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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汎森教授：“近代史家的研究风格”

2013年10月11日下午3点，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教授受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之邀，作为本次“徐中舒纪念讲座”的主讲人，以“近代史家的研究风格”为题，在研究生院3-231阶梯教室为我院师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霍巍院长主持了讲座。李德英副院长，罗志田、徐亮工、陈廷湘、施内德、刘复生、刘世龙、缪元朗、王东杰、粟品孝等教授，杨兴梅副教授，查晓英、辛旭、黄博等老师出席了讲座。
霍巍院长介绍了“徐中舒纪念讲座”的重要意义与王汎森教授的学术成就。
王汎森，台湾人。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同时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历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等职。著作颇丰，其代表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等。
王汎森教授在学术报告中，首先回顾了前辈学人徐中舒先生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与中研院的渊源。其后，王汎森教授将近代史学界的诸位史家进行了分类：新史学的代表如梁启超，文化形态史观代表如雷海宗，传统史观的代表如柳诒徵、钱穆，左派史家的代表如郭沫若。
上述四派亦有其共同特色：一、使学术对话群体不断扩大；二、认识到史学自身不是self-sufficient（自我满足）的（从梁启超到傅斯年等史家的不断努力认识到这一事实）；三、二十世纪中国是一切现象（包括人生观、道德意识之呈现、自我修养）皆历史化（或历程化）的过程以及“历史哲学”的兴起；四、由经学向史学过渡（这包括了时间化、空间化、多元化、多种族化、碎片化等），近代史学逐渐解构了经学对事物所赋予的道德意义；五、无限扩充史料，对史料解释的潜在心态（如注重新史料、新题目，有了“民间”与“官方”的分野，注重“整体”观念，对史料有“存疑”态度），脱离了士大夫文化的史料观（忽视古时治史者知识结构中的“现实”关怀成分）；六、历史研究方法上受进化论影响很深，“历史”逐渐被步骤化、任务化，形成了某种“预测性的倒溯”；七、大势变迁论，原本强调“变动”的历史转向强调“发展变化”的历史；八、草原文化的影响，中土文物之异域成分受到关注；九、一些新的史学观念或“措词”的出现，它们很多都受到了人类学（含民族学、社会科学）的影响。
最后，王汎森教授给出了自己的三点看法：一、近代史家研究中潜在的essential tension（基本紧张）及其解决的途径。这种紧张主要包括中华民族是一个单一整体，还是由各民族的异质成分所组成的紧张；一方面研究各族如何华化，一方面又研究他们如何胡化的紧张；以及历史研究是求“真”还是求“善”的紧张。王教授征引陈寅恪的观点，希望它能够作为调和这些紧张的参考途径：（一）坚持“有教无类”的观点，“中华”更多是由文化决定的，而非种族；（二）主张充分吸收外来文化，但同时以民族文化为本位；（三）充分吸收外来血统；（四）“真”的历史与“善”的历史不全然对立，“真”的历史亦可振奋人心，给予后人历史教训，所以不主张扭曲历史或将历史作为宣传品。二、傅斯年、蒙文通、徐中舒等人提出的“古史多元论”是近代史家对古代世界的新想象，这种想象带来了道德体系上的挑战，究竟谁是中国？谁是华夏？三、这些“历史”的新研究影响不限于历史，它们能烙印在时代心态及思考之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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