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顾则徐：中共农民暴力革命之形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陈独秀-顾则徐：中共农民暴力革命之形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顾则徐：中共农民暴力革命之形成

目录
一，中共：农民党组织雏形的形成
二，中共“一大”：没有忘却农民
三，中共“二大”：来自共产国际的农民问题核心思想奠定
四，中共“三大”：国共合作与突出农民问题
五，中共“三大”后：农运正式开端
六，1923-1924年：跟随国民党走上暴力道路
七，中共“四大”：孙中山去世大转折，农民暴力盖子被揭开
八，中共“四大” 之后：国民党农运与中共农运
九，1925年：广东农运
十，1925年10月扩大中执委会议：扩张组织和全国农运
十一，1925年10月扩大中执委会议：中共中央农民暴力革命组织化
十二，1926年3月：中共宣布国民党“联共”
十三，1926年2-3月：空前突出农民问题，窥视政权
十四，“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宣布自己为工农革命领导者
十五，准备北伐：农运全面组织化
十六，1926年7月扩大中执委会议：农运在反“左”中实质性全面推进
十七，1926年夏、秋：湖南农运一日千里
十八，1926年11月：从农村基层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模式初步形成
十九，1926年冬：陈独秀对毛泽东分管的农运工作失控
二十，1927年4月：宁汉分流，中共农运彻底激进化
二十一，1927年5月中共“五大”：以农民革命取代国民革命
二十二，1927年5-7月：组织农民武装夺取政权计划破产
二十三，1927年7月：张国焘中共中央准备武装暴动
二十四，1927年7-8月：谭平山策划、领导南昌暴动
二十五，瞿秋白中共：失败中逼成农民暴力革命道路
二十六，朱毛：中共农民暴力革命的象征
二十七，小结
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决定了共产主义政党的暴力天性，但不等于就会呈现为实际的暴力行为，并非所有的共产主义政党都是实施暴力的。列宁主义则将共产党注定为了以暴力革命为目标，这种暴力革命通常被限定为工人阶级性质，但列宁主义也为农民暴力革命打开了绿灯。从革命党时期就走会党路线的孙中山国民党不仅历史地是个暴力组织，而且具有事实上的农民革命属性，这种属性与中国二千数百年历史中几乎连续不断的农民暴力传统有着深刻传承关系，只不过国民党同时更以精英主义为自己的本质规定，并试图在掌握局部政权时选择自上而下道路。国民党的农民革命传统构成为了中共走上农民暴力道路的本土基础和促动力，中共自身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稍后的斯大林主义精神得以越来越爆发，不仅接过了国民党的精英主义之棒，而且既借助其自上而下力量，又另辟空间通过自下而上道路与之竞争，从而在失败中奠定基础，成为世界共产党组织进行农民暴力革命的典范。欲理解中共之成长，务必摆脱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传统的自避、自隐、自辩、自扬的官方叙事，方能对上述道理有所明白。
本文以中共中央关于农民及其运动的政策、策略演变为主线，为读者勾勒中共走上农民暴力革命道路的大致轨迹。
一，中共：农民党组织雏形的形成
中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是一群声称信崇马克思主义而几乎没有读过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国书生，出于各自可以汇合到一起的个人动机，根据基本属于道听途说的以政治观为主要的理论，甚至仅仅只是出于根植于自身大同理想而混合粗陋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意识，怀着越来越强烈的乌托邦激情而组建起来一个试图追随苏俄并颠覆整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政治团体。中共建党时陈独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注1）这就决定了中共包括农民暴力革命在内的全部主张都有一个形成过程。
组党时候，“我们都赞成在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征求参加者”。 （注2）组党征求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可逃避的实际，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李汉俊、李达等主要人物自身无不属于知识分子。组党征求工人参加则是作为中共组织的一个属性规定。按照当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属于同一范畴，共产党组织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将追求吸纳工人作为目标，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阶级性本质，这称之为纯洁性。但是，作为事实上的知识分子组织，在一个现代工业落后的国家，试图发展工人成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要保证纯洁性等于幻想。
不过，尽管中共成立后在吸纳工人方面困难重重，但在陈独秀时期始终十分努力，通过种种变通以解决难题：一，不断扩大工人阶级范畴的外延，对现代工业与传统工业、手工业的界限给予打破，甚至也混淆工业、商业乃至仆役的界限，将工商业领域中的底层劳动者都视为工人阶级分子；二，不断扩大无产阶级范畴的外延，将没有产业的城市流氓无产者也视同为无产阶级分子；三，采取出身、经历沾边政策，也即只要曾经有过一点经历，跟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沾上一点边，就都视为工人阶级分子或无产阶级分子；四，尽管入党考察越来越严格，但是，对于属于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分子则采取十分宽松的态度，尽量拉入中共以增加工人阶级成分。
这种策略确实使中共组织获得了壮大，并令中共似乎有了现实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性质。中共党员人数：1925年10月为3,785人；1926年5月为11,257人；1926年8月为18,526人，其中属于工人成分占60%，农民占11%强，知识分子和其他占27%强。（注3）1927年3月中共党员人数猛增为57,967人，其中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商人占0.5%，其他占4.2%。（注4）
1926至1927年是中共组织发展的一个关键年份，尽管工人成分和知识分子成分仍然占据主要，但在党员总数猛然增加两倍多背景下，农民成分党员所占比例也得到猛增，已经与知识分子所占比例差不多，同时，军人在党员中也已经成为重要部分。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国下层军人是以农民出身者为基本的实际，而中共所发展的军人党员又以下层军人为主，则可以认为农民成分已经在中共超过知识分子，仅次于了工人。实际上，当时中国所谓的工人大多也是农民出身，或者就是破产农民，甚至仅仅就是短期务工的农民，因此，中共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农民党的雏形。从这而言，中共细胞裂变式突然增长，不过就是农民党化了的成就。之所以会发生这一演变，与中共急剧走向农民暴力革命有密切关系。
二，中共“一大”： 没有忘却农民
作为中国主要人口部分的农民对于任何政治家和政治运动来说，都是不可忽视和回避的对象，中共也是如此。中共成立早期即宣布：“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民的手里，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作的一样。”（注5）在向民众发出号召时甚至经常把农民放在了第一位：“农民工人学生兵警商人诸君啊！”（注6）不过，在“一大”前后的阶段，中共强调的主要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当显然意识到这样十分局限时，则习惯于使用劳工、劳工阶级、劳动阶级之类比较模糊的概念，很少将农民与工人并列或给予强调。
三，中共“二大”：来自共产国际的农民问题核心思想奠定
加入共产国际是一个转折。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虽然强调了共产党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但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策略要求：“使一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人，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之必要。”“工人阶级，若是至少得不到乡村劳动者（农业的雇工和极贫的农人）一部分的赞助，或至少不能使一部分乡村在政治上守中立，他是不能胜利的。故共产党在乡村的工作在今日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应当使共产主义的工人常常与乡村相交接；假若拒绝这种工作，或委托这种工作于可疑的半改良派之手，那就等于抛弃无产阶级革命。”（注7）
这一加入条件对于中共非常有利，当中共在1922年7月“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就不用过于顾虑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而可以把农民问题正式提上自己的工作日程。一当如此，陈独秀中共就有了手脚的放开，几乎把农民问题视作为了可以超越工人问题。中共“二大”立即强调：“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近来农民更可以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95%。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注8）
从此，中共关于农民问题的核心思想已经奠定。这种思想就是在确定中共为无产阶级政党并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强调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和因素，确认解决农民问题和获得农民参加是决定中国革命能否成功的基本条件。陈独秀中共强调：“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占全人口60%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1.2亿被数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注9）
四，中共“三大”：国共合作与突出农民问题
1923年中共发生一个重大变化，该年按照共产国际指令，党员被要求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最关键的理由是两条：一，“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二，“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国民革命，以及由于这个国民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云云。（注10）这两条理由确认中国革命目前为国民革命，领导集团是国民党，工人阶级队伍的不发达则决定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共只能处于配角地位，这样，中共所要实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或共产革命只能作为一种将来时。
