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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进兴：清末民初“孔教运动”及其失败

9月下旬，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先生受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邀请，来到复旦大学做了多场学术讲座，讲座内容围绕着儒教与宗教、政治之间的关系展开。黄先生的以往研究都是从对孔庙研究出发，对儒教及其他宗教进行比较研究，以探讨儒家的宗教性质。在他看来，儒教不是宗教的普遍观点，实在是近代百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变化的结果。而在知识分子和学界那里，对儒教或者儒家是否为宗教也莫衷一是。
黄进兴先生认为，姑且不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杂糅样式，纯就儒教而言，作为儒教圣域的孔庙，乃是“国家祭典”的场所，其所展现的官方与公共宗教的性格，十分显豁。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受囿于西方私人宗教的范式，对孔庙祭祀在传统中国里集体诉求的政教功能，反而习焉不察，这使得他们无法捉摸儒教独特的公共性格，于是否定儒教为宗教。而在清末民初，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二人，恰好各自代表了两种范式，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从改造儒教着手，以基督教为模型，试图重塑孔教；梁启超则解构孔子作为教主和宗教家的意象，将孔子化约为世俗化的学者教育家。而到现在，后来的儒家学者似乎更多遵从的是梁启超的道路。
关于儒教与宗教的关系，有一个判断困扰了中国知识分子百多年，这就是“孔教非宗教而似宗教”。您的观点似乎与这个判断相左，您认为孔教就是宗教。您何以下这个判断？
黄进兴：在传统中国社会，精确地说也就是在帝制的中国，儒教所扮演的的宗教功能是国家宗教，是公共宗教。这个宗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不同功能，一直在变化。什么是公共宗教？这个定义是与私人宗教的对比，私人宗教的功用在于个人病痛、学业科举等这些私人问题，所以在寺庙和道观都有各自的神祇，以回应个人的信物和苦难。但是公共宗教不一样，它所回应的是集体的利益，比如说“国泰民安”、“文运昌隆”，你看在孔庙，历代皇帝统治者和儒生集团士大夫，他们所写的祈祷文，一律不会谈到自己的利益，比如考科举。你要祈求功名，有另外一个文庙系统，比如文昌公、魁星阁等这些地方。
但是传统的孔庙和儒教，他们的对象仅面对统治者和儒生集团，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关系。所以清代的大礼学家秦蕙田（1702-1764）曾指出：百姓对孔子“尊而不亲”，很尊重孔子，但不觉得他很亲。因为庶民在生活中会找菩萨、妈祖、关公，甚至土地公，不会直接想说，解决个人困难的是孔老夫子。一般老百姓不识字或者识字也不多，问他孔老夫子是谁，鲁迅的描述最传神：孔子是个圣人，是什么样的圣人，他说不知道。清末的严复也说：“今支那之妇女孺子，则天堂、地狱、菩萨、阎王之说，无不知之。”但问他们子游和子夏是谁，他们不会知道。但你读过《论语》，肯定知道他们是谁。谭嗣同也抱怨：“府厅州县，虽立孔子庙，惟宫中学中人，乃得祀之，农夫野老，徘徊观望于门牆之外，既不睹礼乐之声容，复不识何所为而祭之。”
从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以来，朝廷下诏令，凡州县学都要立孔庙，这是把孔庙祭祀系统镶嵌在帝国运作里面。今天很多学者讨论，中华文明和帝国文明两千年为什么维持那么久？有些人说是文治，还有一个就是帝国制度，其中孔庙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它以文化正当性来支撑其政治正当性。然后，孔庙也是教义的执行者。中古以来，东亚有一个庙学制度，这是从汉末演变来的，有庙必有学，当然常常也是官学。
“孔教非宗教而似宗教”这样的观点，又是怎么得出的呢？
