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陈乐民：大写的徐光启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徐光启-陈乐民：大写的徐光启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陈乐民：大写的徐光启

回顾徐光启一生，不免想到了百十年来经常提的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出科学，中国并不缺少聪明而又勤奋的人啊。原因可以提出好几条，其中之一（可能是主要原因）应当是世代迁延的政治文化，即专制的体制和支持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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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科学之出，并非只是技术层面上的事，而必以思想和制度之不断冲出旧壳为前导，中国历史自秦皇汉武以来何曾有过思想的突破和制度的变革呢？
徐光启在不惑之年遇见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发现他们丰富的科学知识和“道德文章”为中国所缺，而又为中国所需，于是主动趋前就教，以师事之。在政治浑浊、阉祸、党争交织猖獗的晚明，徐光启卓尔不群，始终保持着人格的完整，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新思想。他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科学先驱”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人。
徐光启在史书里，记他的生平是有的，如《明史》《国榷》《罪惟录》等等都有记载。不过在今天我觉得如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人，便不一定对徐光启有很“突出”的印象。现在好了，在上海徐汇区高楼耸立之中，徐光启墓已经重新修好，供人们瞻仰；而且新建了史料完整、突出体现徐光启精神和他一生业绩的纪念馆，使我们永志不忘。
徐出身农家，幼学孔孟，认为“因朱子以见宣尼之正脉，而俾天下国家实受真儒之益”，是个传统的读书人，对君忠，对父孝，对子慈；这样的人在宗法社会里并不稀奇。但是重要的是他在中年遇见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从此使他的一生增添了异彩，甚至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看准了来自西洋的科学，以为是利国利民的学问，于是恭恭敬敬地请教；除翻译了《几何原本》六卷外，还学了西洋的测量、水法、天文诸学，以之用于屯田、盐务诸事。有些守旧的人说这些东西没有多少用处，他说这是根本的学问，“不用之用，众用之基”；“下学工夫，有理有事；此书（《几何原本》）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事实上，在向传教士请益的过程中，徐光启在脑中已不知不觉地有了近代科学的思维。
他皈依了基督教，在当时是一惊人之举（同时入教的还有他的朋友李之藻、杨廷筠，是为明代基督教三立柱）。他认为，“天主实义”的道德律与中国先儒是相通的，不仅达乎外表，而且深入人之中情，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徐氏对佛释的评语是“似是而非”、“幽邈无当”……利玛窦出自传教动机，排佛甚力，徐之用心，与之不尽相同，此处不赘）。
徐著述甚丰，文章写得很好，他是“经世致用”派，作文都有一定的实用目的，极少为文而文；在有明一代著名的文章家，他排不上号。过去许多文选中，大都只选他的《甘薯疏序》，其实那并不是他的“代表作”。最能表达他的精神的，应该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的《辨学章疏》。
当时正是礼部尚书沈漼在阉党支持下迫害传教士和教徒的时候，晚明社会上上下下掀起一阵排教风。诚然，传教士的个人为人是各种各样的，有些人的行为激起了民怨，给沈漼等守旧派排教以口实。可是徐光启结交的洋人，都是些正人君子，学有专长；但这些人也给一锅煮了。徐光启给家人写信说，如果有的传教士从南京逃到徐家汇避难，务必把他们安顿好，保护起来。当时魏忠贤及其党羽、爪牙何等嚣张，徐光启这样做需要何等胆识和勇气！
据《辨学章疏》，沈漼上送给皇帝的“邸报”说，传教士们“其说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徐光启说，这“信向之者”分明指的就是我，所以必须说说清楚。他不但不回避，而是迎上前去，理直气壮地写道：“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铿铿锵锵，掷地有声。意思是说，跟这样的洋人交游有什么不可，“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
徐光启向皇上提出了三条“试验之法”，看看这些传教士是些怎样的人。第一，把一些有名的传教士召到京城，遴选几位内外大臣，同他们一起翻译“西来经传”，凡是事天爱人、格物穷理的论说，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下及天文、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的知识，一一编译成书，让大家讨论，定其是非，如果都认为是“叛常拂经、邪术左道”，便立即斥逐，徐光启甘愿承受“扶同欺罔”的罪责。第二，让传教士们和有名僧道当面辩论，同时命令儒臣共同议定，如确认这些人“言无可采，理屈辞穷”，便立即斥逐，他也承当应得的罪名。第三，如果译书一时难以完成，又找不到合适的僧道同他们辩论，可以叫他们简略地浓缩成一本书，连同“已经翻译书籍三十余卷，原来本文经典一十余部，一并进呈御览”，如果发现他们荒诞悖理，不足劝善戒恶、易俗移风，也立即斥逐，他同其罪责。这三条“试验之法”，分明是“以守为攻”，公开与阉党辩难。
《章疏》的最后一段有几句话讲得恳切而又沉痛。他说，“我属于衙门后辈，这些洋人的去留，与我有什么相干，只是觉得他们提出的种种道理，多是有利于国家致治的好主意，所以我作臣子的，有怀不吐，私悔无穷；是以不避罪戾，斋沐陈情。”
