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姜克实:“长城抗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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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姜克实:“长城抗战”的启示


今天,国内的“长城抗战”(1933年3月-5月,抵抗日军侵略热河的抗战)的解说,影视作品等,总给人造成一种中国军队在长城线坚守,抵抗日军入侵华北的印象,并且这种抵抗,从日军入侵热河境内长城线的3月初开始,直持续到日军发起大规模反攻的4月底。虽然在全体国民的激励鼓舞下,国军,义勇军奋起抗战,但终于力不从心,导致长城线的失守…史书多这样解说,教育也这样宣传,遂形成一种民族间,国家内的共识。
长城抗战-姜克实:“长城抗战”的启示
长城抗战-姜克实:“长城抗战”的启示
Figure 1此为现在“长城抗战”的一般印象。实际上正相反,长城线上的是日军,枪口对准相反处的关内。
遗憾的是这里的“中国军队在长城线坚守,抵抗日军入侵华北”的基础史实,是一个明显的历史曲解,却存在于10亿人的历史认识中。事实是,热河省境内义院口,界岭口至古北口间的长城线,除后来被国军再度控制的冷口外,在3月中旬前后已全部陷落( 冷口3月4日,古北口3月10日,喜峰口3月10日,董家口3月10日,界岭口3月15日, 罗文峪3月18日,义院口3月23日)。狭义面,日军的“热河作战”也到此结束,之后进入了巩固长城线,“警备新领土满洲国”的守势。在三周间的热河作战中,日军的死伤(包括大刀队夜袭战果的63名死伤)仅392名(至3月16日)[1],长城各关口的抗战,包括惊天动地的喜峰口,古北口之战,也仅时为一至两天。与其说是长城抗战,不如说是长城沦陷。
关东军司令部在热河作战中十分担心下属部队的妄动,怕战火扩大到关内,激起国际舆论反对。所以作战开始前2月19日,武藤信义司令官发出内部训令,要求各部队严格执行不许越境作战的命令,云:
一,“热河经略属于满洲国内政,不能以此为动因介入对支战争”二,关作命第473号已命令不得擅自进入河北省作战,诸官须严厉督促下属各部队,…长城内为中华民国领域,没有上级大命决不允许越境作战…[2]。
可以肯定,在此热河作战(2月23日-3月18日)阶段,日军还没有侵入河北的企图。所以在关内抗击日军进犯河北的解释也是一种历史的曲解。作战结束后,日军各部队按上级命令回到长城一线坚守,以防止国军方面的反击。实际上,此“守势”形成了之后 “长城抗战”第二阶段(3月18日-5月22日)的背景。国军见日军不再追击,便集结到长城线前构筑阵地,形成对峙。并伺机展开局部反击,成功地控制了其中的一个无人把守的关口,即冷口(3月4日被混成第十四旅团米山大队占领,7日奉命放弃),成功地坚守到4月9日。由于有地形掩护,前线延伸到口外10公里处肖家营子附近。“长城抗战”的事实至此开始形成。只不过此时除冷口外,守在长城线和各关口上的部队并不是中国军,抗战目的也不是抵抗日军入侵关内,而是企图夺回已经失去的长城线。
以喜峰口的战斗为例,热河作战中,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赵登禹部能在喜峰口长城线“抗战”的时间,前后不过24小时。3月10日正午,倚仗山险要地修筑的两重关门即全部失守。之后一直坚守,控制着喜峰口和附近长城线的并不是宋哲元的三个师,而是日军松野尾大队的两个中队(由于兵力稀少,西方的潘家口在二十九军控制下)。此时,长城线被反过来利用,变为日军守卫热河,警戒关内国军反击的壁垒。这才是所谓“长城抗战”的普遍实态。有名的国军坚守,激战要地,如古北口南天门,喜峰口镇等,若查一下地图即可知道,都是关内的地名。
长城抗战-姜克实:“长城抗战”的启示
长城抗战-姜克实:“长城抗战”的启示
Figure 2此图为日军3月10日攻克第二关门的记录
按笔者考证,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从此时开始至“长城抗战”结尾(塘沽协定)并没有能在喜峰口一带长城线上与日军对战一天,当然也没有夺回此处的长城线。其抵抗和骚扰行为,多数发生在河北境内喜峰口南部山地至滦河东岸一带。一时被宋哲元部队控制的喜峰口镇(关口南约1公里)也是关内的村镇,处于日军“没有别命禁止进入”的河北省。如此,关东军禁止越境作战的严令,反而给国军各部队制造了反击,骚扰的机会。日军数量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以混成第十四旅团的三个步兵大队约2000人来占领喜峰口,董家口,冷口,界岭口的当初关东军作战计划[3],简直可称为是一个暴举。之后由于兵力薄弱,不得不再投入第步兵第33旅团(关东军预备队)接替界岭口,义院口方面的作战。而冷口则是4月初导入第六师团后才于10日最终攻克。由于兵员少,除重要关口之外,日军并没有兵力去防守。潘家口就是一个日军当初没有占领的据点。喜峰口守军松野尾大队,此时只有两个步兵中队约200余人能用于长城线防守,全部被分布于最重要的喜峰口长城线两侧。二十九军近万人兵临城下,使其也不可能顾及西方潘家口的安危。3月12日夜赵登禹率领的大刀队(一〇九旅)夜袭,即是从潘家口附近出发的一次越过长城线的反击作战。此次出击,虽没有建树却使日军得到教训,3月19日午后,潘家口也终于被松野尾大队占领。