黄进兴：在清末知识分子那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都很清楚，传统孔庙扮演的不是个人祈福、避灾这些角色，在孔庙举行的是国家重要仪典。清末以来，基督教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基督教在历史上有各种样态，但经过启蒙运动，基督教开始转化为私人宗教。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接受的观点是，那个时候传教士传到中国的基督教是宗教的一个样态，大家觉得，如果以基督教作为私人宗教的一个典型样态的话，那儒教就不是宗教，儒教并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功能和结构形态。
所以我的观点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受囿于私人宗教观念的限制而认为儒教不是宗教，这是用基督教作为样板来判断。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判断儒教是不是宗教，基本上就是看有没有教主，有没有教位组织，有没有仪式，有没有超越的神。如果以儒教经典看，从这些条件来判断就有些吃亏。从其他宗教来看，“古犹太经”之于犹太教，《圣经》之于基督教，《可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吠陀》之于印度教，这些宗教经典里明白讲，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今天的宗教，有耶稣，但儒教讲得非常迂回，你不能绝对认为没有，但表示也都太简洁了。所以，我这几年做的工作稍微跟传统做法不一样。以前是用经典文本来说儒教是不是宗教，我觉得这个很难解决，因为儒家的文献非常丰富，从《论语》、《周易》拿五句话可以说它是宗教，也可以拿另外五句话说它不是宗教，这是很传统的辩论，而且辩论了一百多年，已经不新鲜了。大家所做的就是拼命加证据，或者修改宗教定义。
我们现在通常更习惯用儒学这个概念，而不是用儒教或者孔教。一般认为，是康有为“创立”了孔教，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黄进兴：我们都说是康有为创立了“孔教”，实则不然。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曾这样点评他的老师，“孔教之马丁路得”，也就是说康有为其实是对传统儒教进行了改造。康有为很早就将“孔教”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视为“宗教”范畴，他在年轻时候所写的《性学篇》中说：“今天下之教多矣，于中国有孔教，二帝三皇所传之教也，于印度有佛教，自创之教也，于欧洲有耶稣，于回部有马哈麻，自余旁通异教，不可悉数。”在他看来，“孔教”并非无中生有，乃“二帝三皇所传之教”，他确实将儒教与其他宗教等量齐观。但作为国家宗教的儒教，康有为希望把它改造为个人宗教。作为国家宗教的儒教，为什么会解体？这跟康有为以及他的“孔教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受到清末以来基督教大举进入中国的影响，以及之后的教案刺激，康有为希望以“保教”为手段，达到“保国”和“保种”，这是他“孔教运动”的背景。而他的“保教”就是对传统儒教进行改造，以动员国人，应对一系列挑战。甲午战后，康有为呈《上清帝第二书》（1895），他说基督教于“直省之间，拜堂棋布”，而自唐以来，每个县只有一座孔庙，不成比例。对绝大部分乡民来说，他们一辈子都没机会去县城，谁知道县城孔庙里面是什么东西。当儒教是国家宗教的时候，它仅限于统治阶层和儒生集团，不及于广大民众。康有为想利用儒教往私人宗教转变，就是要全国总动员，因为面对西方强大的势力，仅靠少数士大夫是不够的，要像基督教那样普遍深入到国民当中去。所以他建议“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他建议广立善堂或学堂以特奉孔子，宣传圣教，其业务甚至涵盖劝赈赠医、施衣施棺诸善事，倚此与庶民生活连结。维新运动失败，第一次“孔教运动”也就失败了。
1913年民国二年，袁世凯主政北洋，康有为上书北洋政府《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但这次他的孔教运动遭到各方攻击，甚至导致孔教遭到污名化，匆匆落幕。不要讲合理不合理，康有为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把儒教写入宪法？这是因为康有为知道以前中华帝国中，儒教在国家祭典里面占据很重要的位置，共和以后，对儒教没有了这个明文保障，很快就已经掉到地上了。所以他说，每七天就要上一次孔庙，每个乡都要设孔庙。你仔细看他的建议，都是跟着当时的基督教亦步亦趋，要有教主孔子，要有纪念孔子诞辰，要设教部，孔庙当像教堂遍布中国各个角落，还允许男女老幼进孔庙。所以康有为的着眼点就在这里，具有强大的政治目的。很多人取笑康有为，居然要把孔教写入宪法，这让大家都受不了，现在都已经共和了！而且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妥协，以及在张勋复辟中的表现，都让他声名狼藉，他的孔教运动当然不能成功。
