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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范泓：晚年左舜生

在官方主流叙事中，左舜生（原名学训）是一个偶尔被提及的历史人物。不过，当年蒋介石邀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件事，与左舜生的提议有关〔1〕。1945年8月底，接毛泽东等人的飞机从重庆出发后，左舜生接到过雷儆寰打来的一个电话：“怎么样，你的提议已实行了啊？”雷儆寰即雷震，时为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
左舜生是青年党主要领袖之一，早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任执行部主任，一度与“少中会”中的左派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有所交集，因政治立场出现分歧，于1923年彼此决裂；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党，党号“谔公”，盖取义自赵良对商君语意，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1945年以民盟代理主席身份与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人往延安访问，与毛泽东有过单独会谈；1947年行政院改组，国民政府以农林部长一席畀青年党人，初属意李璜（幼椿），李不肯拜命，乃由左舜生出任。
加入政府，并非左舜生的素志，他曾经说过“政治乃俗人之事，君子不得已而为之，小人因缘以为利”。老友梁实秋十分理解，左氏病故后撰文说：“政治合作之事，人人皆忧为之，政绩如何原不必论，惟文书鞕掌，在读书人看来总是牺牲不小。……舜生先生毕生热心政治，终于踏上仕途，盖不得已中之得书也。”〔2〕左舜生在部长任上，前后一年八个月，用力甚勤，“对农林虽说是外行，但能听取专家的意见，而仍保有一个政务官的独特见解，他既无官气，也无僚气，……并不装模作样端空架子，依旧保持书生本色”〔3〕，这是他毕生进入权力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1949年春，国民党败局既定，左氏未留大陆，由公子宗惠从上海接至台北，暂居温州街的中华农学会，左舜生在台北只住了四个月即离开，经广州转赴香港。以他本人的说法“近代史籍綦多，在香港搜求较易为力”，从此一住，就是将近二十年。左离开台北，国民党政府并未想到，王世杰为了他的台北住处问题，“尽力代向省府商洽”；而左的眷属七八人当时仍陷上海，无法赴台，王写信给在上海的雷震，请求设法帮助，“杰意政府为维系党外人心，对此等事万不可漠视，望兄千万向汤部或周部代洽机位、船位，使其留沪之眷属安然离开”〔4〕。汤部，系指汤恩伯所属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周部，即周至柔所属空军总司令部。
离开台北前，傅斯年送来一纸台大聘书，左舜生没有接受，“老傅不是请我教书，而是替我送行，还是走的好！”左舜生之所以退居香港，自有政治上的原因，更有个人的实际考虑。进台大教书固然不错，但大陆去台湾的学者、教授不少，“过去的南北门户之见，壁垒分明，其流风遗韵一样传到台湾”。早在1926年，左舜生在法国留学，专门研究历史与政治，归国后执教于复旦大学，从不以“学人”而自居，一仍保持独往独来的性格，更不愿与那些因缘而以利、名归而不实的人打交道；再加上青年党与国民党在政见上素有分歧，此时迳走香港，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左舜生定居香港后，以教书、写稿为主，兼开一家小杂货店。阮毅成去店中拜访过，“他自己管进货，也管店面。……他以青年党的领袖，退职的部长，而竟不能不藉此谋生，使贤者饥渴，这又是谁的责任？”〔5〕这一年《自由人》杂志在香港创办，王云五、左舜生是主要发起人，由成舍我主编，“每次在铜锣湾的高士威道二十二号四楼集合，左先生从不缺席”。除办刊外、写稿之外，左舜生先后任新亚书院、珠海书院、清华书院、华侨书院等大专院校教授，主讲“史学”与“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以其个人的经历，当年活跃于中国政坛，相识遍天下，近六十年来中国大事之变迁，或亲历其事，或详知内情，心中体悟自然不同于一般的学者，这是为史学界所重视的原因之一。
左舜生治史，受章太炎、梁启超二人影响较大，尤其是前者。左氏与章太炎相识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曾经回忆：一段时间“每周必一次或两次，造先生同孚路同福里寓庐，就国事向先生有所请益”，“生平亲受前辈教益最多之一时期”。一次，章氏问左近读何书，说正在通读陈寿的《三国志》，章氏对他说：“此书简练严谨，如能同时细看裴注，则可悟古人运用史料之法。”〔6〕从此，左舜生铭记在心，在香港清华书院时，于“专书选读”一课讲授《三国志》，即以章太炎所授之法转授诸学生。
