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葛剑雄：从天下到世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葛剑雄-葛剑雄：从天下到世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葛剑雄：从天下到世界

“天下、四海、九州”反映了中国古人对外部环境的认识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从天下到世界。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各位是不是可能觉得天下就是世界？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代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因为古汉语里没有世界这个词，是中国人后来翻译佛经时才用的。佛教说人住的地方就叫世界。今天，我们把它作为整个地球的代名词。
那么中国古人是怎样看天下的呢？古人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天的下面，所以叫天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就有了天圆地方的概念。为什么天是圆的？因为没有人看到天中间有棱角。为什么地是方的？因为古人很早就有了方向感，知道东南西北。他们想象南和东之间一定有个角，所以地是方的。这个概念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地的周围是什么？是海。由此引出一个“四海”的概念。既然周围都是海，而且地有四个方向，那么周围就有四个海。人住的地方又可称为四海之内，天下和四海之内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但是四海之内那么大怎么办呢？战国后期人们设想，这个世界太大了，应该分开来管理，于是就出现“九州”的概念。中原人住在九州之中的赤县神州。所以我们今天经常用神州作为中国的代名词。毛主席曾作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神州就是指当时有着六亿人口的中国。战国时候，有一个叫邹衍的山东人突发奇想，他认为，天的下面有九个州，每个州之间都有海，一个州里面又有九个州。中国就是九九八十一个州的其中之一。中国不是全部，还有更大的世界。在两千多年前，一个足迹没有离开过山东的人，会提出这样的学说，靠的是丰富的想象力和逻辑推理。很可惜，邹衍的大九州学说，除了司马迁把它记下来外，没有继续相传。
真正在中国实施划州而治的是汉武帝十三刺史部。汉武帝管辖的范围北至大青山、阴山脚下，南至今天越南胡志明市，东至韩国首尔汉江一带，西至敦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管理这么大的地方是不容易的。汉武帝就把除了首都以外的其他地方划分为十三个州。每个州都派一个刺史，相当于今天的纪检组组长，专门督察地方官。
地域经过精细划分后，中国人关于天下的观念改变了吗？没有。儒家提出一个观念，把天下分成一个个方块。国君住的地方叫王畿，京城在中间，然后每隔五百里画一个方块，取一个名字。一共有五服，在每一服里又分成一个个城市。当时还是分封制，国君就把这一块一块的地方分封出去，给儿子、兄弟、功臣。大诸侯还可以把分到的地方分给小诸侯，小诸侯向上一级的诸侯或国君纳贡。五服之地并非方方正正，只是说明古人想要以国君住的地方为中心，一层层向外，实行不同的政策。
“中国是天下中心”的观念在古代从未转变
中国人崇尚天圆地方，有没有人对此提出怀疑呢？有的，曾经发明地动仪的东汉天文学家张衡不仅关心地，还关心天，所以提出了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这个学说更加符合地球的实际情况，虽然还没有解释地球本身的构造，没有想到太阳系、银河、宇宙，但已突破了原来天圆地方的理论。可惜后人没再顺着这个思路研究下去，仍然停留在“中国是天下中心”的概念。
在一件3000多年前的器物上，刻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廷告于上天曰：余自宅兹中或，自之辟民”、“惟王初，宅于成周，禀武王”。考古学家猜想“中或”也许就是中国的意思。那么，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不是和今天一样呢？我们把繁体字的“国”（国）拆开来看，中间有一个小口，代表一个人的眼睛；下面一个斜杠，代表一片土地；手持一个戈，拿个武器包围它。这样还是不够安全，外面还要用一圈围墙包围。所以“国”原来的意思是用围墙围起来，有人拿武器保卫土地，也就是个居民点。
这样的国很多，中国人就夸张了一下，把中国叫万国。这个万国的概念，原来是指本国里的，后来又引申到国外。春秋时期有1000多个国家，后为100多个。战国时期有20多个国家，后来就变成7个。因为兼并，大国把小国灭掉，一个大国就相当于原来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国。国越来越少、越来越大，到后来秦国把其他国家都灭掉了，就改称天下了。