在当时的社会中，“反孔教运动”的力量主要是哪些？
黄进兴：说来反讽，反孔教的枢纽人物却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但梁启超后来说得很清楚，保国远比保教重要。梁启超早先鼓吹“孔教”，然而他在流亡日本的第三年（1902），却公开放弃早先立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受严复、黄遵宪的影响，骤然阵前倒戈，高举“保教非所以尊孔”的大纛，极大削弱了孔教运动的声势。他说，孔子是教育家、政治家、道德家，就不是宗教家，这一言论与康有为的观点相抵触。康有为马上就觉察到，梁启超在拆他台。关于这一转变的理由，都可以归之于梁启超对整体中国利益的考量。对他来说，宗教的重要性与其说信仰本身，毋宁说是可以振兴中国。事实上，梁所关心的，不是任何特别的宗教或者它们的原始形式，而是宗教信仰能在现代国家扮演的功能。
后来大家都跟着梁启超走了，包括冯友兰，他是第一代新儒家，更不要说胡适陈独秀他们。民初的“反孔教运动”实由两股势力汇聚而成，其一为“科学主义”的思潮，另一为政治偶发事件。陈独秀曾说：“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而蔡元培认为：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他遂主张以美育取代宗教，而与是时提倡科学而反对玄学的趋势，不谋而合。这都代表“五四”运动前后特有的风气。陈独秀等人反孔思想的深化当然是民初政事激荡的结果。譬如，袁世凯称帝、祭天，张勋举军复辟处处滥用儒家文化象征，诸如此类的事情均令知识分子对儒教感到幻灭。1917年的元旦，陈独秀甚至扬言：“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陈独秀知道，孔庙不仅是帝国原先的执行者，还是教育中心，把孔庙铲除，儒教也就没有了。
另外一方面，共和之后，“宗教”逐渐成为贬义词，陈独秀说：“愚之非孔，非以其为宗教也。若论及宗教，愚一切皆非之。”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也说“孔家似乎不算宗教”，还说“孔子实在是很反对宗教的”。1922年，以进步自许的知识分子共同组成“反宗教同盟”；起因虽是反对基督教，但亦波及“孔教”，他们坚信“宗教是妨碍人类进步的东西”。所以，康有为把孔教立为国家宗教的失败，无意中把儒教解体了大半，儒教迄今只存残余的宗教性及其危微精一的儒学。
在今天，距康有为的孔教运动一百多年后，“儒教”还有复兴的可能吗？
黄进兴：今天要提倡儒教有实质上的困难，今天华人不会认为儒教是一个宗教，这是清末以来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积淀结果。儒家后来成了代罪羔羊，儒家的礼制成了万罪深渊。现在，儒教离它所扮演的宗教功能已经很远了，儒教从来都是依附于政体，这也是儒家与孔庙再兴的障碍。传统帝国里，儒教深刻政治化，也就是所谓政教合一。民国好不容易打破政教合一，儒教好不容易成了百家学说之一，儒教变得不再是一个多光荣的名字，大家情愿用儒家、儒学，不谈儒教。牟中三先生说，儒家是儒学，儒家有宗教性，但绝对不能称其为宗教。我有个玩笑，这就好比说，我们家这只狗有人性但绝对不是人。
传统的儒家或者儒教之所以在传统社会发挥积极作用，是因为它有实质性的现实指涉，它是跟现实社会挂在一起的，就像虽然是一个螺丝钉，它卡在机器里面，还随着机器一起转动。而现在过度知识化、学院化的儒学，是否会重蹈传统儒教的覆辙，变得曲高和寡，与实际社会两不相涉？这方面我的老师余英时先生的观察极为敏锐：以心性论为内核的（新）儒家之“道”，得之极难，而失之极易。所以，新儒家的“宗教性”容易沦为“精英文化”，仅为少数人所理解，而未能起信于大众。现在新儒家所做的只是浮在社会表面，只是少数精英分子，他们的讨论再深奥精深，跟普通人没有关系。除非与广大华人社会挂上钩，否则就还只是众多学理之一而已。
我不提倡儒教，我的意思是，儒教如果是宗教，它扮演什么角色？意义在哪里？讨论现实不是我的力量，我也没有这个意图。我不是孔教徒，但我对孔子有很高的敬意，他在现实世界是一个保守的历经挫折的人，但他对未来世界，对中华文化和传统社会有着巨大影响。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石剑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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