左舜生学生陈凤翔回忆：左先生授课，徐速有节，井井有条，而不用看讲义，尤于近代史一课至为生动，每论人议事，皆如亲历其境，如数家珍。说到激动处，每每语调突变，声容俱动，白眉紧蹙，手指作势；说到国运蹇困处，“万方多难，则不禁掩卷长叹”；他教书不在于灌输，而是诱发学生提出问题，着重去讨论，有时兴犹未尽，乃于课后，约一二同学到附近茶社，“一杯在手，一根香烟，便继续他的谈话……”〔7〕。此时脱离中国政坛的左舜生不免有几多落寞，当年的风云际会，“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大有一种世事沧桑之感。
那个年代，在香港教书亦实属不易，“因为现代香港青年学生对政治患上冷感病，对近代史一无所知，故教书时，往往要将一事的前因后果，每一人的来历，加倍的说明，才会令学生明白”。左舜生对此感慨系之，以湖南同乡黄兴墓地沦为一片荒烟蔓草而借题发挥，说“我认为这不是小事，而是大事。……现代的中国人不重视历史，而叙述民国以来历史的人，更失去公平，即为最主要原因之一”〔8〕，他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就是《黄兴评传》。
适某年“五四”，学生特别向他请教“五四运动始末”及其影响，左舜生欣然应答，整整谈了一个晚上。左舜生对“五四”有与众不同的认知：固然起于争外交与打卖国贼，若只此一点，不过是一种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爱国运动而已。后来有人把这一运动的目标归纳于“民主”与“科学”，仍嫌狭隘。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充沛了一股活力，洋溢着一种热情，它的倾向不只是求善求真，而且在求美，对文学艺术要求的热烈，是在以往任何一种运动中所没有的。单调的民主可流于形式，单调的科学可陷于枯涩，赖文艺有以润色之，然后才做到笃实光辉，使人不倦。“五四”决不反对历史的回顾，但着眼在旧文化价值的重估，其精神是进取的，绝不是保守的，其目的在提炼旧的在新的中间去找位置，决不在歪曲或贬损新的在旧的中间去求附会。不只“中体西用”之说与“五四精神”不能相容，即“中国本位”之说也与“五四精神”格格不入……”〔9〕。
左舜生治近代史长达四十年之久，往往由于躬与其役而情见乎辞，友人常道“左先生本身就是近代史”。在历史上，他是著名的“国家主义者”，主张全民政治，从事过出版业，教过书，办过党，从过政，是一个典型的书生政治家。抗战结束，国共两党对峙，青年党提出“还政于民，还军于国”的口号，左舜生即为倡言者之一。而中国当时的现实，仍以武力相向而争雄，最终事与愿违，酿成动荡；而经此世变，左氏内心无不百感交集，与学生们谈及这一段历史时多有感慨：中国近代史的领袖人物，差不多全是军人出身，手握军权，即有武力，有武力则可胡作非为。军队中的领袖与整个军队更是一而二，二而一，军队成了某些人的亲信、私人财产，曾国藩练湘军，李鸿章练淮军，袁世凯小站练兵，手握四镇兵权，至有日后的与清廷、革命军两边讨价还价，卒至演成洪宪野心一幕。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选择定居香港的一批政治人物，他们既不愿追随国民党，也不愿意留在大陆，被认为是“第三势力”在港九的重新聚集。这一批人，包括左舜生在内，在此风雨飘摇之中，生活艰困，仍不改感时忧国书生论政之初衷，先后筹办《自由阵线》及《联合评论》。“第三势力”要角包括张发奎、顾孟余、左舜生、李璜、张君劢、张国焘、许崇智、谢澄平、董时进、许冠三、司马璐、孙宝刚、孙宝毅等人，这些人分属民、青两党，部分为国民党及桂系政治人物，他们先后在香港成立“自由民主大同盟”、“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等组织。
所谓“第三势力”，即有别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股政治势力。从历史脉络看，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党完成北伐之后，实施“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为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一些主张民主自由的有志之士，先后成立政党与之抗衡，其中有1923年曾琦、李璜等人在法国巴黎成立的中国青年党，1930年以邓演达为主导的第三党，1934年张君劢等人创立的国家社会党；其后，又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以及沈钧儒的救国会。这些政党均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实力有限，仍不足以抗衡国民党，常遭至国民党打压。直至“七七事件”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国民党为营造朝野团结、共赴国难的氛围，主动释出善意，邀请在野党派领袖共商国是，彼此间的关系才得以改善。
