赵城县——梁注）的霍山，有两个蒙古统治时代建造的组群广胜寺。这两个组群是一个寺院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山上叫做上寺，一部分在山下叫做下寺。上寺和下寺由于地形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轮廓线。上去位置在霍山最南端的尾峰上，利用山脊作为寺的轴线。因此轴线就不是一根直线而随着山脊略有弯曲。在组群的最南端，也就是在山末最南端的一个小山峰上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琉璃塔。尽管这座琉璃塔是十五世纪建成的，却为十四世纪的整个组群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下寺的规模比较小，可以说是上寺的附属组群。在这两个组群中，结构上大量地采用了蒙古统治时代所常用的圆木作结构，并且用了巨大的斜昂，构成类似近代的桁架的结构。这种结构只在蒙古统治时期短短的一百年间，昙花一现地使用过，在这以前和以后都没有看见。广胜寺原来藏有希世的珍本金版的藏经，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曾经企图抢劫这部藏经。现任人民政府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当时为了保卫这部藏经，曾经率领八路军部队在寺的附近和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胜利地为祖国人民保卫住了这部藏经。
十四世纪末叶以后，那就是说明、清两朝的佛寺，现在在中国保存下来的很多，只能按照不同的地区和当时不同的要求，举几个典型。
首先是所谓敕建的寺院，亦即皇帝下命令所建造的寺院。这种寺院一般地规模都很大，无论在什么地区，大多按照政府规定的规范.（亦即北京的规范）设计建造。例如现在北京中国佛教协会所在的广济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寺位置在城市中心的热闹区，占用的土地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但是还是有完整的层层院落。山门面临热闹的大街，门内有一个广阔的可以停车马的前院。这种前院，在一个封建帝国的首都，是贵族和高级官吏、富有的商人等等，特别是他们的眷属，到寺里烧香礼佛所必需的。面临前院和山门相对的是一座天王殿，殿内有四尊天王像；他们不仅是东西南北四面天的保卫者，并且是寺院的保卫者。在天王殿的前面，在前院的两侧是钟楼和鼓楼。每天按照寺院生活的日程按时鸣钟击鼓。天王殿的后面，是寺内的主要建筑大雄宝殿。他的后面是圆通宝殿。前一座供奉的是三世佛，后一座供奉的是观音菩萨。最后是一座两层的藏经阁。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著名的佛牙就供奉在这座阁上。从天王殿一直到藏经阁的两旁是一系列的配殿和廊庑，把整个组群环绕起来，同时也把几个院落划分出来。由于地势比较局促，广济寺的庭院虽然不十分广阔，可是仍然开朗幽雅，十分适宜于修身养性，陶冶性灵。在这方面建筑师的处理是十分成功的。在这个组群的右侧，另外还有几个院落，是方丈僧侣居住的地区，现在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址所在。这个组群原来是十七世纪建造的，后来曾经部分烧毁，又经修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广济寺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中国佛教徒活动的主要中心了。
在北京郊外西山的碧云寺是敕建寺院的另一典型。由于自然环境不同，建筑处理的手法和市区佛寺的处理手法也就很不相同了。碧云寺所在的地点是北京西郊西山的一个风景点，这里有甘冽的泉水，有密茂的柏林，有起伏的山坡，有巉岩的山石。因此，碧云寺的殿堂、廊庑的布局就必须结合地形并且把这些泉水、岩石、树木组织到它的布局中来。沿着山坡在不同的高度上坐落一座座的殿堂以及不同标高的院落。在这个组群中可以突出的提到三点:一个是田字形的五百罗汉殿，这里边有五百座富有幽默感的罗汉像，把人带进了佛门那种自由自在的境界。罗汉堂的田字形平面部署尽管是一个很规则的平面，可是给人带来了一种迂回曲折难以捉摸，无意中会遗漏了一部分，或是不自觉地又会重游一趟的那一种错觉。另一个突出点，是组群的最高峰，汉白玉砌成金刚宝座塔。从远处望去，在密茂的丛林中这座屹立的白石塔指出了寺的位置，把远处的游人或香客引导到山下山门所在。让人意外地发现呈现在眼前的这一座幽雅的佛寺。关于这座塔，在另一段中将比较详细地叙述，在这里就不必细谈了。另一个突出点，是以泉水为中心的庭园，在这里有明沏如镜的放生池，有涓涓流水，在密茂的松柏林下，可以销除任何人的一身火气，令人进入一个清凉的境界。总的说来这个组群是在山林优美地区建造佛寺的一个典型。浙江杭州的灵隐寺，以及江西庐山很多著名的寺院，都有相同的效果。