国军在长城线前集结,反击的举动,特别是在冷口的抵抗,不久又诱发了日军的“滦东作战”,“关内作战”,使日军轻易寻找到“反击”的借口,从而将战火扩大到河北省境内。滦东作战(4月9日-4月23日)是为了夺回冷口,确保长城线安全对长城线以南河北省一定距离内(受炮击威胁距离)中国军阵地进行的扫荡,属于一时性越境。而关内作战(5月3日-5月23日)则完全是为了“消除将来隐患”对河北省内(平津地区)之中国军进行的越境追讨[4]。而在日军的守势中,能前进到长城脚下敌阵地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国军各部,此时却一败涂地,平津危殆。终于导致了屈辱的塘沽协定出场(1933年5月31日)。
此细节,现在很多人并不明白。若只使用“长城抗战”一词以宣传民族抗战精神来写史书,作教育的话,也使读者,受教育者很难能明白。所以今日的历史研究,教育中,不能只以宣传民族精神,讲述抗战故事情节为主题,而需要仔细分析热河作战至长城抗战各阶段的背景,事态变化。搞清战略过程细节和事实真相。若宣讲“长城抗战”也绝不能囫囵吞枣,先明要明白到底是谁在长城上“抗战”。从此意义讲,能使国人热血沸腾,构筑血肉长城的这一名称,可用于政治教育,但并不值得史家推奖。
文章至此已至接近尾声,还剩下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即为什么诸如喜峰口大刀队的神话,能充斥历史研究,历史记录的现场?除了政治宣传对历史记录干涉,猎奇心理等大众文化要素的作动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原始档案记录不真实的问题。史料的不实,史料批判研究的不在,会为诸神话故事提供材料来源,成为历史曲解的温床。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简单地分析一下对喜峰口抗战神话有重大影响力的,台湾國史館的“喜峰口之役”的实证研究,名《侵擾熱河編案紀要初稿》。是国史馆档案《侵擾熱河》卷宗的史料解说。基本是利用馆藏档案资料进行的历史还原。有关内容摘要如下: (圈点,下线为笔者加注。档案番号为原文)
喜峰口之役:…三月八曰,宽城两翼有敌军二三千人侵入,当时张学良即令宋哲元部迅速前进御敌(见资料22001791)。三月九日,由宋部冯治安师接替喜峰口防务,正当接防之余,日寇即尾随自寛城后退之王永盛师而至,并即以其装甲车掩护其步骑兵向我军进攻,激战数小时,肉博多次,双方伤亡均重,敌军卒未得逞,遂成对峙之局。①…三月十日,日寇复以十三、十四两个旅团为基干,附以伪军共约三万人,向我董家口,铁门关、喜峰口全线猛攻,我冯治安师已全部投入战斗,张自忠师亦全部增援。…此时敌我战斗至为激烈,…激战终日,由于我军之英勇抗御,敌军终未越雷池一步②(见资料22044517,220010056,22037032,22044563)。三月十一曰上午九时,曰寇先以炮火集中向我军阵地射击,更以步兵两团,以波状队形向我军猛烈进攻,经十余次之肉搏战,敌军尸横遍野,我亦伤亡官兵一千五百余人。我宋哲元总指挥鉴于当时战争形势,决定采迂回战术,当晚即令董升堂团长率部绕至敌后,佔领三家子、小喜峰口,协同我正面守军王治邦旅,夹击喜峰口西侧高山之敌,又以王长海团绕至敌后,佔领白台子、狼洞子,与我正面守军佟光泽旅,夹击喜峰口东侧高山之敌。…并由王崑山营在白台子附近破坏通往寛城之大道,阻敌增援,复以两路迂回对敌发动猛烈攻击③。敌寇猝不及防,被歼甚众,旋即攻占领敌军炮兵阵地,虏获敌炮六门,坦克车五辆,焚毁敌军辎重甚多,并俘有日、伪军数百名 (见资料22044562,22037031,22044627,22044635) 。…三月十二日日寇因受钜创,未敢蠢动。但十三日竟又力图反扑,由是战事复趋激烈,我军沉着应戟,日寇仍未得逞。…我领袖盱衡全局,关怀喜峰口宋(哲元)部安危,一面告以古北口战况,一面电嘱:「古北口既不能守,喜峰口自不宜过于突出,望坚守口门,相机处置④。」(见资料22044466,22055625,22001914,22044664),三月十四日,喜峰口外之寇军后撤,该处高地,旋由我军王治邦旅收复⑤[5]。
红字处是数字记录的不实,下线处是关键史实的曲解。①的部分是叙述3月9日第一关门攻击战的结果,并没有触及到第一关门在此日20时20分的失陷的事实。只称“敌军卒未得逞,遂成对峙之局”。 ②的部分是3月10战斗后,对喜峰口全体沦陷(正午)的记述,没有失守词语,却称“敌军终未越雷池一步”。③的部分是对实际不存在的“白台子夜袭”描写,此段内容只出现在命令,计划中,由于三家子附近夜袭的失利没有能实施,但在此处却成为事实,更有“虏获敌炮六门,坦克车五辆,焚毁敌军辎重甚多,并俘有日、伪军数百名”的数据佐证(没有一个是真实数据)。④的部分是蒋中正的电报,指示“要坚守口门”似乎最高委员长也被虚报蒙在鼓里,不是道喜峰口的两道关门早在10日正午已陷落。⑤的部分要点是收复“口外”。不仅在长城线关门固守,此日更收复了口外之地(实际长城线仍
在日军手中,部分兵力撤退理由是因为关口敌情安泰和内地警备需要的发生)。
长城抗战-姜克实:“长城抗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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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左下的略图也在说明喜峰口正在坚守,王(治邦)110旅又收复了口外高地,铁门关,董家口的日军也在向宽城子方面溃退(国史馆档案)

