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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子今：汉代民间“处士”与“议士”

“处士”作为汉代通行的社会称谓，指行政体制之外的民间有才德的士人。《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颜师古注说到“处士”的定义：“‘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后汉书•刘宽传》李贤注：“处士，有道蓺而在家者。”《荀子•非十二子》以“处士”与“仕士”对 应，杨倞注：“处士，不仕者也。”根据这样的判断，可以将“处士”身份理解为在野的民间知识人。《史记•殷本纪》：“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 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记•齐太公世家》：“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都是著名的“处士”参政后来成就大 功的史例。《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辩议之辞言及“处士”：“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所谓“块然独处”，或许与“处士”称谓的由来有某种关系。而“寡偶少徒”，即社会交往有限，可能是这些人物通常的行为特征。“处士”模仿“许由”、“接舆”隐逸榜样，然而又自以为“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具备参政能力和行政资格。所谓“时虽不用”，然而可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者，体现出其自我政治期许其实是相当高的。
讨论“处士”参政以及成为“议士”的可能与行政的关系，对于全面认识汉代政治生态应当是有益的。
一
战国时期是著名的动荡年代。当时“处士”曾经有活跃的表演。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司马迁《史记》中说 到的当时著名的“处士”，有《魏公子列传》所见“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刺客列传》荆轲的朋友“燕之处士田光先生”，《循吏列传》所 见“孫叔敖者，楚之处士也”等。《田敬仲完世家》说到的活动于稷下“不治而议论”的“文学游说之士”中法家思想领袖慎到，张守节《正义》指出：“赵人，战 国时处士。”《孟子荀卿列传》说到“齐稷下先生”中的慎到，张守节《正义》：“《慎子》十卷，在法家，则战国时处士。”当时的文化形势，如《史记•李斯列 传》所说，正是“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毛公和薛公事迹所谓“藏于”民间，也说明当时的政治家搜求“处士”之不遗余力。《荀子•非十二子》：“古 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谓‘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 伪险秽而强高言谨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荀子具有批判倾向的话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处士”的活跃。
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的局面，促成了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竞争，中国文化于是呈示多元的自由的时代风格。然而实现大一统的执政者以为这样的思想文化形势 是不利于安定局面的形成的。《汉书•异姓诸侯王表》说：“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 刃，箝语烧书，内锄雄俊，外攘胡粤，用壹威权，为万世安。”关于秦“患周之败”,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言因横议而败也。”秦王朝的决策集团认为周王朝覆亡 的首要原因是“处士横议”，于是推行“箝语烧书”的文化政策。《后汉书•申屠蟠传》中也可以看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 烧书之祸”的历史分析。秦王朝的思想压抑和舆论控制历来受到严厉指责，然而后来也有人基于政治体制变化的考虑予以理解。明代学者李贽在评论李斯建议“史官 非《秦记》皆烧之，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卒”的上书时，批注一“毒”字，然而又写道：“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 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然而汉代士人的“焚书坑儒”批判，体现了对于秦文化政策的反思。当时的主流文化观念，对于文化专制主义持否定态度。如贾谊《过秦论》指出，秦 “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终于败亡，“岂不哀 哉！”
二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 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袜？’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 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这是汉文帝时代的故事，一位治黄老之学的“处士”王生曾经被“召居廷中”，他对廷尉张释之说： 我的袜带松开了，你帮我系上！张释之跪下为他系紧袜带。王生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我这样做，“欲以重之”。这位王生见诸史册已是老 人，后来并没有显著政绩和精彩政论传世，只是以这样一个在“廷中”“聊辱廷尉，使跪结袜”的表演节目保留在历史记忆中。而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反映了朝廷“ 名臣”“诸公”对“处士”的尊重。