共产国际的这一指令降低了中共品级，严重涉及到中共利益和党员人格，从而在中共党内引起激烈争执。陈独秀尽管并不愿意，但是，仅仅从发展组织而言，共产国际这一指令又确实是十分有利于中共的，“利用孙中山先生笼罩和统率中共的意图，乘势强迫中共全面加入到国民党中去，企图混水摸鱼”，（注11）列宁领导的苏俄在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老练程度并非幼稚的中共可比。不过，陈独秀尽管内心痛苦，毕竟不是纯粹知识分子，也不是简单意气用事的激进青年，他使用自己的权威力排异见，令中共全盘接受了共产国际指令。
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的。共产国际显然意识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给了中共特别的指示。前述共产国际指令是一个决议，很难保证其秘密性，或者毋若说该决议具有同时给中共和孙中山国民党阅读的公开意义，甚至我以为更主要是以公开的正式决议方式给孙中山看，以糊弄国民党。这一决议是在1923年1月12日，不久后的1月26日苏俄外交副部长、全权特使越飞即与孙中山签署《孙越宣言》，在第一条约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该约定与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毫无冲突。共产国际作为由列宁苏俄完全控制的一个组织，其策略行为所达到的统一性水准非常之高，以公开的组织决议配合战略协议的行动极其精致，从而赢得孙中山充分信任。但副作用是中共党员也会由于不知内情而受到严重误导。老练的列宁共产国际不会忽略这一副作用，因而针对中共“三大”特别给予指示，而这指示相对孙中山则是绝对秘密的，是以对《孙越宣言》的颠覆而向中共说明更为真实的意见。
共产国际针对中共“三大”的指示谓：“在孙中山与北洋军阀内战的问题上，我们支持孙中山。”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特别指明“领导权应当归于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列宁苏俄确实有着卓越的谋略，既然已经在等于公开的决议中明确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国民党，中共所依赖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也是不成熟，那么，按照中国的实际，既不明显违背与国民党的协议，又必须寻找到自己出路，就必须把农民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上。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指示的核心，简单而言，就是“农民”。“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共“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宣传工作和真正实现下述土地革命口号，才能达此目的：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交给农民；歉收年不收地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包税制度；铲除旧官僚统治；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将没收的土地转交给他们；等等。”（注12）共产国际的指示是非常高明的，在迫使中共放弃无产阶级革命为眼前目标同时，按照中国国情确立了土地革命目标，从而使中共立足到扎实的基础上。
陈独秀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令，承认了“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革命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注13）同时，也极其敏感地领会了所谓土地革命问题，在中共“三大”形成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关于农民问题的文件《农民问题决议案》。（注14）
五，中共“三大”后：农运正式开端
中共党员从事农运始于澎湃，时间当从1921年始。（注15）但这主要是澎湃的个人行为，1923年6月“三大”之后，中共作为政党组织才正式开端了农民运动。
中共开展工人运动，严格意义上讲，是在“一大”之后张国焘即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尽管困难重重，但应该说成绩不小，从而构成了张国焘在党内几乎仅次于陈独秀地位的基础。但是，中共农民运动的展开则启端困难，当时中共党员仅有百余人，只是参与了广东惠州、湖南衡山失败的小规模农民运动。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中共已经有相应的策略研究和设计：一是必须以国民党为名义才更加有效，二是用比之共产国际所要求的“土地革命”更为缓和的策略以获得农村社会支持，“运动之策略，以教育及自治入手，以‘全农民利益‘为号召，如水利、防匪、排洋货、抗苛税等，不宜开始即鼓吹佃农的经济争斗致召中农之反抗”。（ 注16）这一过程，对于中共深入农村具有转折性意义。
六，1923-1924年：跟随国民党走上暴力道路
中共作为一个遵循列宁主义的政党，具有天然的暴力属性，但是，这一属性并不等于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来成为中共显著的表象特征。中共启端暴力运动恰恰不是由自身原因直接促动，而是在党员加入国民党过程中形成。孙中山、宋教仁、黄兴国民党是在消弭暴力中诞生，但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章炳麟革命党始终是暴力的，孙中山、陈其美、胡汉民中华革命党仍然是狂热的暴力党，因而，孙中山延续以自身为道统脉系的新的国民党天然是个暴力党。当中共党员参加孙中山国民党，也就意味着中共自身的暴力属性被空前诱发出来，从而跟随国民党走上暴力道路。
1922年冬陈独秀赴苏俄参加共产国际“四大”，1923年1月10日回到北京，随即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参议。在1月31日《向导》第18期，陈独秀发表《论暗杀、暴动及不合作》，明确提出了大规模暴力主张：“创造武装的民众，不赞成个人的暗杀；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纪律的暴动，不是一时无组织浪漫的暴动。”
陈独秀中共将暴力革命问题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是在1924年5月10-15日上海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这种暴力革命是附属于孙中山国民党的。既然是暴力，按照当时中国战争水平，实际也就主要是军人与农民问题。中共明确提出了“农民与士兵间的工作”，（ 注17）按照孙中山孜孜以求的北伐需要，强调“要武装沿战线的农民——直接与北方军队相接触的农民”。（注18）
七，中共“四大”：孙中山去世大转折，农民暴力盖子被揭开
1925年1月中共召开“四大”。会议专门为列宁逝世一周年发表了宣言，认为列宁是“我们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首领、教师、同志”，“为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创造了一个劳农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不但如此，他并且替全世界的工农阶级创设了一个共产国际，把全世界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都联合在这一个国际之下，进行指导解放全世界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工作”。（ 注19）这个宣言意味着中共已经确定自己的阶级基础为工农，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工人阶级政党，给自己的血液注入了浓烈的农民要素。
中共“四大”呼号“工农们，和被压迫的民众”，明确提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农民暴动起来”，认为“劳农与资本统治最后的争斗日见逼近了”。（注20）跟在国民党身后，中共明确宣布所进行的革命是工农暴力革命。中共认为：“在国民运动中，能够给敌人以最后致命的打击者，只有工农联合的力量。”（注21）
在这一暴力革命中，农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共认为“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 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这种斗争当然是包括着暴力的。中共承认“最近的一年以来，在南方国民党政府领域之下，农民已经被引入民族解放运动，这是国民党的农民政策的结果”， 中共“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应当在农民之中宣传选举代表农民机关（乡村自治会）的主张。……佃农问题与反对劣绅问题里都可以提出佃农协会及雇农协会的主张。农民和佃农之间都可以宣传组织乡团（应改为农民自卫军），武装农民以防匪祸”，“宣传并扩大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并鼓动充当民团、乡团之农民脱离土豪地主之关系，加入农民自卫军，应在我们的政治指导之下”。（ 注22）
孙中山3月12日逝世，中共一下子有了失去约束的放肆，在相关的告民众书中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称为“中国民族自由运动”，认为这个运动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事实上逼得中国的工人农民及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民族自卫的觉悟”。 （注23）这是突出了中共所参加革命的反帝性质，并认为这一革命是工农革命。中国这一言论与“四大”略有差别，但语调有失去束缚的兴奋，更加突出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与工人问题视为了同一问题。
从语词上而言，中共已经有了失去孙中山领袖威望约束的奔放，尽管基本原则还没有变化，但所从事的革命顿时就如失去父母管束的少年，趋向于了癫狂的浪漫主义。
八，中共“四大” 之后：国民党农运与中共农运
中共“四大”之后，中共农民运动开始由宣传为主向行动为主转变。
当试图理解这一问题时，必须十分清楚几个前提：一，同盟会时期的国内活动和起义行动即与农民暴力一体，国民党人有着深厚的农民运动历史底蕴，这方面并非中共可比；二，中共农民运动基本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也是基本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名义进行的；三，尽管中共越来越试图进行独立行动，但这种独立性在国共最终决裂前总体上是有限的，属于“过火”或捣乱，其暴力程度与后来中共独立的革命不能比拟；四，在宣传方面中共人员的能力从一开始就并不弱于国民党人，在行动力方面中共人员在农村则并不具备国民党人根深蒂固的基础和成熟性，只是处于次要角色，但中共人员更具有行动精神和斗志，在农村发展迅速，而国民党则呈现出衰退景象。
陈铁健先生有个判断：“从上世纪50年代起，大陆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教科书，对于发生在1924至1927年间的广东农民运动，无一不从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角度进行阐释，不讲或很少讲到国民党与广东农运的关系。即使偶尔提及，也只是作为陪衬，作为对农运不利或有利的条件捎带几笔。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注24）尽管近些年已经有学者揭示了国民党农运问题，但目前长期形成的主流观念还是并未有大的变化。我在这里不接受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视农运即中共农运的主流观念。
