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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魏文享：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世纪检阅

2001年10月16？20日，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东湖之滨隆重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史学会、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与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代表包括中国大陆学者87人，台湾、香港、澳门学者15人，旅日旅美学者3人；澳大利亚、法国、韩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的学者22人，共提交论文102篇。这次会议既是新世纪的首次辛亥革命史国际学术会议，也反映了过去一个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所达到的高度。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会上，不少学者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人民大学李文海教授在《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一文中对辛亥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作了深刻解析。他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挫折成为呼唤辛亥革命到来的强大推动力和社会要求，而早期现代化的最初成果则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同时，革命也为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却不能因此而低估其对中国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虞和平的《辛亥革命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认为辛亥革命及其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提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纲领，以暴力革命手段完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制度变革和权力转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力量整合，它使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入启动阶段。
辛亥时期的政局一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领域，此次会议又有新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对地方势力与中央关系的研究上。华中师大刘伟教授分析了地方官制改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地方改革中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既有利于革命的取胜，也是胜利成果得而复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胡春惠除讨论清末地方主义兴起的过程外，也分析了地方主义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及对民初政治的影响。首都师大迟云飞教授对清末平满汉畛域政策出台的原因、措施及实施情况作了分析，认为清廷虽逐步取消了一般满族的特权，但是亲贵对权力核心的垄断仍极为严重皇族内阁"即是突出表现，这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教授刘凤翰在《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军事蜕变》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全国的军事蜕变情况作了分析，认为辛亥革命后，全国军事有两次蜕变，第一次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第二次是在袁世凯时期，他逐步接管了清中央陆海军和各省地方军队，所以在他的手中军队蚁变是成功的。但他建立的庞大的军队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政治集团研究也受到重视。中国社科院近史所马平安研究员对北洋集团的兴起与清末中央和地方权力之争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清政府建立新陆军、设立练兵处本是为了收回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流失地方的军政权力，结果中央集权的成果却为袁世凯所夺取，这使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中实现了从地方走向中央。中南民院许宪隆教授则对以往忽视的西北诸马军阀进行研究，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甘宁青诸马军阀逐步完成了由封建时代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向资产阶级新军阀的过渡。广东社科院刘路生在分析袁世凯养疴彰德与辛亥复出的过程后提出独到看法，认为袁世凯应诏复出所提条件是为对付革命风潮，是保存清室的最佳善策，挟革命党以自重，不是袁世凯出山时的本意。
在辛亥革命运动与起义方面，武汉大学吴剑杰教授对辛亥前同盟会内部孙中山与湖北革命党人的两种不同起义战略作了详细分析。海军工程大学熊志勇在《基于新军发难辛亥的历史言说》一文中分析了新军在辛亥革命中的特殊角色，认为就清末政局而言，新军是惟一能够向现存政制提出挑战的社会集团，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成功渗透最终化为辛亥发难的内铄之源。但这种以军人为主角的社会革命亦使军界强人得以左右政治，造成了“军焰熏天”的民初政局。深圳大学莫世祥教授在《两广独立”与三洲田起义研究》一文中认为，三洲田起义是孙中山与兴中会的革命事业最终从密谋策划走向公开斗争的转折点，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次战争实践，该役也为此后民主革命提供了经验和范式。

在辛亥革命人物研究中，孙中山先生一直处于焦点地位，此次集中讨论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广东社科院张磊研究员在《孙中山文化思想取向与“理想国”》一文中认为孙中山文化取向的主要内涵和特点是：以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西方吸取先进思想。他的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纲具有比较完全的意义，他的社会主义观念则带有民粹主义色彩。孙中山的文化取向最终凝聚为他竭毕生精力以缔造的“理想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黄宇和教授结合文献探索、文物探源与实地考察，分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最初起源，他认为，三民主义完成于伦敦。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玛玛耶娃（Mamaeva Natalir Leonidovna)则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一大》一文中对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关系作了更详细的分析。除三民主义外，也有学者对孙中山先生的伦理观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湖北大学陈钧教授在《论孙中山的伦理观》一文中认为孙中山的伦理观是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伦理与擷取吸纳西方资产阶级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核心和真谛主要体现在公与私、生与死、奉献与索取、利他与利己4个方面，其人格魅力源自于其道德实践。
