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王瑞来:宋朝君臣如何运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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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瑞来:宋朝君臣如何运用“故事”


这个“故事”是字面的意思:旧事。故事,对于宋朝的官僚士大夫来讲,是仅次于祖宗法的存在。在崇尚典籍、尊重文化的时代,在法先王向后看的传统压倒一切的时代,应用故事,会使士大夫的施事进言显得典雅博学,有据有力。
首先正音,我讲的“故事”,“事”字不读轻声,而是读第四声。次以释义,这个“故事”不是通常所说的意思,即不是《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的“真实的或虚构的用做讲述对象的事情”,而是字面的意思:旧事。但这个旧事在古代有着特别的意思。
祖宗法是本朝所行先例,故事是以前所行先例。二者有重合之处,又不尽相同。以圆形来表示,故事是大圆,祖宗法则是大圆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小圆。
祖宗法由于是本朝先帝时期的行事与立法,便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同时,又由于时代切近,与现实切合者多,实用价值大,所以在光环之下,备受重视。在形态上,尽管不属于权力,却体现了一种难以抗拒的权威。
然而,祖宗法并不能包治百病,因为只有祖宗朝既行之事,方可查检比照,难以包罗万象,涵盖一切。
当祖宗法所无之时,具体操作的官僚士大夫首先想到的,也不是创例出新,而是法先王,将目光超越本朝,投向历史全域,来为眼前的问题寻找相应的法理依据。这就是应用故事。
狭义的宋代祖宗法,只涵盖太祖、太宗两朝,至多加上真宗朝。广义的祖宗法,则泛指当朝以前的所有先帝时期的行事。可供官僚士大夫们引经据典的祖宗法,要远远少于上千年积蓄的故事。而故事则是内容丰富,从无匮乏。
因此,故事就成了官僚士大夫的卷帙浩瀚的百科全书,就成了得心应手的武库粮仓,现成的先例应有尽有。熟读典籍的官僚应用故事,直如囊中取物。
故事,对于宋朝的官僚士大夫来讲,是仅次于祖宗法的存在。讲求故事,会近追隋唐,远溯秦汉,在方方面面,把故事运用得淋漓尽致。
在《宋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讲求故事的事例。
《真宗纪》于天禧五年十月壬子载:“依汉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庆会,皇太子押班。”这是皇帝把故事作为执行礼仪制度法理依据的事例。
《李昉传》载:“会边警益急,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昉又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这是宰相处理国防事务时引据故事的事例。
《苏颂传》载:“乞诏史官采新旧《唐书》中君臣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遂诏经筵官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颂每进可为规戒有补时事者,必述己意,反覆言之。”这是士大夫以故事教育君主,而君主又主动接受故事教育的事例。
《选举志》载:“咸平间,秘书丞陈彭年请用唐故事,举官自代。”经过缜密检讨后,举官自代于天水一朝遂成定制。这是故事在制度建设层面的贡献。
南宋初年,面对财政困难,楼炤建议“参仿唐制,使户部长贰兼领诸路漕权”,“诏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事见《楼炤传》。这是故事在财政领域应用的事例。
至于在法律方面,应用故事则俯拾皆是。一部《宋刑统》,就是唐律的翻版。引起我写这篇短文的,正是《宋会要辑稿·刑法》中的一段记载。知制诰柴成务对死囚复审提出异议,“事下大理寺详定”。大理寺在讨论后提出报告:
检会《刑统》,唐长庆元年十一月五日敕,应犯罪临决称冤,已经三度断结,不在重推之限。自今以后有此色,不问台与府县及外州县,但通计都经三度推勘,每度推官不同,囚徒皆有伏状,及经三度断结,更有论诉,一切不在重推问之限。其中纵有进状敕下,如已经三度结断者,亦许执奏。如告本推官典受赂,推勘不平,及称冤,事状有据验者,即与重推。如所告及称冤无理者,除本犯死刑外,余罪于本条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实者,亦于本罪外加罪一等。如囚徒冤屈不虚者,其第三度推事官典本法外加等贬责,第二度、第一度官典节级科处。今详《刑统》内虽有此条,承前官吏因循,不能申明,自今请依成务起请施行。
