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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锡瑞：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二）

发动革命并不容易。革命决定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它低估了革命者的作用。革命的成功需要甘于奉献的革命者和许许多多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共产党遭到致命的打击：1927年蒋介石的白色恐怖；随后是在李立三路线指导下在1930年对城市中心的自杀性袭击；1931—1934年间，红色苏维埃遭到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剿”；1941—1942年百团大战后，日本发起猛烈的反攻导致共产党的军队和阵地损失近半。然而，每一次在灾难的边缘，共产党经过重组、撤退到更安全的腹地、重新调整战略，继续战斗。任何有说服力的对革命的阐释都必须承认和考虑这种个人的忠诚（commitment）和决心，正是这种忠诚和决心使得无数分散于各地的青年男女敢于在对他们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战斗下去。
长征是一个充满了生死之危与惊人牺牲的故事。最终，出发时的8.6万人中只有不足4000人与毛泽东一起抵达了陕西。每一次过河都是一场潜在的灾难，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展现崇高革命精神的神话，例如著名的抢渡大渡河泸定桥。中国的革命历史充满了这种英雄主义故事，或大或小，而每一个斗争都见证了同样的革命决心。班国瑞对于长征部队出发后留守江西的人员做了翔实的研究，他用丰富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在所有的后卫部队都遭受了90%以上的兵力损失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对于革命事业充满了坚定的信心。
从这个角度看，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对共产党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多年的内战对于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最为艰难的。抗战前夕，中国北部最多还剩下几千名共产党员，他们分散在彼此隔绝的小型党组织中，其中还有许多被关在监狱里。这些男人（以及少数女人）作为地下党成员挺住了经常的政治迫害，他们的许多同志被逮捕、被枪决，或者是死在监狱里。那些缺乏坚守精神的人（这种人为数甚多）选择了投靠国民党。然而少数富有献身精神的人挣扎地坚持着。此后，在1936年高涨的抗日民族主义情绪之下，尤其是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员被悄悄地从监狱里放出来。他们回到老家，并在那里成为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力量。战争初期共产党在华北根据地的快速成长有赖于地方干部的关键性作用，他们能够活下来并扮演这种角色就是这种惊人的献身精神的最好证明。
这种革命的忠诚不仅能够解释革命的成功，它还有助于解释革命的特征。长征不仅保存了红军，同时也根本改变了幸存者的生活。怀记着那些失去的生命，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同志白白牺牲而奋勇战斗。至于长征本身（或是共产党历史上其他的重大分水岭）从历史上升为传奇，幸存者更加忠诚地呵护着这类神话与他们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以保证他们的贡献能够成为革命胜利的光辉叙事中的一章。他们深知假使革命失败了，假如日本人或是国民党逆转了历史的潮流，他们失去的将不止是生命，也失去了所有赋予他们生命意义的东西。由于长期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抗争，他们才真正明白革命不是必然的，而是人为的，并有很多偶然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革命的耿耿忠心也不一定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即便是党的资深领袖也是从激进者一点点地转变成共产党员。在普通农民中间，最初对革命斗争的支持也是试探性的。一位农民告诉我，他在1935年加入了红军，因为觉得“很时髦”。还有一些人因为饥饿加入红军，红军会给他们吃的。但是逐渐地，参与革命的自身经验使得他们对党、对红军的信仰愈加坚固。开会和意识形态宣传传播了党的纪律和党的精神；战斗过程和整风运动挖出了个人弱点，展开了一场忠诚度的竞赛。一个人在党内的时间越长，他就可能被提升得越高，他的党性也就更强。假以时日，一种时髦变成了一项事业，革命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那些将革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人自然会寻找与他们有着相同信念的同志，相信革命事业的正义与必胜的同志。对于那些动摇分子、那些表现出怀疑“迹象的人”、怯懦或是疑惑的人，他们充满不信任。这些人很可能会放弃战斗、叛逃敌手，或是经受不住折磨供出同志的身份和地点，使得整个地区的革命根据地陷入危险。这种革命斗争的过程能帮助我们解释何以共产党革命者——即便是小规模的游击队在山区挣扎生存时——如此频繁地进行党内大清洗。革命的幸存者是这些党内斗争中的胜利者，并且，随着革命在1940年代变得愈发成功，他们对自己这些方法的正确性愈加深信不疑。清洗犹豫和小心谨慎的成员成了党的生活中的一种惯例。一个必然的结局是党内斗争形成了一种模式，左派自然占据上风（即“宁左勿右”），这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些我们熟知的、经常是灾难性的后果。

