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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郑佳明：向先贤寻求价值，今天纪念黄兴的意义——在旧金山辛亥革命领袖黄兴诞辰1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各位同胞，各位乡亲，各位贵宾：
今天到这个会场，我很感动，首先，看到克强先生的一副对联挂在墙上，我心头一动，中国人喜欢讲"见字如面"，恰恰一百年前，他在这里亲笔题下这副对联，"大道之行在吾党，九州而外此强宗"。第二，黄兴、蔡锷等辛亥先贤的后人在场。我是一个历史学者，多年来，一面从事行政工作，一面也继续学习历史；我曾经带领我的朋友们做过电视剧《走向共和》，我是《走向共和》的总策划。在做《走向共和》的时候，对辛亥革命的先贤，对辛亥革命加深了认识，产生了深深的敬仰。今天看到先贤的后人坐在这，有敬仰之心和沧桑之感。
我不是研究黄兴问题的专家，湖南有这方面的大专家。这一个多月来看了一些资料，看资料时就在想，今天在这个地方讲些什么？我想了一个题目，叫："向先贤寻求价值，今天纪念黄兴的意义"。为什么要取这么个题目呢？我认为我们今天纪念克强先生，是在进行一种价值的追寻，在向先贤寻找精神的力量。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不管是世界还是两岸，都在巨变，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正在发生历史的转型，思想价值正在反思、嬗变、选择、重塑，对一些人来说是失落的时代，对一些人来说迷茫的时代，对一些人来说是探索的时代。如果说八十年代有思想无学术，九十年代有学术无思想，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年代，我们缺乏的是价值和信仰。克强先生以及那个时代以来的先贤，凝聚了这些宝贵的东西，是我们两岸的资源，中华民族的宝贵资源，过去我们忽视了，很可惜。
对一个人的认识，不是一次能完成的；对一个伟人的认识，不是一个时代能完成的，有时候需要反复去思考。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往往会更深刻丰富的认识这些伟人的内涵。黄兴先生就是这样，他有很多过人之处，并未为人认知。甚至有人轻慢的讽刺和污蔑他。刚才黄大姐（黄兴孙女）也讲到，我们长沙人左舜生先生，抱着对家乡先贤的崇敬，写了《黄兴评传》，他概况的四点非常好。
看到时人对黄兴的崇高评价时，我常常在想，如果从兴中会成立算起，黄兴领导革命的实践不过短短十几年，那么是什么东西使黄兴在诸多革命家中如此高大，在如此短暂的生涯中如此光芒四射？对黄兴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史实的罗列上，而且要在比较和分析中来认识他这个人物。
黄兴最了不起，最与众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革命的生涯之中，把顾全大局和坚持原则非常好的结合起来，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刚才讲到的"同盟会"成立。"同盟会"成立，有两个骨干的组织为基础，一个是"华兴会"，一个是"兴中会"。"华兴会"1904年在长沙成立，在国内它成立得最早，人数最多，而且它组织过武装起义，所以在"同盟会"中有很高地位。那么孙黄谁为头？这就涉及到一个大问题，一个大难题，平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会争起来，就会埋下不和的种子。黄兴提出孙先生"做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奠定了孙中山在同盟会的领导地位。最近有人攻击他，说破坏民主原则自黄兴开始。这种的幼稚说法不必去在乎。后来，在党旗的问题上，在章太炎、陶成章先后两次倒孙的时候，在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的人选问题上，在二次革命的问题上，在成立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黄兴都是维护大局的模范，这是黄兴对革命最大的贡献。
"同盟会"的灵魂和核心是孙中山，黄兴实际上是"同盟会"的中心人物，他作为协理、作为庶务，在东京主持工作，曾经发展了几十个在日本军校读书的同盟会员。他把这些人的证件在他那里藏起来，避免他们暴露身份。这几十个人，后来都成了辛亥革命中武装斗争的将领，所以他在军界中威望非常高。他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在全中国发展了数十个"同盟会"的支会，几百个外围组织，没有这些东西，就没有后来的武装起义，也就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基础。他是真正的"实力派"，如果有私心，完全可以做一个大军阀。但是他超越了那个时代，他超越了古今几乎所有中国军人。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辞世前夕这样评价黄兴："他的宽厚的品德，生前和死后都为人敬仰，自民国以来的军人中，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中国一个世纪，他唯独夸赞这样两位伟人，而且是他最后的历史沉思。