张国焘作为历史运动重要参与者对事实十分清楚，又作为被抛弃了的政治人物而能有比较客观的回顾，

他的晚年态度仍然倾向并立足于中共价值，但所作概括还是比较平正的：“国民党在农民运动上与中共一直处于竞争地位。两党在农民政纲上，基本虽没有多大出入；但国民党人总认为农民运动应由国民党名符其实的加以领导；而中共表面虽然推重国民党的领导权，但实际上则有当仁不让的气概。在手段上，国民党侧重由政府自上而下，以法令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中共则着重自下而上，发动农民斗争，直接争取农民生活的改善。”（注25）
九，1925年：广东农运
就中共人员而言，在湖南农运兴起以前，做出最有成效工作者为广东的澎湃。从行动来说，澎湃可说是中共农运的鼻祖，其基地为家乡海丰县及邻近之海丰县，一般合称海陆丰。国民党对农民运动极其重视，主要行动是在广东普遍组建农民协会和民团，1923年7月又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养农运干部。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当时已经鼎鼎大名的“农民王”澎湃主持第一届，前后一共举办六届，第二届主持人罗绮园，第三届主持人阮啸仙，第四届主持人谭植棠，澎湃又主持第五届，第六届主持人毛泽东。所有这些人都是中共党员，从而，中共通过澎湃等为自己培养了大批农运人才。又由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分管农运的领袖也是中共主要领袖之一谭平山，而有相当能力之国民党人对于分管农运缺乏积极性，因此，在农运这一领域，中共越来越获得自己的发展。
转折性事件是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宣布成立。这个协会的主要权力掌握在了中共人员手中，五名协会常委澎湃、阮啸仙、罗绮园、周其鉴、蔡如平全部是中共党员，意味着广东省农运的上层由此已经被中共实际掌控。国民党的农运在上层主要是原则领导，其强大的力量还是在基础，由越来越普及的乡村国民党人所掌握的基层政权、武装及拥护国民党的乡绅掌控农运。
广东省农民协会的成立宣言几乎可以说与中共话语毫无区别，该宣言宣称“农民协会的组织完全建筑在阶级意义上面”，主张农工的联合战线，以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地主为敌“。（注26）该协会专门设立有军事部，把暴力运动作为了自己的主要工作之一。
广东省农民协会的成立，既标志着整个农运的提升进入到了一个全新时期，也标志着中共在农运中进入了可以与国民党竞争，并在部分地区进行实际控制阶段。
十，1925年10月扩大中执委会议：扩张组织和全国农运
1925年5月之后，中共农运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把农运与组织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二，着重向国民党控制力比较弱的广东外地区发展，特别是强调湖南地区农运；三，注重发展农民武装。
中共尽管由于能力非常强的宣传而在中国社会影响日大，在广东似乎有着几可与国民党一争的声势，但实际上中共由于组织弱小的实际而十分虚弱，其兴盛形象主要不过是借助苏俄影响力的虚张声势而已。
中共“一大”时候向共产国际报告有50余名党员，一年后的“二大”有党员195人，又一年后“三大”仅有420人，1925年1月中共“四大”时候党员仍然没有超过1，000人，为954人。“四大”之后中共组织有较大发展，到10月份已经拥有3,785人，但从这个数字而言，仍然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党而已。
始终对组织扩张非常重视的陈独秀对这种名实不符状况非常焦躁，不解决这一问题将意味着一切失去意义。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1925年10月不得不承认：“最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国民党得以扩大，尤其在南方真能成为群众的国民革命的政党了——有几万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的新党员加入。”（注27）但中共“党员数量上的发展，虽然比第四次大会时增加了两倍（1000-3000），在寻常状态中，我们很可乐观，但经过‘五卅’这种大的运动，尤其在上海与广州，只能增加如此的数量，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注28）这意味着中共不得不承认通过工人运动试图大量扩张组织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样，在农运中扩张组织就有了特别意义，中共的农民化，在农民中迅速发展党员，在这以后开始进入到了状态。
在广东地区，尽管中共在农运中获得了实际掌控权，但其基础还是难以跟把广东视为老巢卫护的国民党比，有着根本性限制。陈独秀中共很快把视线更多投向了国民党基础薄弱的全国范围，北方以李大钊与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红枪会等农民帮会及其武装的联络为重点，南方则以发展两湖地区特别是湖南的农运为重点，其它重要的还有江西地区。
1925年10月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的要求，应当列成一种农民问题政纲，其最终的目标，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认为“广东现在的政权在国民党左派手里”（注29），要求“对于农民运动，湘区应开始工作。”（注30）
十一，1925年10月扩大中执委会议：中共中央农民暴力革命组织化
1925年7月10日中共宣称：“农民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注31）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共走向武装道路来说是一个关键转折。
1923年11月中共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规定：“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注32）这等于规定了中共是一个可以实质性不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约束的秘密党。作为秘密党，就便于了向武装道路转化。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终于正式跨出了关键一步，决定“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他们都应经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注33）这样，中共就除了本来就有的工人运动机构外，又成立了专门的从事农民运动、军事运动的机构，三者是互为的，不仅意味着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向暴力运动的发展，而是要向正式的军事武装运动发展。
中共呼吁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自卫军，承认“广东农民有国民党政府的帮助，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但强调“广东各地方的地主商团勾结国民党右派（国民党中官僚分子）的军队和县官，破坏农会，摧残农民的事，也不在少数“，主张“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奋斗”。（ 注34）所谓“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奋斗”，不过就是要求农民不要信赖国民党，而应该听从、追随共产党的托词而已。
十二，1926年3月：中共宣布国民党“联共”
尽管中共试图发动全国范围的农运，但客观上困难重重，必须依赖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在其名义下才能比较有效展开。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对此给予了承认：“我们党在前次大会及中央扩大会议上，已经讨论过农民问题，并且有了大致的决定。现在我们应当归纳事实和工作的结果，可以说：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这种决议能以实行而有成效。从发展农民运动的观点上来论，国民军和国民党的政权，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注35）
尽管中共自己认为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合作”，但是，国民党只承认是容共，而国民党的这种立场有《孙越宣言》及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所作说明的合法性支持（注36），这就决定了中共只能作为秘密党扩展自己的组织、势力和影响力，在其公开的宣传、活动中只是国民党的依附者，只具有十分有限的号召力。尤其在国民党政权势力范围，中共只能以国民党旗帜为号召才更能有效行动。比如对于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农运，中共中央特别强调：“农工兵同盟会中的蒙古群众，可加入内蒙古国民党或中国国民党，极力发展中国国民党工作，并须保持与内蒙古国民党友谊的关系。”（注37）
不过，陈独秀中共并不心甘情愿接受依附于国民党的实际，在孙中山去世后即努力走上了试图摆脱这一局面的道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则为中共提供了契机，中共制造出了一个为很多国民党人也接受了的左、中、右派阵营区分观念，并将左派鼓吹为真正符合孙中山道统的继承者。对于国民党，这是致命的。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社会团体，在其内部有派别纠纷都属于正常，但当这种纠纷被视作为不可调和、你死我活形态，只承认一派为符合道统，那么，其分裂就将无法避免。如果有一个外部政党参与进这种纠纷，这个外部政党就很容易成为左右这种纠纷的强大因素，从而导致两党失去原有形态的关系。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后，所谓国民党左、中、右派的冲突进入到了高潮阶段，中共激烈地鼓吹站队以支持所谓国民党左派，而所谓左派则以放弃容共原则作为交换，以争取苏俄和中共的支持。
中共如鱼得水，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正式提出“国民党联共联俄，本是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所决定的革命政策“。（注38）这就是中共所谓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联俄是由《孙越宣言》所正式确定的，扶助农工也是孙中山进行新的国民革命的基本特征，但孙中山从来没有过任何联共的主张及意思，因此，所谓“三大政策”的关键不是在联俄和扶助农工上，而是在于一个联共上。
所谓联共，跟孙中山毫无关系，中共之所以敢于在其逝世周年纪念日赤裸裸宣称“联共”，不过是以支持所谓国民党左派，把左派作为国民党正统，从而获得左派对中共的支持，让渡出权力，承认“联共”，将国共两党之间的从属关系调整为平等关系，进而，中共就可以上升为领导者，再由领导者而独裁，将国民党彻底傀儡化，对其实行完全控制。
1926年2-3月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也有了类似语调：国民党“其基本核心是与中国共产党员联合起来行动的”。（注39）共产国际显然比中共谨慎得多，不是从中共党的角度定位联合，而是从中共党员角度来定位联合。不过，这在普遍习惯于含混逻辑话语的中文语境中意义不大，在这种语境中，既然是联合，党和党员的概念没有太大区别，主要是西方人主导的共产国际不过是更习惯于精确话语并试图玩弄辞藻而已。
十三，1926年2-3月：空前突出农民问题，窥视政权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对于中共非常重要的还有两个主张：一是这次会议第一次将中国农民运动提高到比工人运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认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底基本问题乃是农民问题。”二是已经有了准备取代国民党政权、进行新的暴力革命的初步意见：“国民党内的中国共产党员，