全文洋洋洒洒，卓有一泻千里之势，我摘述的这些远远传达不出原文的声貌。结果“御批”照例三个字“知道了”。
此外，他还曾参与军务。早年在家乡时，常听说东南沿海一带，每有倭寇海盗武力骚扰，徐光启便读起“兵书”来。晚年，辽东事起，他受命多次上疏献练兵之策，举凡怎样选兵任将，怎样操练他们，如何严格纪律，又怎样改进武器、引进和仿造西方火炮诸事，一件一件，认认真真。然而，书生干武，谈何容易，况且昏庸的皇帝充耳不闻，同僚们多所訾议，说一个文官（徐时任少詹事），讲什么兵法。结果是各部大臣百般推诿，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光启只是个空头光杆，在给朋友的信中颓然叹道：“受事以来，百不应手，叩阍不闻，将伯无助。”
徐光启的思想在晚明社会是非常“超前”的，坚持他所该坚持的主张，有股子傻劲、韧劲，一个劲儿地上条陈，他留下的文稿中，奏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送上的东西大多被泼了冷水，而且阉党羽翼下的官僚们千方百计地制造麻烦，一般的士大夫也远没有他那样的见识，率都明哲保身，胆小怕事，半因畏惧阉党淫威，半因沿袭下来的仕版中因循守旧的风气。所以，徐光启不免牢骚满腹，时时感到孤单而又苦闷。在上皇帝疏中每有像“臣生平愚见，每谓植党为非，涣群为是，是以孑然孤踪，东西无着”，“臣所惧者，诸臣以惶恐畏咎之心，坚其安习寡闻之陋。臣等书虽告成，而愿学者少，有倡无继，有传无习，恐他日终成废阁”之类满怀愤懑的话。在给友人的信里也常吐露苦衷，如“夙昔不能趋炎，亦无心逄世”，“生无媚人之骨”，“言而不用，吾志则尽矣，复何求焉，又何悔焉！”真有些愤世嫉俗了。
徐光启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晚年对崇祯皇帝说，“方今造就人才，务求实用”，“若今之时文，真是无用”，“未经目击，而以口舌争，以书数传，虽唇焦笔秃，无益也。”这类话在他留下的文字中不一见。
徐光启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同是十六、十七世纪的人，培根恰好长他一岁。在注重实际和实验这一点上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徐光启所处的中国晚明仍牢牢地滞留在中古，培根成长的英国已起步走向近代，二人所接受的文化和精神遗产大不相同。假如徐光启居然生在那时的英国，也许会成为培根式的实验哲学家的。晚明时期在西欧相当于大航海时期，天文数理等科学技术正向近代科学逼进，这是利玛窦等东来的大时代背景。此处说几句题外话。常有人说中国在明代已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是到了十八世纪才开始落后于西方。我向来不信此说。利玛窦看到的，是“其民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殣，国计亦绌焉”。于是进言水利、测量诸法，徐光启认为这都是富国足民之计。彼时西欧科学达到的水平，晚明实瞠乎其后。我曾假想，如果中国早日“开放”二三百年，中西汇通从那时开始，中国的近代史可能要另一种写法。这当然只是痴人说梦。
此外，徐光启的为人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他正派廉洁，在有明一代是少有的。临死前，官作到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但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做的事情，无论是与西洋传教士的交往，还是他提倡的各种西洋新学，都与时不合，特别是阉宦一帮人看着他就有气，时不时地给他使绊子；他处处碰壁，又绝不肯屈就，颇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气概。入朝几十年，自奉甚俭，取予不苟，晚年老病还乡，《明史》说他“盖棺之日，囊无余资”；《罪惟录》说他“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
顾徐光启一生，不免想到了百十年来经常提的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出科学，中国并不缺少聪明而又勤奋的人啊。原因可以提出好几条，其中之一（可能是主要原因）应当是世代迁延的政治文化，即专制的体制和支持它的思想。徐光启那样热心于吸收和传播西方的科学，用了那么大的力量翻译《几何原本》等书，身体力行地搞科学实验，可是他遇到的困难实在太多，除了他最亲近的两三个朋友外，响应者寥寥无几。就拿修历这件事来说，西洋的科学方法，明明比中国的旧法准确、先进，屡验屡效。但是，且不说昏庸的朝廷根本不与闻问，阉党及其党羽更从政治上阻挠设难。守旧派的排教势力把徐光启也“排”在了里面，向皇上打小报告，向徐施压，以致他寸步难移，新法难行。徐光启仅有的那点儿科学头脑既形不成规模，也没有人继续他的事业。他越近晚年越觉失望，在《与李存我太仆》的信中慨叹：“嗟乎！人各有心，知言甚难……”“吾辈所志、所言、所事，要可俟诸天下后世而已，他勿论矣。”开拓者无法开拓，创新者无法创新，因为大脑和手脚都被捆绑住了。近代科学之出，并非只是技术层面上的事，而必以思想和制度之不断冲出旧壳为前导，中国历史自秦皇汉武以来何曾有过思想的突破和制度的变革呢？难怪徐光启之不能成功，且长叹“俟诸天下后世”了。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说徐光启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太超前，他无法抵御浊浪滚滚的时代。他死后按照他的官阶修墓，但他生前是不愉快的，晚年甚至是郁闷的。
今天重修徐墓、设纪念馆，无疑具有历史文化的深远意义；今天的人和后来的人可由此记起三百多年前在这里静卧着一位道德高尚的科学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者，从而受到精神激励。
（作者陈乐民(1930年—2008年)，为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原所长。本文摘自陈乐民2008年5月1日出版的《春泥集》，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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