中国南方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原因，佛寺的建筑就和北方的特别是敕建的佛寺在部署上或是在风格上就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四川峨嵋山许多著名的寺院，都建造在坡度相当陡峭的山坡上。在这里气候比较温和而多雨，山上林木茂盛，因此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个个沿着山坡一层比一层高，全部用木料建造的佛寺组群。由于天气比较温暖，所以寺庙的建筑就很少用雄厚的砖石墙而大量利用山上的木材作成板壁。院落本身也由于山地陡坡的限制而比较局促。但是，只要走出寺门，就是广阔无边的茂林，或是重叠起伏的山峦，或目极千里的远景，因此寺内局促的感觉也不妨碍着寺作为一个整体的开阔感了。峨嵋山下的报国寺、半山的万年寺、山顶的接引殿等都是属于这个类型。
在十四世纪末或十五世纪初，在中国佛寺的建筑中初次出现了发券的砖结构的殿堂，一般被称做无梁殿。例如山西太原永祚寺，山西五台山的显庆寺，江苏苏州的开元寺、南京的灵谷寺、宝华山等，这种的结构，都是用一个纵主券和若干个横券相交或是用若干个并列的横券而其间用若干次要的纵券相交贯通。这种发券的建筑在西方是很普通的，但在中国虽然匠师们在建造陵墓和佛塔中已经运用了一千多年的发券，却是到十四五世纪之交才这样运用到地面可以居住或使用的结构上来。在外表形式的处理上，当时的工匠用砖模仿木结构的形式，砌出柱梁斗拱、檐椽等等。这种做法本来是砖塔上所常用的，把它用到殿堂上来，可以说又创造了佛教殿堂的一个新的类型。在太原永祚寺除了大雄宝殿之外，还和东西两配殿构成一个组群。一般说来，这种结构方法还是没有普遍地推广，实物还是比较少的。
有必要叙述一下满族的清朝（1644—1911）时期中修建的一些喇嘛寺，如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等。
喇嘛教是在元朝蒙古统治时期（十三世纪后半和十四世纪）由西藏传入汉族地区的。满清皇朝中，西藏和北京的中央政权的关系进一步的密切，西藏的统治者接受了中央政权封赐的达赖和班禅的称号。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也在建筑上反映出来。在北京城的北面修建了东黄寺和西黄寺两个组群，东黄寺是达赖喇嘛到北京时的行宫，西黄寺则是给班禅喇嘛的。可惜在本世纪的前半，在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这两个组群都被破坏无遗了。因此在北京，我们只能举雍和宫为例。
雍和宫是清朝第三代皇帝将他做王子时的王府施舍出来改建的，于1735年完成，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喇嘛寺。庙前有巨大的广场和三个牌坊，山门以内中轴线上序列着六座主要建筑。这些建筑部是用传统的汉族手法建造的。其中法轮殿平面接近正方形，屋顶有三道平行的屋脊。中间的一脊较高，上面中央建一“亭子”，前后两脊较低，各建两座“亭子”，形成了在下文将要叙述的金刚宝座塔的“五塔”形状，而这种塔却是在十五世纪由西藏传到北京的。
组群的最后一进是绥成殿。与左右并列的两阁各以飞桥相连。这种布局是中国建筑中比较罕见的。但其来源并不是西藏而是汉族的古老传统。
雍和宫最高大的建筑物是万福阁，阁内是一尊高达20米的弥勒佛像。
河北省承德是清朝皇帝避暑的地方，建有避暑山庄（离宫）。在避暑山庄的东北的丘陵地带，从1713年至1870年之间陆续建造了十一座大型喇嘛寺组群，其中八处至今还存在，称为“外八庙”。这些组群都建造在山坡上，背山面水，充分利用了地形，形成了丰富的轮廓线。在这些建筑中，有模仿新疆维吾尔族形式的，有完全西藏式的，也有以汉族形式为主而带有西藏风趣的。
上面只举出了少数突出的著名佛寺组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佛教建筑仅仅就是这种大型佛寺，事实是，数以万计的佛寺，可能到十万以上的大大小小佛寺遍布全中国。大的如上所述，小的只有一个正殿两个配殿，和一般小住宅差不多。这些无数的佛寺中各有不同的地方风格，其中也有极优秀的作品。从佛寺的数字和分布上看来，也可以看到佛教对于中国人民生活的历史性影响。但在这里不能详细叙述了。
在中国的佛教建筑中，佛塔是值得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型而加以阐述的。从笮融建造他的金盘重楼起，在将近两千年的长期间，凡是规模较大的寺院组群中，往往也包括一座或若干座塔。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历代的匠师创造出许多不同的塔型，大量佛塔遍布全国，成为一分极其丰富的遗产。