汉代社会中“处士”身份的个人前景因仕路开阔透见出光明。特别是在西汉王朝走向强盛的时代，执政当局比较注重从民间发掘人才，动员他们参与行政。尤其 是汉武帝时代，天子志在有为，一时“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于是“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篇末的赞语 写道，“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 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 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 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不仅“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在整个中国古代人才史上，汉武帝时代都可以称作光辉的一页。汉武帝不仅因个 人的眼光、个人的情趣和个人的魅力使得“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元光元年（前134）确立的察举制度，还实现了人才选拔体制的革新。
汉文帝时，已经有“贤良”、“孝廉”之选，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从下级属吏、民间地主和部分自耕农人中选拔从政人员。名臣晁错就是曾经以“贤良文 学”之选，又经帝王亲自策试，得以升迁为中大夫的。不过，当时既没有规定选举的确定期限，也没有规定各地方选举的人数。也就是说，这种选举形式尚没有成为 完备的制度。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六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这一历史进步的意义十分重大。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三
应当注意到，汉武帝时代以察举制选用的人才，开始以儒学人士为重。《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前140）要求 “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时，“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在正式宣布“罢黜百家，表章《六 经》”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于是，有“处士儒学”、“处士诸生”并列的说法。《后汉书•荀爽传》又可见所谓“以儒行为处士”的情形。《后汉书•郑玄传》有“处逸大儒”称谓，李贤注：“‘处逸’，谓处士隐逸之‘大儒’。”
《后汉书•张霸传》说，“（张霸）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 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处士”得见“擢用”，形成了鼓励“习经”的作用。随着儒学成为正统，其他诸子之学在政治生活中逐渐边 缘化。然而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彰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不过，儒学以外“百家之学”的继承者们，实际上更为“崛然独立，块然独处”，很可能确实是“寡偶少徒，固其常也”。
相反，汉代儒学因官学教育和私学教育的共同进步而实现了空前的普及。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兴起太学，汉明帝当政时，又曾经亲自临 众讲学，听讲者据说“盖亿万计”，甚至匈奴贵族子弟也前来洛阳在太学就读，研习儒学经典。太学形势一时“济济乎，洋洋乎”，后来“游学增盛”，太学生竟多 达三万余人。当时私家教学也形成风气。各地许多办私学的学者，也吸引了万千来自远道的学人。据《汉书•疏广传》，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汉 书•儒林传•申公》说，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东汉时，私学更为繁盛。据《后汉书•儒林列传》，刘昆曾经“教 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洼丹“徒众数百人”。任安在家中教授学生，“诸生自远而至”。张兴讲学，弟子自远而至者，仅著录在册的就将近万人。魏应教授徒众，“ 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魏应“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丁恭“教授常数百 人”，“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在这样的教育基础上，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处士”们“块然独处”的传统生活场景被打破了。不过，正如《后汉书• 崔骃传》所谓“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好比“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蓺拱把不为之数”，由于行政机构不能容纳如此众多 的士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是无从参政，“则甘糟糠而安藜藿”的山野“处士”。《后汉书•郎顗传》：“处士汉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蓺，履颜闵之仁。絜 白之节，情同皦日，忠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当世莫及。”其中“通游夏之蓺，履颜闵之仁”的称誉，体现出了鲜明的学派色彩。
四