其基本任务便是向全国农民群众解释，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同盟的基础上组织独立的革命民主政权，才能急剧地改进农民底物质的和政治的地位，才能把农民群众吸引到战斗口号之下的积极斗争中去。”（注40）在坚持中共无产阶级政党属性前提下，共产国际开始把中共实际地推动向农民党，以农民革命为基本手段，暂时利用国民党，准备进行新的暴力革命，建立只能由中共控制的“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同盟的基础上组织独立的革命民主政权”。
在1926年2月北京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个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注41）农民问题已经成为中共对国民党进行僭越的切入点。
十四，“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宣布自己为工农革命领导者
正当中共呈现出咄咄逼人态势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逮捕中山舰舰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在“中山舰事件”本身，中共采取了忍让态度，但是，并不等于中共就此放弃自己的既定立场。相反，“中山舰事件”从神经上刺激了中共，之后中共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调门，宣布自己具有“领导”地位：“本党是代表中国工人和农民利益而奋斗的党，本党目前的职责，是领导中国工人农民参加中国民族革命的争斗；同时，在民族革命中，代表中国工人农民而争斗。”（注42）中共这一说法显露出了对国民党进行强烈排斥和取代的意志，把国民党从工农领域驱逐，自己独占工农代表权，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国民党对于社会底层的领导权，从而中共仅仅只是暂时容忍国民党的革命领导权，最终将在把国民革命演变为工农的民族革命中彻底取代国民党，自己直接掌握革命领导权。
中共声称：“被人指为睡觉的中国农民，现在已经开始醒悟，开始组织自己的团体，并且准备自己的武装。”（注43）不过，中共这种农民运动是以城市为中心并以夺取城市为目标的：“农民占中国人口80%，但是农民是散处在乡间的，很难得成功一个整个的政治势力。政治总是以大城市为出发点，而产业工人却在大城市中占重要地位。因此工农群众整个的解放运动，亦必发动于大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但是工人群众要得胜利，必须有广大的农民为后盾。”（注44）
十五，准备北伐：农运全面组织化
所谓北伐，是1920年底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军政府后就一再组织并实行的针对北京合法政府的战争运动。今天一般所说的北伐战争实际上是个很狭义的历史概念，是一个蒋介石国民党和中共试图突出自己成就的篡谋话语，仅仅指的是国民党“二大”后提出的、在1926年5月实际展开、7月9日正式宣誓进行的战争运动。以此为基础，蒋介石国民党官方党史区分出第一次、第二次北伐，中共官方党史在以往则通常将北伐战争局限为自己所参与的第一次北伐。由于北伐是孙中山晚年的主要战略行动和既定计划，因而，在其去世后也依然是国民党不可违抗的道统方针，所需要解决的只是如何准备、组织和选择时机，蒋介石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排斥了胡汉民、汪精卫而成为了国民党头号实力领袖，而中共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从小党而大党的转折性发展。
农民运动是1926-1927年北伐准备行动中国民党非常重要的工作，从而突破了广东地区的局限而向全国范围蔓延和发动。不过，在国民党历史基础薄弱的北方地区，农民运动更多是与红枪会等灰色乃至黑色集团结合，经常与土匪活动没有区别，很难有大的实质性发展，主要不过是挑动农民及土匪在北洋势力腹地进行破坏性捣乱。但在国民党历史基础比较良好的南方地区，特别是在两湖地区，农民运动则获得了实质性的大发展，从而为所谓第一次北伐建立了广泛的前哨基础。
在农民运动这一发展中，尤其在湖南，中共人员发挥出了很大效率，甚至通过越来越激进的暴力方式与国民党争夺实际的农运领导权。就如本文上述，中共中央已经确立了试图获取革命领导权的原则，但急于与国民党发生尖锐冲突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在这方面陈独秀有着十分清醒的头脑，一方面他要挑战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火候还远远不到，希望更多发展组织，培植中共人员实际控制的势力。
中共在中国的成立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热情的理想主义行为，这种理想主义在行动上所体现出的不过就是一种勃勃野心，因此，中共党员充满了鄙视国民党的情绪，从来不缺乏取国民党而代之的雄心和斗志。当中共中央已经宣布自己是工农代表，是领导者，中共党员试图领导革命和领导工农的热情也就被空前激发出来，因此，一方面中共人员普遍采取了激进行动，推动工农运动的暴力化；另一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少数头脑冷静分子也对这种热情进行降温，试图有节制地控制工农运动特别是越来越多土匪、流氓式了的农运暴力。
陈独秀并非反对农民暴力，而是积极主张自己领导的中共发展农民暴力，但他有着不主张进行愚昧、野蛮的义和拳式农民暴力意识。（注45）1926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对于农民运动：取得农民，这样引导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是本党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在湘粤两省农民运动比较可以公开的地方，我们当特别注意于农民的组织问题，勿使有不必要的暴动，无组织的进行，但在湘粤以外之地，特别是直鲁豫川等省，则当注意于无组织的农民暴动，……暴动刚一开始，我们便应速去指导他，要使此暴动能多一点好的结果，能从这个无组织的暴动中，发生出组织来。”（注46）
十六，1926年7月扩大中执委会议：农运在反“左”中实质性全面推进
1926年5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仍然是比较和缓的，所强调的对农民运动进行“引导”、“组织”仅仅要求的是利用和有序化。在过了两个月的7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陈独秀中共中央已经属于难以忍受农运的过于激进，采用了在中共语境中属于十分严厉的批评话语。
这次会议指出中共已经面临严峻的形势：“我们自己造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形势，而使实质上是左右派之争的性质隐蔽起来。”虽然国共争斗是本来面目，但是，中共之前的最成功之处是制造和挑起国民党的左、中、右派冲突，从而得以最大化渔利。当国民党消解掉左、中、右派分野，国共对立直接呈现出来，对于仍然十分弱势的中共来说，不仅是十分吃亏的事情，而且更可能是毁灭性的灾难后果。不过，中共中央很客观地承认了责任在己。
陈独秀中共对此显然十分恐惧，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7月12日即发表对时局主张，为自己在工运特别是农运中的激进行为争辩：“谁说工人农民的团结和争自身的利益，便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便是他们自己不要‘国民的联合阵线’，不要最不妥协的工人农民参加‘国民的联合阵线’。我们党认‘国民的联合阵线’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最紧要的职任，并不因为阶级斗争而有所动摇。”（注47）
会议严重指出：“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损失。”（注48）国民党的农运不会存在什么“左倾的毛病”，这只能是中共人员所鼓动、参与和主持的农运活动。中共中央希望扭转这种局面，采取更有效、稳妥的策略，一方面要继续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则对农运采取“指导”并暂时仅仅争取掌握这一权力：“农民的政治觉悟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必是一天一天地发展，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中之主要势力。我们党要想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注49）这纯粹就是策略性的，根本在于领导权，暂时是农运的指导权，而对于农民的长远判断则明确其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势力”。
表面似乎中共中央要求从激进运动中退缩，实质上则是比以前更进了一步，为中共将来转化为农民党和将革命转化为农民革命正式开启了大门。陈独秀中共中央的策略比之以前有了很大进步，头脑更清醒了。这一点在红枪会问题体现得很清晰，既承认红枪会有着土匪属性，又将之与土匪进行了区分，总体上属于“农民原始自卫的组织”；既承认农运与红枪会运动有区分，又肯定两者在河南、山东、直隶地区也“尚不能十分划清楚”；既承认红枪会可以跟革命运动结合，也承认其可以具有“失败成分和反动性质”。中共中央十分实际地要求：“我们应该给他们一点组织的方法和行动的政纲，这个组织方法和行动政纲，应该是极简单明了十分易懂的。”目的要达到：“在眼前须利用红枪会去发展农民协会，待农民协会的发展普遍充实后，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注50）尽管中共后来对利用红枪会这一点上比较失败，但失败主要由激进主义导致，1926年7月时这一策略则是很明智的。
在广东农运问题上，中共中央更是有了详细的策略，针对广东农运“有感觉夺取一部分政权之需要，而本党在广东向未有公开表示其自己主张；只在民校中提出笼统而不实行的条件……”，制定了“最低政纲”及其策略，策略中最核心的是中共可以根据实际以非国民党的独立面目出现：“可以用本党名义公开向各方面宣传，尤其农民群众中，使农民认识这是C.P.的主张。”（注51）也即中共认为尽管要避免过于左倾激进，但在有条件的广东地区，可以在宣传等方面以与国民党对等的独立面目出现在农运当中，对国民党进行有限度的挑战。这是中共在农运和国共关系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1926年7月12日召开的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最重要的突破是形成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中共中央军事运动文件，第一次系统研究了自己的武装行动及其策略，明确提出了要准备进行武装暴动的战略思想。中共正式决定要进行系统的军事运动，承认“从前我们同志不注意军事行动，表示研究性质团体的色彩”，从此正式启动了从知识分子党转化为武装暴力党的程序。中共不反对采取传统的联络中、高级军官和土匪的方法，但特别强调了运动工人武装特别是农民武装的意义。中共除了运动军阀武装、农民武装、工人武装等外，特别强调了对国民党武装的运动，但要求这一活动应比较谨慎：“对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如果我们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便须取‘少而好’的主义，如果有人去当军官，其责任必须是使这个军队愈渐团结和愈渐革命化，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注52）
这是一种防止万一泄密的谨慎话语，谨慎但仍然表达了关键意思：一，一定要分化国民党军队，但暂时不要有明显的分化行动；二，不但要去国民党军队做政治工作，而且要去当军官做直接控制军队的军事工作；三，令国民党军队团结和革命化是难以弥合的矛盾，团结只是暂时的，激进革命化才是根本，实质就是将军队团结到中共人员手上及其周围，这才是中共党员必须非常清楚的终结性颠覆计划。