前面已经说到，中国初期的佛塔都是木材建造的；但是由于木材本身容易焚毁，特别是佛塔本身的高度，再加上上面金属的塔刹，容易诱导落雷，所以木塔的寿命一般都是很短的。再加上香火失慎，或是战争的破坏，如何取得佛塔的永久性问题，早已受到古代的高僧信士和工匠们的注意了。
第四:公元520年建造的嵩山嵩岳寺砖塔
在公元520年，我们看到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那就是河南嵩山嵩岳寺塔，中国现存最古的一座砖塔（第四）。在它以前以及和它同时的木塔，平面都是四方形的，并且是一层层地架叠上去的。这座塔却一反传统形式，平面作十二角形，在一座很高的塔基上，加上一座很高的塔身，再上去就是十五层很密的檐。这种形式是和过去三百年来传统的木结构形式毫无相似之处的。虽然没有文献可征，但是我们可以大胆肯定地说它是模仿印度的一些塔型的。从这座塔上的许多雕饰部分看，例如以莲瓣为柱头和柱础的八角柱，以狮子为主题做成的佛龛火焰形的券面等印度的装饰母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创造了一座不怕雷火的永久性的佛塔。虽然在这以前五百年间砖已经被相当普遍地用在建筑上，但是象这座塔这样全部用砖结构而且达到将近40米的高度，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古代匠师在用砖的技术上极大的提高，而且反映砖的生产力极大的发展。从这座塔上我们看到社会生活需要和思想意识提出的要求，就向建筑提出了新的课题。当生产力和匠师的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可以产生新的方法和形式来满足这种要求。在结构上，这座佛塔由顶到底内部是空的，是象今天我们砌一座烟通那样砌上去的。内部的楼板和扶梯都是用木头建造的。
从这一现象看，说明当时的匠师在技术上还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从艺术方面看，这座砖塔的轮廓线是异常优美流畅的。这条轮廓线正是几何学上的抛物线形。这不仅说明当时的匠师已经掌握了高水平的几何知识，而且在建造过程中能够准确地把它砌出来。从佛塔的发展史看来嵩山嵩岳寺塔，如同佛光寺大雄宝殿在木结构的殿堂中那样，是一件最珍贵的遗产。
从这个时候起，以后将近五百年的期间是一个木塔和砖塔并存的时期。例如北魏的洛阳、唐的长安，所有数量众多的塔，绝大部分都是木材建造的，但是砖塔的数量的比重在这五百年间，就逐渐增加，到了公元第十世纪以后，木塔就成为极其希罕的东西了。
伟大的唐朝（618—906年）给后代留下了相当数量的砖塔。在这些砖塔之中，有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是像古代的木塔那样一层一层累上去的，我们可以叫这一种做“多层塔”；另一种是象嵩岳寺塔那样，在一个高大的塔身上承托着多层密檐的，我们可以叫这一种做“密檐塔”。此外，还有一种次要的塔型，那就是作为和尚坟墓的单层的墓塔。令人注意的是所有唐代的塔，除了一个例外，平面全部是正方形的。嵩岳寺塔十二角形的平面，在以后两千年间再也没有再出现了。我们可以推测，这种四方形的平面是佛塔由诞生到成熟成型的发展过程中，广大的善男信女在槪念上已经接受了四方形的多层木塔作为塔的标准形式。因此佛塔的平面必须是四方的，否则它就不象一个塔了。而且在塔的表面处理上也必须把木结构的柱梁、斗拱表现出来，因此唐朝的多层砖塔例如西安的大雁塔（公元701—704）、香积寺塔（681）、兴教寺玄奘塔（669）等都属于这个类型。显然由于砖的材料本身以及用砖技术的限制，斗拱和檐椽部分是大大地简化了。另一类型，密檐塔在唐代也采用四方形的平面。这种塔一般的不用柱梁斗拱等表面装饰，完全以它们的轮廓线取得艺术效果。其中杰出的例子，有嵩山永泰寺和法王寺的两座塔，虽然准确年代无可考，但都是第八世纪的东西。这一塔型在中国相当普遍，远到西南云南昆明、大理也有唐代的密檐砖塔。例如昆明的慧光寺塔，大理的崇圣寺塔，都是杰出的例子。但是最重要的应该说是西安荐福寺的小雁塔。它和慈恩寺的多层的大雁塔，已经成为西安城市轮廓线的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了。
在唐代诸塔之中，我们应该特别提到慈恩寺大雁塔。它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从印度回到中国以后，在翻译他由印度带回的经卷的时候，特别建造起来的为保存印度带来的梵文原本用的，因此这座塔在中国的佛教史中就有特殊意义。