那么什么是“中”呢？中是以前商代的旗帜，用来召集部众集合。这个旗帜就是中心，代表了中央。“中”也是象形文字，如果把中的一竖放在边上，就是一面旗帜。那么什么叫中国呢？就是最中心、最重要的地方，是大家都要争的地方。周朝还实行分封制，把一些很了不得的人都分封出去了。比如周武王把鲁国分给自己的兄弟，所以鲁国也是中国。到后来，一些大的诸侯都说自己的地方是中国，别人是蛮夷。到秦朝统一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地盘是中国。中国这个概念虽然逐步扩大，但处在中原的地方毕竟比较重要，而且这个概念也在不断变化。汉族建立的中央王朝才叫中国，其他就变成民族的概念。南方就称为南蛮，东面就称为东夷，西面称为西戎，北面称为北狄。这些都是蛮夷，都不算中国。
随着疆域的扩大，中国的范围一直在变化。尽管这样，人们还是集中居住在几个传统的地方。有个政治家叫贾谊，皇帝把他贬到现在的湖南长沙去做官，为此他非常伤心。他说江南地方又潮又湿，男人去了活不长的。果然，他过去不久就死了，更不要说是去西域了。尽管西汉时这些地方已经纳入了版图，但在中原人看来还是太偏僻。到了唐朝，版图扩展到了今天的阿富汗。但唐朝人对于天下的概念并没有因此扩展，即使扩展了也始终是临时的观念。波斯国的一个王子投降了唐朝，唐朝把他的地方占领了。后来波斯王子被别人杀掉了，地方也被抢走了，唐朝也不当回事。
蒙古人非常厉害。元朝的时候，中国的疆域比今天的国土还大，但为什么中国人的思想还是没有传播出去呢？因为蒙古人进了中原后，发现种粮食的日子比放牛羊要过得好，所以就不想走了。元朝的统治者换成了蒙古人，但制度还是用宋朝留下来的。蒙古人是军事上的征服者，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明朝时候，中国人关于天下的观念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到了清朝，满族人和蒙古人一样，除了皇帝换了以外，其他的制度都沿用明朝的。所以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天下中心的观念一直没有改变过。
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文化，是持续发展的。不要忘记一个特殊的情况，朝鲜以前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到了近代才脱离；日本则一直以中国为榜样，到了近代才学习西方。中国北面是游牧民族，虽然他们军事上强大，但文化上还是相当落后的，所以外面的文化从来没有机会正面进入中国。历史上，几次中外交流的机会都只差临门一脚。东汉时候，和帝永元五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已经到了波斯湾，再过去可能就到达罗马帝国，而甘英被别人一吓就回来了。当时也没有人追究他，可见汉朝并没有迫切想要开展对外联系的愿望。为什么中国人缺少对外联系的动力？如果你拿着一张地中海的地图，会发现周围“群星灿烂”，下面是埃及文明，过来是希腊、罗马、小亚细亚。而且地中海是内海，航行很容易，不会像太平洋上老有台风，可以做买卖，可以攻城，还可以当海盗，而且这些国家往往资源非常有限，要依靠外国。像北非盛产橄榄油，罗马帝国就扩展到北非，把橄榄油运回自己的地方。我们对比一下中国的条件，中国往外能到哪里去？到朝鲜？到日本？这些地方都比中国落后，他们还要到中国来，中国人怎么可能产生要航海寻求财富的想法呢？为什么波斯人要恐吓甘英呢？波斯人在做丝绸买卖，中国人把丝绸卖给波斯人，波斯人再卖给罗马人。他们怕中国人到了罗马后，就把丝绸直接卖给罗马人，所以就吓唬甘英，不让他过去。
任何外面来的都叫朝贡，但肯定不跟外国做买卖
再说说中国的对外贸易。开辟了丝绸之路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外贸发达，恰恰相反，中国是不承认需要外贸的。天朝无所不有，谁稀罕你的东西？所以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几乎没有中国人，以西亚人为主。为什么要卖丝绸？因为路那么远，东西一定要既轻又贵重。中国人认为自己不需要外贸。我们有粮食，我们地大物博，我们什么都有。中国是天朝大国，那些小国家的人是野蛮人，让他们来朝贡就好了。所以中国对外贸易的实质是朝贡。那为什么外国人这么蠢，非要来进贡呢？因为我们历来的皇帝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我是大国，你是小国，我是文明的，你是野蛮的，所以我们实行的方针叫薄来厚往，你给我1个，我给你10个，不会让你吃亏。这么一来，小国的积极性就很高。比如日本很多博物馆里都有中国皇帝给的诏书，最早的一颗金印是东汉皇帝赐予的，上面刻着“汉倭奴王”。我们称日本为倭奴，人家还放在那里当国宝。日本人是讲实际的，知道到中国朝贡有很多好处。明朝初年我们曾经不允许日本来朝贡，但他们非要来。来了以后，中国和日本定条件，要求他们3年来一次，他们坚持每年来1次；要求他们来300人，他们就来500人。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来朝贡的，中国都要包吃包住，而且回赐的东西肯定要超过贡品很多倍。他们还可以免税买东西，来一次绝不会吃亏。
任何外面来的都叫朝贡，但肯定不跟外国做买卖，后来就是有贸易也是民间贸易。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怎么可能有外贸的概念呢？唐朝时，阿拉伯商人到广州来，人数众多，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社区”。“社区”的居委会主任还是阿拉伯人，叫番长。但是几乎没有中国人跑到外面去做买卖。宋朝时，泉州也是阿拉伯人的天下，现在还能看到阿拉伯人的墓地、建筑遗址。