“共产党组织在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常常引起激烈讨论，那些强调组织作用的学者往往不将社会的因素视作革命的基础，他们相信共产党的组织优势足以解释它何以在缺乏广泛支持的情况下也能获胜。引用早期冷战式的学术研究，诸如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的《组织性武器》，组织上的解释通常都伴随着一种保守的反共政治姿态，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尽管有这种政治立场上的问题，一些关于中国革命的优秀研究成果展示了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动员农民进行革命和抗日战争时起到的根本性作用。几乎所有关于革命的细致研究都得出一致的结论，那就是，共产党革命之所以获得广泛的支持，是与党员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他们向群众展示了减租、减息、抗日、参选、土改、生产运动、互助、合作等等的好处。共产党自身对于政党建设和组织问题的关注在党内文件中有明确的记录（事实上，最近的研究集中在组织因素上部分反映了这些研究更多地以这类党内文献为基础）。认识到党的组织的关键性作用既不必看成对革命的敌意，也不必理解为组织作用能替代群众支持；它仅仅表明这一点，即革命有赖于新的政党国家渗透到乡村社会和动员普通民众的能力。
但是，过分依赖组织性解释有可能掉入两种陷阱。第一，盲目迷恋组织的危险。我本人关于1930年代陕北革命的研究发现，革命突破性的胜利恰恰发生在1933年陕西省党的书记被捕叛变而导致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的组织被破坏以后。省级地下党机关的瓦解使得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不必听从党的高层的指示，即避免“逃跑主义”和“机会主义”，投入对主要城市的自杀性进攻。摆脱了党组织的约束和它的冒险主义路线，刘志丹在陕甘边区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游击根据地。此后，1935年，中央派来新的代表，逮捕了刘志丹和他手下的一些军官，处决了他的一批基层干部，游击队根据地几乎遭到毁灭，是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到来阻止了毁灭的发生。这个例子表明，被纪律严格控制的党的组织有时可以成为灾难的祸首，而不一定是胜利的保障。
第二，存在着将共产党拟人化的危险。一方面因为“党”（the Party)成为一个方便的习语，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的文献不断地强调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因而我们无论写作或思考时都将共产党视为一个统一的、纪律严密的历史行动主体。但是我们知道这并非事实。方德万（Hansvan deVen)关于中国共产党起源的近作表明，共产党并不是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就羽翼丰满了，从地方上的私人情谊发展到全国性的组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知识分子群体里的校友会、同乡等关系网经历了共同的战斗经验才逐渐转变成一个列宁主义式政党。根据方德万的说法，真正配得上其称号的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才发展起来。
如果将视线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转到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崩溃，我们会注意到，除了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做出了对解散共产党国家政权不予抵抗的关键决策。因此，在它们历史进程的最后时刻，这些共产党员也并非浑然一体的组织。共产党是由众多的在其党员身份之外还有着各种社会身份和各种历史背景的人所组成的，他们并非全然是“党一统”中肓目行事的成员，也是社会的成员，有家庭、社会关系、个人生活追求和野心，有国家的、地区的和族群的归属。
在共产党权力的巅峰时期，党的纪律当然要比它的初创期和最后时日有效得多。然而，这种纪律从来都不是完美的。即使在像陕甘宁这样稳固的根据地，农村党组织吸纳了众多几近文肓的农民，他们基本没受过什么教育，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几乎一无所知。这些农民共产党员的意识和行为与党中央的那些城市知识分子鲜有共通之处，后者编写了党内重要文件并且影响了我们对于“党”的含义的认识。农村党员干部深陷在各种地方关系的网络之中，从来不能完全割离。处于农村党员干部和党中央之间的县级党员则不完全地参与在这两个世界之中。而党中央会经常召集这些人去参加工作会议，以保证他们与中央的思维更接近。
从各个层次来说，中国共产党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一个文化的构造、一个诸多人的集合体。它的成功不仅仅是组织和纪律的成功，同时还来自中央与基层的战略家、县级执行者和实施者以及乡村行动者的复杂互动。在这些互动中，新的社会角色被构建出来了。农村干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乡村积极分子，他们将“面子”与“和气”撇开，为基层党的工作斗争。随着他们逐渐将自己的利益和认同更紧密地与新政权联系在一起，他们自身转变成这样一种领导干部：“不怕得罪”他们的同乡，迫切地想要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这自然使得他们成为国家主导的社会变化的有效代理人，然而他们所代理的党和国家本身是一个多层级的充满了新的公共仪式和官僚潜规则的社会构造。要想了解这个党和国家的运作，我们必须解构它，而不是将其视为整体。我们需要对中国政党国家进行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解剖，捉摸它的习俗的演化，理解它的话语和修辞，了解它动员的方法和统治的模式。

在那种将革命看成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必然产物的极端决定论的观点以及那种将革命看成一个历史偶然事件的无分析效用的解释之间，我们需要将革命看成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是建基在前一阶段的政治后果、制度建构、习惯的演变和集体记忆之上的。我们需要一个中国革命的过程模型（processual model），就像乔治·勒费布赫（George Lefebvre）对法国革命所做的那样，将其看成一系列革命，后面的从前面的生发而来，建立在前面的基础之上。我将尝试着在以下的篇幅中大致梳理一个中国革命的过程模型。