在所有这些塔中，内部的楼板扶梯也同前一个时代一样，是用木材建造的。显然这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到了十世纪以后才得到了解决。在唐代的砖塔中，还有为数众多的高僧墓塔，除了极少数如玄奘塔那样是多层塔以外，全部都是单层正方形的小塔，其中许多是用石料建造的。例如山东长清灵岩寺的慧崇塔（第七世纪前半建造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塔一般有两层重檐，顶上有砖或石制的刹，高度一般不超过四或五公尺。但是在唐代墓塔中，有一个孤例，那就是嵩山会善寺的净藏塔（745）。它的平面是八角形的；表面上用砖砌出柱梁斗拱和门窗等。这座单层的小小的八角形砖塔，可以被认为是后来八角塔的始祖。
第十世纪中叶以后，砖塔已经成为绝大多数，木塔已经寥若晨星了。从这时候起，在佛塔的形式上和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百年以前在净藏塔上一度出现的八角形平面，到这时候，突然变成了佛塔的标准平面形式了。这个平面形式的突然改变，原因何在，中国的佛教史家和建筑史家还没有找着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一现象是很值得硏究的。在技术上，五百年来木楼板、木扶梯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宋朝以后的塔再不是像砌烟通那样砌上去了，而是在塔的内部用各种角度和相互交错的筒形券的方法，把内部的楼梯、楼板，塔内的龛室等同时砌成一个整体，消灭了过去五百年来外部用砖结构，内部用木结构的缺点。塔身更加坚固了。
第十世纪中叶以后，更发展出丰富多采的佛塔类型；虽然基本上还是以多层塔和密檐塔两个类型为主，但是不同的地区还创造出不同的地方风格。而且兄弟民族对于塔的类型的创造也有不少的贡献。
在黄河、淮河流域，当时属于汉族的宋朝统治的地区，主要的是八角形的多层塔。这些塔一般地都没有模仿木结构的雕饰，仅有少数砌出斗拱模样。例如山东长清灵岩寺辟支塔，位置在泰山北部的风景区。虽然用斗拱承托塔檐，也用斗拱承托平座，但总的说起来，模仿木结构的部分仅此而已。这座塔的准确年代无可考，从形式上判断应当是十世纪末或是十一世纪初的建筑。
另一个例子是河北定县开元寺的砖塔，平面也是八角形，高十一层。它的内部如同灵岩寺塔一样，都是用筒形券把楼梯、走廊、龛室砌出来的。这座塔建于公元1055年，是这时期华北广大地区最典型的塔型。这座佛塔建造的动机是很有趣的。当时的定县正是汉人的宋地区和契丹人的辽地区的分界线上，多年来宋辽都在进行着继续不断或断而复起的战争。因此宋朝的汉族军官就利用开元寺建造了这样一座国境线上的佛塔，作为了望敌军形势的了望台。因此到今天当地的居民还叫这座塔叫“料敌塔”。
与料敌塔约略同时（1041—1048年）的河南开封祐国寺塔，从建筑材料的发展上说，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在这座瘦而高的十三层砖塔上，全部使用琉璃面砖。这些面砖一共有二十八种标准块。运用这些标准面砖可以砌出墙面、门窗、柱梁斗拱等等。这在材料技术方面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些面砖是深赭色的，呈现铁锈的颜色，因此这座塔一般被叫做“铁塔”。当然，这种面砖不是突然出现的，在这样运用以前，必然曾经经过相当的发展过程，在开封的繁塔上（977）我们已经看到一座用标准面砖处理塔面装饰的砖塔，不过在这里只用了一种模子压出佛像的面砖和做“花边”用的面砖。然而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用标准面砖来处理砖塔外形的开始了。在这里应该附带指出，繁塔的平面是六角形的，是在八角形平面发展的同时一种派生的类型。河南济源延庆寺塔（1036年）也属于这一类型。
与此同时，在长江流域，虽然同样在汉族统治之下，虽然佛塔的平面也都已经改用八角形，并且也是多层塔的形式，但是风格却迥然不同。在这一地区，特别是在长江下游一带，砖石塔在材料和结构方法的许可下，尽量地模仿木结构的形式。最早的例子，我们可以举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前的所谓双塔。这对塔事实上是用石料雕出来的塔的模型，高九层，实际高度不过十米左右。这一对塔是公元960年建造的。塔身的八个角上都刻出圆柱，上面刻出梁、斗拱、檐、瓦等等，完全和木结构的形式一样，这是这个地区这一塔型最早的例子。
这一类型的塔，在长江下游还保存着不少。它们都是用砖砌成的，内部也用砖砌出楼梯、走廊、龛室等。无论外部内部墙面的处理，都用砖砌出木结构的形式；不过屋檐椽和平座部分往往也渗杂用些木料。砖砌部分全部抹灰，用彩色粉刷，给人的印象几乎同木结构没有差别。但是由于檐椽是木结构的，因此后代大多损坏。这种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它的损坏后的形象也是最典型的。
