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巨凯:“袁段吴张蒋”:民国宪政的五个拐点人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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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巨凯:“袁段吴张蒋”:民国宪政的五个拐点人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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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命运的一个最大的下拐点,便是袁世凯称帝,从此一个大滑坡,几乎让年轻的共和国夭折。民国宪政的命运曲线与此相仿。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开头好、好一半;开头孬、事不妙。由于袁世凯的黄粱一梦使民国的头没有开好,犹如襁褓中的婴儿害了一场大病,纵是不死也剩下半条命、奄奄一息了。
但这并不是说民国宪政就毫无康健的希望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的几届北洋政府是有机会挽救民国宪政的,事实上也出现过几次短暂的上拐,但由于种种的原因——主要还是几个实权人物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曾经弧光一现的希望破灭了,每一个短暂的上拐之后便是一急转直下的长长的下拐,几轮下来,民国宪政终于气绝身亡、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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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袁世凯在羞愤交加中病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接任总统;段祺瑞依法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一度被袁氏废弃的《临时约法》恢复了效力,被袁氏解散的(旧)国会也恢复了建制与活动。民国及其宪政又有了一线生机,就像一个大病濒危的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天之后,健康细胞渐渐地战胜了病变细胞,终于摆脱了死神,尽管虚弱不堪,但无生命之忧了。这个时候只要精心护理,调养得法,应该可以走出病魇,恢复康健与活力的。
历史把这副担子压在了段祺瑞的瘦削的肩膀上。
当时,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依据《临时约法》,内阁承担着实际的责任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总统更多的是威望、资信、尊贵和荣誉的象征符号。在北洋军系中,段祺瑞早已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而袁死后,段祺瑞已然成为北洋军系的实际上的领袖。在此之前的辛亥年,在清廷的强硬派妄图作殊死一搏时,段祺瑞领衔多名前线将领通电清廷,以领兵进京相威胁,终使强硬派吓得鸟兽散,赢得了“一电定共和”的美誉。在袁氏称帝的闹剧期间,段祺瑞以辞职赋闲作消极抵制,那么称帝的闹剧收场后,段氏以大节端正而深得人们的敬佩。总之,无论是能力实力,还是声誉资望,以及实际的地位,段祺瑞都成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顶梁人物。
然而,段祺瑞的瘦削的肩膀没有能够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民国宪政的起死回生在他这儿不但没能变成现实,而且还遭受了无意识、非自愿但却如组合拳般的连续致命的击打,使刚刚缓过气来的民国及其宪政又遭重创,从而更加虚弱不堪——离死神更近了。
使民国及其宪政再度大伤元气的,主要是这样的两件事:一是府院之争导致张勋拥清复辟;二是新旧国会之争导致南北分裂。这两件事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因素,但在当时的政坛起着主导作用的段祺瑞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由于《临时约法》的匆忙出台,更由于它是因人(针对袁世凯)而设职(实行责任内阁)的,胎里带来的毛病使诸多纠纷难以避免,首当其冲的便是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的职权划分不明晰,制衡的设置不合理,粗疏的程序又无从操作,使得府院之争成为必然,而不争反而不正常了。
单个地看,黎元洪是总统的恰当人选;段祺瑞是总理的恰当人先。黎元洪首义有功,德高望重,但缺乏军事实力背景,是个老实人,凡事能忍,善于妥协,作为国家的虚位元首,他再合适不过了;段祺瑞敏行讷言,刚毅果敢,善于处理具体事务并且大刀阔斧,身后倚着雄厚的军事实力,比较适合于当责任内阁的总理。但当这两个恰当的人选处在当时的具体的时空下时,争斗却接踵而至了。
在中国,若问皇帝怎么当法,稍有墨水的人都能说出个道道;若问总统怎么当法,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临时)宪法没有写清楚;因为此前充其量只有两位总统,这两位总统都很失败。不过,尽管失败,孙中山与袁世凯却不窝囊,在他们当政时可是大权在握的。
到了黎元洪这儿,总统却成了没有任何实权的荣誉性职位,黎大总统想不通也是人之常情。黎元洪虽然老实,却不傻;虽然平和,到底还有着军人的血性。由实位总统向虚位总统过渡,总会发生点什么——绝大部分的过渡期都会有故事发生。黎元洪不甘于做一个摆设,不甘于做“盖章机器”,他要对时政表明态度,他要干涉政府(内阁)的工作。既然成宪不甚明了,那么黎大总统作出一些权限试探也是合乎情理的:总统究竟有哪些权限?总统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双方都作试探,双方都有进退举止,那么双方都能慢慢地找到自己的权力的边界。虽有龃龉,终能吻合。这个过程也叫——磨合。