朝野关系改进，并不意味这些小党放弃各自的政治主张，仍希望在抗战中推行民主宪政。四十年代初，国民党专制独裁日趋见强，这些原本各自为政、政治立场有分歧的小党派，捐弃成见，共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日后的“民盟”。“民盟”成员在政治上有左右之分，很快出现分裂，左舜生于1945年秋断然退出“民盟”，从此再未参加“民盟”的任何活动，“民盟”最终遭当局取缔而宣告瓦解。
五十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是美苏冷战结构下的一环，背后有美国援助，也有反蒋势力李宗仁等人的奥援。第三势力藉以办报刊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先有谢澄平主导的《自由阵线》，后有黄宇人、左舜生主持的《联合评论》。《联合评论》的应运而生，与当时政治形势不无关系。《联合评论》前后存活六年多，从1958年至1964年，共出版三百一十六期。台湾当局不允许《联合评论》从香港进入，但不少人仍想尽办法以求一睹为快，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常翻译该刊社论以供国务院参考，中共亦列为干部的参考材料，可见《联合评论》在当时的影响。不过，“第三势力运动”最终归于沉寂，客观地讲，偏于一隅，失去政治舞台，这是一种必然，其中包括四个原因：一是角色的模糊；二是政治资源缺乏；三是结构的脆弱；四是属性的限制。但总的来说，第三势力运动之起落，“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仍有其参考取向的价值”〔10〕。
1957年元旦，青年党在台所办刊物《民主潮》以《新年三愿》为题发表社论，对台湾当局提出要“切实推行宪政体制”，真正落实“中华民国宪法”。在青年党看来，这部“宪法”仍是“民主宪法”，若能严格遵循，必能引导台湾社会走向民主政治的常轨。这篇社论的撰稿人，是青年党要角、著名历史学家沈云龙。社论既出，竟引发一场持续两年的关于“宪政体制”的论辩。为应因台湾岛内民主宪政之讨论，左舜生、李璜等青年党领袖分别撰文，提出各项建言，其中以左舜生的文章最具代表性。1957年3月31日，左舜生在香港《自由阵线周刊》第三十卷第一期发表《严重的局势必得打开》一文，强调“军事第一”固然重要，但“政治刷新”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绝不在军事之下，而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对国民党当局来说是“革新的契机”。左舜生认为，“以实际的情形来说，今天的宪政，早已名存实亡，其所以还保持若干在宪法上可以找出名称的机构，这只是为了应付国际的一种方便，否则便连这种徒拥虚名的机构也早已一笔勾销了”。
左舜生对国民党专制本质有着切肤之痛，他对台湾当局的批评，往往犀利又连带嘲讽，“简直是捅了国民党的马蜂窝，国民党当局不但查禁《自由人》，不准其进口，还透过党喉舌《中央日报》连发批驳文章，甚至指责左、李等人为‘中共同路人’”〔11〕。1959年6月19日，左舜生在所主持的《联合评论》刊发一篇时论，题为《抢救中华民国时间已经不多了》（第四十四号），对台湾当局及蒋介石提出了“改革的原则十六点”，这篇文章以深刻的洞见“将宪政体制论辩推至最高潮”。在此文中，左舜生直言一个“私”字已误了中国六十年，而迁台之后，在孤危形势下，也未能深思熟虑地制定一长远之“治台方案”，相反，“一听到有人倡言改革，总以为别有怀抱，不掩耳却走，便反唇相讥”，目前的局势“已经不是空言可以挽救”，“惟有先世变而早变，始有奋起挣扎的余地”，倘若因循苟且守旧，长此以往，后果堪忧，“时间已经不多，为了抢救中华民国，赶快树立一个改革的规模，已经迫不及待了”。
从左文核心内容看，仍是在向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本人建言献策，“改革的原则十六点”大要为：一，根绝大陆时代一党专政的恶习；二，精减政府机构；三，加强并扩大台湾各县的自治，其自治机构的人员，以“二外省一”的比率为原则；四，重订教育方针；五，实行严格的司法独立；六，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和权利；七，
发展科学教育；八，发展外资、侨资以及民营企业；九，裁减军队人数，等等。左舜生自认为这十六点“治台”原则，尽管不会怎样周到，但当局“把过去十年的光阴轻轻断送，这是一件太可惜的事。台湾虽不是一个如何了不起的地方，但绝不是一个不可有为的地方”
。 依左舜生的看法，改造后的国民党应放弃一党威权体制，甚至在文中将其政权当成“临时政府”或“地方政府”，无疑严重触犯了执政当局“维护法统”之大忌，当然不能为其所容忍，“此文被视为左舜生反蒋介石及反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作，披载之后，引起海内外轩然大波及一阵围剿。但左仍力排众议，坚持原则不为所动，时港、台各地谓之‘左文事件’”。国民党官方报纸《中央日报》、《新生报》迅速组织一场大围剿，“连篇累牍的对左舜生发动猛攻反击，指斥左的建议根本是‘危害国家利益的荒谬主张”，他“想作中华民国的掘墓人”。出乎意料的是，青年党“中央党务整理委员会”竟发表“对左舜生荒谬言论”的声明，青年党党籍“立委”冷彭、董微、陈祖贻等人对左文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左舜生本人的“荒谬主张”，驳斥文章刊于《醒狮月刊》复刊第七期；香港发行量很大的《工商日报》也推出社论，对左文激烈指责。