十七，1926年夏、秋：湖南农运一日千里
蒋介石1926年7月9日正式宣誓后，中共进一步加快了农运步伐，8月7日通知各地中共组织加快组建农运专门机构农委，以避免“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注53）
随着北伐军的进展，各地农运特别是湖南农运得到了极大发展，但广东地区则滋长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反蒋情绪。尽管“中山舰事件”已经埋下了中共对蒋介石的极大仇恨根子，但陈独秀还是保持了十分冷静的头脑。中共认为汪精卫诚然代表国民党左派，但蒋介石暂时也不是右派，而是一个中派领袖，蒋介石的北伐是十分有利于中共利益的，中共应推动国民党左、中合作为宜。（注54）
不过，陈独秀中共对所谓的左、中合作支持是十分有限的，在政治上坚决支持左派，又希望限制蒋介石中派以避免其倒向右派，然而既然对左派持支持，对蒋介石中派持限制，不过就是暂时利用蒋介石推动军事运动，而在根本上则制造蒋、左矛盾，以便于将来中共能取国民党整体而代之。欲取国民党而代之自然国民党左派不愿意接受的，因此，陈独秀中共试图努力对其进行安慰，以争取自己获得足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暂时采取“我们不包办一切，赞助左派起来自负责任，尽量的让他们也到工人中农人中去活动，让他们自觉也有群众，也有力量能独立”。（注55）
此时，“湖南农民运动自北伐军入长沙后，其发展之速更有一日千里之势”。（注56）相应于党中央农运专门机构的完备，中共也迅速完备起来各地党组织的军事专门机构军委，同时也指示可以组织属于中共自己直接指挥的以农军、革命军、人民自卫军等名义的武装（注57）。这样，中共农运与暴力革命就进一步结合了起来，陈独秀中共向完全属于自己的武装道路跨出了大大的一步，从自身组织上达成了完备化。
十八，1926年11月：从农村基层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模式初步形成
到1926年11月初时，北伐军不仅已经占领武昌，完全拥有了武汉地区，而且占领了九江、南昌，决定性地击败了吴佩孚、孙传芳，至少在南方的胜局已经确定，奄有半壁江山的态势基本形成，所迫切需要的不是继续北上进攻，而是巩固、扫荡南方地区，进行政权建设和军事整训。在这背景下，农运也面临着了深化、整合。敏捷的中共中央立即调整了自己的农运策略。
1926年11月4-5日中共中央即形成了一个《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最为完整的关于农运的文件。《草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共对于农运的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明显了解，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说穿了就是将所谓土地革命仅仅视作为一种暂时策略，赤裸裸地要求实现农村共产主义，构成为了中共直至建国后毛泽东时代最终彻底剥夺农民的人民公社运动的基本意志。但是，陈独秀中共暂时还没有这样做的胆量，承认“尚未到提出土地收归国有口号的时机”，仍然需要“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基础”。不过，这种谨慎和保守是十分有限的，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不断的展开农民口号，以提高平民民主革命使之进于下一阶段，同时又适应于这一阶段的总的政治的任务”，也即既要考虑眼前实际，又要令农运激进化，进行不断的革命，以接近和转化为共产主义运动。农运除了解决土地、租税等土地改革问题外，实际上仍然只是手段，核心是政权和武装问题。《草案》尽管声言要巩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地位，但强调“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应该指导这运动，提出建立乡村农民政权之任务于农民协会——革命运动先锋队面前”，（注58）其实质就是令基层政权由农民协会取代，实际抽空国民党的社会基础，中共从这一基础争夺政权，并掌控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当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除广东外，以湘、鄂、赣、豫为重点发展的农运计划。（注59）
月底，共产国际形成的决议强调：“现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着重在土地革命之上。”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张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那（哪）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问题而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 注60）这意味着共产国际及时为中共进行了土地革命定性，为中共建立了获取革命领导权和胜利的关键性灵魂，从此，中共夺取政权的革命模式根本获得了确立。也由此，中共真正启动了与国民党争夺政权、武装和进行暴力革命的进程，只不过暂时还不得不需要打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牌子。由刘伯承在1926年12月领导和指挥的泸顺暴动，正是这样一次局部地区的规模化行动和尝试。
十九，1926年冬：陈独秀对毛泽东分管的农运工作失控
在中共确定进行土地革命咄咄逼人的态势中，自然在农民问题上与国民党形成强烈的冲突，彼此争夺着农民力量和农村政权。过早的国共冲突激烈化对于中共来说并不有利，一方面国民党内对于利用中共的态度剧烈分化，另一方面中共自身也形成分化。作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十分清楚中共目前自身力量并不够，仍然处于明显劣势，既希望推进土地革命以壮大自己，又希望缓和革命的激进程度，以缓解与国民党的矛盾。但是，陈独秀这时候的权威从来没有过地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狂热的中共要人们喜欢越过他的权威直接与苏俄、共产国际人员的权威进行对接，视“国际”人员的话语为更高于陈独秀的指示、命令，或者进行独立的自由行动，一些“国际”人员也失去了列宁时代的谨慎，对中共人员甚至国民党人习惯起了张狂态度，导致陈独秀对中共开始失控，其中最严重失控的除了在高层越来越与国民党人叫板权力支配外，当数农运工作。
1926年3月，毛泽东继澎湃之后担任广州第六期农运讲习所所长，11月上旬中共中央组建由毛泽东、澎湃等人组成的农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澎湃都是激进的农运分子，澎湃控制着中共在广东的农运，毛泽东通过李维汉控制了湖南的农运，而广东和湖南是农运最为激进和具有影响力的两个地区。湖南农运的规模发展十分迅速，连带到武汉地区，由于国民政府已经从广州迁移武汉，等于在刚站住脚跟了的国民政府中心地区进行激进的土地革命，并且与占据两湖的唐生智势力发生直接利益冲突，因而，其尖锐程度迅速超越了广东。
1926年12月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有着强烈的痞子腔和暴力性：“我们农民是不晓得讲斯文讲面子的，我们硬干起来，听他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受我们一打。”“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其实这是革命争斗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注61）该《宣言》最为严重的地方是反复强调有一个农运视为敌人的“反动派”，等于把当地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宣布为了敌人，完全违背了中共向来一贯把国民党分辨为左、中、右派的策略，形成了与整个国民党的对立，挑起了日益严重的国共冲突。
二十，1927年4月：宁汉分流，中共农运彻底激进化
国共关系发生崩溃的转折点发生在上海控制权的争夺上。
1925年经过江浙战争后，上海由孙传芳统治，孙传芳作为北洋系中后起的一派领袖较之老派领袖更有励精图治精神，在上海有着良好公众形象，但注定了属于国民革命的对象。
中共官方党史所谓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一种夸张说法。上海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是钮永建的国民党机构，纠合的本地势力主要是虞洽卿、傅筱庵为领袖的商会、工会及黄金荣、杜月笙等的帮会，也得到了部分学界等支持，工会力量基本由汪寿华等中共人员控制。1926年10月钮永建试图联络浙江省长夏超从外围进攻上海，进行暴动策应，但由于夏超兵败，未及行动即终止，这就是所谓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
11月孙传芳在江西战败，随即又失去福建，败局已定。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浙江，直逼上海，钮永建谨慎地同意了罗亦农为首的中共进行暴动意见，但只是进行了大规模罢市、罢工，很快就被孙传芳部李宝章师控制住了局面，这就是所谓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
陈独秀显然非常看好中共控制的上海工人力量，且在中国最现代化的上海进行革命完全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任命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派往上海负责暴动。3月，北伐军已经占领上海外围地区，取代孙传芳的张宗昌部直鲁联军仅有毕庶澄少量武装滞留上海。中共以响应北伐军的名义要求暴动，钮永建同意并进行组织，但蒋介石并不愿意在上海这样的都市发生武装冲突，而 是进行秘密谈判希望毕庶澄倒戈，接受国民革命军第41军军长职。中共急于进行已经稳操胜券的暴动，主张大规模罢工、罢市、罢课，然后迅速转化为武装行动，夺取上海政权。3月20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松江，攻入市区边缘新龙华地区。当晚零时，上海进行总罢工、罢市、罢课，随即宣布暴动，一夜之间轻松控制了上海。这就是所谓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还在举行暴动前，中共与钮永建就权力问题发生争执。钮永建坚持国民党党的领导，权力机构成员要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委任，中共则主张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上海自治，等于就是认为暴动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应该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实际上就是由中共以上海市民自治名义掌控政权。
尽管占领武汉后中共以为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向国民党叫板的力量，启动宣传机器制造起矛头主要指向蒋介石的“新军阀”舆论，但总体来说，蒋介石非常忍让，保持着似乎很麻木的沉默。但是，共产国际、武汉政府、中共越来越逼迫蒋介石，甚至试图命程潜寻机逮捕蒋介石。（注62）上海政权问题则把蒋介石逼上了绝路，他作为国民党主要领袖之一，不可能将艰苦作战获取的政权让渡给中共，在国民党内反蒋潜流极其强大的背景下，只要他对中共手一软，整个国民党必然将他抛弃，令他失去一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对掌握上海政权的中共力量采取了行动，在自己所控制范围进行“清党”，启端了国共彻底决裂的道路。很快，本就对中共极其不满的广东国民党势力响应蒋介石，进行严厉“清党”。这也意味着国民党本身的分裂，形成了武汉汪精卫、南京蒋介石两个阵营。