可是段祺瑞不是这样的人。段祺瑞不是常人。段祺瑞生性木讷,性格刚烈,不会妥协,不知进退拐弯。当时的《民国日报》曾这样描述过段的性格:段祺瑞生平不喜与人作寒暄语。设有客谒之,彼第一句话必曰:“尔为何事来?试言之。”于是,客述来意。段觉可为,即答“可”一字;设不以为然者,则答以“不准”一话而已,余无多言也。段祺瑞充其量只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军人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军人只需发号施令,而政治家除了发号施令外,还需宣传、动员、沟通、协调、妥协、迂回。所以当军人易,当政治家难。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要求,比作为一个军人的要求,要高很多很多。当民国及其宪政的命运落在一个赳赳武夫而非政治家手里时,其前途便可想而知了。
总统与总理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妙的兆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向副总统——很可能依法接任总统的黎元洪报丧。段进门后,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然后分宾主坐下。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这幕哑巴剧演了四十分钟,段站起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国淦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语气是那么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实此时段的身份是袁时代的国务卿,在成为总理之前还需履行一定的手续,可他俨然以总理自居了,视现任副总统、将来的总统如同无物。
不久,两人就为徐树铮的任命起了争端。徐树铮长期追随段祺瑞,是段最信任的心腹。段组阁时拟任徐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却以徐为人跋扈而坚拒,声称“我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见《张国淦文集》)。但段意甚坚,且搬出北洋元老徐世昌说项,黎直告徐世昌:“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徐世昌回说:“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必须办到。”最后还是黎元洪作了妥协,同意任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
徐树铮本来就是个张狂的人,加上有此过结,对黎更是没有好脸色。据时人回忆,徐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是何原因?徐竟答道:“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见《张国淦文集》)。作为徐的上司,段祺瑞对其很是纵容,且自己索性简傲,与黎少有接触。徐奔走府院之间,事事以己意为段意,对总统傲慢无礼,这更加剧了府院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到1917年5月份因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终于到了摊牌的地步。以段祺瑞为首的内阁主张参战;以黎元洪为首并获得国会中国民党系议员、部分社团支持的一派则反对参战。参战案在国会两度搁浅,使段祺瑞大丢颜面,他决心蛮干到底,以解散国会的方式解决问题。5月19日,由吉林省督军孟恩远领衔,联合8位北洋系督军、省长及其他督军代表,上呈黎元洪,以对制宪条文扩大国会权力不满为由,谴责国会议员,“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黎元洪自恃有国会和舆论的支持,也不甘示弱。5月21日,黎召见孟恩远等,告以总统解散国会没有法律依据,惟有段去职方可解决时局问题。这边,督军们在段宅密商,决定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那边,黎在左右的鼓动下,决定先下手为强,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任命外交总长伍廷芳代理其职。依据临时约法,总统令需由总理副署,即使是总理的免职令也是如此,约法的粗疏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段祺瑞发表通电,声明此令未经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一概不能负责,尔后离京赴津策划解散国会并倒黎,以图再起。
府院的摊牌使北京政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政府无人负责,国会也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这给督军团头目张勋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契机。
手中没有实权而又受制于北洋军人的黎大总统,此时只得病急乱投医,请张勋“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6月7日,张勋率所部数千人由徐州浩浩荡荡乘车北上。此时,段祺瑞想借张勋倒黎,黎元洪则想借张以自保,而张勋却包藏着拥清复辟的祸心。三人各怀鬼胎,孤注一掷,而押上的却是民国剩下的那么一点儿元气。
张勋提出了担任“调停”的先决条件——解散国会。国会本为黎元洪与段祺瑞相争的主要依靠,此前督军团多次要求解散国会都为黎氏所拒。但此时的黎元洪只有豪赌了,同意解散国会,希望以此换得张勋的支持,在府院之争中占得先机。