６月２６日，左舜生随即作出反应，发表《对于我们若干论点的澄清》一文，并在标题之下，说了一句十分诚恳的话：“若药勿瞑眩，厥疾勿瘳（《书·说命》）。请大家再尝尝我这剂药的苦味（这里的“书命说”，系指典出《尚书·说命》，作者注）。”接着又说：“《工商日报》一贯的立场是拥护政府的，而且我还听说，《工商日报》的社论，也偶尔为蒋总统所称道；不过，在我眼中，《工商日报》毕竟是一份民营的报纸，他们在十分不能忍耐的时候，也还要大声疾呼代表一般在海外寄人篱下的人民说说话……总还算尽了他们的言责”，“在上期的那篇文章里，我用了五个重要的字眼，即我希望政府能做到‘紧缩而坚实’，请问：这五个字眼里含义，除了……以外，还有什么人应该把它解释为就是要‘搞垮中华民国的政府’呢？如果主张‘紧缩而坚实’便是要搞垮政府，难道说在今天台湾的情况之下，要我们赞成‘铺张而松懈’才算是对政府十足的忠贞吗？”
7月3日，左舜生在《联合评论》再次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抢救”一文之动机不外三点：一，台湾的现状已快到无法维持，必须有一番彻底的改革；二，想让国民党的朋友们，了解宪法不可轻易动摇，我把球踢过去，让他们也得到一个维护宪法的机会；三，时局外松内紧，可是政府的麻痹，言论界的沉寂，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正因为如此，“我决心投下一大把辣椒，让大家开开胃口，或许能得到一个转机”。
左舜生所谓“抢救”一文，遭到来自官方、青年党内某些势力的严词挞伐和误解，但他本人仍安之若素，因为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建言“不妨使台湾诸公知道，这显然仍不失为是帮助政府之一道”，而且，“我也根本没有一定要去刺激他们的意思”。以台湾学者陈正茂的看法，左舜生这篇“抢救”之文，“实为当时第一篇敢于探究台湾政权体制弊端的文章，左视野之远，连当时的胡适、雷震亦不及之”。这一年年底，台湾社会围绕蒋介石三连任问题，再次爆发“护宪和修宪”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青年党绝大多数成员如梦初醒，他们坚持反对修宪的立场，与胡适、雷震等人及《自由中国》所秉持的立场完全一致，“左舜生在海外连连炮轰国民党与蒋，言论之犀利，令国民党十分头疼和难堪”。为了缓和与在野党的关系，台湾当局派出《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赴港游说，并敦促在港“国大代表”返台投票；当胡健中找到左舜生时，左氏对他明确表示：如蒋介石完全不顾一切，后果极为严重，中华民国倾覆，大家同归于尽〔12〕。
次年2月19日，左舜生与李璜、张君劢、黄仁宇、张发奎等数十人在《联合评论》发表《我们对于毁宪策动者的警告》一文，“我们在这里警告国民党当权派，及在台湾的‘国大代表’，我们要认清：这一毁宪连任的事件，在历史上将成为分别邪正和决定成败的大关键，它考验中国人的智慧，也考验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切盼国民党当权派能够悬崖勒马，也深望各位‘国大代表’能够自爱自重，不要做毁宪祸国的历史罪人……”。
1964年《联合评论》停刊后，左舜生已是七十的老人。他的钻石山惠和园寓所，房子不大，从书房到客厅都是书柜，坐拥书城，治学不倦，写作不厌，成为他晚年在学术上最富有的一个时期。定居香港二十年，陆续买下图书不下十万册，只是在经济拮据时，“就连自己最心爱的书，也不能不卖”。有一年，房屋租期已到，没有钱，不愿失信，只好卖掉一部原版古籍，价值港币二千多元，买主为美国某大学图书馆。朋友感叹卖掉这样的古籍珍本，未免有点可惜，左舜生以两句譬喻作答：“英雄卖马，壮士卖剑。”说完，摇头一笑。尽管因穷而卖书，一旦手中有了钱，又尽量用于买书。曾从东京买回一批有关日本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并请了一位日籍太太教日文，以便自己能直接阅读。日本问题是他晚年最感兴趣的一个课题，“过去一百年，我国殆无时不受日本困扰，今天亚洲有力的国家仍推日本第一”〔13〕，计划拟用三年时间，写一部中日两国受西方文化影响得与失的著作，惜因病而未能完成。
大约1964年前后，程思远赴香港专门拜访左舜生，意在劝其回大陆，“因大义犯难，不得要领而退”，左氏送程思远出门，被守候在门外的随行记者拍照，事后有朋友担心“万一那张照片流传出去，会不会引起麻烦”？左舜生坦然地说：谁也没法把红帽子戴在我的头上，那张照片顶多是带回大陆去，他们好交差〔14〕。