辛亥革命没有为中国带来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也未能使精英阶层对一个合法政府应该是什么样子达成一致，这就为国民党改组并宣称自己对国家的领导地位留下了空间。1920年代，在苏联的建议和协助下，重组的国民党给20世纪中国政治确立了一些基本轮廓：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组织；一支党的军队，军队内的政治教导员结合军队为党的政治纲领服务；由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的为民族和社会改良服务的群众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颂扬服从领袖、创造新公民的政治仪式；还有革命话语中将对立面污蔑为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反革命集团等。

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尤其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后。但部分由于国外和保守的中国媒体强调在革命运动中俄国援助和布尔什维克顾问的作用，作为国共合作的伙伴，中国共产党分享了国民革命中集聚起来的支持。结果是1927年蒋介石对共产党施行大屠杀，尽管他在短期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在许多人心目中，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共产党宣称他们才是1920年代国民革命的真正继承人。
1927年，从城市被驱赶到内陆山区，共产党最缺乏的是武装力量。首先，他们通常是从国民党军队叛逃出来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认为国民党在1927年背叛了革命的人。而晚些时候，是那些认为国民党不抵抗日本侵略的人，他们重新开始了早年国民革命时期与左翼的联系。第二，革命的民间附和者，他们通过已有的地方精英网络建立革命行动的基础。第三，土匪、会党与秘密结社成员，以及形形色色的不满现状的人，他们被招入早期的红军，在边远地区组成小规模而强有力的游击队伍。
这些最初的游击队仅仅代表了农村极小部分的人口。在这个阶段，他们和群众动员还毫无关系。然而，通过对被憎恨的贪官污吏以及残暴的地主和民团头子施行有选择的“正义”的暴力，他们削弱和中立了自己的政治对手。一旦完成了这一步，他们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大规模地吸收党员，建立群众组织，并且最终废除旧的税制，进行土地改革，或者（在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实行累进税改革。
即使这些行动十分成功，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共产党也很可能不会成功。国民党在沿海及核心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国家政权建设都形势良好，因此他们可以把共产党的影响力控制在边缘地带。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并且加剧了其侵略以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虽然在城市地区失去了一部分人的政治支持，但是在那里并没有任何足够强大而威慑的反对力量来支持一个替代蒋介石的政府。然而，一旦1937年大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军官和常规军迅速从华北撤退，只留下农村精英和从前的地方武装在华北应付共产党（和日本人）。
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因素都有利于共产党。许多共产党人可以用他们在1920年代就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来获得在当地的信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民族主义方面比国民党干部更得人心，而因为后者曾拥护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长年处于在野党（甚至地下党）的地位，使得共产党领导人更容易接受斗争的艰苦性，而且其平等意识和经年的斗争使得他们在所有的全职政治干部和军官中间推行一种极为清苦的生活方式。在抗日战争中，新的共产党政权通过一种共同承担负担的计划赢得了支持，通过累进税改革和减租减息，将重负放到了地主富农头上。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正是因为新政体中领导人能够证明他们没有从这些新的负担中得到物质上的好处，从而使他们的要求被广大农村百姓认为是公道的，而公平正是百姓所唯一要求的。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建立若干个基本上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在抗战中期，他们的胜利并不稳固。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事实上瓦解了国共统一战线。对陕甘宁的经济封锁重新启动了，国民党对八路军的援助也取消了。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人的扫荡给共产党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共产党被迫加重了农村民众的负担，同时开展了针对自身工作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1942—1944年的整风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正是通过这个运动，共产党将自己彻底转变成一个有效的组织武器。我认为这次运动有三个方面是最重要的。第一，在延安的初期阶段确立了毛泽东的党内领导地位。围绕着王明的国际派终于在党内被肃清了影响。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对王实味的激烈批判，知识分子中的异见分子也噤若寒蝉，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失足者”洗刷了自己的过错并重新得到革命组织的欢迎。如此，在党内建立了一种新的、更深层次的忠诚。