黎大总统解散国会的命令,使张勋的复辟阴谋的最后一个障碍清除了。7月1日,张勋拥前清废帝宣统复辟。老实的黎元洪怎么也没想到,被他寄予厚望的张勋会来这一手,可等他醒悟过来为时已晚,只能亡羊补牢了。他避居东交民巷后,立即通电全国:“吾国由专制而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托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 宣布“誓不承认”,要各省“迅即出师,共图讨贼”,“复我共和”。同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调集军队,誓师讨逆,于7月14日攻占北京。段祺瑞亲往东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的总统住宅,可曾下令解散国会的黎元洪这时已无颜复任大总统,电请远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自己黯然离京迁居天津当寓公去了。
府院之争以段祺瑞的完胜、黎元洪的彻败而告结束,可孱弱的民国及其宪政却挨了重重的一击!这场争斗及其结局还有着这样的宣示:在中国,好人政治行不通,文官治国只是摆设,还权于民遥遥无期,以武力撑腰的武人才是政治的真正主角。这可是一个恶兆啊。
在挫败张勋叛逆的过程中,应该说段祺瑞是立了头功的,他自诩三造共和(有相当的夸大的成份),显得志满意得,雄心勃发。一直让段祺瑞碍手碍脚的,并且曾是黎元洪手中一张王牌的国会,既然已被黎元洪宣布解散,段祺瑞也就就坡下驴,不肯恢复(旧)国会,一心要搭建能为自己掌控的新国会。
段祺瑞借口挫败复辟是共和再生,提出应遵循辛亥革命前例,召集临时参议院起草新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重新选举国会,为民国带来一个新起点。临时参议院于1917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段祺瑞的党羽(称为安福系)及结盟派成员控制了参议院,制订了国会条例。
条例规定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出各省的选举人(初选),第二阶段由选举人再选出国会议员(复选)。初选的时候,据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形容,是“一次腐败与吵闹的闹剧”。翟比南这样写道:“选票的行情与每日市场涨落情况,逐日登载在当地的报纸上,是一件可买卖的商品,像大米、豆饼或其他商品一样。”选举监督人截留大批本该发给选民的选票,填上捏造的姓名投入票箱,或者雇些乞丐、小商贩、算命先生、乡下人等前往投票。办理选举的人员将一大堆选票卖给候选人,由其如法炮制。那些没有能力买足选票的人,就雇些无赖、恶棍在投票时强抢选票。有的候选人付钱给另一些候选人,要其退出竞选。复选的时候情况更糟,候选人开始认真地竞相出价,众议员的选票价从150元到500元不等。因为选票价格争论不休,选举一再推迟。由于候选人要款待可能的支持者,利用各种场所达成选票交易,使茶馆、酒肆、妓院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以上主要是南京的选举景象,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
这样,在这次国会选举中,安福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470席国会议员中,安福系控制了342席,其余的128席中,研究系控制了20席,交通系控制了50至80席,其他的席位由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占有。
任何国家在民主进程的初期,选举舞弊都在所难免,但像上述那样公开买卖选票、公开贿选甚至抢夺选票,发展到这样的极端的程度实属罕见。民二国会(即旧国会)的选举,也有舞弊现象,但主要还是靠像宋教仁那样的党魁的宣传与鼓动,靠的是人的魅力与号召力,相对是比较公平的。由安福系把持的安福国会选举,自始至终充斥着肮脏与腐败,难怪它不被人们认可而成为短命国会。
段祺瑞之不承认旧国会、另起炉灶搞新国会,孙中山正是抓住这一点不放,召集所有愿意南下的旧国会议员,成立了非常国会,决议组建军政府。1917年9月10日,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10月6日,孙中山通电否认北京段祺瑞政府,命令各路陆军出师北伐,护法战争正式打响。
从此,长达十一年的中国近代南北分裂并武装对峙的局面开始了。
尽管这一时期,北京政府派系争战不断,广州政府也是倾轧丛生,但南北之间的战争与对峙仍然是一条主线。长时间的南北武力相向,相当于把生命垂危的民国及其宪政肢解两半,伤痛与伤害是难以言喻的。
而作为中华民国正统的北京政府,最终被灭于广州政府而宣告宪政试验的彻底失败,追根溯源,竟在1917年的新旧国会之争,段祺瑞的难辞其咎与难当大任便一目了然了。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段祺瑞固然有木讷狷介、专横跋扈的一面,但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好人。至少在个人品德上,可以说基本无大瑕。他一生没有自己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最被后人诟病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亲日,二是“三一八”惨案。
亲日是段祺瑞的政治策略(求得援助且不打算还帐),从个人感情上讲,段却是憎日的。当初袁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碟而拟接受二十一条时(其实此时二十一条已大为缩水),只有段祺瑞高声抗议欲与日本决一死战。“九一八”之后,日本人多次拉拢他,都被他严辞拒绝。他的旧部王揖唐企图为日本说他出山,被他疾言厉色拆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宗、父母和子孙后代!”
