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徐有礼 巴杰:论党军的成立及其性质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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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徐有礼 巴杰:论党军的成立及其性质的演变


[摘要]党军是中国军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期的初次尝试,它的出现反映了党在军队中影响的现实,也反映了一种与旧军队相区别的情绪。它为整合国家军政关系、改革军制建设现代武装力量、消除地方割据完成政治统一诸多问题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
[关键词]国民党;党军;黄埔军校;军政关系;孙中山;蒋介石
“党军”是国民革命时期出现的一个名词,用以代表国民党领导、控制的军队。党军的提法,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最早出自1924年11月14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今廖仲恺为各军校党代表》一文。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国民党所能影响的部队统称为党军,如辛亥革命中的新军、北伐战争中的国民革命军等,而由黄埔军校师生领导和控制的军队则称为学生军[1]。推究起来,“党军”的出现反映了一种与旧军队相区别的情绪,也反映了国民党在军队中影响的现实。至今为止,有关党军出现的背景、党军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党军的性质及其变化等,还缺乏认真的研究。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得一些新的认识。
一、黄埔建军与党军成立
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资产阶级革命派幻想在袁世凯当权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上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2](p319)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部分同盟会骨干,则主张实行“政党政治”、“议会政治”,企图通过组织责任内阁,使大总统处于超然地位,来巩固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天真幼稚的革命党人忽略了袁世凯手中的武力,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于上海火车站刺杀了宋教仁,血的事实教育了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他认为:“事已至此,只有起兵……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3](p477)力促各省独立讨袁,发起二次革命,但国民党内部妥协空气甚浓,主要领导孙黄意见不一,且在北洋军事压迫下宣布独立的7省,也互不统属,行动不一。二次革命如昙花一现,很快失败,孙中山等流亡日本,革命陷入低潮。
镇压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的势力进一步加强,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竟于1916年称帝,企图复辟封建帝制,建立袁氏王朝。为挽救垂危的中华民国,各种反袁势力汇合在一起,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护国战争。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此时还认识不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竟于袁世凯去世后,认为国家进入了“息纷争,事建设”[4]时期,要求各地中华革命军结束军事行动,解散武装,同时鼓励原国民党议员到北京参加国会,以和平方式改良政治。其本人则着书立说,进行革命理论研究。至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仍实行利用军阀打倒军阀的策略,军阀武装是靠不住的,他们并非真心护法,反而处处破坏,最终孙中山被迫在“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徐有礼等:论党军的成立及其性质的演变貉”[5](p471)的愤怒中辞去大元帅职务,护法运动流于失败。
回顾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先后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结果是“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列,较前尤甚……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3](p104-105),究其原因,则为“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6](p500)。事实证明没有军事力量是办不成任何事情的,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而被孙中山认为“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陈炯明的叛变,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有明了党义之军队及其干部,然后才能服从本党指挥,成为革命的武力”[7],初步形成了“以党治军”、“以军固党”的建军思想。
黄埔军校即是基于“养成党军之干部”的考量并在苏联影响和帮助下建立的新式军官学校。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了孙中山很大的鼓舞和启发,“苏俄革命之成功,实赖于取党代表制之红军”[7](p5),萌发了向苏联学习军事、教育组织等方面经验的念头。1923年8月,孙中山派“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重点考察苏军和军校的党务及建制,认为有必要“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希望这支军队是信仰三民主义、与革命党共同奋斗的革命军。并与苏联有关方面达成了“关于在苏联和中国为国民党军队培训指导干部的原则性协议”[8](p274)。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黄埔军校的建制成为国民党建立党军的基础和发源地。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广州商团暴乱,孙中山指令:“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用黄埔学生为骨干。”[9](p170)9月3日,何应钦筹办黄埔军校教导团,并兼任教导团团长,12月26日,成立教导团第二团,王柏龄任团长。教导团的编制采用正规军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教导团自连以上设立党代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任各级指挥官和党代表。第一、第二教导团是一支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新式武装,其训练军事与政治并重,以“党权高于一切”为原则。
1925年4月6日,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73次会议,通过建立党军案,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训令,成立党军第一旅,何应钦任旅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换句话说,就是受党的指导与监督,是完全党化的军队。”[10](p91)党军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大事,它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以前的部队,多为长官个人所私有,其兵士多来自于同一地区,有强烈的乡土地域观念,其名称也多以省籍、建国军等命名。党军成立前,广州地区就驻有许崇智的粤军、谭延闿的湘军、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程潜的攻鄂军、樊钟秀的豫军、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等武装,土客军之间矛盾重重,尖锐对立;党军成立后,一扫旧式武装“拥兵自重,割地称雄”的落后意识,不存丝毫地盘观念,何处有敌人,便向何处进攻,对于“民财各政,军队绝不干涉,完全听命政府”[1],从制度层面上杜绝了武人干政的隐患,标志着中国新式军队的开始。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4次会议决定将原一长制的大元帅府改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同时决定整编部队,改建国军、党军为国民革命军。8月26日,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成立蒋介石为军长的第一军。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军事指挥系统如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部、军事参议院、训练总监部等,直属于国民政府,其成员由国民政府特任或罢免。甚至在名义上,军队属于政府而不是党,党军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成为国军了。