那么中国人是不是没人想做生意？有，福建人就想做生意。福建山多地少，完全靠农业过不了好日子。另一方面，福建有很多优良港湾，附近就是东南亚，但是朝廷禁止他们开展贸易。到了清朝，就更有诱惑了，因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已经到了台湾岛和东南亚，他们带来了中国最缺少的白银。如果把茶叶、丝绸卖到国外，比内地的价格高好几倍。在这种情况下，福建人开始铤而走险，以走私的形式买卖，并产生了所谓的海盗。其实这些人是得到福建地方官支持的，因为地方官知道福建的情况，而且这些人还给福建的官员好处。但是朝廷镇压，地方就没办法了，走私商人就出钱雇佣日本武士对抗自己的政府。照理说，这些人是想创造财富，但是他们没得到政府的鼓励。
到了乾隆的时候，英国为了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专门派人去北京谈判。以前，清朝规定所有外贸只能集中在广州这一带，中国人于是不同意和英国人谈判。英国人想了一个主意，说这次不是来谈判的，是为皇上80大寿贺寿的。乾隆很高兴，但是官员说皇上的寿辰已经过了，你们怎么才来？英国人说，我们路途遥远，不知道，补贺寿也可以。这样才让他们进京。英国人沿海一路过去，摸清了中国的海域情况。
乾隆时候也有一些人比较开放，像林则徐就让人收集国外地图，编制《四国志》。他们的目的是“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叫别人“夷”，但是要学别人的长处。但林则徐也没能彻底做到这点，鸦片战争时，他向手下的人问战术，手下人说，我们观察下来，英国人的关节都是直的，所以我们打仗时只要准备长竹竿，把他们拨翻在地，他们就爬不起来了。接着还把这个方案上报给了皇上。
后来鸦片战争爆发，国门洞开，清朝人接触到了声、光、电，所以提出一个口号叫“坚船利炮”。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这些没什么了不起，中国古已有之。国内还有人说，华盛顿辞掉一个总统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古代的尧舜都是让位的，我们多少年前就有了，我们中国比他们强。英国采取国会制，很民主，而我们战国时候就有了，比英国还先进。外国的大学很好，学生都训练有素，规模很大，但我们孔子弟子有三千，外国才多少人？后来清朝的大臣到国外考察，才发现原来这些理解并不正确，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承认西方学说是有用的，但中国的文化才是体制，西方的只是工具。正因为如此，清朝是被迫开放的，后来经常发生纠纷。当时和外国人打交道是被人瞧不起的，因为他们是“夷”。所以英国人、法国人来中国，都让他们到专管少数民族的理番院去办事，英国就不肯。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有一条就是，今后不能以夷人相称。清朝才成立了总理各国、通畅事物的衙门，把外交、外贸统统包含在内。
告别“主子和奴才”，学会平等地做朋友
在中国古代，人们很难了解世界，也不想了解。中国是世界的一员，而不是世界的主宰，更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所以我们必须走向世界，向世界开放。清朝最传统的人跑到国外也不得不承认，国外是比中国先进。电报一传入中国，慈禧太后马上下令让全国采用，这样可以立即知道地方上的事。慈禧太后一开始不同意使用火车，因为火车声音太响，影响了皇帝的陵墓。但是有一次她祭祖的时候坐了头等舱，这下就允许使用火车了。所以走向世界、对外开放是一个过程。
举办大型的国际性活动是对外开放很重要的方式。可惜中国历来缺少这样的机会，因为条件不够。中国人第一次去联合国，把所有美金凑在一起，也只有2000美元。后来又要面对内战不断、西方人的封锁。第一次参与国际事务“亚洲太平洋区域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来的都是社会主义阵营。1964年，中国首次在北京举办了科学讨论会，为此还专门布置了友谊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但说实话，来的只是一些普通科学家。2008年的奥运会，是在和平条件下第一次有那么多有代表性的国家、地区聚集在中国，但主要是运动员和运动官员。
今年的世博会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机会。第一，世博会范围广、时间长。第二，世博会不是政治会议而是展览，我们不出国门就能感受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示的文化、经济、社会等丰富的内涵。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摆脱历史上这种自以为是天下中心的观念，把自己放在世界一员的位置上。鲁迅讲过：中国人习惯于要么做主子，要么是奴才，但是不会做朋友，不能平等地对待别人和自己。如果我们真正完成这种转变，鲁迅的话将成为过去。
（2010年）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18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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