苏州报恩寺塔、杭州六和塔和保俶塔都属于这一类型。但由于后代修理方法不同，就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三种形象。报恩寺塔是用后代（清朝）造檐的方式把檐补上的。因此可以说它最接近塔的原型，但是檐角飞翘比十世纪的制度翘得更高，所以乍看的形象是十七、八世纪的风格多于十世纪的风格。六和塔本来是一座七层塔，在十九世纪末年，当时的善男信女，在原塔身之外给它造上了一层木结构的外衣，便做成十三层的模样。因此它就呈现一种肥而矮，但处理上又很纤弱的不和谐的形象。保俶塔连斗拱部分都损坏掉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修理的时候，就把一个类似八角柱型的塔身略加修补保存下来。因此.这三个塔虽然原来本是同一类型的，现在却变成三种完全不同的样子。
这一类型的塔保存得比较完整的是苏州罗汉院的双塔。这一对塔规模不大，高度由地到刹顶也不过二十米，斗拱和檐瓦都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给我们留下了这类塔型比较完整的形象。罗汉院双塔是公元982年建成的。
从第十世纪开始，北方的契丹族就逐步向南侵入，后来女真族又灭了契丹的统治者，先后建立了辽、金两朝，继续向南方扩展。到了十二世纪二十年代，这两个北方民族就已经占有了长江以北的半个中国，和汉族统治的宋朝把中国分成南北两半。在这些北方民族统治的地区，佛塔虽然也都采用了八角形平面，但风格又和南方的塔很不相同。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叙述一下中国现存的一座唯一的木塔（第五图）。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1056年建造的，由地面到刹尖高66公尺。塔高五层，加上上面四层每层下面的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九层累架的木框架结构，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层层叠上而建成的。除了塔基和第一层的墙壁是用砖石以及顶上的刹是锻铁之外，全部都是木材。每一层的檐和平座，都由斗拱承托。由下而上，由于每层的高度逐减，每层的宽度也逐渐收缩，特别是由于八角形的平面，为内部梁尾的交叉点造成相当复杂的结构问题。但是十一世纪中叶的伟大的不知名建筑师却运用了五十多种不同的斗拱圆满地解决了这一复杂问题。后代的香客献给这座塔的一块匾上写着“鬼斧神工”四个字来歌颂这座神妙的结构是丝毫没有夸大的。在九百年的长期间，这座金属刹木结构的佛塔竟得幸免于雷电的破坏，一直保存到今天。它的木结构的稳固性是经过长时间考验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一次内战中，和在抗日期间，这座塔曾经受到一些轻微的损害。但在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这座塔立即受到保护。除了加固修缮外，并设置了避雷设施。它将作为中国匠师在木结构上辉煌成就的典范，在今后若干世纪内，屹立在这个山西北部的平原上。
除了这个唯一的木塔之外，这时期中国北方保存到今天的佛塔也全部是砖造的。1090年前后建造的河北涿县双塔，就是模仿应县木塔的形式的砖塔。这两座塔外表的处理上全部用砖砌出柱梁斗拱檐椽，但是由于材料本身的限制，出檐就比较短促，整个轮廓线就是一个砖结构形式。此外，塔上每层八面中的四面所开的门是券门，因此，尽管它们是模仿木结构的，但是没有失去砖结构的特征。从应县木塔和涿县双塔的对比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建筑材料对于建筑形式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看到，材料的影响却没有影响到木塔和砖塔的共同风格。
在这时期，从现在河北省中部以北一直到辽宁、热河等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塔型，那就是平面八角形，忠实地模仿木结构的密檐塔。上面已经提到，中国现存最古的砖塔就是嵩山嵩岳寺第六世纪前半的密檐塔。在唐代，密檐塔采用了四方形的平面，它们都是用叠涩出檐的。并且在唐代塔身上也没有砌出木结构的形式。但到了第十世纪，在这个契丹族统治的地区，匠师们却在八角平面上用木结构的柱梁和斗拱处理了塔身的外表；上面一层层的密檐，也全部用砖砌的斗拱承托，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塔型。1083年建造的北京天宁寺塔就是其中一个最杰出的典范。令人注意的事实是，在河北省中部以南，在这时期，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在汉族统治的地区，并没有这种塔型。而在北方在契丹族统治地区却为数甚多。
我们从这一现象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一塔型是契丹族对于中国建筑的一个伟大贡献。同样地，象涿县双塔那种形式的仿木结构多层塔也应该说是在契丹族统治下的匠师们的重要贡献。