经过数十年努力，孙中山研究已取得重大成果，一些学者于是将研究视野投向其他辛亥人物。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在《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中以张汤交谊为新视角，对辛亥革命作了更为深刻的解读。他认为，辛亥革命是历史合力的产物，革命派的英勇斗争是导致君主专制制度崩溃的最重要的冲击力量，然而以张、汤为代表的立宪派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革新事业中的贡献，特别是在立宪运动中对于政治体制制度变革的广泛宣传，对国民政治觉醒也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清朝皇室集团妄想在宪政外衣下谋求集中权力，导致了立宪派和地方督抚的离心离德。这次会上，以往缺乏研究的章士钊、何启等也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中国人民大学的郭松林讨论了武昌起义前后章士钊政治思想的演变，认为章士剣所阐述的各种政治理论及学说在当时是最新颖、最完整、最系统的，其中有许多不切实成份，但其平民国家精英政府、责任内阁制和政党学说等思想给宋教仁、黄兴以相当影响。香港大学学者赵令扬在《辛亥革命时期之何启》一文中对何启的成长背景及其支持革命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何启虽一直受英国的正统教育，但在整个辛亥革命发展过程中，却始终和孙中山的理想联在一起。聊城师院张礼恒在《论辛亥革命时期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一文中对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由合作至疏远的原因进行了探索，认为他在辛亥革命期间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信念和清政府的愚顽不化导致伍廷芳投向革命，但在实施治国方案上的分歧则导致了他与革命党人的疏远。中山大学段云章教授在《陈炯明与辛亥革命》一文中分析了陈炯明在辛亥时期的活动，认为他既非投机革命，也非蓄意图谋民主革命，而是依据其生活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和个人特性，有一个从立宪改革到致力于民主革命的渐进过程，形成了不同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激进派的某些特征。并进一步认为，陈炯明对广东辛亥革命作出积极贡献是主要的。

辛亥革命时期是社会激剧变动时期，也是许多近代观念的酝酿与形成期。会上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及国家、国民概念的产生及其特征成为讨论热点。
金冲及教授讨论了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关系，认为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贡献在于不仅把民族主义同民主、民生联系起来，而且突出强调民族平等观念，这不仅对中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特级研究员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在《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民族国家》一文中探讨了“中华民国”一词在民国初期的概念内涵，并认为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种族内涵大力帮忙的历史根源就在于辛亥革命，而种族思想在本质上始终构成对民族国家整合运作的威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黄兴涛教授考察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念及其主题词的出现、传播、内涵演变的有关历史，认为此词完全在现代意义的使用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文章还从“立宪”和“革命”思想的角度论述广辛亥革命对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华中师大许小青集中探讨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问题，认为20世纪初年的新式知识分子不仅认识到主权为国家的最高属性，而且还认识到主权的内外双重内涵。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普莱斯(Don C.Price)教授在《宋教仁与民族认同意识》一文中探讨了民族认同意识作为国家观念的一个组成要素在宋教仁早期思想中的发展。日本京都大学的石川祯浩分析了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和戊戌时期的种族观念，并进一步认为到清末革命运动时期包含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人类学理论与知识为革命派的“排满”主张提供了根据。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和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则分别探讨了“民主”、“共和”、“革命”等近代政治中坚概念形成的渊源。冯天瑜教授认为辛亥革命造成了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最典型的表现是“共和”、“革命”两词从古典义向现代义的转换。华中师大近史所严昌洪教授在对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的名称变更及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认为，国民公会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
辛亥革命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纵横激荡，对中国近代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其特点》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人文思潮的首次高潮，不仅为中国的传统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的帷幕。胡绳武教授对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思想解放意义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实为“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也是“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渊源。龚书铎教授在《辛亥时期文化四题》一文中也对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肯定，认为在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辛亥革命处于承上启下的阶段。中山大学林家有教授讨论了辛亥革命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关系，认为没有教育近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社会的转型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而没有辛亥革命又不可能实现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政治变革。日本明治大学学者高田幸男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与塑国民》一文中认为，教育是塑“国民”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民教疗对灌输新生民的国家观念有重要作用，但没有养成政治主体，也没有改变清末教育的框架。中山大学桑兵教授立足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对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进行了独到的剖析，认为这一看似同一营垒中内耗的冲突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力是促使革命形势成熟的动因，间接与直接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这一亊件也是影响蔡元培、庞青城、杜亚泉等名噪一时人物思维行为的关键情结。