所谓汪精卫左派，不过就是试图依靠苏俄支持和团结日益发展的中共力量，以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派系。汪精卫于1927年4月初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回到国内，共产国际试图令其成为傀儡，用汪精卫取代蒋介石，进而再用中共取代汪精卫国民党。
当宁汉分裂，似乎满足了汪精卫的领袖欲，其实是令其堕落到了陷阱当中，失去了在国民党内纵横捭阖空间。对于汪精卫来说，现在可靠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广东系统武装和唐生智派系。粤军是张发奎部，但张发奎处于十分难堪的地位，一方面中共人员主要在该部渗透，另一方面张发奎并非粤军真正首脑，

作为粤军首脑的李济深等人已经跟中共决裂“清党”， 张发奎并不能挑战李济深及与陈济棠、陈铭枢等对立，所以，其能够做到的对汪精卫忠诚程度只能是有限的。唐生智是个野心勃勃的暴发户，本质上并非左派，甚至也不属于右派，只是并无足够实力敢于独立出自己旗帜，试图暂时依靠和利用汪精卫而已。相对而言，唐生智更是汪精卫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中共在两湖地区特别是湖南的激进农运所冲击的主要对象恰恰是唐生智部利益，这样，汪精卫就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握，命悬于中共与唐生智的关系一线上。
在上海和广东的失败更刺激出了中共激进心理，在反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的口号下，湖南、湖北及江西等地的农运努力摆脱国民党控制和影响，日趋走向激进化。中共农运的激进表现之一是游民、流氓成为了主力和领导者，这可在1927年4月《平江县农民协会布告》中得到印证：“查湖南的失业农民起来，在湖南的农运中，实在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他们猛烈地向压迫阶级进攻，如戴高帽子、游团、罚钱、殴打、清算账目等，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农运和平的地方，封建阶级必鼓其最后的余威，向农民猛烈的进攻，如益阳、湘阴等处皆是。农民向封建阶级进攻猛烈的地方，农民的组织愈好，农协中建设的工作，也就愈多，如浏阳、湘潭等处皆是。凡此种种，便可以证明失业农民是农运中最勇敢的、不可少的先锋队。”（注63）农民本无所谓失业与否，只有有地、无地之分，无地农民为佃农、雇农，都属于有业，普通年景由于某种个人、家庭变故而有极少流民，灾年才有大批流民。所谓失业农民，主要不过就是农村流氓无产者而已，甚至可能是有地而不耕作之懒汉、无赖、赌徒、鸦片鬼，这类人在农村中属于一种常见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与维护两湖特别是湖南本土利益的唐生智系的冲突，就无法避免了。
二十一，1927年5月中共“五大”：以农民革命取代国民革命
1927年5月左右，中共终于形成了自己彻底的农民化、农民革命定位。中共第一次直截表示：“国民革命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注64）
在1927年5月的中共“五大”上，中共中央宣布：“在现在的革命阶段中，国民革命必须和农民革命吻合一致。”（注65）这样就把国民革命等同于了农民革命。不仅如此，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了要自己建军，进行自己掌控的武装革命：“组织农民自卫军以保障革命。‘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可以建起雄伟的革命军队，并能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国民政府治下的农民革命必能引起其他省份农民群众的同情和帮助。这样可以扑灭军阀的势力。国民革命必为各地的农民所欢迎，如同欢迎他们的解放者；军阀的势力，必定消灭于外部的革命军的攻击和内部农民的暴动，两个烈火之间。“（注66）
中共认为：“中国革命现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必须有新的政策，方能适应此新阶段的需要。”新政策的核心，是宣布“农民因求解除剥削而热烈参加革命，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这是中共把农民替换国民革命军的地位，实质性地抽空了国民党的革命领导权。中共为农民暴力寻找理由谓：农民是“迫不得已用革命的方法，回答土豪劣绅的反攻，此实为农民解放运动初步的必要手段。此与国民革命军在革命战争时军事行动相通，实属无可非难”。农民暴力严重伤害国民革命军军人家庭及其利益，但既然农民革命与国民革命军的革命战争“相通”，而农民又是更重要的革命主力军，那么，军人们除了服从，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呢？新政策的根本，中共落脚到了农民力量扩张和基层政权控制上：“新政策首要的，即为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区乡间的自治机关，建立区乡县的民主政府。”这种政权不仅要靠武力建立，而且也必须统一农村武装，绝对排斥其他类型的武装：“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更可以使农民自卫军或为国民政府所承认所管辖之保护村间治安的唯一武装势力，其他民团、团防等组织，钧不应任其存在。”新政策的实质，不过就是中共要从乡村基层社会全面获取政权并建立自己的武装体系，所以中共要求“在目前必须严密农民协会的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注67）
当然，中共政策调整是依赖于共产国际。1927年5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承认蒋介石采取“清党”措施的原因与中共有关，是在于“工农群众运动之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之胜利”，承认蒋介石“仍反对北方军阀”，也即蒋介石尽管反共但还是革命的，不过以后“蒋介石、白崇禧等所领导的大资产阶级”将属于中共革命的对象，中共“不能再与它统一、妥协或联合”。 共产国际强调“更有力的动员群众之发轫，农民运动之扩大，暴动武装队之组织”，“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要“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编一切旧有的军队”。（注68）
二十二，1927年5-7月：组织农民武装夺取政权计划破产
共产国际决议案是相对公开的，但特别给予中共的指示则比较秘密，所以，共产国际就不再过于讲究精致的政治学话语，赤裸裸得多了。1927年5月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强调必须继续与武汉国民党保持联合。这是十分明智的指示，因为这种虚假的联合只要多维持一点时间，即使半年、一年，中共力量所可以获得的发展和壮大将难以估计。所以，共产国际认为对农运“反对过火是需要的”，但“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地夺取土地”，也即从基层社会进行革命，实质性地获得政权。武汉“国民党底机构必须改变。国民党上层务必一定加以刷新，而补充以从土地革命中提拔出来的新领袖，并用工会和农会的千百万会员扩大外围”，也即中共要将汪精卫国民党彻底傀儡化，由中共自下到上掌握实际权力。共产国际明确指示：“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五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的军团，利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做指挥人员，并且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的可靠的军队”。 共产国际同时指示中共，要学习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党人，组织进行血腥镇压的“革命军事法庭”。（ 注69）共产国际的指示简单而言，就是要中共暂时利用汪精卫国民党，将之傀儡化，着重从基层下手，全面夺取汪精卫国民政府政权并迅速组建属于自己的大规模正式军队，对反抗者和不服从者采取严酷的镇压行动。
如果假以时日，按照中共党员人数从1926年8月18,526人，到1927年3月猛增为57,967人之速度，1927年5月后哪怕仅只争取到半年时间，中共之发展就将一如共产国际所计划的那样，至少将完全控制住两湖地区和武汉政府。但是，由于中共不得不依赖汪精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牌子，所进行的激进运动并非如后来国共内战、抗日战争时那样具有可以蒙骗人们的封闭性，而是基本属于开放式，因而越来越失去人心，反共成为了中国主流意识，人们普遍不满并与中共势力发生冲突，各地政权纷纷采取了排斥行动乃至进行镇压，尤其是直接深受其苦的唐生智部势力对中共更为强硬地采取了军事行动。
1927年5月17日，唐生智部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率先发难进攻武汉。紧接5月21日，何健第35军驻守长沙的第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 唐生智对这两次反共和反汪精卫政府的事变都保持了沉默或容忍，于是，所部力量纷纷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响应或袒护行动，从而严重影响到江西朱培德部立场，对张发奎也形成了强大压力。这样，共产国际的计划就被打破，中共很难再获得理想的扩张时间和空间。
6月上旬，朱培德采取了温和的把中共人员遣送行动，但毕竟已经表明了自己不支持中共和武汉政府的立场。几乎同时，山西阎锡山也宣布与南京政府合作。最沉重的一击是6月19日拥有强大军力的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面，达成了联盟协议，要求汪精卫武汉政府必须向南京政府投降。不久，作为优秀军人的武汉政府重要领袖邓演达判断出了无可挽救的形势，悄然而去，把左派分子人心推入绝望境地。
处于空前孤立、四面楚歌状态的武汉政府已经没有出路，在国内没有合作者，又没有可以直接获取苏俄支援的出海口。汪精卫要么乖乖把政权交给中共，要么选择明确的反共立场，自然，作为国民党头号政治领袖，他根本无法选择前者，不得不以共产国际和中共违反《孙越宣言》第一条之协议为理由，于7月15日宣布“分共”。
二十三，1927年7月：张国焘中共中央准备武装暴动
1927年7月，共产国际勉强承认了“中国革命，因军阀和雇佣部队之叛变，因反革命力量之结合，因最近一时期所受的一连串的局部的失败，而遭受了特殊的困难”，但把责任归结为“最近中国共产党领导所犯的一连串的最严重的错误”，（ 注70）不过，共产国际给了陈独秀面子，只是严厉指责了中共在国民政府中负责农民工作的领袖谭平山。
7月12日，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指令，组建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机构。陈独秀则拒绝了共产国际去莫斯科考察的建议，心力交瘁，隐藏起来。张国焘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时，一方面宣布中共党员脱离国民党，一方面指令中共人员向地下全面转移，并尽量直接掌握农民武装。
这时候，以张国焘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明确进行武装暴动，但实际措施已经进行准备。中共在现实的正在迅速蔓延的被全面武力清洗和镇压形势下，不需要有明确的暴动决议，事实上只有进行暴动这一种无法有胜算的抵抗，不然就是完全被动等死。因此，这种暴动心态在7月15日前后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中共要员的自然选择、情绪和愿望，各自区别不过就是时机该如何选择而已。张国焘回忆当时情况说：“我们策划如何继续革命的方法。……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我们很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干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注71）
二十四，1927年7-8月：谭平山策划、领导南昌暴动