涿县双塔的类型在后代建造不多，但是天宁寺塔的类型却成为后代中国北部塔型中一个最常见的样式。
第五:公元1056年建造的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
此外，我们还有必要转回到更南方在汉族统治下的福建和四川看几个比较少见的例子。在福建泉州市的一双石塔，是在公元十三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建造的。它们都是八角五层的塔，全部用石料构成，但是在石料的使用上不是传统的运用压砌的方法，而是把石料完全当做木材处理，用石头的柱、梁、斗拱、檐、椽等构成一座塔。按照近代技术科学对于材料力学的理解，这种结构是极不合理的。值得我们惊讶的是七百年来，这两座塔依然屹立无恙，这是工程界一个罕见的现象。
此外，在四川宜宾县的白塔（公元1102—1109）和洛阳的白马寺塔（公元十二世纪后半），是两座保存了唐朝风格的正方形密檐砖塔。
从第十到十三世纪末年之间，中国的佛塔已经演变、发展、创造出许许多多的类型。虽然基本上还是属于多层和密檐这两类，但是整体和细节的处理却是十分多样化的，不可能在这里详细介绍了。
十三世纪中叶以后，在汉族居住的地区出现了西藏式的瓶形塔。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了外围民族对于以汉族为主的中国文化的贡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西藏塔型是由蒙古族介绍到汉地来的。当时蒙古族在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孙子忽必烈汗的领导下，正在企图征服全世界。忽必烈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他自己是崇奉佛教的。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他只进兵到长江以北，然后从中国的西北部征服了现在的青海和昌都地区，然后沿着长江东下，最后消灭了汉族统治的南宋，并且定都于现在的北京，命名为大都。他这种迂回战略，通过藏族地区，也就带来了藏族的文化和匠师，带来了喇嘛教，因此在1271年在北京城里，在一座辽塔的旧基上出现了一座高度在70公尺以上的西藏瓶形塔（第六图）。一直到今天，它还是北京城市轮廓线上一个极其突出的标志。从此以后，在中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一类型的塔。例如山西五台山塔院寺塔（公元1577年建），北京北海公园白塔（公元1651年建）。可以说都是北京这座白塔的子孙。这类塔型到了清朝，那就是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各地出现的更多，在这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满族统治者对于汉族、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的民族政策的一个方面。
第六:公元1271年建造的北京妙应寺白塔
在一个曾经出家做和尚的农民的领导下，汉族人民经过长期间的战斗，在1368年把蒙古族的政权摧毁了。整个中国又回到汉族的统治之下，建立了明朝。1644年，东北的满洲族又征服了汉族政权，1911年中国又摧毁了满族政权，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在这三个朝代中，在全国各地新建了无数的佛寺和佛塔。中国现存的佛塔大部分是属于这个时期的。在传统的塔型方面，一般地说来没有什么特殊地创造，绝大部分的塔都属于多层塔这一类型。在这五百多年之间木结构建筑的斗拱比例和屋檐的深度都相对的缩小了，木结构的这种倾向也在砖塔上反映出来。因此，在这个时期从比例上说，塔身的每一层和斗拱塔檐对比就显得高些；反过来斗拱塔檐就显得像塔身上一围围纤细的环带，在总的轮廓线上和十四世纪以前的塔，有很大的区别。例如山西太原永祚寺的双塔（十六世纪末期）就是典型的例子（第七图）。此外，北京玉泉山塔（十八世纪）也是一个典范。
在八角密檐塔方面，虽然这期间建造的也为数不少，但大多数是不很大的高僧的墓塔。重要的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北京八里庄慈寿寺塔。这个塔是公元1578年建成的。在形式上它完全模仿第十世纪末年的天宁寺塔；但是从建筑处理的细节上看却完全用的是明朝的制度。