以往的辛亥革命研究，多关注精英阶层的思想与行为，而忽视下层民众。这次不少学者对下层民众给予了关注。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王笛教授以辛亥革命前后成都的街头政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考察了这一时期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城市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在辛亥革命中，下层民众和改良精英以公共空间为舞台、以街头文化为背景、以大众宗教为工具、以政治反抗为目的，上演了一出悲壮的“街头政治戏剧”。在政治和社会动荡之中，下层民众的街头生活受到极大干扰，同时，街头也被下层民众用作政治反抗的舞台。不过，社会转型扩大了政治空间，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范围却相对缩小了。文中进一步认为，对普通民众来讲，“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在《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中认为，民众对辛亥革命的正面回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认为清朝的气数已尽，下层社会基本上将革命视为“反清复明”的改朝换代，其实并不明白革命的真实方向。虽然一些地区的民众期望革命能带给他们某些惠政，但由于革命党在减轻民众负担这个要害问题上的无所作为，导致了民众的不满与背离。这些观点为更深入地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提供了参考。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对于辛亥革命史来讲，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本身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在《论辛亥以来的空国家与近代社会异步发展的政治整合》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使近代国家形态取代了已延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国家形态，但宪法虚文化、议会边缘化、政府全能化，表明近代国家形态并未真正负担起社会政治整合的历史使命。在近代国家与近代社会异步发展的情况下，政治重心的重构与政治整合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问题的核心就是将现代化与广大农民如何恰当地连接起来。日本中央大学学者深町英夫在《国家一社会之间的“分夺”与“崩落”》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可视为近代中国的国家一社会关系的一次宏观转换，他援用“分形（frac-tal)，’及“群自（holarchy)”的概念对此进行分析，认为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国家的“群自”结构被社会的“分形”结构所“分夺”，于是国家“崩落”到社会里。是故，议会民主体制虽得以取代王朝专制体制，但难以巩固，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教授对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地方政府与社会控制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清末，清王朝在广州地区社会控制的日渐衰落造成了清朝统治在革命高潮时的“不战而胜”局面。革命党人在掌握政权后重建新的控制系统的失败导致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山东师大的田海林、张志勇在《禁烟新政与清王朝的覆亡》一文中认为禁烟虽是清王朝在覆亡前夕锐意图强的一大“善政”，但由于数年来对鸦片采取名为“寓禁于征”实则驰禁的政策及由此造成的对洋土药税厘的财政依赖，使得禁烟反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财政危机，结果是“清末禁烟新政搞得越好，清王朝就覆亡得越快”。
不少学者运用社会学方法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变迁进行了考察，取得了新的突破。浙江大学的汪林茂分析了浙北的市镇变迁，认为在辛亥革命中市镇里具有较成熟的社会、政治、思想条件，市民们是以较自觉、理性而积极的态度进行光复和建立城市自治政权的活动。从而对长期认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基本上只在大中城市开展的偏见有所纠正。复旦大学戴鞍钢、杨立强分析了辛亥革命后上海农村的变化，认为辛亥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发展进步有重要的推动力。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在《辫子问题与辛亥革命》一文中认为，在辛亥革命期间，“辫子问题”成为革命党人推进民主革命的有力武器。与清初留辫运动相比，民初剪辫的最大特点是相对自由。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饭岛涉教授以独到的眼光分析了传染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指出：传染病的流行以及由此引起的诸问题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它也是中国导入近代国家制度的动力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西方列强为维护在华利益相应调整了对华政策，这对国内政局及革命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杨天石研究员在《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一文中分析了在武昌起义后，上海英商李德立干预中国内政的稀有现象，认为英国既不愿中国限于长期内乱，又要培椬有利于自己的统治者，这是英国在辛亥革命时期全部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英商李德立对南北双方积极调停的根本原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学者黄自进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协助康有为回国执政是日本的主要对华政策，在辛亥期间的外交则主要受制于“英日同盟”的外交框架，保皇外交及辛亥后期的利权外交均告失败。日本千叶商科大学的赵军教授依据日本现存的部分外交档案，论述了辛亥时期“民间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其与正规外交的关系，指出：除个别真正同情中国革命的民间人士之外，大部分日本军人、浪人及名流的“民间外交”实质不过是对大陆政策更为隐蔽也更具欺骗性的实践。一些国外学者对其所在国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映作了细致分析。美国亚历桑拿大学历史系教授麦金农(Stephen R.Mackinnon)在〈报道中国一西方媒体与辛亥革命〉一文中认为1911年的美国媒体在总体上支持革命者的同时，也对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有力的共和政府流露出怀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林（Aleksander Georgievich Lar-in)探讨俄罗斯舆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认为革命派马克思主义者是同情赞同革命的，保守派则预测中国将变成一个军事强国，在新闻材料中赞许革命的明显占多数。此外，华中师大近史所罗福惠教授分析了清末民初国人对“黄祸”论的反应，认为当时舆论界已经认识到“黄祸”论对中国的危害，并对之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文章认为孙中山对“黄祸”的回应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人对这一诬言认识的最高水平。