至于“三一八”,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段祺瑞下令开枪的没有确切的说法(家里人说他当时不在执政府里,也不可能命令开枪)。惨案发生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他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严惩凶手,自己引咎辞职,并且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一国之元首,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此后果然践行“终身食素”的诺言,这看上去不像做戏;即使是做戏,也是非常感人的。
问题就在这儿:把民国和宪政搞得一团糟的,偏偏不是一个坏人。如果是一个恶棍、昏庸者或是贪婪者当权,把国家搞砸了,问题反而简单了。问题不在这里——当权者是共和国的功勋并且深深地爱着她,自己无欲无求而分外廉洁,尽管有着性格的缺陷,但不失是一个好公仆。这样的人把国家搞砸了,问题就复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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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的直皖战争,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此后的四年,基本上由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主导中国政坛。
为什么要将曹吴连在一起呢?因为这两人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可以用“微妙”两个字来形容。论资历、论名份,曹锟是直系的当然领袖;论能力、论实力,吴佩孚远在曹锟之上,是直系的实际领袖。吴早就可以取而代曹了,但吴始终没有这样做。曹锟是个布贩子出身,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策略,他一生中做的唯一高明的事情,恐怕就是器重、提拔和信任吴佩孚,其它的事情实在是乏善可陈。而就是这“唯一的高明”一俊遮百丑,几乎让他享用终身。曹锟没有看错人,吴佩孚确实是个英杰,不但文韬武略冠绝当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个非常忠义感恩的人,一生对曹锟忠心不二,即便曹锟任性胡来而拖累大局时,吴也甘愿共沉而不去违逆他。两人也曾有过龃龉,但这种龃龉大多是做戏给人看的。外人无法弄清,曹锟的决定有没有征询吴的意见;吴佩孚的言行是不是曹的授意,或已得到曹的默许。所以谈论这一段历史,很难把这两人分开。
曹吴主政的前期,做了一些得民心、利宪政的事,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恢复法统”来统一全国。原来皖系主政的时候,废旧国会,搞了一个安福国会,以此给国民党以口实,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另立政府,造成南北分裂。如果恢复旧国会,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法统依据,可以不战而胜。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现任总统徐世昌就是安福国会选举的,如果恢复法统,现任总统的合法性也不存在了。于是直系的孙传芳发出通电——请南北总统同时下野。徐在直系摊牌后不得不有所表示,于1922年5月31日发表通电说:“孙传芳快人快语,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跻国家于磐石之安,鄙人虽在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胜于今日十倍。”
6月1日,以吴景濂、王家骧为首的旧国会议员203人发表宣言,否认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解散旧国会的命令,指出徐世昌为非法总统,自本日起,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南方因护法而成立的一切特别组织,均应取消。
6月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几次电话到总统府,催徐世昌卸职离京。徐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宴后宣布辞职,下令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本人乘车前往天津。这个总统当得很窝囊,也很累,本来就不恋栈的徐世昌并不稀罕它。
这时,民六年被张勋逼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成了灼手可热的人,让他复职总统、补足任期的呼声很高。天津黎宅陷于军伐代表和政客、议员的大包围中。曾受尽武人夹板气的黎元洪,一方面想复职争个脸面,另一方面也深知前途凶险。6月6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两院议长、军伐代表和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略作寒暄之后,就拿出一张电稿让大家传阅,并说:“这个电报上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我和诸位今天是最后一次会见。”说罢就进了内室。原来电报上写的是复职条件:大力裁兵,而且必须有“废督裁兵”的保障。在得到了各实权人物废督裁兵的初步保障后,黎元洪进京复职。
恢复法统对南方政府的杀伤力显而易见,首先是分化瓦解的力道巨大。像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头面人物都有电赞成恢复法统,拥护黎元洪复任总统。广东的实力人物陈炯明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但在致伍廷芳的电报中说:“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目的已达。黄坡(即黎元洪)复职,法律之争,应候法律解释。非常国会擅举总统(此处指孙中山),恶例一开,乱及百世。炯力争无效,以此获罪。现惟仗公之力,切劝孙公敝屣尊荣,以天下以无私。”这个电报竟称黎为总统而称孙为先生,希望伍廷芳劝孙辞去总统,态度一目了然。