发生转折的事件是7月20日在九江叶挺司令部的一个小型谈话会，这个并不正式的会议恰恰由被共产国际严厉指责的对国民党过于软弱的谭平山主持，谭平山决定联合按照武汉政府指令抵抗南京蒋介石、部队也开拔到九江地区的贺龙，进行大规模暴动。这一决定由李立三通报在庐山的瞿秋白，瞿秋白又马上赴武汉与张国焘、周恩来商量，获得了张国焘、周恩来支持。于是，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举行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暴动。尽管这次由谭平山领导的暴动名义上仍然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注72）但事实上是由中共策划并操控的，而在后期暴动最终失败前后，中共也放弃了国民党旗帜，直接以中共自己的名义执行了。因此，南昌暴动成为了中共走上完全属于自己的武装道路的正式开端。
南昌暴动预备策动的军队基本主力都属于武汉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但中共几乎对自己能策动和控制的军队都进行了联系和发出指令，因此，预备参加暴动的军队数量应该说比较庞大，

包括贺龙第20军、蔡廷锴第10师、叶挺第24师、李汉魂第25师之第73、75团及许志锐第26师原蒋先云第77团、卢德铭武汉政府警卫团、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团、程潜第6军周保中等二团、方振武部张兆丰师及陈嘉祐第13军所部龚楚团、朱德所控制南昌少部兵力等，所可以形成的军队兵力最多应在45,000人之数。（注73）不仅如此，中共虽然这时所可以控制的工人武装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但仍然控制着大量农民力量，中共也已经发出了一系列通知，因此，南昌暴动本是一次以军队为主力、以农民为基础的赣、湘、鄂、粤社会总暴动。
武汉政府1927年6月统计，全国农会会员以湘、鄂、陕、粤、赣、豫的数量最多，其中准备与中共南昌暴动进行策应的地区，江西有382,671人，湖南有4,517,140人，广东有700,000人，湖北有2,502,600人，（注74）中共在其中能够控制的数量应在30-50%。但是，由于南昌暴动是匆忙进行，中共军队并没有来得及全部集中，农民力量及其武装也没有能来得及发动，所以，最终实际参加主力为贺龙第20军、叶挺第24师、蔡廷锴第10师、由周士第指挥之李汉魂第25师两团，8月1日暴动后整编为总数3万人左右武装。（注75）
二十五，瞿秋白中共：失败中逼成农民暴力革命道路
由于实际没有做到以湘、鄂、粤、赣为主的总暴动，因此，当南昌暴动部队南下时，武汉瞿秋白在共产国际代表支持下召开了“八七”会议，进行政策和计划调整。会议把谭平山作为替罪羊指责为投降主义，说他一再“丢党的脸”，决定“要建立壁垒森严的秘密组织，但是，同时要是能斗争的秘密的党的机关”，将中共彻底秘密党化。（注76）这样，中共也就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会议决定：“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注77）这一总暴动计划在两个多月后解释为：“中央在宣布与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破裂之后，立即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粤赣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而叶挺军队的南昌暴动，便是这一民众暴动，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之总政策中的一个计划。”（注78）
上述瞿秋白中共中央在阐述暴动计划时的话语似乎前言不搭后语，其原因并非语言水平问题，而是由复杂心理所导致。中共暴动政策和道路已经由张国焘中央正式开启，但瞿秋白中共中央需要打击张国焘等人以获取和巩固权力，并彻底否定南昌暴动的最高领导人谭平山，因而就无法承认南昌暴动原决策的合法性，必须将之纳入到“八七”会议体系当中，夺其功为己有。“八七”会议时候南昌暴动并没有失败，瞿秋白中共中央不过是用全国农民总暴动进行支持和响应。到10月下旬时候，南昌暴动已经彻底失败，所谓全国性的“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也事实上证明难以形成什么气候，只能压缩为“湘鄂粤赣的四省秋收暴动”，但这时候还没有完全证明“秋收暴动”失败，因此，就发出指令要求南昌暴动残兵和逃亡人员加入这一暴动中去，从而将南昌暴动纳入到“秋收暴动”的概念中去。
在这似乎混乱的逻辑当中，瞿秋白中共中央被逼上了华山一条路，就是将中共武装道路和暴动集中为了农民武装革命，从此，中共的农民暴力革命主张也就最终形成。总之，中共农民暴力革命的最终形成并非在“八七”会议上，而是在1927年10月24日对南昌暴动进行初步总结时候。
二十六，朱毛：中共农民暴力革命的象征
尽管瞿秋白中共已经正式走上农民暴力革命道路，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属性的追求使得其暂时并不彻底，这就是1927年11月11日广州暴动的精神动因。不过，尽管广州暴动有一定规模，但不过跟瞿秋白中共及之后李立三控权时期的城市暴动一样，近乎儿戏，只是雷声响、雨点小的插曲而已。这样，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截止当年底，中共残存的武装力量主要只有澎湃的海陆丰、毛泽东逃亡井冈山的残兵及踪影飘忽的朱德部。
1928年1月，神秘莫测的朱德出现在湘南，忽然发动了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暴动。这位经验、能力超人的老军阀继而又放弃湘南地区，有如泥鳅，机智地逃避了被国民革命军围歼局面，结束了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遭受最终军事失败的大规模暴动。半年多后，澎湃的海陆丰被消灭，经过会合、整编了的朱德、毛泽东武装开始震撼中国，“朱毛”在中国腹地农民社会中成为了中共代名词，直到获取中国政权。
二十七，小结
1，1920-1921年：由于中国农民社会的实际及其它原因（比如作为领袖的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尽管组建阶段的中共试图追求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纯洁性，但并没有完全忘记农民。
2，1922-1923年：加入共产国际和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两件大事，导致中共向农民党的演变发生破局性转变，不仅针对农民问题的土地革命成为了中共的主要纲领之一，而且也同时有了进行农民暴力革命的意志。
3，1924-1925年：作为国民党的附庸，中共跟随国民党走上了农民暴力革命道路，孙中山去世则成为中共寻求摆脱这一附庸地位的契机，中共积极参与、推动和制造国民党派系分裂，努力在农运中与国民党竞争，以形成自身基层势力，并从上层实际控制国民革命的整个农运。
4，1925年10月-1926年3月：中共组织扩张与农运结合，向全国范围推动农运，开始努力掌握由自己实际控制的武装和基层农民力量，摆脱作为国民党附庸地位，确立了问鼎政权的意志。
5，1926年3-10月：尽管中共仍然承认国民党的领导者地位，但同时也宣布自己为领导者，既依靠、利用国民党，又努力以独立角色推动国民革命和农运，进入了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势力空前膨胀。
6，1926年11月-1927年4月：国共冲突现实地摆上了桌面，一方面陈独秀试图通过反左以争取中国自身更好发展的空间，一方面极左化、暴力化的农运则日趋失控，中共与国民党在农村基层政权进行剧烈争夺，而对上海政权控制权的争夺则把蒋介石逼上了绝路，国共正式分裂。
7，1926年5月-7月15日：共产国际和中共试图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傀儡化，以全面控制乃至夺取这一政权，狂热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尤其是武装力量，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空前孤立，被迫实行“分共”，国共彻底分裂。
8，1926年7月-10月：陷入被全面清除境地的中共走上了彻底的暴动道路，并在毁灭性失败中被迫走上独立的农民暴力革命道路。
2013/10/7写于沪上。
注释：
1、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东方出版社内部参考版，1980年。P95、96。
3、4，见王健英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单（一大至十四大）》（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P29、66。
5，《中国共产党宣言（1921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549。
6，《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4.
7，《第三国际加入条件》。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68-69。
8，《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113。
9，《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124。
1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577。
11、25、62、7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内部参考版，1980年。P276、213、192-193、269。
1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586-587。
13，《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147。
14，《农民问题决议案》。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151。
15，参见侯枫：彭湃（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
16，《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201。
17，见《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247。
18，《 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233。
19，《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纪念宣言（1925年1月2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396。
20，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5年1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390。
21，《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1925年4月26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上）》，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133。
22，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358。
23，《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1925年3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399。
24，陈铁健：《广东农运史研究新论》。《百年潮》，

2003年第3期。
