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除了李自成起义，还有张献忠的一支起义军，虽然没有直接消灭明朝，张献忠还是在西北地区建立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政权，并用残酷的手段统治着百姓。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说，“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了。”

关于张献忠的残暴，历史学家们已经搜集了足够多的证据。

不过，据说把张献忠杀人的“数字”全部加起来，数字会比当时全中国人数都还要多。

康熙时期的学者毛奇龄曾说，张献忠嗜杀，共杀人“六万万”。

毛奇龄的说法，直至1923年才成书的《清代通史》也加以沿用：“献忠性嗜杀……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有点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中国的人口是到了道光时期才达到四万万的。张献忠从哪儿变戏法变出这么多人出来的呢?

那么，究竟张献忠杀了多少四川人呢?

据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顺政权，后决定放弃四川，打回陕西老家。张献忠临走之前，一把大火彻底烧毁成都，然后朝广汉退去。尾随而来的清军发现了一块高七尺，宽三尺，厚八寸的花岗石“圣崳碑”，上刻一排大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落款为大顺二年(1645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献忠七杀碑。

不过，这块碑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

张献忠当然在四川杀了很多人，特别是读书人。

张献忠最讨厌的是这五种人：“一曰衙蠹，谓州县胥快皂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宦蠹，谓缙绅家义男作威者也;五曰学蠹，谓生员之喜事害人者也。”他称之为五蠹。

也说是说，他最讨厌的是州县官府的办差的衙吏，王府里的官差，民间的土豪劣绅，官宦子弟官二代，以及读书人。

可能是他受过太大的刺激，所有规定：“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只要是姓朱的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格杀无论。

其实，张献忠入川后，一度得到当地旧明朝官员的热烈欢迎。“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遑。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所以大家都前去投靠他，据说是“文臣武将，卖降恐后”。

张献忠还一度在四川举办科举，开科取士，打算让川人治川。他还特意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

不过，由于张献忠仍坚持没收与打粮的办法筹积军饷，侵害了广大士绅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再加上南明弘光朝的封官许愿，很多人开始反水，“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张献忠最后只能蜗居在成都城内。

后来，张献忠决定离川回陕，为一泄心头之恨，特意举办“特科”，召集各府州县生员五千多人，最后全部杀于大慈寺。

得罪了读书人，所以最后关于张献忠屠川的记载汗牛充栋。

其实，四川的人口减少，是多种因素构成的。

一是天灾，当时瘟疫流行，顺治初年，瘟疫等灾害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就是“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再一个是虎祸。据记载，当时“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夤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食者”。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川境内行数十里，就发现绝无炊烟。

二是人祸。这个人祸也不仅限于张献忠，而是还包括了旧明军、清军、吴三桂军等“共同努力”的结果肆虐之结果。张献忠死于1646年，此后清军用了近20年时间才最终平定各种抗清势力，平定四川。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杀光，清军也不可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来平川。仅就从时间上来看，导致四川人口减少的最大原因，恐怕还是清军。

清初张烺在《烬余录》中记载，到顺治五年(1648年)，“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也说是，当时四川人数的减少，张献忠要负十分之三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张烺写《烬余录》一书，主要目的是要把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所以对张献忠的残暴一定做了更多的夸大。

如此算来，张献忠在四川杀人不会超过60万，而清军造成的损失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正是由于人员大幅度减少，才导致后来轰轰烈烈的“湖广填四川”运动。

问题在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苦的总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