果然,在孙中山改道江西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陈炯明竭力反对北伐,6月15日晚,“陈家军”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实践其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并派兵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化装走出总统府,与海军司令温树德同登楚豫军舰。16日,“陈家军”在广州张贴布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表示大公。诸色人等,安居勿恐。”19日,孙电令北伐军迅速回师靖难,北伐又一次流产。广东省议会和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赞成统一,欢送孙中山下野。8月9日,孙中山接受沙面英国领事的建议,乘坐英舰摩汗号到香港,10日乘坐俄罗斯皇后号轮船赴上海,实际上是被迫下台了。
人们引颈相盼的旧国会恢复了,“非法总统”徐世昌、“非常总统”孙中山都下野了,各方基本认可的黎元洪复职(总统)了,这个时候,屡遭摧残、命悬一线的民国宪政又有了生命的迹象。只要好好养护,慢慢疗治,宪政的恢复与成长还是有希望的。
吴佩孚积聚起足够的实力从而成为直系实际的领袖,首先得益于他麾下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当他还是基层军官的时候,他率领的营、团、旅、师往往是全军的尖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他成为“玉帅”以后,直皖战争只用了4天就把段祺瑞打得落花流水;第一次直奉战争只用了6天就把张作霖打得落荒而逃(窝进东北)。
吴佩孚的治军之道,首先在于以儒将兵,即以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维系军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狠抓作风纪律教育。我们说,军事指挥者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战才”,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战术,取得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胜利;第二个层次是“将才”,能够从战略上考虑问题,运筹帷幄,足智多谋,,能够打赢一个又一个战役;第三个层次是“帅才”,不但要从战略战术上考虑问题从而打赢战争,而且要在军中搭建牢固的思想价值体系,由此而生出超常的凝聚力,由凝聚力而生出超强的战斗力。吴佩孚就属于第三个层次的“帅才”,时人称他为“玉帅”并不完全是恭维他。
清末民初,西风日渐,两千多年来占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非常混乱,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军从民中来,各系军队也是思想混杂,有的军队以部旧私谊维系,有的以金钱利益维系,有的以宗教教义维系,不一而足。一支糟糕的军队首先是因为糟糕的维系,比如以利相系者,很容易为利生变,是很难做强做大的;一支优秀的军队必定有着优秀的灵魂——成为体系并被广大官兵自觉认同的核心价值,由此而产生高度统一的思想和高度统一的行动。吴佩孚比其他军伐高明的地方——甚至袁世凯、段祺瑞都不能望其项背——正在于他懂得并善于塑造新的军魂。在这方面,恐怕只有蒋介石能与他比肩而立。
吴佩孚是前清秀才出身,因得罪家乡的官吏、豪绅而被革除功名并被通缉,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了,辗转流落后便投笔从戎。他22岁便考中秀才,靠的可是真功夫,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以他的功底敏慧,当能博取更高的功名。在所有的那个时代的军人中,论起旧学的底子,恐怕没人能出科班出身的吴佩孚之右了。这也是他能够以儒治军的资本。
吴佩孚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专讲政法及物质科学。礼云: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因而历位总统均不得久于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入手”(《吴佩孚先生集》)。他利用一切机会向部下灌输传统伦理道德。几乎每天午饭后,他对部下总有一番“精神讲话”,主要是训诫部下要恪守传统道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即此礼教两字,质言之,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吴佩孚的口才很好,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抓人,效果当然好了。这也说明他的旧学底了厚实。而且,他还能根据时势变迁,对传统作出新的诠释,效果当然更好了。例如,对于“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中的君臣,因为民国已无君主,君臣关系该怎样理解呢?吴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王,但君臣之纲并没有中绝,因为可以把国家理解为“君”,把自己的良心理解为“君”。同时,也可把为国为民的长官理解为“君”,这样一来,“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如是,“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又如,对于“八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悌)中的忠孝,吴佩孚也有新的解释。他认为,忠无疑就要忠于国家,只要以心为君,守心为正,让良心自然流溢出来,就会无处不忠、无时不忠、无事不忠。说得通俗一点,工农商学兵,每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忠;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就是孝。比如军人之孝,就是“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中心愉悦”,这就是孝。
其次,吴佩孚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部下,聚拢人心。
