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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1月，大清帝国海军大臣载洵一行抵达柏林，受到德国方面高规格的接待，原因也很简单：德国的财神爷来了。早在三个多月前，载洵刚刚就职海军大臣时，就雄心勃勃的提出重振海军计划，准备在未来七年内，添置8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此后，载洵一行开始了环球采购，在到达柏林前，载洵已经在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兵工厂下了订单。德国人眼见大清真的撒银子了，自然不敢怠慢，高规格的接待外，带载洵逛遍了德国的兵工厂。可惜这位贝勒爷似乎对德国的舞会和妓院更有兴趣，这也成了当时德国报纸的槽点。

虽然载洵有点儿不着调，但大清这土豪可不是装出来的。一年后，即1910年，又一条消息传遍了世界：大清为了新政，决定在北京贡院的旧址上兴建国会大厦，由德国人设计，德国施罗特公司负责施工。虽然设计上参考了德国国会大厦，但体量却是德国国会大厦的两倍，而且电梯、电报、电话、暖气一应俱全，尽显现代化风采，因此造价不菲，全世界也就再次被大清的挥金如土所震撼了(注：1911年武昌起义后，此大厦刚打好地基，被迫停工)。

走出柏林凯宾斯基酒店的载洵

今人看来，清朝在末年居然还是一副土豪的样子，确实出乎意料。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末年的大清王朝应该穷困潦倒才对，毕竟1901年的《辛丑条约》，使清廷背上了连本带息9.7亿两白银的赔款，从1902年开始，各项赔款和外债使清廷每年就需付出4700万两白银。要知道，康熙时的财政收入不过三千万两白银，乾隆作为清朝的巅峰时代，年入也不过是四千多万两而已。况且，早在康熙时，清朝就已定下国策：永不加赋(指田赋)，想提高财政收入似乎不太可能。

但现实情况是，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清朝的财政收入持续升高，先是在1899年突破一亿两大关，接着1908年突破二亿两，到了清朝垮台前的1911年，财政收入更是突破了三亿两，已经几乎是康乾盛世的十倍了。那么，问题也就来了，理应破产的大清帝国，咋就变成土豪了呢?而既然这么有钱，清朝又怎么突然垮台了呢?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在乾隆时代，清朝税源主要有三：田赋，大约每年三千万两;盐税，每年约500万两;关税，每年约500万两。在清朝末年，传统的税种均有大幅增长，虽说永不加赋，但1895年后，迫于《马关条约》赔款的压力，清廷也开始提高田赋，到1911年，田赋收入达到4800多万两。至于盐税，清廷通过盐税抽厘和食盐加价的方式，大幅提升了盐税收入，1911年这项收入竟高达4600多万两。而关税的增加，与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有很大的关系，以前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后来，各种不平等条约将越来越多的城市辟为通商口岸，客观上扩大了海外贸易的规模，关税收入自然水涨船高，1911年已经达到了4300多万两。

铁路是清朝末年另一项新兴收入。最早的时候，清廷认为铁路破坏风水，不肯修路。后来甲午战败，清廷才发现，清军虽本土作战，但因为没有铁路，援军、物资依靠马拉车推，贻误了战机，于是，开始修建铁路。很快，大清官员们发现了铁路另一个妙处：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尤其是1906年通车的卢汉铁路，去掉借款利息、成本，每年还净赚三百多万两白银，这还不算各地火车站所带来的商税收入。于是，在利益的驱动下，清廷从讨厌铁路，到疯狂修路，铁路已成了清廷眼中的香饽饽。由于早先已经把一些地方路权卖给了民间资本，为了把蛋糕独占，1911年清廷宣布铁路国有，将民营铁路和路权全部收回，由此引发保路运动，这也成为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所以，清朝财政收入突飞猛进的原因，我们用八个字可以概括：横征暴敛，与民争利。虽然清廷挣了很多银子，却已是民心尽失，江山能长久，那才叫怪事。但清廷不知道这一些，自以为有钱就可以江山永固，1911年10月4日，清廷颁布了国歌《巩金瓯》，其中一句歌词是“帝国苍穹保”，大清自我感觉可谓良好。六天后，武昌起义的枪声成为大清的丧钟。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公布了1911年财政收入：30191万两银子，这是个史无前例的数字，清朝财政收入喜破三亿大关。一个多月后，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逊位，至此，清朝结束了对中国268年的统治。