大理寺的报告首先从《宋刑统》中全文引述了唐朝敕文,然后才据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是宋代官僚依据唐朝法律文书的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例。
不过,故事是个杂货铺。士大夫援引故事,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拿出佐证。朝廷纷纭或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作为例证所提出的故事,有时会遭到抵制。比如,在北宋,仁宗在吕夷简的怂恿下要废掉郭皇后,遭到范仲淹等一大批言官的强烈反对。这时,吕夷简就抬出了故事,说:“废后有汉唐故事。”结果遭到了孔道辅的驳斥:“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邪?”有力的反驳让吕夷简语塞。事见《孔道辅传》。
还有士大夫出于结党营私而引用故事,而被皇帝本人抵制的例子。《张洎传》载:“尤善事内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内供奉官蓝敏政为学士使,内侍裴愈副之。上览奏谓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辙?卿言过也。洎惭而退。”作为文人的张洎,巴结宦官也要引用故事。
苏轼在讨论科举制度的上奏中,对有人“欲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封弥”进行了批驳。此见于《选举志》的记载。
也有皇帝引用故事,却遭遇士大夫抵制的情况。有件事情,苏轼正是当事人。《苏轼传》载:
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记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帖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这段记载很值得玩味。英宗还是在皇子时代便已久仰苏轼大名,即位之后,就想引用唐朝故事,直接提拔苏轼为知制诰,担任他的秘书官。在宋代,知制诰再进一步就是翰林学士,是精英中的精英,宰相与执政大臣多由此出。不过,皇帝引用故事的提案,却遭到宰相韩琦的反对。他认为这样提拔过快。犹今日所言,是坐直升飞机。韩琦说,这样不但不会给其他士人做出榜样,反倒还会害了他。英宗达不到这个目的,又提议让苏轼担任记注,韩琦又反对,说这跟担任知制诰差不多,不如给个帖职。即使是这样提议,韩琦也还是附加了条件的,让苏轼参加考试。英宗很担心苏轼考不好,但韩琦却固执地坚持。英宗只得依从宰相韩琦。结果,苏轼考得还真不怎么好,得了个三等,勉强过关当了直史馆。后来,苏轼还自我解嘲地对人说,宰相韩琦这是为我好。
从上述宰相与皇帝的博弈中,可以窥见在一定时期内中央政治权力消长之一斑。处于弱势的皇帝,即使是搬出故事,也难达目的。
援引故事,古为今用,这是拥有知识优势的士大夫的擅长。在崇尚典籍、尊重文化的时代,在法先王向后看的传统压倒一切的时代,应用故事,会使士大夫的施事进言显得典雅博学,有据有力。这便形成一种别致的压迫,使人难以不从不听。即便不从不听,也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
不过,故事的应用也具有多目的、多背景。在很多状况下,也成为了政治角力、权力博弈的工具,发生着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应用故事传统让古代的史学变得格外发达,《资治通鉴》就是故事集大成的范本。不过,故事不光只起到镜子的作用,而具有工具效能。
为何故事可以超越王朝?为何故事让隔世君臣奉为法宝?
这背后可以揭示出的秘密是,悠悠千年,无论如何江山鼎革换代改朝,无论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帝国只有一个,直到20世纪初叶,都未曾消失。尽管有变异,而更多的则是遗传。
政策的延续性,不仅让官僚认同,也让老百姓深信不疑,而不管皇帝赵钱孙李姓甚名谁。举个明显的例子。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发布挟书令,嗣后焚书坑儒。到了公元前191年,汉王朝已经矗立了13年,才将挟书令废止。在这道前朝政令废除之前,民间深藏的“诗书百家语”一直不敢拿出,埋在地下,砌在夹壁墙中。政令废除,古书纷出,才有了千年不息的今古文之争。
超越了王朝,政策的延续,让故事一直不故,推陈出新,就像一种西药名字:长效磺胺。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研究员。本文原载《文汇学人》2015年11月27日刊,原题《宋朝如何运用“故事”》,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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