山西洪赵县广胜寺的飞虹塔，值得作为一个突出的范例提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河南开封第十世纪中叶的全部用赭色琉璃面砖的所谓铁塔。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见了一座在砖塔上大量镶砌彩色琉璃面砖作为建筑装饰的佛塔。这座八角形的塔共高十三层，高度在40米以上。每层塔身的柱梁斗拱檐椽等等都用琉璃砖瓦嵌砌。砖墙壁上也镶嵌了大量的琉璃佛像和装饰花纹，外观至为华丽。塔的轮廓线不是象其他的塔向上每层逐渐增加缩小的尺度而呈现曲线型，而是直线的，因此呈现一个八角锥体型，显得有一点生硬。塔内最下层供极大的释迦坐像一尊，以上各层事实上是实心的，但内部有梯可达塔的上部。这座塔是在1417年兴建的，但琉璃面砖上，多有1515年的标志。由此看来这座塔由动工到完成可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
现在在北京颐和园、玉泉山和香山一带还有几座清朝（大约属于十八世纪）的琉璃塔。在使用琉璃方面就不是和砖壁并用，而是全部用琉璃的。其中颐和园和玉泉山的塔，都是很小的，只能说是一座大塔的模型。
第七:公元十六世纪末期建造的太原永祚寺双塔
在十五世纪后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塔型。这是藏族人民对于中国建筑的又一个重要贡献。在十五世纪前半，西藏喇嘛班迪达来到北京，贡献了一尊金佛像。当时的皇帝为它建了一个寺，到1473年皇帝下诏在寺内（按照中印度的形式）建了一座金刚宝座塔。在一个长方形的高台上，建立五座塔。这五座塔是采用正方形平面的密檐塔。我们推测，这座塔是模仿佛陀伽耶的部署而设计的。在云南昆明妙湛寺也有一座金刚宝座塔，比北京的这一座略早十年，从年代上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座金刚宝座塔。昆明的这座塔比北京的这座规模小得多，上面的五个塔都是西藏式的瓶形塔。从昆明这座塔上也可以看到这一塔型传入中国的来龙去脉了。
现存最大的一座金刚宝座塔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在上文已经提到。碧云寺塔上面不是五座而是七座塔，其中五座是密檐塔，两座是喇嘛式的瓶形塔，是1747年建成的。在1929年这座塔被改用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博士衣冠冢。在满洲族统治期间，这一类型的塔还在许多地方建造起来。其中还应该提到北京黄寺的金刚宝座塔，是班禅三世的墓塔（1779年入寂），全部是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雕刻异常精美。由于宝顶下面垂下两片巨大的塔耳。因此呈现了非常特殊的形象。形成了它独有的风格。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一宝座上，正中主塔是一座喇嘛式瓶形塔，而四角的小塔，却采用汉族传统的八角塔的形式，在比例上也相对地显得很小，从而更突出了主塔的重要性。
第八:公元1960年建造的北京佛牙舍利塔
在这五百多年期间，在中国的土地上，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塔，在形式上和佛塔没有区别，但它是一种非宗教的塔，也可以说是种儒教的塔——假使我们也可以说儒教是一种宗教的话。它是在过去科举时代为了祈求本地的文人能够在国家考试中及第作为一种能够发生巫术力量的纪念性建筑物而建造的。这种塔虽然不是佛教塔，但作为一个类型，它是以佛塔为蓝本而建造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佛教以及佛教建筑对于中国人民生活的影响。
到了十九世纪以后，中国建造的佛塔是越来越少了。然而在196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十年以后，在人民中国首都附近的西山灵光寺，又建起了一座新的佛塔（第八图）。这座佛塔是由人民政府为了佛教徒们供奉著名的佛牙而建造的。在这里有必要追述一下这座塔的前身的命运。在灵光寺西面原来有一座辽朝建造的砖塔（第九图），但在1900年英法德意奥俄日美八个帝国主义的侵略联军占领了当时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那座十一世纪的塔被毁坏了。残破的塔基在这个北京近郊的风景区供人凭吊，历六十年之久。现在全中国的佛教徒以无比兴奋的心情看到了这新塔的涌现。塔的位置，距离残留的塔基约百米，在形式上虽然还是参照原塔的形象；但是新中国的建筑师在佛教徒的建议下采用了近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成这座八角十三层高51米的密檐塔。在内部空间的利用和文物的保存方法上都有了新的创造，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创造的一个很好的典型。塔顶上金光灿烂的塔刹是按照1957年中赵朴初居士从锡兰得到的一座小铜塔的形式塑造的。在这座塔上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伟大的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它将作为一个辉煌灿烂的标志在今后几十个世纪中屹立在北京近郊的这个风景区里。可以附带提到，旧塔的残基也由人民政府很好地保存下来作为历史中两个时代的鲜明对比。