岂止军人？中国百年的政治家又有几人能与之媲美呢？作为大政治家的黄兴，是顾全大局和人格崇高的典范。从同盟会成立开始，他就甘居副手的位子，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不计名利，埋头苦干，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甚至当反对孙中山的人士，拟将一把手的位置拱手送给他的时候，他仍然清醒的维护孙中山的地位和全党的团结。他的名言是，"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作为党的第二把手，他这种无我无私境界多次阻止了的党的分裂。一个人在一件事情上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黄兴先生是在所有的历史关口，所有的重大的时刻，他都做到了维护大局。最近，傅国涌先生写了一篇非常好的长文，评价克强先生这种境界。他是不是愚忠？是不是能力太弱？是不是无原则退让呢？孙中山在建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提出了违背基本理念的建党措施，黄兴坚定地坚持了原则，同时又避让矛盾，远走他乡，并继续宣传革命，为大局做补台的工作，维护了团结。他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给后人树立了永恒的榜样。面对别人的误解，他说"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这是他的清醒和理性，这是他的崇高和智慧，章太炎的评价很到位，"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黄兴顾全大局是有思想基础的，是有价值选择的。作为一个有着封建专制传统的民族，几千年来，中国官场中凡是有点势力的人，一有机会就想当皇帝，一般老百姓也争着当头儿，当一把手，我们的历史就是一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官本位"、"权本位"的价值观深入了我们的骨髓。这一百多年里，由于国难当头，无数志士仁人奋起救亡，表现了了崇高品质，包括孙中山，包括我们湖南的黄兴、宋教仁、蔡锷在权力考验面前交出了不俗的答卷，都表现出新的权力观，辛亥先贤体现了中国新价值观的曙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组织起来有一点实力的时候，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马上就出现权力的争夺。近代以来有哪一个革命组织的内部没有充满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有一部分是政见、策略之争，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个人的争权夺利，国共两党、海峡两岸都是如此，后来大陆的所谓文革就充满权力的争夺。"无我、笃实"是黄兴的座右铭和他留给后人的家训。他不在乎自己的名利，不为家庭谋名利，变卖家产搞革命，将年幼的儿子送上战场，他辛劳无比，鞠躬尽瘁，真正的积劳成疾，仅仅活了42岁。这是一种什么精神，什么价值选择？他对权力、名利的淡泊是在实践中做到了的。他去世近一百年了，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家、军人和知识分子有什么启示？
黄兴这种价值观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中国古代政治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就是修齐治平，也就是内圣而外王。既要做英雄，治国平天下，更要作圣贤，修身齐家。从王阳明到曾国藩都是榜样。黄兴自幼饱读诗书，后来接受西学，既有儒家文化打底，又有民主宪政的思想，是把中西文化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位革命家。黄兴的无私观念从何而来，儒家文化和民主思想恐怕是一个重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他崇拜王夫之，首先是崇拜王夫之的民族气节，强烈的爱国主义是可以使人去牺牲自己的；第三个来源是他的清醒的理性思维，有些学者说，"理想是中山先生，实践是克强。"这个话对一半，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对克强先生进行很好的研究，他的理性不为人知。他多次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太平天国内讧的历史经验，他自己在行动中以此为戒。他对宪政问题有很深刻的论述，他对民生问题，对社会主义的问题，都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实际上他是"三民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者，是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家。理性和清醒使他无私无畏；第四个来源是他的笃实品质，他努力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是革命队伍中少有的知行合一的政治家。这种素质使他既富有学理思想又善于实干行动，既有革命的彻底性又有妥协宽容的胸襟，既英雄气概又有无私品质，既是英雄又是圣贤。他很少有那个时代大多数革命者都有的毛病，超越了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也超越了食洋不化中国人。这是我们中国的领袖人物非常缺乏的品质。大家想一想，近代以来，哪个领导人，能够既做英雄又做圣贤？