吴佩孚以伦理道德的拒新复古来重塑军队的思想灵魂,这个做法的对与错、好与坏、顺与逆、合与隙,我们暂且不论,单就其个人的人格魅力与张力,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吴佩孚的学历其实并不高,考取秀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本科毕业,如果把举人大致看成是博士、把进士大致看成是博士后的话,那么相当于本科的秀才只是一个基层的学历。但吴佩孚酷爱学习,一生手不释卷。直到五十多岁了,仍在孜孜不倦地学英语,“钻劲”由此可见一斑。他的《春秋正识证释》、《大丈夫论》、《日食参考说》等专著,使“儒帅”之称不是浪得虚名。而且,吴佩孚不是死读书,他总能学以致用,同时与时俱进,吸收消化最新的元素为我所用。他的“新君臣论”、“新忠孝论”、“新武神论”、“新顺逆论”等等,都是在儒学基础上的推陈出新。这可不简单啊,既要将旧学融会贯通,还要有所发挥、发展和创造,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仅凭这一点,吴佩孚就在军队和集团中就奠定了“导师”的地位,为部下所诚心景仰。
古人言“公生明,廉生威”,吴佩孚之异常廉洁为他赢得了至高的威望。他做过“通天”的官,直接统治过几省的地盘,统率过几十万大军,但却没有一点私蓄,也没有半亩的田产。与此相应,他的生活也极其俭朴。三十岁才娶了发妻李氏,李氏无出,在母亲坚持下纳妾张佩兰。李氏去世后,他一直与张佩兰相伴,始终不离不弃。张劝吴纳一小妾,不要断了吴家香火,吴坚决不肯。1922年,一个德国贵族女子迷上了吴佩孚,不远千里跑到洛阳,向他当面求爱,被他拒绝,该女子还不死心,回到上海,不断给吴佩孚写情书,几个月后,所有的情书都没开封的退了回来,最上面的一个封面上写着“老妻尚在”四个大字。
最能演绎吴佩孚人格魅力的是他的“言必行、行必果”。
吴佩孚一生特别讲究“信”字,至死不渝。他说过不借外债,果然一生没向外国人伸过手,哪怕这笔援助能让他起死回生。他说过不出洋,果然一生没离开过中国,哪怕境遇十分的凶险。他说过不入租界,果然一生没进过洋人的地盘——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部下劝他到租界里躲躲,他就是不肯,宁可冒险从海上逃亡;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有人劝他搬进天津租界,他坚决不去,宁愿做自由受限的寓公;1938年,曹琨病死在天津法租界,对于这样一位他一生忠心不二的“恩主”,他理应亲往租界的灵堂祭奠,但他不愿自毁誓言,只在北京设灵堂遥祭;1939年年底,他吃饺子时被一粒骨碴硌伤了牙,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忍,有人劝他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东交民巷的外国医院就诊,他宁死也不去,十几天后果然与世长辞了。
判断一个人的人格的高下,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死后;不光要听他生前好友部下的评价,而且要听他的敌人的评价;不光要听一个敌人的评价,而且要听所有敌人的评价。如果一个人死后,他的生前所有的敌人都对他肃然起敬,那么这个人的人格肯定有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吴佩孚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吴佩孚去世后,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伪政权立即隆重祭奠这位秉持民族大义、始终不肯屈就(伪职)的人,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致哀。
曾经与吴佩孚有过殊死搏斗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这对民国的军人是一项至高无尚的荣誉)。蒋介石亲致唁电至北京吴公馆: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因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而结下血仇的共产党,在吴去世后,也以一定的方式表示出哀悼之情。时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伐,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伐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伐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另外还有许多他生前的政敌、军敌都对他的死表示出内心的哀悼,并对他的人格表示由衷的钦佩。
吴佩孚手下有一位师长,在吴死后,于其墓旁建成两间陋室,自愿充任守墓人,长年居住守护在这里。后来在附近村里的一个学校当了工友,维持生计,仍住在陋室里守墓。直到“文革”来了,此人就不见了。几十年如一日,居住在荒僻的墓旁茅屋,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如果不是出于对墓中人的极度爱戴,任谁也是做不到的。
吴佩孚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军人,而且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政治家。其政治才华远在同时代的芸芸政客之上。如前所述的以儒将兵、重塑军魂,其实不惟如此,在整个势力集团乃至整个直系集团中,吴佩孚都很注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同时以自己的政治人格去引导、感化和教化部下,使他在直系中最有影响、最有实力,成为的实际上的无冕领袖。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这时吴佩孚使出了恢复法统招数,这一招收到了奇效——高举护法旗帜的南方政权,此时失去了法统依据而分崩离析——不战而屈人之兵,吴佩孚的政治才干由此可见。吴佩孚个性鲜明,敢言能言,善于利用舆论,注意民心潮流的向背,具备从事现代政治的技巧与能力,是一位比较全面和成熟的政治家。
所以,在吴佩孚掌握实权的时代,极有可能把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国统一起来,恢复法统,走向宪政。这是后袁世凯时代的民国时期,宪政希望最亮堂的一次机会,也是一条最长的上拐线。
然而,变生肘腋之间,那条好不容易形成的上拐线急转直下,变成一道无情、残酷、僵硬、顽固的下拐线。
布贩子出身、志大才疏、素质低下的曹锟开始“作”了。
