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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智效民：陶孟和谈言论自由

陶孟和原名陶履恭，1887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读书人家，其父陶仲明曾在严氏家馆（南开学校前身）担任塾师，他也在此就读。陶仲明于1901年去世，由张伯苓继之。不久，严氏家馆改为敬业中学堂，陶孟和以首届师范班毕业生的资格被送到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专业。两三年后他因事回国，改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专攻社会学专业，获科学学士学位。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以至十年内再版七次。到了英国后，他受费边社影响，主张经过社会调查进行社会改良，并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这时他才二十七八岁。后来巫宝山在一篇纪念陶先生的文章中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陶大约是1914年学成回国的，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新青年》创刊后，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在他的提议下，《新青年》还开辟了“社会调查”专栏，希望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目的是“既要了解我们社会的长处，又可以找到社会的弊病。”
1920年８月，陶孟和与胡适、蒋梦麟、王徵、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该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于是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清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11页）
1922年５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并刊登了由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位著名学者共同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仅仅办了一年半就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是因为“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胡适语）。
1924年年底，《现代评论》在北京创刊，陶孟和仍然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第二年４月18日，陶孟和在一篇题为《言论自由》的文章中指出：人有自认为全能全知的吗？我想除了最狂妄最无知的人以外，没有敢这样自认的。能力越大的人，越觉得自己能力微小。知识越高的人，越觉得自己的知识有限。但是也有人认为自己全能全知者，他们凭借特有的权力，无视他人存在，一意孤行，为所欲为，这就是言论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
紧接着陶先生还举例说：假如邻居在你的门前倾倒垃圾，你还可以与他理论；倘若那个倒垃圾的是政府官员，你要是批评他，就可能被扣上防害公务的罪名。对于这种不正常状况，陶先生做了如下的分析：第一，政府的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但维护社会治安决不能成为强迫人民服从的借口。第二，政府首脑也是普通人，他们或许有特别的知识或高人一筹的本领，但他们并没有长着三头六臂，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第三，当今政治已经进入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这就更不是少数官员能包办的事情了。
在这篇文章中陶先生还反复强调：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所以政府犯错误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团体都是为人民发表意见而设置的。政府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过错不肯承认，不允许批评。不认错不仅会给人民带来危害，还使政府丧失改正错误的机会和长期存在的可能。因此文章的结论是：“恶政府视言论自由为毒害，为仇敌，好政府视言论自由为兴奋剂，为滋养品。言论自由是每个好政府必不可少的要素。”（《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九期）
同年５月30日，陶孟和还发表了《我们为什么意见不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文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同的意见，当然非常美妙，但实际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有不同意见，首先是由于“人的禀质不同”，比如对于日落的景象，乐观者会有“夕阳无限好”的感慨，悲观者却会有“只是近黄昏”的哀叹。再加上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每个人的利益不同，要想让大家意见一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有实现其愿望的可能。这也是政府存在的理由。（《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
抗日战争期间，陶孟和的妻子沈性仁因病去世，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抗战胜利后，整个国家又陷入国共两党的内战之中。为此陶先生曾为《大公报》发表《宽容与互让》。这篇文章不仅剖析了宽容的意义，还着重分析了“互让”这个概念。胡适曾经说过，互让与忍让不同，前者是双向的，积极的，后者是单向的，消极的。陶认为：“对于不宽容的反动，必然是继续的不宽容。……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模型，便是这个恶性循环的表现。”这篇文章写于1946年11月24日，正好是内战重开，生灵涂炭的时候。如今仔细玩味上述观点不难发现：宽容与互让的原则毕竟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倘若无视这一原则硬要打下去的话，不仅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还很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出现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的局面。
1949年以后，年过六旬的陶孟和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本来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但是没过多久，整个社会学专业却被取缔，中科院社会学所也被改为经济所。这时候的陶孟和，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1957年反右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陶孟和在一次大会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大意如此）”。（《近代中国》第５辑第394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回忆，当时陶先生还讲了许多“过头”的话，他甚至说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
有人说，“浩劫”一词，是陶先生第一次使用。因此在总结时大会主席曾对陶提出警告，有关方面还把他的言论收集起来，准备进行批判。
大约是1940年代后期，陶孟和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我们小民的希望》。在这篇文章中他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但是我却发现，从那以后，这些要求越来越难实现……
2017年5月8日于京北三流堂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37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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