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依托强大的经济实力，民间百姓有更多的资本去完成精神层面的享受，因此诗词写作蓬勃发展。很多当时的著名文人因此成为大富豪。

以平庸时代人的眼光去打量，伟大的时代总是会有许多奇怪现象的。

在我看来，唐朝就有不少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单以文学方面而论，唐朝至少有这样两个怪现象：一个是，唐代诗歌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璀璨的明珠，可是，唐朝没有一家发表诗歌的报纸或杂志，没有一个诗人是向政府领取薪水的专业作家，没有成立过隶属于朝廷的作家协会。

另一个是，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形成现代稿酬制度——报章杂志出版社和书商按照字数、质量、销量，向作者支付稿费或版税，但是，唐朝已经有许多作家，他们可以通过写作获取大量钱财，乃至成为富豪。

这里我要说的是后一个现象。唐朝虽然没有稿费制度，大部分作家并不能拿作品去换钱，但是，那个时代确实有一批作家是通过创作活动，得到了大量钱财的。他们钱财的来源，不是稿费版税，而是他人的谢礼、馈赠。富裕的时代，阔绰的人们，出手多很大方，谢礼自然丰厚可观。

根据文献记载，唐朝至少出现过下列因写作致巨富的作家：

王勃，名列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他很善于写文章，不但写得快，而且文辞华丽。请他代笔写文章的人有很多，因此，他家里“金帛盈积”(《唐才子传》记载)。

李邕，他不但文章写得好，书法也一流，朝廷中的达官贵人和各地寺庙，纷纷拿着金钱请他写文章。李邕一生，这类文章写过数百篇，“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杜甫有诗描写李邕家的豪华奢侈：“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毯子一类东西)。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新唐书》本传上说，当时大家公认，自古以来，因为写文章获得钱财之多，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李邕。

韩愈是文章高手，很多人找他写墓志铭，他的“谀墓”收入很丰厚。韩愈写了一篇《平淮西碑》，唐宪宗将这文章的一块石刻赏赐给韩弘，韩弘就馈赠韩愈五百匹绢。韩愈写了《王用碑》，王用的儿子馈赠韩愈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韩愈生前好友刘禹锡在他去世后写的悼文中这样写道：“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

皇甫湜为裴度写了《福先寺碑》，裴度赠送给他车马缯采已经很多，但是皇甫湜仍然很不满意，说：“碑文三千字，每个字三匹缣，给得也太少了!”裴度于是笑着送给他九千匹绢。

除了这些人之外，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萧俛、韦贯之、白居易等人都得到过不少的润笔。其中白居易的诗歌远销朝鲜，朝鲜商人曾拿着卖高丽参所得的钱向白居易购买诗歌新作。唐朝尤其是唐文宗李昂朝，长安城里盛行找作文高手撰写碑文墓志铭，俨然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市场。一旦有达官贵人死去，他们的家门口就跟闹市一般，人们高声喊叫，争着要购买碑文墓志铭，不管死者家属是否愿意接受。有的时候，倘若死者后人不能得到某些作文高手的碑文墓志铭，就会被世人视为不孝。白居易跟元稹结交数十年，情逾骨肉。但是，元稹去世之后，其家人请白居易撰写墓志铭。写好之后，元稹家要馈赠白居易奴仆、车马、绫罗绸缎以及银制马鞍、玉带等物，价值六七十万钱。白居易想到自己跟元稹的关系，极力拒绝。元稹家人无论如何都不答应，几次三番给他送去。不得已，白居易只好接受下来，然后再转赠给了一座寺庙。

既然形成了市场，就会有成交的，也有不能成交的。唐穆宗让萧倪给王士真撰写碑文，萧倪就以王士真没有值得书写的事迹和写了之后必将接受馈赠违背良知，加以拒绝。韦贯之也曾断然拒绝裴均儿子的万缣求铭，表示宁愿饿死也不会给他写墓志铭。杜甫在成都定居期间，一位邻居兼朋友，曾为了糊口，有一次离家出门，去向人索要撰写碑文的钱。

浏览唐朝作家富豪名单，不难发现一个问题：通过写作获得大笔财富的作家中，固然有不少著名作家，但是，著名作家并非个个皆能通过写作获得财富。最优秀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等人，就都没有得到过什么馈赠。可见，获财多寡跟艺术成就不一定呈正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