直奉战争以后,张奉兵败出关,曹吴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者。这时候的曹锟,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即使广有实权的吴佩孚最后还得听他的),是一个不是总统、胜似总统、权力比总统大得多的当政者。但是小人得志必然忘乎所以,春风得意的曹锟飘飘然了,要过一把总统的瘾了。而且迫不及待,就像毒瘾发作一样,一刻也不能等。
自己要当总统,就得把现任总统轰下台。其实这时黎元洪的(补足)任期还剩几个月了,但就这几个月曹锟也等不及了。已有一次不体面下台的黎元洪,这次力求有一个体面的下台,于是犯了牛脾气,不肯半途而废。一个迫不及待要上台,一个坚决不肯下台,曹、黎之间剑拔弩张,已无法调和。
于是曹锟就纵容手下胡搅蛮缠,大闹总统府。1923年6月7日,十四机关军警长官二百余人吵闹着到总统府索薪。6月12日,冯玉祥领头,“京畿各师旅军官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住居仁堂,借口索薪晌,百喻不散……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段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呼喝之声响震屋瓦……”(黎当年的电文)
到后来,闹剧演到了极端丑陋的程度,总统府的水与电都被掐断了,总统卫队也都奉令撤走。陷入如此困境的黎元洪,把“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印”等图章交给姨太太,让她躲进了法国人设在东交民巷的医院,自己携随从于6月13日下午乘专列退往天津。
黎出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找总统印没找着,立即打长途电话请直隶省长王承斌在天津拦阻火车加以搜查。王承斌接到电话后,即带警务处长杨以德,率大批军警乘车到杨村“迎接”专列。专列到了,王到黎的座席前问道,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一个省长却以如此口吻责问一国之总统,黎元洪自然怒不可遏。这时火车仍在开动,于下午四点半开到天津新站,黎要开到老站下车,王却指挥卸下车头,请黎下车休息。黎不理不睬。这时的总统已完全失却人身自由,黎元洪愤不欲生,开枪自杀,被随从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
晚十时,王承斌再上车讨要印信,黎只得说出实情。在王的严辞威逼下,黎只得派手下到车站打长途电话,吩咐将印信交与国会。姨太太不相信,坚决不肯交出印信。最后黎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自己到车站打电话,姨太太才肯把印信交出来。
6月14日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总统的印信已经拿到,这时他复又上车,拿出为总统代拟的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让黎签发,文件的大意是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黎在胁迫之下签了名。
获得自由后,黎元洪甫回住宅,便把被迫签发文件的情形通电全国,并函请国会惩办监视元首、劫车夺印的直隶省长王承斌。当天,国会两院召开联合谈话会,讨论当前局势。保派议员(即拥曹派)主张先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随即组织选举会选举总统。反对派议员认为军警流氓迫走总统,国会应有严正的表示。两派打了一场口水仗,无果而散。
直系军伐通过大闹总统府、劫车夺印等系列丑剧而驱黎成功后,全国舆论哗然。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否认摄政内阁,函请外交团转达各国政府,不要承认北京政府。各省团体纷纷通电痛斥直系军伐。国会议员也纷纷离开北京,不但总统选举无法进行,就是制宪会议也不足法定人数。
这时直系决定用金钱收买议员,选举曹为总统。可是,曹锟是个吝啬鬼,自己不肯破钞,要别人代筹。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哪能那么容易筹到。最后王承斌想出了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探二十多人分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抓捕制毒犯百余人,把他们押到天津来,枪决了几条“小鱼”,其他的“大鱼”则要交出一笔赎金便可释放。此外,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每县筹借1至3万元。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进行半公开的贿选活动。收买议员的策略取得了效果,回京议员络绎于途。凑足法定人数后,直系提出了总统大选与制定宪法“一锅煮”的办法,并且承诺与会并投票议员每人发给5000元。
1923年10月5日,国会两院开会进行大选,签到者有593人。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接着便制定宪法,实际上是把当年袁世凯不愿接受的“天坛宪草”稍加修补而已。10月8日续开宪法会议三读会,宪法十三章141条全部获得通过。10月10日上午,众议院正式公布宪法。十余年来历经波折的而难产的宪法,搭着贿选总统的快车而“快产”“成功”了。这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曹锟宪法”。
平心而论,撇开贿选这个因素,单纯从立宪的角度来看,“曹锟宪法”是一部不错的宪法。它的“原身”就是1913年的“天坛宪草”,是当时的国民党、进步党、旧官僚和其它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议会与政府的权力格局中作了较为平衡的设计(纠正了《临时约法》在这方面的偏颇);同时,行政系统的设计也比较合理,规定既实行内阁制,同时又赋予总统一定的权力。然而,由于它沾上了贿选的臭名——是由曹锟贿赂的“猪仔议员”们审读通过的,再好的宪法也难以让人信赖了。打个粗俗的比方,就像烘坑里捞出来的黄泥巴,不是屎也是屎了。一部较好的宪法,却被不适当的人,在不适当的场合,以不适当的时间出台了,这是对民国宪政的最大反讽。
一心想过总统瘾的曹锟,终于在10月10日赴京就职,狠狠地过了一把总统的瘾。