第九:1900年被毁于八国联军炮火的辽塔
在中国人民过去两千年的历史中，佛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思想意识方面许多佛教教义已经成为传统的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在语言文字、诗词、绘画、雕刻和日用工艺品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响。这一深刻的广泛的影响更具体地从建筑中表现出来。从建筑的历史观点说来，我们应该感谢佛教给中国的建筑带来了一个新的类型。虽然说最早的佛寺是按照世俗建筑的形式，或者就是用世俗原有的建筑来满足佛教的宗教生活的需要的。但是反过来佛教建筑又给中国的世俗建筑提供了一些新的部署和处理方法。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佛教建筑和世俗建筑彼此影响也促进了中国建筑的发展。另一方面佛教建筑的出现，在古代的城市中，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城市面貌，丰富了当时人民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不仅城市如此，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在山林深处，在河流岸边乃至在广阔的原野上，佛寺不但丰富了中国的风景，不但给信徒提供了修养的环境，也给广大人民从文学家诗人、画家，一直到简朴善良的农民，提供了幽雅的休息地方。佛教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上面所提到的塔、寺更是一分丰富多采极其可贵的遗产。像一颗颗灿烂宝石一样，它们点缀着中国的锦绣河山，无论在铁路上、公路上、水路上，我们都可以不时不时地看见处处突出的一个塔尖和在下面衬托着它的寺院殿堂，或是近处巍峨的高耸云霄的塔影。这些已经成为中国风景轮廓线上一个最突出的特征了。
在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家具、装饰等等小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佛教传入中国而带来的许多装饰纹样。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新建佛寺的活动就越来越少了，反映着佛教在中国已经逐渐衰退，原有的寺院已足够为数还是不少的佛教徒的宗教生活的要求。但是不少的寺院也逐渐颓圯或被破坏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坚决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使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真正的保证；一个多世纪以来失修的寺塔，也由人民政府选择其中为佛教徒的宗教生活所需要的以及具有重大文化、历史、艺术价值的寺塔，予以史无前例的科学的、慎重的重修，使它们作为民族的珍贵遗产长久地屹立在人民自己的土地上。
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建造他们新的城市和农村。中国的建筑师们得到了史无前例地发展他们的才能的机会，新的材料技术给他们提供了在创作上更大的可能性。他们在运用新材料新技术的时候绝不会忘记一个民族的新建筑，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必须是从他们的旧文化旧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这个旧建筑的尊贵传统中，佛教以及佛教建筑也有很大的一分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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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建筑-梁思成：中国的佛教建筑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