26，见《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1925年5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上）》，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166。
27，《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87。
28，《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局报告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95。
29，《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59。
30，《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湘区报告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500。
31，《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告此次为民族自由奋斗的群众》。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30。
32，《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200。
33，《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73。
34，《告农民书（1925年10月10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上）》，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277。
35，《中央特别会议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54。
36，参见顾则徐：《“容共”与“合作”——苏俄、陈独秀、孙中山》。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090791501.html
37，《三特区工作问题》。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64。
38，《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1926年3月1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74。
39，《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2月17-3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604。
4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2月17-3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607-608。
41，《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关于二月北京特别会议（1926年3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81。
42，《中国共产党致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信（1926年4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94。
43，《中国共产党致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信（1926年4月20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下）》，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40。
44，《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关于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1926年5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98。
45，陈独秀对义和拳及其暴力有过系统批判，可见其《克林德碑》一文。《独秀文存（卷一）：论文》，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P343。
46，《中央通告第101号——最近时局观察及我们今后工作原则（1926年5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126-127。
47，《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年7月12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下）》，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117。
48，《中央政治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172-173。
49，《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农民运动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下）》，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162。
50，见《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216-217。
51，《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238。
52，《军事运动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227-228。
53，见《中央通告第四号（龙字第一号）——成立农委发展农民运动并定期报告农运工作（1926年8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285。
54，见《中央致粤区的信——制订左派政纲，促成蒋汪合作（1926年9月1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314。
55，《中央致粤区信——关于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策等（1926年10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375。
56，《中央局报告（九月份）——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357。
57，见《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决定（1926年9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361。
58，见 《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1926年11月4-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35-436。
59，见《目前农运计划（1926年11月15日中央局议决）》。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461。
6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年11月底）》。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669、673。
61，《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2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685-687。
63，《平江县农民协会布告（1927年4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下）》，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306。
64，《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主宣言（1927年4月20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下）》，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334。
65，《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7年5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104。
66，《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7年5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104-105。
67，见《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1927年5月3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下）》，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388-392。
68，《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下）》，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357-363。
69，《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1927年5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下）》，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374-375。
7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1927年7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下）》，中国人民大学专业版，P432。
72，关于谭平山在南昌暴动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参见顾则徐：《南昌起义领导人到底是谁？》。共识网：
73、75，参见顾则徐：《南昌起义兵力到底是多少？》。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3091892231.html
74，武汉政府农民部：《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1927年6月调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P66。
76，《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290。
77，《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0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P295。
78，《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P16-17。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4331.html

以上是关于陈独秀-顾则徐：中共农民暴力革命之形成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