那么为什么黄兴这么了不起的人，我们宣传的不够，学习得不够，研究得不够？总的原因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整理、研究不够。1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奔跑，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先是夺取政权，然后是巩固政权，后来是发展经济，中国人没有好好的静下来梳理自己的文化，所以，像我们湖南的克强先生，蔡锷先生，宋教仁先生，我们研究得都不够，没有把自己的文化、历史当回事。再加上政治斗争，历史恩怨，不可能公正客观的研究历史，影响了我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同时历史观上的一些误区也扭曲了我们的思考。
第一误区是权力史观。就是历史学服从权力，谁当权，历史学说就会为谁说好话，他不在了，他没有当权了，对他研究少了一点，甚至于把他遗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先生到了上海，参加陈其美遇刺十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在会上讲，我们党的襁褓，我们党的婴儿的襁褓，就是中华革命，中华革命最了不起的是孙先生和陈其美先生。后来国民党的一些党史研究工作者，在写国民党历史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模式，由孙中山到陈其美，由陈其美到蒋介石。这个思路形成之后，黄兴就被视为一般的先进者，不再作为革命的元勋，没有了"孙黄并列"地位。这件事情，章太炎先生说过话，辛亥革命的见证人陈叔通专门写了诗文，他说当时在锦辉馆成立同盟会的时候，是"孙黄"呀，现在没有人说黄了，他在岳麓山上，荒草孤冢，一个人孤孤单单。（"锦辉谋始共艰屯，自有同盟势益振。事与时移公论泯，空余岳麓草蓁蓁"。）大陆方面，大家都知道，对民国史、国民党是的研究开始时间不长，研究不深，还有不少禁区和误区。实际上我们对有权的人、在位的人、正统的人、在世的人，历史宣传和研究多一些，好话说得多一些，为他们服务多一些，这样就使得我们的历史书写，有些不公正的地方。再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刘少奇实事求是的经济建设思想》。一个刊物给我发表了，我的文章到最后说了两句怪话。什么怪话呢？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时候，提出了"刘邓路线，"刘在前，邓在后。但是我们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我们不提刘。实际上，"刘邓"是一体的。邓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刘，我认为至少要讲一句，邓小平理论里，有很多是刘的，但是因为刘已经去世了，我们写作的人，并不在乎他了，所以"邓小平理论"里面，我们没有讲刘。结果编辑把我这段话删掉了。问题是我们还知道，但是我们这些人一把年纪了，我们死了，年轻人怎么知道呢？不知道。这样的话，历史就歪曲了，就中断了，这是一个误区，叫做"权力史观"。
第二个误区是"激进史观。"什么叫激进史观？阶级斗争历史观，暴力革命历史观，党派史观。革命越坚决越好，斗争越残酷越好，对敌人越狠越好。这样对不对呢？不对。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告别激进主义》，海外很多网站都有转载。我在里面讲了一个观点，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切办法都用过了，事情无可救药了，这个时候只好革命。所以，革命是下策，我们不能一味地去歌颂革命，我们不能号召年轻人都去革命，革命毕竟是破坏，是生产力的破坏，是文化的破坏，人性的破坏。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国民党、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因为我们已经被帝国主义列强欺负得走投无路、赴诉无门，"虎视鹰瞵，瓜分豆剖"，亡国灭种，大祸临头，我们没有退路，只能革命了。这种情况下，形成的革命史观，只能管这个时代，只能代表这个时代认识。有一些学者，就不怕你不激烈，不怕你不极端，至今仍用一种极端的思想观察历史，批评黄兴"妥协"、"右倾"，求全责备，甚至无端指责。当历史发展今天的时候，我们回望这一百多年，可以发现很多时候，改良妥协的机会与我们失之交臂，宋教仁遇刺，
是不是要搞二次革命？寄希望于法律解决，应该全盘否定吗？后来国共两党的两次分手，完全没有妥协的希望吗？关键在于我们没有妥协的文化，没有妥协的勇气智慧，没有妥协的强力领袖。黄兴的宽容妥协中庸使备受他诟病，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精神恰恰是我们100多年来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稀缺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阙如的资源，当激进成为时尚的时候，自觉秉持这种思想的人更少。英国的"光荣革命"、南非的曼德拉、印度的甘地、晚年的蒋经国，缅甸的昂山素季……人们在前进的历史中，在关键的时候，妥协也是智慧，也是本领，也是勇气，也是无私，也是无畏。黄兴超越了那个时代，他既是坚定的革命家，又笃信西方的宪政，他既英勇战斗，也不放过通过法律和制度来解决问题，他被批评的地方，也许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第三个误区是极左史观。严格地讲，它算不得一种历史观。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特点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简单武断，上纲上线，庸俗实用，文革中那些大批判文章就是代表作。