《史记•天官书》司马贞《索隐》引《春秋合诚图》说：少微星“处士位”。又引《天官占》：“少微，一名处士星也。”张守节《正义》：“少微四 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第一星，处士也；第二星，议士也；第三星，博士也；第四星，大夫也。占以明大黄润，则贤士举；不明；反是；月﹑五星犯守，处士忧， 宰相易也。”其中“处士”“议士”分列，暗示“处士”一般是没有议政机会的。东方朔感叹“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如何如何，也说到了“处士”与行政操作权 力的距离。以“少微”星象占问“处士”等身份的人生道路，有可能走向“贤士举”的乐观前景，也有可能“反是”。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在汉武帝 时代“守文之徒，盛于时矣”之后，曾经出现王莽时代“处士”们持不合作态度的情形：“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东汉以后，依然“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汉桓帝、汉灵帝时代，“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东汉晚期，面对“处士忧”的政治危局，这一社会力量又促进了舆论的活跃，于是再一次出现了“处士横议”的局面。《史记•李斯列传》说战国晚期士人有议 论社会、批评时政即“非世”的倾向。司马贞《索隐》：“非者，讥也。所谓‘处士横议’也。”东汉晚期的“处士”们重新点燃起议政的热情。而这种议政，主要 是在行政体制之外进行的。《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述，汉桓帝、汉灵帝在位前后，主上荒暗，政治昏乱，国家权力委于宦官，士人羞于与其为伍，于是形成清议之 风。汉桓帝因有人上书诬告李膺等指使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相互结为朋党，攻击朝廷而震怒，下令郡国大捕“党人”，于是李膺等人被逮捕，牵连士人甚多。 第二年，
李膺等人被释放，允许归还田里，然而宣布禁锢终身。党锢之祸发生后，海内士大夫阶层益发群情激昂，他们将鄙视宦官专政，并敢于反抗的正直的天下名 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光荣称号，广为传扬，形成了更为强劲的反抗当权宦官集团的舆论力量。《后汉书•党锢列传•李 膺》写道：“（李）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李膺从权臣沦为“处士”，而士人舆论皆敬仰其崇高风格。汉灵帝时，李膺 和其他被禁锢的名士曾被当政的陈蕃、窦武起用。后来因为在政治交锋中失败，陈蕃、窦武及其宗族亲属都被杀害，其门生故吏均免官禁锢。朝廷大规模逮捕党人 时，李膺正在故乡隐居，乡人得知消息，劝他暂时逃避。李膺回答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于是自赴诏狱，死 于狱中。
党人多是在职官员及其门生故吏。而李膺则在隐居状态下义不辞难慷慨赴死的。事实上，党人当时是得到了民间“处士”们的广泛支持，方才形成了影响全社会的舆论力量的。
五
从战国时期的“处士横议”，到东汉晚期的“处士横议”，似乎呈示出一种历史的反复，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轮回。其实，社会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重要 的变化。《后汉书•申徒蟠传》：“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 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后来党锢之祸的发生，验证了申徒蟠的预言。“处士”转变为“议士”的道路，从个 人政治态度的转变来说，是显著的；从社会政治风习的转变来说，也是显著的。这一变化，对于社会生活史、政治思想史以及士阶层史来说，都是重要的。
正如《淮南子•俶真》“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所体现的社会职能限定，“处士”能够形成文化影响，似乎主要在于德行修养，如《后汉书•徐稺传》所 谓“德行纯备，著于人听”。《后汉书•杨秉传》记载，“会日食”，有诏公车征处士韦著，韦著“称疾不至”，有司竟劾著大不敬，“请下所属正其罪。”后尚书 令周景与尚书边韶议奏：“著隐居行义，以退让为节。”“征不至”者，“诚违侧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进之风。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圣朝弘养，宜 用优游之礼。可告在所属，喻以朝庭恩意。如遂不至，详议其罚。”于是再次征召，“乃到”。韦著拒绝“公车征”的行为，被认为“大不敬”，险遭罪罚，朝廷反 复强令，不得不从命。“处士”于是成为“圣朝弘养”作秀表演的道具。他 们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自然无从具备议政条件。不过，韦著行为“足抑苟进之风”的意义，也是值得重视的。《后汉书•种岱传》：“处士种岱，淳和达理，耽悦 诗书，富贵不能回其虑，万物不能扰其心。”种岱事迹，表现出最终“未建忠效用”，“生无印绶之荣，卒无官谥之号”所体现的与政治生活的隔膜。也许深刻透视 “其虑”“其心”，可以发现其言行可能作用于中国正统文化走向的正面影响。
《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论曰：“荀爽、郑玄、申屠蟠俱以儒行为处士，累征并谢病不诣。”董卓当朝时，备礼征召，申屠蟠和郑玄都“不屈以全其高”，而 “爽已黄发矣，独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人们批评荀爽的行为，而范晔以为，“出”或者“处”，应当依时势进行抉择，“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 时。”他分析，“荀公之急急自励，其濡迹乎？不然，何为违贞吉而履虎尾焉？观其逊言迁都之议，以救杨、黄之祸。及后潜图董氏，几振国命，所谓‘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范晔以所谓“大直若屈”对于荀爽的政治表现予以理解。也许就士人这种“急急自励”而有所“潜图”的参政议政方式，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者应当进行深入的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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