这样，革命领导力量在延安得到巩固，而整风的第二方面是它扩散到陕甘宁的其他地区以及其他根据地。在陕甘宁边区，锄奸运动占据了中心地位。农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和富人普遍受到严峻的考验，大批人被指控为参与了奸细活动，常常是因为对新政权表示了某些不满。这些人受到了严厉的对待，但是没有被处决，因为毛泽东下了“治病救人”的指令，以示与斯大林的清洗运动的区别。但是，党的权力和意志都显示得非常清楚，所有的不和谐音都消失了。
整风运动的第三个也是最后阶段的意图是在农村干部中提高政治自觉和加强纪律。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群众动员中，通常是在革命比较偏左的时候被迅速征召来的，很多人是近乎文盲的贫农和中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主义的纪律所知极为有限。一旦在县级这一层次上党的组织得以统一，党的纪律得以贯彻，就可以控制农村的党组织了。小规模的腐败被根除了，不够胜任和不够积极的干部被改造或被撤职。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一直深入到村一级的党组织，在抗战的最后阶段能够有效地进行一系列重要的动员：增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农业合作、互助组、选举、征兵。一个新的政党国家的基础由此打下了。
最后的考验是在内战年代，1947—1948年。在这场战争中，国民党占据军事优势，而共产党不再拥有因抵抗民族敌人而取得的优势。但此时，共产党的领导得到了有效的统一，普通干部也树立了对革命政权的忠诚，他们过去对阶级敌人和政治敌人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意味着任何旧政权的复辟都会使自己陷入极大的危险。相比一个随时可能选择逃往城市和投诚的敌手，这些共产党干部在政治坚定性上明显胜了一筹。至于普通农民，他们中最穷的人从这一时期的土地改革中得到了好处。中农则从新政权中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因为他们可以在乡村事务中说得上话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相信，国民党回来意味着带回给他们以往那种苛税虐吏的坏日子，所以他们也倾向于站在革命的一边。
这个革命过程的梳理和以往的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它的重点和分期模式支持了这样一些关键点：第一，共产党最初的支持是来自一个个小组的知识分子和农村革命者，他们对革命的忠诚是在长年艰苦的斗争中锤炼出来的。第二，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使得共产党干部能够建立起一个政党国家，其影响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前所未有。第三，抗日战争和内战对新的共产党政权的挑战程度空前，但是他们承受住了这些，因为累进税瞄准了那些有能力交税的人，国家干部也向人们证明了他们没有利用权威来为个人牟利。第四，土地改革政策保证每个农民家庭能够获得确保他们基本生存的土地；同时，提倡手工业、合作和市场交换的政策保证了商业活动的复兴。
这种阶段划分的长处在于：第一，它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国家政权建设活动。我们观察到，包括官员、吏目和衙役在内，清政府大约有75万个“公务员”，或者说每600人中有一个；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2年有530万干部，1988年有2900万，大约每35人中就有一个，很明显，国家政权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方面。第二，新中国得到大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干部无私的奉献精神。很显然，腐败泛滥与特权膨胀难免招致对革命本身的质疑。最后，在革命的任何阶段，得到群众支持的经济政策集中在允许小农生产、私人以及（自愿的）合作所有制、自由市场几个方面。
从这个角度看来，国家的渗透力和近年来对市场改革的热情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样，如果我们理解中国革命背后的政治诉求是公平和秩序（远甚于民主和自由），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的中国政治图景也变得清晰了。

在前面的九个议题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起源和特征之后，我们有必要指出，西方近代中国史学的一个最有害的特征是过分集中于革命。换言之，西方关于近代中国史的研究已经被一种革命的目的论所主导和扭曲了，所有的近代史研究最后都指向1949年（或者指向一个以文化大革命为顶点的广义的革命）。思想史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经济史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软弱；对农村社会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研究是为了了解农民革命的根源；辛亥革命被看成引向1949的革命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五四运动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基础。