这种思维方法，在文革中流行起来，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至今仍有市场。奇怪的是有些思想偏右的人，也喜欢这种极左的思维方式。有人批评黄兴，"常败将军"，"出卖白朗"，"贪污公款"、"倒卖文物"卖国，改名"克强"，有当总统的野心，等等。这是我们对黄兴和其他辛亥历史人物研究的误区。用今人的认识要求古人，求全责备。把一个人放到当时的环境里去考察，是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清末民初，中国是一个少年中国，那些青春的辛亥先贤，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筚路蓝缕，探索追寻，千辛万苦，抛头颅洒热血，是少年中国骄子，我们应以虔诚科学的学术态度来研究他们，以宽容的胸襟来对待他们的失误和幼稚。多想想他们当时的处境，多想想他们的英勇无畏，多想想他们思想的光芒和辉煌的业绩，以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纪念学习他们吧！
在思考黄兴思想来源的时候，我发现他非常崇拜王夫之，王夫之是明末清初中国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大思想家，大哲学家。黄兴的革命精神，忘我精神，笃实精神，和王船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王船山有一个"三义之说。"他说，"义"有三种，一种叫"一人之义"、一种叫"一时之义"，一种叫"古今通义"。"一人之义"，就是一个人的思想；"一时之义"，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古今之义"，就是"古今通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原则。我认为，黄兴，刚才我讲到的那些高贵的品质，那些伟大的情操，那些对中华民族弱点的弥补，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忆的，是值得很好发扬的古今通义。我相信黄兴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历久弥新，日益放射出光彩，这是我纪念黄兴的一点体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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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旧金山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诞辰140周年 2014-06-23 13:48:48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旧金山6月22日电 (记者刘丹)
22日下午，美国旧金山举办纪念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诞辰140周年活动。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黄兴孙女黄仪庄、全美黄氏宗亲总会主席黄荣达、湖南历史学者郑佳明等100多位社会各界人士在中国城全美黄氏宗亲总会大厅出席活动。
100年前的6月30日，黄兴从日本横滨抵达旧金山，在黄氏宗亲总会留下"大道之行在吾党，九州而外此强宗"的字迹。黄兴穿军装的的照片和墨宝至今仍留在4楼大厅内。
袁南生大使致辞称，出生于湖南的黄兴是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曾赴日留学，与孙中山一起创办同盟会，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振兴立下不朽功勋。
袁南生说，"今天在这里缅怀和纪念黄兴先生，要学习其报国之风，大将之风，君子之风。"
他呼吁海内外中华女儿团结一致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促进祖国繁荣富强，促进两岸统一、中美友好和侨界发展。
黄荣达表示，举办纪念活动的目的是尊重历史、接受现实。"不管是哪个政党和团体，只要把中华民族带向富强振兴的道路，就会得到人民和海外华侨的支持拥护。"
黄兴第三子的长女黄仪庄介绍了黄兴生平。她说，祖父于1874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善化，1916年10月31日因病去世，年仅42岁。
"今天举办这个隆重的活动，不仅仅是纪念他个人，而是纪念他的精神，推动公众缅怀对辛亥革命做出奉献的革命党人。"黄仪庄说。
来自湖南的历史学者郑佳明表示，"黄兴最与众不同之处是把顾全大局和坚持原则很好地结合，他即是坚决的革命者，又是拥有宽容胸襟的妥协者。既做英雄，又做圣贤，是理想主义者和实干家，也是三民主义思想重要的贡献者。"
郑佳明认为，对黄兴这样的先烈宣传不够，需要重新认识辛亥革命的历史先贤。
当晚，侨界还在中国城新亚洲酒楼举办晚宴，600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完)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17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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