也许曹锟没有想到,他之贿选总统实际上是在“政治吸毒”,在获得了莫大的政治快慰的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政治生命的灭亡。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张作霖乘江浙战起,率大军17万八关。吴佩孚统领25万大军前往迎战。两军在热河、山海关等处交锋,均动用海、空军参战。数星期之后,吴佩孚沿长城一线取得节节胜利,他踌蹰满志,决心猛追穷寇,出关作战,彻底消灭奉军以绝后患。就在这关节口上,他的部将冯玉祥突然率军脱离战场,返旆南指,回师北京,于当年10月23日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冯玉祥的突然倒戈使吴佩孚措手不及,奉军乘机大举反攻,终使直军在战场上全线崩溃,吴佩孚败走华中。直系从此退出了北京政坛。
从现象上看,是冯玉祥的倒戈导致了直系的失败,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直系核心的腐败,说得更直截一点,是曹锟的胡作非为使直系失去了舆论和民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冯玉祥。冯玉祥的政治操守姑且不论,在窥测民心、顺乎舆情方面,冯玉祥是高人一等的。他之屡次背叛上司,都是在上司与舆情之间作出的艰难选择——与其说他背叛上司,不如说他更在乎舆情。所以说,把他比喻成三国时的吕布是不恰当的,尽管看上去他与吕布较为相像。如果说吕布属于“有奶便是娘”那种人的话,那么冯玉祥的特立独行是有参照系的,这个参照系就是民心所向。以这次反水为例,正是他看出了因贿选而上台的曹氏集团名声不好且继续失去人心,才敢于反戈一击的。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曹氏集团的名声恶成怎样了。前已有述,曹锟贿选已是半公开的程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政客与议员之间进行公开的交易甚至讨价还价,这且不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贿选的事传到社会上引起议论纷纷,他们已经顾不上忌讳了。仅举一例:`众议院议员邵瑞彭公开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某些政客的行贿行为,并将重要证据——5000元的银行支票制成模版送交各报发表。如果说以前只是传说的话,那么这一次可是证据确凿了,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面对如此窘状,直系政客们干脆置之不理,一条道走到黑。我们说,做坏事也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做了坏事而知丑;第二个层次是做了坏事而不知丑;第三个层次是坏事暴露但不顾忌照行其丑。而那些贿选的政客与议员,显然处于第三个层次上,可以说已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了。贿选的事实及其被渐渐地公开,使曹氏政府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广受质疑,也饱受舆论的抨击,时人称曹锟为“贿选总统”,称受贿的议员为“猪仔议员”(就像猪仔一样可以花钱从市场上买来)。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上海、杭州、芜湖等处市民举行反曹示威大游行,安庆和杭州还发生了市民捣毁贿选议员住宅的事件。各省团体纷纷调查本省参加贿选的议员名单,予以公布。本来不错的一部宪法也被称为“曹锟宪法”,而沾上了臭气。试想,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权,能得人心么?不惟如此,不学无术的曹锟上台后,没有也做不出什么正经事,私生活上却极其糜烂(不但妻妾成群,而且好男宠)。这样的人,这种人所主导的集团,不失去人心才怪呢。古来有“逆取顺守”的说法,如李世民、赵匡胤以不法手段夺权谋位,但后来把国家治得很好,人们也就不计较他们的过去了。但曹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才干与品质,“逆取”能行,“顺守”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与其说是冯玉祥倒戈,不如说是曹氏集团借着冯氏之手向自己挥戈自戗。
唯一能够阻止曹氏胡来的,只有吴佩孚,因为以当时的实力与声望,他已在曹氏之上,甚至可以说,吴佩孚取而代之(曹),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吴佩孚不会这么做。他不是这样的人。
前面已经交待,吴佩孚一生率先垂范,恪守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八礼,毫不逾矩,甚至可以说到了自虐的地步。在这八礼中,他最推崇的是“忠”与“孝”,认为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所以他对有恩于他的曹锟,一直视为“恩君”,保持着绝对的忠孝。如果把它理解为做给下面人看的,就像儿子孝顺老子是为了做给自己的儿子看的,也未尝不可。如果“恩君”变得昏庸胡为怎么办?吴佩孚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最多只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即使成为“愚忠”,即使共同的大业受损,也在所不惜。
所以,当曹锟不择手段谋取总统职位时,吴佩孚明明知道其事不合机宜,必然会坏了大事,但他也只是“曲进谏言”,当屡谏无效时,只好保持沉默——不表态、不支持、不反对。更别说“反叛”和取而代之了。眼看着船长将巨舰驶向暗礁密布的航道,也只是从旁劝谏,绝不出手阻止,宁可一起触礁沉沦,这就是吴佩孚。
话又说回来,如果吴佩孚反曹并取而代之,他在下属眼里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套思想维系系统就会轰然倒塌。背叛,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会招致几何级的增长。一向看重思想道德力量的吴佩孚,是不会做这种傻事的。
吴佩孚其实别无选择。
触礁,沉沦,不可避免。
急转直下,长长的绝望的下拐线。
这就是命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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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吴佩孚-巨凯:“袁段吴张蒋”:民国宪政的五个拐点人物(1)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