这种史学传统完全可以理解。过去的历史是在当今被书写的；我们为当下形成的问题向过去寻找答案。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西方来说，“当下”是指那个由共产党稳坐江山的列宁主义式政党国家和斯大林式经济构成的当下。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在政治经济上和文化范式上，新的革命中国与过去之间是一个急剧的断裂。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谱写的巨大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历史基础。
在1990年代，这种历史显然是过时了。1949年并不是历史的终结。事实上，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时期有可能看起来与民国时期同样是比较短暂的过渡与转折时期。我们的革命史研究不仅要关注引发了革命的矛盾冲突，而且必须同样关注使得中国产生后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的那些因素。
在政治领域，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巨大成功印象深刻。因为有大量证据显示了共产党在1940年代曾获得广泛支持，历史学家认为群众基础是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的关键，放弃对大众对共产党的支持的探究是立足现在而无视历史。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过程是强制性国家政权的建设。革命过程中获得的群众支持为之打下基础，列宁主义式党治国家的组织效率使之巩固，新的民族主义予之激励，国家机器、通讯、媒体监督、医学（尤其在生育控制上）等方面的新技术为之后盾，现代中国国家对社会的规范能力是前所未有的。
在经济史方面，将中国革命前的经济看成被困在一个农业内卷化的无望的过程中，而这个过程只有社会主义和农业合作化才能打破的观点已不再够用。尽管最近中国经济的腾飞更多地集中在工业方面而非农业方面，尽管农业责任制带来的农业发展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技术投入的基础之上的，事实表明近年来的小农耕作十分有效；从宏观来看，外国投资和私营及小型的乡镇企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者再集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失败或是资本主义的发育迟缓就有些陈旧了。我们现在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革命之前的经济结构——这一经济结构的活力得以在现政权之下复兴，这个政权提供了国家主权、和平、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基础技术教育以及市场活动的广泛复兴。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理解在充满活力的沿海经济体与劣势内陆经济体之间持久的矛盾。中国近来的经济崛起集中在东南沿海省份并非偶然，它们一直是中国最为商业化的地区，并且一直是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海外华人一直是促进“大中华”及整个东亚经济—体化的有机主体。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部分上也是现代化的、有海外联系的沿海地区与贫闲的、被遗忘的内陆农村之间的斗争。沿海的繁荣和内陆的贫困之间的鸿沟养育了革命，这一鸿沟曾在共和国早期计划经济下有所减缓，但是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回归变得愈加显著。
在过去，总是由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力量和官方文化对地域性的差别和冲突加以控制。今天的国家政权显然较革命前的任何政府都强大。但是，在文化领域里，市场经济的渗透正在削弱国家的控制能力。融合多种文化形式、寻求海外华人地区的投资，已经越来越变成中国城市文化的特点。在电影、音乐、舞蹈、服饰和物质文化的各个方面，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其他沿海地区都被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伴随经济一体化而来的文化融合，然而这些文化产物与农村内陆地区的生活是否有关联就要打个问号了。
最后，当历史学家从21世纪往回看时，他们很可能对中国的环境变更和恶化深有感触。造成这种变更与恶化的原因是20世纪中国原本已经巨大的人口三倍的增长和更加快速的工业化，Vaclav Smil详细列出了现代中国的空气和水污染、土壤侵蚀、水源衰竭、去森林化等严重问题。中国的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深受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之苦，并且背负着无法控制流入量的大批“流动人口”的重担。
在所有的这些变化中——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口的，以及环境的——中国革命都在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历史的进程最终大于革命，因而将革命史置于更大的历史变化的模式下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革命的目的论中摆脱出来，并把理解中国的过去作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
本文转载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群微信公众号“history_ccnu”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3758.html

以上是关于抗日战争-周锡瑞：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二）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