二、党军之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可以补军事工作之不足,是军队与民众之间的一种媒介工作,又是巩固军队,稳定、增强军队核心力的有效手段。所以政治工作于革命军之保持革命性是必须的。党军成立后,即吸取苏军设置政治委员、党组织深入部队基层的经验,建立党代表制、政治部和特别党部,组成党政工作系统,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军队听命于党。
(一)特别党部。党军“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都不过因其能力成绩而分配任务,并不是权利,任何官长,均可以随时因必要而更调工作”[1],而军队本身是有等级区别的,自上而下,层层节制。所以,要很好地保证军队是党控制的武力,离不开自下而上的党的组织,使军队时时受党的训练和裁制,不仅遵守军纪、风纪,还要受党纪的约束。为此,党军成立后,设特别党部,以加强党在军队的活动。
(二)党代表制。党军是党的武力,欲使其党化,必于军队各级中委派党代表,使其训练士兵及监督军事行动,于必要时可以直接指挥军队。党代表设于军、师、团三级,并要求在军、师两级设立政治部,营、连设政治指导员。1926年3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党代表条例》中,宣布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的目的是:“为灌输国民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发展三民主义之教育。”条例还规定党代表的主要职权为“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党代表不干涉指挥官之行政命令,但须副署之”;“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和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11](p44)而担任军事工作的人,未必一定是党员。这样国民革命军军队里的长官,只有治军的“能”,而党代表却有管军的“权”“,权”、“能”的分开,将军权集中在党的掌控之中,使军队服从于党而不会沦为私人的工具。党代表制度是保证党对军队领导的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革命军精神的凝聚力,还是在各连的党代表,一切士兵的生活、卫生,通通要党代表去料理……在战场上有党代表,就可以增加战斗的能力”①。
(三)政治部。是国民革命军中执行政治工作并受“党的指导,根据党的主义、政策去训练士兵和民众的特设机构”[1]。政治部虽无权干预军事长官的行政权力,但在理论上控制着各军、师、海军局、空军局、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及总参谋部和军需部中的所有党代表。军中的所有党、政治以及文化方面的工作都要在政治部指导下展开。它在鼓舞士气、提高部队作战能力、联系军民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强有力的党政工作系统及相应的制度,对于中国国民党于短短数年间便打倒了北洋军人政权,完成了全国行政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国民党党军中的政治工作很不完备,多偏重宣传,在党的队伍建设方面没有切实举措,党权对军权的影响浮于表面,经不起冲击。理应是党军基本制度的特别党部、政治部及党代表制,实际上很不完善,且在实际运行中多强调其监督作用,权限也被控制在政治思想训练、军风军纪和后勤方面,真正的指导作用尚难谈及,更毋庸论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掌控了。这使得党军的政治工作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却难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
三、从以党治军到以军制党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离开了武装斗争,任何革命任务都无法完成,因此,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装开展军事斗争以夺取政权,就成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借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即是孙中山联俄师俄的一大考量。党军初建,确是“武装起来的部分国民党党员,开始向军阀肉搏的急先锋”[1],是党的武力。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就党魁继承人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相当长时间内,国民党内部没有一个令全党慑服的法理权威领袖,党的影响下降。其后,借口“中山舰事件”,并在苏俄使团“蒋介石比党更强大,或更确切地说,党比蒋介石更软弱”[12](p281)错误认识的纵容下,蒋介石清洗了第一军中担任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辞退了季山嘉等苏联顾问。汪精卫的权威受到挑战,负气出国,其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的职务被取消。在军权做大的同时,以党治军的模式遭到破坏,政治工作不再受到重视,党军机制开始动摇。
南昌与武汉“迁都之争”,实为党军由党之武力转变为私人武装的关键一步。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使革命阵营内部围绕政治权利中心的北移问题展开了争议。迁都武汉之议原由蒋介石提出,早在北伐军攻克汉口、汉阳而武昌未下之时,蒋介石便致电张静江、谭延闿“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最好谭主席先来。”[13](p677)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北迁武汉。蒋介石对此表示赞同,但不久他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14](p1)。随后,蒋介石又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电告武汉:“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15](p272),公然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党军成了向党叫板的工具。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姿态使国民党中央产生了危机感,意在抑制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提高党权运动”应时而起。党权本是至高无上,既要提高,说明党权已受到军权的侵夺和挑战,当时武汉国民党中央对党有不能指挥枪的险境有着切身的体会:“现在我们的军队,
已经生出危险的现象,好像有点各自为谋自由行动的样子……这是一个危险的现象,这都是完全因为军事机关离开了党的缘故”[16](p109-110)。军事机关离开了党,党不能指挥枪,党军也就失去了“党之武力”的初衷,而成为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反共,之后不久,军队里也展开清党。4月25日,南京的黄埔同学会成立清党委员会,军内清党引起军心动摇,党军机制趋于瓦解,虽然到7月22日就宣布停止,但党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已受到严重冲击,党军里的党代表制度和政工系统形同虚设,或者干脆取消,政治部成了军事长官的幕僚机构。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对军队已没有丝毫的约束力。“武装同志之间,亦有忸于一时感想,视党务为赘瘤,甚至对党有反对之表示……亦有以为吾侪只要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但不必一定需要党”[17]。党军已完全蜕化,不为党所能控制,所谓“党权高于一切”实际成了一句空话。以党治军,几乎演化成了以军制党。
四、结语
从黄埔建军到四一二政变,党军由“有主义、有纪律、士气高昂的革命武装”蜕变为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孙中山“建立一支由革命党人完全控制的武装”的愿望破产“,民国成立,军焰熏天”的梦魇重现。尽管如此,党军的出现仍具有一定的价值。它的存在为之后中共人民军队的组建提供了近距离的参照和借鉴,是中国军队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期的初次尝试,从而保障了近代中国军政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平衡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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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蒋永敬.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M].台北:正中书局,1981.
[17]蒋总司令的重要谈话[N].中央日报,1928-09-03(2).
注释:
①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丛书《精神教育》第一辑第180页,1925年广州印制。转引自黄道炫《蒋介石与黄埔建军》,见《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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