若按照此研究来解说喜峰口之役的话,历史会变成为喜峰口并没有失陷,宋哲元军一直坚守在长城线,勇敢抗击日寇侵略,并能主动出击敌后,创造出国军夜袭敌阵,以大刀击败敌钢枪大炮的历史性大捷。如同国人现在所持有的喜峰口大捷的历史共识一样。值得忧虑的是,此文并不是一个多见的宣传材料,而是一个严谨的,按照档案资料(电报记录)进行的学问解说。
几乎每一句话都有史料证据(见档案号)。只是其结果大多都不是事实。
长城抗战-姜克实:“长城抗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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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喜峰口陷落后,日军从喜峰口镇方向(关内)拍摄的第二关门
在此,战斗规模,敌我伤亡数字的虚假,浮夸还只是一个小节,不足多怪。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歪曲了整个战局结果,为众多的神话故事提供了“着实”“可靠”的历史素材。是可论之,孰不可扬焉?以此为基础的教育,宣传又造成了以上10亿人的无知,误解。今天,能有几人能知道到底是何军在坚守喜峰口,又是何人在长城线上“抗战”?。
此问题发生的原因,并不全在宣传,教育机关,可以说有很大一部分应是我们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在提供基础史实时,缺乏严谨的史料批判和国际接轨的比较研究。当然也不否定还有在历史记录中禁断的“国家立场,党的原则,民族气节”等政治面投影。历史记录在不能突破民族,国家的壁垒(爱国主义)之前,只不过是一个自民族荣辱的故事,并不能成为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化遗产。若产生以上这种颠倒事实黑白的结果也并不足为怪。
经过本论的史料检证、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夜袭,有两个不同的历史形象。一个是广泛为人所知,并且占领充斥着几乎所有历史记录,教育领域的“大刀队英勇歼敌大获全胜”的宣传形象,另一个则是几乎不为人所悉的,夜袭作战失败,队员遗尸730具,大刀被缴获380口的档案资料中映出的历史事实。(对此,日军付出的代是死亡18,负伤45人)。
以上大刀队的事例也仅仅是一个代表。抗战史记录中,笔者所研究过的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战,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等经宣传而扬名的所谓“英雄模范”战例中,都带有用政治宣传对历史事实进行加工,改写的色彩,或存在根据不实的记录,无佐证的口述,回忆来描画,构成“抗战英雄史”的倾向。为什么宣传的虚伪内容能记录在史书,应用于学校教本中,而忠实于可信的档案资料的研究考证却往往被斥为“历史虚无主义”?对此,有良心的研究者有必要在方法上,对“以政治介入历史” “以宣传取代历史” “以权力统制历史”的这一抗战史记录中普遍存在的“病理现象”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解析。也要反省一下学界在史料批判,研究国际接轨面的努力不足。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第80周年。我们的抗战史记录,研究,教育将何去何从?希望国人能冷静思考此类问题,虚心求实,纠错平反,把抗战史学从民族的故事中解放出来,给人类的历史,给我们的后代留下几个诚实的脚印。此为百年,千年大计,比起一时能弘扬国威,巩固政权统治的爱国主义教育要重要得多。
[1] 「熱河討伐経過概要」263页,(陸軍省調査班調製史料綴(満支関係))中央-戦争指導その他-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60826700)
[2] 「混成第14旅団陣中日誌」(参謀業務)昭8年2月,964页,満洲-満洲事変-11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Ref.C14030200300)
[3] 「熱河経略計画 関東軍司令部」1506页,満洲-満洲事変-105,(防衛省防衛研究所)(Ref.C14030164500)
[4] 『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著、朝雲新聞社, 1975年3-5页。
[5] 〈侵擾熱河編案紀要初稿〉,《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文電/日寇侵略/目錄及參考資料》,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299-00004-001,入藏登錄號:002000002250A。中华民国64年6月,总统府机要室编,24-25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27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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