6、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商界活动
经国内外学者的长期努力，辛亥革命在政治、社会及文化层面的研究已取得相当成就，但对辛亥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的探讨略嫌不足。令人可喜的是，会上有不少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华中师大近史所朱英教授在《辛亥革命与商界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中认为，在思想观念层面，辛亥革命后商界对商会的社会地位、独立性、自治自立等问题的认识有明显提卨；在组织制度方面，商界通过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也得到显著提高。日本神户学院教授中村哲夫在《辛亥革命与金融制度》中讨论了清末及辛亥时期的金融体系及财经改革问题，认为19世纪末地方政府已成功协调了财政，银行及通货这金融体系三大要素。文章进一步认为孙中山对于稳定民初的囯际金融市场有着特别功绩，经由孙中山到袁世凯时期，中国第一次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初步成功。华中师大近史所马敏教授则讨论辛亥前后商人司法意识的变迁，认为争取商法修订参与权和商事裁判权是主导清末民初商人法律意识的两条主线，从政治意义上看，这也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重要主张和要求。华中师大近史所的郑成林对清末民初商事裁判制度进行考察，认为清末民初的商事仲裁还未完全脱出中国王朝法律系统的窠臼，但在仲裁机构的设置、原则的变异、范围的扩大等方面已较接近现代的商事仲裁制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陈争平研究员以盛宣怀和张謇的企业活动为案例，认为辛亥前中国产业民营化有两条途径，一是以张謇为代表的新式产业民营化主流途径，二是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旧的官办、官商合办转为商办的支流途径。
在经济组织方面，日本神户商科大学陈来幸教授在《辛亥革命时期华商会网络的起点与其作用》一文中对商会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中山大学的敖光旭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商团进行了考察，认为它的出现与发展是治安失控与政治职能弱化的直接结果，它的发展则是商人公众意识及自我认同意识增强的表现。它与革命党的关系实际上是广东商界与现行政权关系的缩影。

历经90年的艰苦探索与努力，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其本身也成为史学学术史领域的一朵奇葩。每十年一次的辛亥革命学术盛会不仅是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展示会，也是学术传承与创新的结点与起点。不少学者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这一历程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在资料研究方面，中华书局的陈铮编审在《近20年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和资料出版概述》中对300余种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和资料进行介绍，从一个重要侧面展示了我国大陆辛亥革命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景象。他认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肯定成绩又要看到不足，要不断充实研究和著作队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辛亥革命研究的持续发展。日本女子大学文学部久保田文次教授费多年心血对萱野长知在1940年出版的《中华民国革命秘笈》进行研究，辨明了许多重要史实，对深入理解辛亥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提供了很大帮助。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陈三井研究员在《故宫清档中所见的辛亥革命》中利用台北故宮博物院未刊的《收发电档》等档案，力图从另一只眼看辛亥革命。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副主任刘维开就中国国民党对于辛亥革命史料的征集与运用作了详细介绍，这无疑利于两岸学者的资料共享与研究交流。
在研究动态的总结方面，华中师大近史所严昌洪教授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进展：研究成果丰硕，学术研讨比较活跃，研究面有所扩大，若干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张玉法研究员对1950年到2000年间台湾地区学者的辛亥革命研究状况进行了考察分别就专著、论文、学位论文的主题与数量作了评介。澳门大学霍启昌教授就港澳史与辛亥革命研究的关系作了剖析，认为港、澳与辛亥革命运动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课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熟悉近代港、澳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才能作深入研究，发掘新的史料，取得新的突破。
从1961年到2001年，其间除1971年因历史原因未能举行外，纪念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共举办了4次，而这一次无论在规模和水平上都有新的突破。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在会议闭幕式上认为，这次的大多数会议论文体现出以下几个特色：一是时空的延展，不是仅局限于辛亥革命本身，而是从长时段来深入考察影响辛亥革命的各个方面的因素；不是仅局限于中国，而是中外学者共聚一堂，就中西方共同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和研究。二是视角的转换，过去多从革命角度解析历史，现在是从不同角度来审视辛亥革命，如从清政府本身来探讨辛亥革命的起因。三是深入社会生活，关注街头政治、民众生活、乡镇变迁，“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使辛亥革命研究获得了新的天地。四是中外学术交流更加深入。总体而言，这次大会是一次成功的国际学术盛会，必将对21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言，“新的课题正在深入，一批新人正在成长，更大的突破正在酝酿中。”
本文刊于《国际学术动态》2002年第1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高研院中国史硕士门世恩提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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