左舜生晚年写下大量的文字，应当说，与他多年议政经历以及时代需要有关，其中不乏书生意气，尤其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感性认知，形成自己学术的一大特点，卓然成家，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导者之一（另两位是李剑农和蒋廷黻）。左舜生生前撰有《近代中日外交小史》、《近代中英外交小史》、《辛亥革命小史》、《中国近代史料初编·续编》、《中国名人轶事》、《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万竹楼随笔》、《中国近代史四讲》、《中国近代史话初集·二集》及《黄兴评传》等多种著作，其中以《万竹楼随笔》最为畅销。
左舜生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而且同庚，早年两人都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毛常以“老庚”称之。1923年，毛在上海与左舜生见过面，劝他和“少年中国”一批朋友都去广东，“我们都去加入国民党，孙先生的病已有很重，一旦逝世，内争必起，我们的机会就来了”〔15〕。那年延安五日，他对毛提出想单独见一下张闻天，在“少中会”时期，左与张闻天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同住过一段时间，想与张谈谈对当下局势的看法，“毛答：‘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于是，我和任弼时一块去会张，任系毛的亲信，我和闻天谈话，他便坐在旁边，因此我们便只能叙旧，不便谈政治”〔16〕。
1969年10月16日上午八时许，左舜生因患尿血症不治逝于台北荣民医院，只活到了七十六岁。与梁启超是同样的病，梁任公病在右肾，左舜生病在左肾，去世一个月前由女公子宗华陪同从香港转来台北治疗，生还机率已不高，医生直言，即便割除左肾，也只有百分之五的把握。抢救至后，在深度昏迷中二十多天后离开了人世，已不可能留下什么话，但可以想见，在那个秋风透窗的上午，这位湖南人走得十分安静，却又带着许多无法说出来的恨事……
注释：
〔1〕1945年7月，左舜生与傅斯年、黄炎培等六人往延安访问，曾问过毛泽东：“假定蒋先生约你到重庆去谈谈，你去不去呢？”，毛回答：“只要他有电报给我，我为什么不去？”参见陈正茂主编《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中研院近史所史料丛刊（28），1996年5月初版，上集，第19页。
〔2〕梁实秋：《悼念左舜生》一文，收录于周宝三编《左舜生先生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4月出版，第48页。
〔3〕沈云龙：《述往事，悼舜老》，台湾《传记文学》1969年第15卷第5期，第81页。
〔4〕1949年5月6日王世杰致雷震函，参见《雷震秘藏书信选》，《雷震全集》第30册，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6页。
〔5〕阮毅成：《追念左舜生先生》，《左舜生先生纪念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一辑，第62页。
〔6〕左舜生著：《春风燕子楼——左舜生文史札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272—277页。
〔7〕〔8〕陈凤翔《我所见晚年的左舜生先生》，1969年香港《明报月刊》第4卷第12期，第70、71页。
〔9〕左舜生著：《中国近代史话集》，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8月新版，第138—139页。
〔10〕参见陈正茂编著：《50年代香港第三势运动史料蒐秘》，台湾秀威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5月初版，第40—44页。
〔11〕〔12〕陈正茂：《坚持民主宪政——青年党与雷震》，台湾《传记文学》2007年第90卷第5期，第14、16页。
〔13〕1968年9月2日左舜生致刘绍唐函，参见刘绍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周宝三编《左舜生先生纪念集》，第84页。
〔14〕参见胡国伟：《悼念政治家史学家左舜生先生》，周宝三编《左舜生先生纪念集》，第83页。
〔15〕岳骞：《敬悼左舜生先生》，周宝三编《左舜生先生纪念集》，第88页。
〔16〕左舜生：《谈谈我所认识的几个共产党人——张闻天、田汉、李达及其他》，原载1966年7月23日台湾《征信新闻报》，收录于《左舜生自选集》（近作，杂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4月出版，第16—17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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